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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浦江上山遗址、余姚河姆渡遗址、余杭良渚遗址三处浙江新石器时代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1973年，河姆渡遗址震惊考古界和历史学界。遗址发现的距今7000年的灿烂农耕文明丝毫不输于同时期华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就如一道闪电划破了南中国荒蛮蒙昧的原始夜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一伟大命题，就源自于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浙江考古六十年》）。

河姆渡文化以浙东姚江河谷为主要分布区，有发达的耜耕稻作经济，余姚施岙遗址已揭露河姆渡文化中期、晚期、后河姆渡文化时期大型水田。有如田螺山遗址复杂干栏的高级大房子，说明河姆渡遗址聚落群已开始分化。河姆渡遗址干栏木构建筑的多种技法，是古代中国营造法式的传统技法和特点。河姆渡文化以神鸟和太阳崇拜为主题的观念信仰，说明这一区域不同族群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他们当然对良渚文明的信仰体系有深刻的影响。河姆渡文化在钱塘江以南地区长时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绳纹釜系统就是例证。河姆渡文化及后续，更是浙东沿海岛屿和海洋文化的源头。

河姆渡文化核心区域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再一次刷新了这一区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认识，环境变迁、聚落模式、生业经济、观念信仰，井头山与跨湖桥、井头山与河姆渡、河姆渡与跨湖桥，以及更大时空的视野。我们正期待井头山遗址第二期考古工作顺利进行。

后年是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谨以牟先生2005年撰写的《关于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试掘及第一次发掘的若干回忆》，致敬中国考古百年。

——方向明，2021年10月19日河南三门峡

河姆渡遗址发掘现场

7月3日上午汪济英、魏丰、付传仁和我四人乘火车出发，中午到余姚县城与县文化站、文教局取得联系后，得知当天下午已经没有公共交通——汽车、轮船可以让我们赶到现场，幸亏文化馆长郑保民凭着面子向邻近的县消防中队借用一辆消防车，在文化馆许金跃及王、邵两同志和文教局朱同志的陪同下，八人像消防队那样，单手紧握拉杆侧身分立消防车两侧，送我们到达现场最近的河姆渡车站。一路上除了没有拉响消防警笛外，着实地让我亲身领略了一番保护文物如救火的感受。渡江来到姚江北岸，已开挖用作安装抽水机的大坑，已经穿透浅灰色的冲积淤泥层，挖到了深黑色的文化层，伴随着遍地的遗物显露出一排排密集的木桩，一处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毋庸置疑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它验证了在办公室看到遗物瞬间的直观感觉，也无情地否定了我在接到许金跃电话时的主观判断。

为了及时有效的保护和抢救性发掘，我们八人一起赶到罗江公社，连夜与公社副书记罗春华同志以及专程赶来的丈亭区委陈书记研究工作。承罗春华同志告知，为了确保夏季双枪丰收，上级布置在丈亭区突击新建六座灌溉排涝两用机电站，渡头村（即河姆渡遗址所在地）即是其中之一，并于6月13日开工。这一带都是冲积淤土，用铁铲切成泥块，即可双手传送，故开挖工程都十分顺利方便。6月27日渡头开挖基坑在淤土之下的黑泥中夹杂许多“瓦片”致使无法用铲切成泥块，这就明显减慢了开挖深度。罗春华同志闻讯后即于次日（6月28日）赶赴现场调查处置，他看这些“瓦片”不像现在的东西，一起还有许多骨头，就立即向余姚县委和文化站报告。6月29日县文化站许金跃同志来到现场，告诉我们这是古代文物，这就是6月30日老许来电前的发现经过。

