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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入红尘里 诗戏结为盟——缅怀中国著名戏曲理论家郭汉城(上)
来源:萧山史志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21-10-22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著名戏曲理论家、评论家郭汉城先生,2021年10月19日辞世,享年10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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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汉城,1917年出生,萧山戴村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著名戏曲理论家、评论家。1937年肄业于杭州农业职业学校,1938年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1943年入党。先后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察哈尔省华北文化局任职。1953年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后改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研究室主任、中国戏曲学院附设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文化部振兴京昆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剧》主编等。

郭汉城是现代中国戏曲理论科学化体系的创建者之一,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学者队伍中的领军人物,曾获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其代表作有《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当代戏曲发展轨迹》和《郭汉城文集》(4卷),剧作有《海陆缘》《合银牌》《琵琶记》《卓文君》,诗词有《淡渍堂诗抄》。1988年离休。

郭汉城自小离开家乡,从求学到参加革命,再到诗词和戏曲研究创作,奠定一生事业,终成一代大家。郭汉城为人谦逊平和、处世豁达乐观,他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治学精神严谨,对革命事业、戏曲事业忠诚坚定。而他却谦逊地将自己比喻为“片草零花、浮光掠影,大时代的一点小浪花而已”。

“萧山史志”微信公众号登载2010年8月28日萧山区委党研室(区志办)对郭汉城先生的口述采访全文,以表达对先生的深切缅怀之情。


记忆中孩提时的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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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口述史访谈

采访者郭老,您好!您是我们萧山文化的金名片,是我们萧山杰出的乡贤。我们研究以后,想请郭老给我们讲一讲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郭老您记忆当中孩提时代的萧山,您比较早就离开故乡,您记忆当中的故乡是怎么样的?二是讲一讲您的专业,您的事业,或者成就。您在我们中国文化界是大名鼎鼎啊。

郭:不好这么说。

采访者三是想请郭老对萧山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提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郭:好。咱们就随便谈。刚才谈到我离开故乡。

采访者您是1917年出生?

郭:是。我离开故乡比较早。1937年12月正是日本要进攻杭州那个时候,已经听到炮声了。我在炮声中离开萧山,算起来到今年已经有70多年。

采访者73年了。

郭:对一个人来说,73年呢,也不是个短时间了。再加上,在革命队伍中,战争、工作、运动等等也很忙的,所以,很多事都记不清,只能谈点印象吧。过去,我们萧山是个小县,地少人多,人民生活贫困。农民个人所有的地很少,大部分都是租地耕种,整个农村,很多农民都很穷,农村经济很不发展,租子重,税收多。

采访者苛捐杂税啊。

郭:加上疾病,农民最怕是疾病。还有灾荒。我们那里灾荒很多,差不多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灾荒,像我们那个地方,洪水几乎年年发。山洪一下来,田地房屋都毁了。

采访者全冲毁啊。

郭:还有婚丧红白喜事这种,风俗习惯是都得掏钱,都压在农民身上,负担沉重。农民卖田卖地卖房子,妻离子散,这种情况差不多经常有的,我小时候,也经常看到这些事。人们在农村站不住脚了,只好外流,跑出去。远的呢,跑到上海,近一点呢,到杭州,到绍兴。绍兴那个时候有一种手工业,打锡箔,知道吗?

采访者晓得。

郭:打锡箔做纸钱,烧给死人那个钱。

采访者“银锭”啊。

郭:“银锭”,对对对。我们那里有很多人跑到绍兴“银锭”作坊当工人去了。也有到附近镇上去打工的,给船上扛大包,上上下下肩挑背扛,每天这样子,为生活。在我的记忆里面,在灾荒特别重的时候,整个村子的人都跑出去了。出去干吗呢?吃大户,抢商店。那没有办法啊。官府又不帮他们,还要阻碍他们,镇压他们,这就叫作“官逼民反”啊!在我的印象里,农村经济破坏最厉害的,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第一次大危机,也影响到我们那里。

采访者那大约在1929年的时候?

郭:哎,世界经济危机,不仅破坏了农村,也影响工商业、工业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那养蚕业很发达,是农家一笔重大的收入,所以叫“蚕宝宝”。一年养蚕如果能收一担茧,能得到大笔钱,很多,蚕茧很贵的。这是除了租地方面收入以外,农民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来源。蚕要吃桑叶,所以满山满野都是桑树。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以后,蚕茧卖不出去了,桑树也都砍了。现在不知怎么样,有吗?

