章太炎  

  端方  

1907 年7 月6 日（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光复会领袖徐锡麟统帅由陈伯平、马宗汉等三人所组成的光复军，在安庆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枪杀皖抚恩铭的独幕剧。消息传出，犹如晴天霹雳，在北京草木皆兵，清廷“决定暂停引见，钦差大臣在内阁验放”。像这样停止引见，只有在皇上冲龄践祚之时，以及庚子之役、两宫未回銮之时才有过。“项城自闻皖抚事，几为之悸，于是而病，廿九具折请病，上赏假一月。”特别是在徐锡麟的供词中说及“本拟再杀铁良、端方”等人。被点名的则更是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暗杀政府大吏，是当时的革命时尚，非徐锡麟始，其震动之所以空前的大，是因徐锡麟本系革命党首领，却捐官道台，混入官场，为上司宠信，安置在重要岗位，并依为心腹，正如恩铭在临终前的遗折中所说：

徐案发生后，全国各级衙署都进行了一次清洗运动，端方在两江督署进行得最为彻底。尽管如此，大吏们仍难以自安。端方曾有一长电致铁良，大旨说：

陶成章说：

据《民报》社的一位年轻记者汪东回忆：他曾为《民报》第16号写过一篇时评，勉励革命党人要完成徐氏未竟之志。当时，实际管编发行的湖北人吴昆（坤）忽然派人对他说：

田桐在《辛亥闲话》中说得更详：

冯自由对此事亦有记述：

时孙中山、黄兴亦均在南洋，“均未得报告”，因此对程家柽此举均有怀疑。直至民国元年，程“出席革命先烈追悼会，一部分党员指为变节事满，逐诸门外。赖黄君克强，及宋君（教仁）极力调解始已”。宋教仁因此写了一篇《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就是专门为之辩白释疑的。其云：

端方亦想以金钱买命，欲买通的对象竟是《民报》主编章太炎，中介人是刘光汉夫妇。

刘申叔时名光汉，1906 年在芜湖安徽公学及皖江中学堂教书，易名金少甫。亦因鼓吹民族革命而遭江督、皖抚注意，不得安身，遂于1907 年元旦，应东京章太炎之招，携母偕妻，并同姻弟汪公权一起至日本。时值清政府通过日本政府欲引渡革命领袖孙中山，或逐孙出境。日本政府以两面手法，一面应清廷之请，一面又通过浪人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劝孙中山自动离境，秘密馈赠8000元作为离日的经费。在欢送孙中山离日时，又通过东京证券商人铃木久之郎公开资助孙中山1万元。孙中山仅以其中2000元留交《民报》社作为维持经费，余款均带走作从事华南武装起义的活动经费。孙离日后，《民报》社的经费奇窘，又得知孙除1万（元）之外尚取日政府8000元，于是引起同盟会总部一些人的怀疑与不满。章太炎与张继等人则大肆攻击孙中山，并要求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这就是第一次“倒孙”风潮。刘光汉本与章太炎一样，是光复会会员，到东京后才参加了同盟会，这次亦积极参与“倒孙”其事，并建议改组同盟会，欲由自己来当总理，最后没有得逞。

“端方日伺党人之隙，欲以离间之，广出财帛以买侦探。……其妻何震及汪公权日夜怂恿光汉入官场，光汉外恨党人，内惧艳妻，渐动其心。”1907 年年底，时刘光汉与何震正在东京办《天义报》和“社会主义讲习会”，鼓吹无政府主义，以抨击三民主义，继续从思想理论上分裂同盟会和攻击孙中山。章太炎自己也倾向无政府主义，为了研讨方便，则搬至《天义报》社与刘光汉同寓。刘氏夫妇遂劝诱章太炎入彀。

章太炎自与孙中山产生裂痕之后，亦对孙中山所倾慕的法国与美国表示怀疑，认为其“政治以贿赂成”，“人亦以苞苴致显贵”，以致对中国革命后欲仿效创立的共和国产生怀疑。对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民主运动已不满足，遂追求更高的理想——无政府主义，并将其推至极端：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由怀疑主义走向虚无主义，最后自然是遁入空门。是年，他在寄赠苏曼殊的照片上，就题写了：