7月4日下午，我们一行立即将排灌站已经开挖机坑的范围作为发掘单元（编号T1），开始加班加点的抢救性清理。公社安排我们住在浪墅桥村周阿四家，阿四嫂（水桃姐）为我们张罗一日三餐的农家饭，十分新鲜可口，有效地减轻了夏日炎炎的一天辛劳，这里也就成为以后发掘工作的据点。7月5日就发掘出了一体完整的骨耜（当时称为骨铲），虽然现场人多杂乱，大家都为之兴奋不已。傍晚赵人俊和从嘉兴双桥赶来支援的劳伯敏两同志赶到工地，次日即请劳伯敏在T1之北（原排水渠之侧）另开一条2×2探沟，编号T2。傍晚T1清理结束，测定文化层底部标高（吴淞零点）为0.85米。又次日，梅福根从湖州邱城赶到工地，鉴于T2没有发现文化层，请他在T1之东再一探沟，编号T3。终于在这条探沟中，发现了叠压在黑色陶片上面，还有一层以外红内黑泥质陶为代表的文化层。这种外红内黑的泥质陶，1957年冬发现在湖州邱城的下层，是当时认作浙江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那么压在它下面的黑色粗质陶片也就比它更原始的史前文化，这是事先未曾想到的意外收获。接着杨晨钟、任世龙在出席由沈竹和谢辰生来浙江召开流散文物座谈会之前，绕道到达发掘工地，并要我随同去绍兴向沈、谢两位汇报试掘的实况。这是文革开始以后国家文物局领导第一次来我省实地调研活动，在我们到达绍兴的当天，沈、谢两位由解智远馆长陪同来到绍兴。实际上当年冬季在河姆渡作正式发掘在绍兴得到沈、谢两同志肯定，就确定下来的。会议结束时，接到通知说有重要任务要我立即返杭。事后得知，原来是我那位未曾谋面的大姻兄徐逸櫵先生应周恩来总理之邀由日本回国访问，杭州是他访问的地点之一。这就是我在试掘没有完全结束就提前离开的实际情况。