采访者现在也很少。萧山原来种桑养蚕最多就是在东片,在坎山建一个杭州东升丝厂。那是你离开以后的事了。

郭:解放以后,我回去,已经看不到桑树了。

采访者不太有了。

郭:我们萧山一半山区,一半丘陵地区。

采访者南片实际属于山区、半山区之间。

郭:戴村有一条河,这条河可以直通杭州,晚上下船,第二天早上就到杭州了。所以山里出产的东西,比如梨子啊,枣子啊,竹笋啊,还有黄纸,等等,要运出去,先要到戴村。戴村好像有个小码头,把东西搁在过塘行,船来了,就运出去了。因为受到经济危机影响,这些东西出不去了,所以人的来往也少了,东西运输也少了,人民收入也少了。不仅戴村如此,像临浦啊、义桥啊,大一点的镇也是如此。总的看来,我们萧山经济在旧社会是逐渐衰败、衰落了。人民对国民党的印象逐渐由希望变成了失望。北伐战争的时候,对蒋介石还抱有希望。希望蒋介石快点来。那个时候有句流行话叫作:“将来就好了。”“将”与“蒋”是谐音。但是北伐胜利,蒋真来了,不但生活没有改善,人民反而更苦了。特别是蒋介石反共“清党”、屠杀共产党员、镇压农民运动,还卖国投敌,人民一下子眼睛就亮了,认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

采访者郭老刚才说农民运动,是衙前李成虎那个吧?

郭:这我不太清楚,但对我影响很深,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减租减息,学校里唱《打倒列强》和《锄头舞歌》:“五千年古国要出头,锄头底下有自由”。人民革命情绪高涨,更仇恨蒋介石,特别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

采访者他们最能够接受先进的思想。

郭:我们戴村小学有个庙,叫作“五王庙”,也不知供的是哪一路神道。青年们把菩萨都打了,开办小学,叫“戴村小学”。在开学典礼上,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肖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二位革命伟人。戴村小学的老师有许多是湘湖师范的毕业生,思想先进,对学生影响很大,影响其一生的道路。


走上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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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1938年,我到陕甘宁边区,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到陕北之前,我已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比如《西行漫记》。

采访者《西行漫记》?

郭:哎,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当时都是公开卖的。到陕北以后,读的就多了,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你要抗战,你要革命,就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就宽阔了,人生的目的清楚了,和在杭州读书时大不同了。

采访者您在杭州是哪一年?

郭:1934年到1937年。

采访者在哪个学校?

郭:杭州农业职业学校。是浙江国民政府教育厅办的,浙江大学农学院代办的。地址在艮山门外,口号是“到杭州农村去”“复兴农村”,与陕北的革命学校的性质完全不同。

采访者讲得很好啊。

郭:延安有好几个大学,我进的是陕北公学,还有一个抗日军政大学,俗称“抗大”。

采访者这是最有名的。

郭:这个是军事的。其次是陕公,是学政治的。鲁迅艺术学院是学文艺的,影响更大。还有工人大学、妇女大学、青训班等,实际上是培训干部的。因为抗战形势发展呐,到处都要干部啊,因此培训一段时期,就到敌人后方去。许多学校联合组织成一个学校,叫作华北联合大学。就从陕西,经过山西,渡过黄河到晋察冀边区,到了晋察冀边区,在敌后,环境很艰苦,战争激烈,日本鬼子经常扫荡。到1939年底啊,我们这些人就分配出去了。那时晋察冀边区要建设模范抗日根据地,创办包括中学在内的各种文化设施,我被调到边区第五中学当老师,地址就在平山。我们这些分配出去的,军队上、地方上,各个方面都有,对抗战发挥了很大作用。解放以后,许多人成了革命的骨干。共产党领导革命、领导战争,有许多伟大的创造,这也是一种啊!记得我们去陕北的时候,国民党进行了种种阻拦,设立检查站,没收你东西,甚至把人扣押。可是全国青年还是像海潮一样,向他们向往的地方奔流,谁也阻挡不住。这种情况今天回忆起来还是叫人动情。你看这些从全国来的人,老小不等,语言不同,服饰各异,有的身穿西装、脚踏草鞋,有的穿“真空装”,有的吃不饱、穿不暖。日本鬼子一扫荡,还很危险。