就是说，他在戊戌前，就有出世之念，由于“浊世昌披，人怀㥒恨”，激发了其革命之志。可是现在，人事上遇到障碍，思想上陷入困境，“非速引去，有欧血死耳”，出家以求其免。章此时不仅想出家为僧，还要去西天取经。

章太炎想去印度之念，萌于同年春苏曼殊翻译《梵文典》和“亚洲和亲会”的筹建。苏曼殊是方外之人，时与陈仲甫为交流中印文化，以英文本《梵文典》译成中文。章太炎为之撰《梵文典序》中说：

“今拟往印度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与此同时，张继、刘光汉等奔波筹组的“亚洲和亲会”，即是以中印两国流亡在日本的爱国志士为基础，属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统一战线。章太炎为此起草了约章，规定“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章太炎事后说：

上述种种，都是促使章太炎要出家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

由东土到中土，需具备一笔可观的旅资。章太炎本想向张之洞借，自以为与张有交情，且张对“革命党素无恶感”，定能帮他借贷旅资。据何震说，就在是年八月，章已通过驻长崎领事、张之洞之婿卞綍昌进行联系了。此时章正寓刘宅，联系的信为刘光汉所见。刘光汉与何震才乘机而入。苍蝇所叮为有缝的鸡蛋。因何震与卞綍昌是亲戚，何震的哥哥何誉与卞綍昌又“亲善”，愿意居中联络。11 月何震先返沪，执行此任务，顺道过长崎先找卞綍昌。实际上此时卞綍昌已卸任回国。何函告章说，卞没有把章太炎的信转致张之洞，而是转告了端方，并说端方很敬重、同情章，愿资助十万金或五万金以成全章出家之志。何震就此移花接木。刘光汉此时由东京到达上海上书端方，“大恨往日革命之非”，并献“弭乱之策”。又特附一禀，专论章太炎，介绍章的学问、经历、地位和影响，以示此人大有可用之处，“助以薄款，按月支给”是值得的。所谓“按月支给”，即章太炎去印度后，按月向领事馆支取。但章太炎对这种付款方法有异议，1908 年1月30日，给刘光汉、何震复信说：

端方对此则以不赴印度，而在国内鼓山（福建岛）或普陀等处出家为条件。由刘光汉、何震返东京后将此意见面告章太炎。章太炎“遂决意不受”。在何震、刘光汉回国联系期间，章太炎先后给他俩写过5封信，这就成了落入他人手中的重要凭证。

刘光汉、何震再返日本，章太炎并不知他俩已投敌变节，只认为是与他合伙以术向清吏谋索巨款，友好如常。未几，因一偶然小事，使刘、章交恶。问题仍出在何震身上。“何（震）、汪（公权）不独从此入于侦探一流，且形同夫妇，宣言公夫公妻不讳。”章太炎时寓刘宅，当然亦看出其中奥秘，由于视刘为莫逆，即将此隐私告诉了刘。孰料何震有河东狮吼之威，刘光汉天性惧内。章于是遭到刘宅合第反对。刘光汉的母亲“大骂章造谣，离间人家骨肉”。汪公权更是“满脸凶气，眼睛里都是红丝，跳进跳出，嚷着‘我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章太炎只好搬回民报社。即使如此，章仍以为刘光汉“年少气盛，喜受浸润之潛”，依然央人出面调停。直至何震、汪公权、刘光汉等在上海《神州日报》（1908.5.24）伪造《炳麟启事》，启事云：

汪公权还潜入民报社，制造毒茶案件；章太炎的印章被窃；散发匿名揭帖；伪造太炎给云贵总督锡良的电报等一连串诱逼太炎就范的事件。致使太炎不得不在《民报》第二十一期上专门刊载了一则《特别广告》，声明以前出现的启事等事，都属冒名伪造。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由此结束。但章与刘虽然交恶，彼此关系并未断绝；本案到此亦并未了结，随着章太炎与孙、黄关系的继续恶化，案情亦在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