下半年发掘作为省博物馆历史部的考古工作重点。10月23日我和T3发掘主持人梅福根同志提前出发去余姚，25日到宁波，27日到罗江与地、县、公社三级领导各有关部门协调发掘有关事宜。商定后勤服务及物质供应，请余姚负责，地区抽调宁波林士民、余姚许金跃、慈溪袁展如和奉化王利华四人参加发掘。28日到11月1日，我们两人初步测定了一幅500分之一遗址平面图。这次发掘的理由是，罗江公社新建排灌站引来的低价大功率高压电在非排灌时的有效利用，将在原有的五金加工车间旁边新建一座五金加工厂，属于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项目。11月2日划定的发掘坑位T4－T27围绕原车间的东、南两侧。每坑5×5米，每位发掘人同时发掘四个探坑，故探坑号为按四个相邻探坑为顺序列编，实际上是由T4－T7、T8－T11、T12－T15、T16－T19、T20－T23和T24－T27六个独立的发掘单元。分别由省博考古组的六位发掘人主持。11月2日下午，杨晨钟偕姚仲源、吴玉贤到工地。11月3日由公社抽调各大队民工报到，并由公社童书记作动员报告。当晚杨晨钟召集已到诸同志开会，宣布整个发掘工地由姚仲源同志负责，并要我当顾问。次日分别由我、吴玉贤及梅福根三人分别看坑的T4－T7、T8－T11和T16－T19三大发掘坑先行开工。11月7日下午劳伯敏同志到，8日傍晚刘军同志到工地，当时他的职位比杨晨钟高，理所当然成为发掘队的最高领导人，不过姚仲源同志仍然专职担任发掘的总记录，不承担具体的看坑任务，而刘军同志则和大家一样地主持自己负责的坑位。9日晚，经集体讨论，鉴于最先开掘的T4－T11诸坑的掘进深度已达3.5米和4.6米，除上部黄土层外均为冲积土，而未见任何文化遗物，可见这一地区已超越遗址的南缘。决定放弃T4－T15这十二个发掘单元。可惜在第一次发掘报告及最后出版的报告的插图中，都没有标出这十二个发掘单元的位置。同时还决定在T26、T27之东新布T28－T39诸坑。由劳伯敏负责T20－T23，吴玉贤负责T24－T27，我管T32－T35，刘军同志负责T36－T39。除其中T28－T31留给魏正瑾同志外，格坑均在11月10日开工。当天公社宣布由排灌站付站长楼端芳担任发掘队的民工队长，此前他曾担任楼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多年，在当地群众基础甚好，大家都叫他端芳哥。他不但白天和大家一样劳动，并住在工地负责下班后及下雨天的发掘现场的安全保卫。他的刻苦耐劳、认真负责的精神为这次野外作业顺利进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1月14日魏正瑾在胜利完成长办考古班辅导员任务后和参加学习的胡继根、郑旭明两同志赶来工地，次日即动工发掘剩下的T28－T31四坑。没几天，主持长办考古班的石兴邦老师也来到发掘现场，他肯定了各坑的地层序列，并建议我们可以打掉各坑间的隔梁，以便能从更宽大的视角来读识以显露排桩为特征的建筑遗迹。在遭遇南部T4－T15诸坑扑空之后，发掘队成员的工作热情很快得到恢复。但不时仍可听到关于新确立的下部地层年代学的种种猜测、流言，不能不是大家心中的一大负担。石兴邦老师的言论和行动，又一次激励了大家的发掘热情。兴邦老师走后，成片的建筑遗迹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11月19日在T35第二层的东南角发现一片深黑色而纯净的淤胶泥。到了23日这片淤胶泥的范围已涉及T34和由刘军同志清理的T36、T37三单元。当时认为可能是一个大型灰坑。为了保证遗迹的完整性，决定将T36、T37两坑和T32－T35四坑合并，并以T35－T37四坑作为一个独立的发掘单元进行清理。就在这层淤胶泥的下面，显示出形态、结构与第四文化层明显不同的木构遗迹。这就是导致顶着风险邀请同济大学建筑系尚未得到“解脱”的陈从周教授在工宣队的看管下，和该系相关老师一起来现场考察的情由所在。陈教授在对第四层干兰式建筑给予肯定之后，也对第二层的发现作过多种推测而没有得到众人认同而成为悬案。丰富、繁杂而又待探索的史前木构建筑，这一相对陌生的课题，就呈现在发掘队全体同志的面前。

为了认真对待这一重要发现，大家集中精力在春节前清理好以T27至T22一线以北诸坑三百平方米第四文化层中揭露以排桩为实体的干兰式建筑。对于以T34－T37四坑第二文化层的木构遗迹现场，就借用排灌备用的粗壮坚挺的竹节钢条，构架以一米间距的方格网，用细铁丝将已暴露的木质构件逐一加以固定。再利用隔梁构建一座帆布帐篷，加以暂时的现场保护。以便在第二年春季进行更仔细的清理、记录。T28－T33以及T39，这几个被间隔的发掘坑中相关的木构遗迹，也就无法连接成片来清理读识了。在考古队撤离以后，如何保护这座帐篷及其现场，楼瑞芳义无反顾地承担下来。

1974年春节三天假期一结束，杨晨钟同志就带着我和赵维春（省博物馆专职木工）赶到河姆渡。在现场检查保护安全措施是否有效及慰问瑞芳哥之外，更重要的意愿是怎样制作现场缩小模型，为探索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资料。此时得知瑞芳的妹夫乾庄的家就在渡头村，距离那座帐篷不到50米。回杭后模型之议得到美工组杨伯祥的支持。他是浙江美院雕塑系的毕业生，以真实和准确为前提的模型虽然不同于艺术创作，但也是他展现身手的良好机会。