1940年,日本鬼子搞秋季大“扫荡”,学校陷入日军包围。为了跳出包围圈,老师带着孩子,先转入无人区。日本鬼子搞了很多无人区,如山西五台无人区,把人赶跑,把房子烧了,八路军就不能去了。我们要先进入无人区,然后跳出包围圈,保住这帮孩子的生命。但所谓无人区,并不是一个人也没有,那里的人在山上都搭个小屋,在那里住着。他与八路军、人民政府都有联系。我们找到山里,跟他们联系好,由这一站转到另一站,最后跳出鬼子的包围圈。那个时候,依靠老百姓是自然而然的,吃饭、穿衣、住房、行军、打仗、支前,哪一件能离开老百姓?经历的事情多了,积累起一种信念:依靠人民的力量,就能战胜一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就是由这种信念坚持下来的。

采访者信念化成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郭:全面抗战八年,接着又是解放战争。我作为一个普通的青年参加革命,一切都是党给我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信念。不仅在战争中,对今后的人生事业、道路,也有重大影响。


解放后从事戏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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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我是搞戏曲研究的。我这个业务真正开始,是在全国胜利以后。从教育部门转到文化部门,过程很复杂,关键有两个:一个是1949年宣化解放,成立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我就从学校调到察哈尔省教育厅文化处,管理文化工作;后来又分离,我任副局长兼文联主任。局长是察哈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第二是察哈尔省、华北大区建制撤销,我调到中国戏曲研究院,才正式搞戏曲工作。这是组织方面说的,也存在一个个人志趣问题。我从小喜欢戏曲,主要是绍兴大班、的笃班。

采访者的笃班?

郭:哎,的笃班,现在叫越剧啊。最早那个越剧啊,主要是绍兴大班。鲁迅先生说过的那些戏,我都看过,婺剧、徽班也常到我们那里演出,培养了我爱好戏曲的热情。所以大区撤销的时候,我毅然选择了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此,我一直搞这个工作(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直到1988年离休。

采访者您1988年离休?郭老,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院长?

郭:那是后来的事。“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央系统的十几个研究单位,包括戏曲研究院,合在一块,叫作中国艺术研究院。

采访者院长是谁啊?

郭:院长是贺敬之。副院长有好几个。从中国戏曲研究院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规格比较高。戏曲研究院开始的院长就是梅兰芳。副院长是程砚秋、周信芳啊。

采访者艺术上的顶尖人物。

郭:哎,高级专家。行政上嘛,张庚,也是著名戏剧理论家。

采访者这个时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相当于行政副部一级吧?

郭:这也不明确。但是有一点清楚,院长规格比较高,一般都是部长兼任,那时贺敬之是文化部部长。“文化大革命”啊,情况复杂,变化快,大致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在业务方面,学术著作就有两本影响比较大的书,一本就是《中国戏曲通史》,另一本是《中国戏曲通论》。这两本书影响比较大,不但是在大陆流行广泛,而且在台湾、香港地区,甚至到国外都有影响。这两本书都是集体攻关的著作,集中很多专家成立撰写班子,我和张庚任主编,撰写的时间很长,从1958年就开始搞,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能出版。其实书稿早已写出,中华书局1962年就要出版。算起来,前前后后用了30多年。

采访者不容易哦。

郭:我除了参加这两部集体攻关的专著,其他如在戏曲百科全书、地方戏曲志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此外,配合戏曲改革落实方针政策,我写了一些研究性文章和剧本、诗词,出了一个四卷本文集,约100万字,也是研究院戏曲研究的组成部分。最近,“五老工程”又给我出了一本书,就是《盛世中华脊梁风采》。

采访者“五老工程”,这个是哪一个部门,谁在牵头搞的?

郭:它是由电视台、中国文联等有关单位合起来搞的,宣传五个方面的老同志的革命精神,叫作“五老公益工程”。包括五个方面的老同志、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艺术家等。这也算是对我一生从事戏曲工作的鼓励吧。

采访者你是离而不休。

郭:不只离而不休,离了还更忙。有时写个千字文,作个小序,往往要花很多时间,更多的时间用在行政工作上。这就要影响研究工作。事情当然必须要做,你不做,别人也得做。还有一个好处,做了这些工作,使你更多更广地了解实际,更深地了解干部的困难,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密切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不跟风的基础上。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按照艺术规律进行研究,才能得到一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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