3月初，我、胡继根和杨伯祥为首模型制作组成员一行六人住进浪墅桥周阿四家。渡头村的乾庄家因瑞芳哥之关系又成为我们的第二个据点。为了保证大批量石膏粉的干燥，钱庄同志将他保存在栋梁上，为母亲预作的“寿材”也暂时变成了工地的“干燥箱”。他的大儿子还告诉我们在“正月十五前后，县里一位叶同志陪着杭州大学的老师来看你们的发掘现场，还向当地农民买走几件骨器”（在叶树望同志担任河姆渡博物馆馆长之前，曾在闲谈时顺口对我说，他在74年春节后陪老师去河姆渡现场时，远远就看到你们在工地搭建的那个帆布帐篷。似可认作乾庄儿子所反映之事的一个旁证）。模型的制作就在这座帐篷下由我们六人共同努力完成。先由我和继根逐一清理出每一支木桩或构件，当即量好尺寸由伯祥及其助手用胶泥捏塑出五分之一的原状泥坯。接着由美院雕塑系的翻模工孟师傅和考古技工董永昌用泥坯翻好外模，再翻成中心嵌有细铁条的石膏实体，最后在现场按出土时的原状固定到在杭州预先制成的钢架薄壳型的框架之中。凡木桩打入地下部分，则将外面的石膏敲去，只留铁芯以示该桩入土深度与方位。这就是原先编号为F1，后来认定为水井，拥有二百多木构件的模型，经历近一个月制作的过程。到模型制作完毕，制作组搬离现场后，我和继根再揭去帐篷进行最后的发掘清理。当我们绘好四壁地层图回到地面时，已近中午，瑞芳哥已借来四张木梯在坑边搭起最后照相用的高梯，并劝我们说：“反正辰光还早，先坐下喝喝水歇歇力，慢慢来。”当我笑着顺手爬到梯顶摁下快门后的一瞬间，“轰”的一声，发掘坑四面光洁的坑壁，因上干下湿而产生的应力差异导致了坑壁全面坍塌，也宣告了河姆渡第一次发掘的正式结束，时间已经过了清明节。

瑞芳哥早年曾罹肝病，我借结束返杭机会邀他来我家作客，次日一早便陪他到浙医二院看内科门诊，当时他躺上诊察台露出鼓胀的腹部时，只见弯曲隆起的深色静脉血管手指般粗壮密集地挤压在肚脐四周，并一直向上延伸到胸口，主治大夫当即回首向我射来惊异的目光，当瑞芳走出诊察台的屏风后那位医生告诉我“你的朋友早已是晚期肝硬化，能坚持到现在已非易事，预后很难设想。”医生只告诉他“这是慢性肝病，回家后好好休息注意营养”。我也只好顺势劝慰几句，在当日下午买好由杭州到叶家的火车票送他回家。我曾给罗江公社童、罗两位书记写过一封信，告诉他们瑞芳哥的病情。据说，瑞芳哥回家后即卧床不起，不久便告别了人间。我相信参加那次发掘的全体同仁，谁都无法想象，这位民工队长是带着那样严重疾病在坚持工作的。瑞芳哥那种负责的敬业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底里。

当我回到省博物馆上班的第一天，就看见二门口布告栏里刚刚贴上用大红书写的《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名单》，而姚仲源同志则大胆地用墨笔杠去他自己的姓名。在它旁边就贴着明显针对我但却用群众来信署名，当时唯一的一张大字报，宣告了新一轮政治风暴的降临。那么，它对刚开始复苏的考古工作又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呢？虽然在名义上似乎没有剥夺我参与有关河姆渡的工作，随着工宣队的进驻，我的主要职能又回到文革以来的设置新岗位——照相室的暗房。

牟永抗

2005年2月26日草毕

附记：在这篇回忆性文字中，凡是注明具体月和日的时间，都是以搜寻到当时的日记为依据，这就和已经公开出版有关文章中，记述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及试掘的时间，有明显的出入。无论5月间或6月6日、6月10日，河姆渡建设排灌站的工程，都还没有开始。（以下删52字——方向明注）

河姆渡遗址部分考古队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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