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文渊阁、文津阁和文溯阁《四库全书》内容基本相同，略有差异，而文澜阁藏本则情况特殊。文澜阁《四库全书》原写本（又称原抄本）在太平天国战乱后仅剩八千余册，不足原书的四分之一，后来经过丁丙主持的清光绪补抄、钱恂主持的乙卯（1915年）补抄、张宗祥主持的癸亥（1923年）补抄等三次大规模的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上恢复了原貌。因补抄本所据多为足本、善本，故其版本价值往往高于原写本。并且，文澜阁《四库全书》乃现存四部《四库全书》中唯一的书、阁尚在同一个城市者，十分难得，值得珍视。鉴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独特价值，杭州出版社于2015年影印出版了该书。

除了单独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外，《四库全书》中每一种书的前面所冠有的提要（即“卷前提要”，又名“书前提要”、“阁书提要”、“原本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差别甚大，而各阁提要之间也存在不少相异之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卷前提要”部分是原写本，部分是后来补抄的，因此具有独特的价值。

我长期从事古文献学、清代学术史研究，因此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一直颇为关注。幸运的是，我曾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于兰州黄河岸畔九州台新建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浙江图书馆分别亲眼目睹过极其珍贵的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四库全书》原写本，并且专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原紫禁城）、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博物院（原盛京皇宫）、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西侧部分（原圣因寺），分别参观过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建筑及相关展览，同时还曾到镇江金山公园（原金山寺）参观在文宗阁原址以东附近复建的文宗阁，去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扬州天宁寺及周边分别寻访过文源阁、文滙阁遗迹。这样，分藏在海峡两岸的现存四部《四库全书》之原写本我都看到过了，散布在大江南北的曾经庋藏《四库全书》的七个阁我都参观或寻访过了，深感幸福和自豪！

同时，由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具有独特的价值，并且自己是杭州人，一直在西子湖畔学习和工作，因此对文澜阁《四库全书》具有更深的感情。记得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在老杭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读大一时，老师就组织我们前往位于风景绝佳的西湖孤山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参观，当时给我们展示的馆藏珍本中，即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原写本经、史、子、集各一册。精致、典雅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和美好的印象，从那时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关注与文澜阁相关的文献史料了。

记得1987年深秋的某一天下午，我在当时位于清泰街水漾桥边的杭州古旧书店见到了杭州古籍书店当年刚刚影印刊行的全套《文澜学报》（共计6册，16开平装）。因为此前的当年暑假，我到那时还在见仁里的杭州图书馆古籍部实习时，见过该书，所以知道这份当时影响很大的刊物之作者大多是文献学等领域的著名学者，登载了大量厚积薄发之力作，总体学术水平甚高，并且各期封面上的刊名“文澜学报”四字均为章太炎、马公愚、陆维钊等名家所题署（“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专号”之名乃一代儒宗马一浮所题署），此外还附有多张跟文澜阁《四库全书》相关之照片。我还知道其中有张崟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毛春翔的《四库著录浙江先哲遗书目》等多篇四库学论文（刊物之定名，即因浙江图书馆藏书滥觞于文澜阁《四库全书》之故），同时还有张崟的《诂经精舍志初稿》（我当时已经开始关注此后成为自己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阮元，而这是一篇与阮元研究紧密相关的重要论文）。我马上问营业员该书的价格如何（当时这样的书一般是放在柜台里面的书架上，顾客无法看到定价的），当时我将五十八块听成了八块（杭州话说得比较快时，五十八块与八块确实有些像的），眼中顿时露出兴奋的目光，情不自禁地重复了一句：“八块啊”。不料那位中年男营业员改用比刚才清晰、洪亮的“杭普话”告诉我是五十八块，不是八块，于是自己一下子变得心情沮丧。因为这样的价格相比于当时的一般图书是很贵的（大约贵出两倍多，并且当时买书一般是没有任何折扣的），更要命的是，五十八元对于当时尚在上大学而无收入的我简直是“天文数字”。不过，我还是小心翼翼地请营业员将书拿下来，让我翻看一下，结果自然是爱不释手，但面对高昂的定价却倍感无奈。此后，我又去了两次古旧书店，对该书始终依依不舍。记得第三次去书店之后的当天晚上，我跟父亲谈到该书，当时也就是顺便说说，并没有希望父亲给钱买书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书价差不多相当于父亲半个月的工资），想不到父亲马上表态说，他知道该书学术价值很高，对我也很有用，虽然价格是高了一些，但他还是支持我买。我深知父亲自己一直相当节俭，因此当时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于是第二天早上，我拿着父亲给的这“一大笔”钱，全然不顾初冬清晨的阴冷，冒雨坐公交车直奔水漾桥，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虽然随着条件的改善，如今遇到类似喜欢的书，我应该不用再“痛苦”地在书店“三进三出”（这样的情景，后来好像只在自己十几年前到东京、京都的学术书店，见到十分钟爱而价格又实在太高的日版汉学图书时出现过），但当年的那一幕，特别是其中所饱含的真挚而浓浓的父爱，一直珍藏在我的心中，永远是我万分美好的回忆……

后来我利用参加“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图书馆古籍、地方文献工作会议”、“中国书写与印刷文化遗产和图书馆工作——2006年国际图联杭州会前会”、“第三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等浙江图书馆主办或协办的会议，以及陪同韩国学者考察团参访浙江图书馆等机会，多次见到并亲手翻阅文澜阁《四库全书》原写本。文澜阁去过的次数则更多了。印象深刻的是，文澜阁经过7年修缮，于2013年6月8日重新开放后，我马上去参观久违的文澜阁（阁内重新大致依照原样摆放了清光绪七年文澜阁重建后制作的，后来一度存放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108个文澜阁《四库全书》黑色实木书橱，每个书橱上所刻的“文澜阁尊藏”、“钦定四库全书”两行烫金大字仍清晰可见。不过文澜阁《四库全书》目前还是存放在已经加装了恒温恒湿系统、设施良好的位于曙光路浙江图书馆总馆地下层的善本特藏书库），以及文澜阁南面御座房内的“文澜遗泽——文澜阁与《四库全书》”常设专题展览。

此外，只要有跟文澜阁《四库全书》相关的各种展览，我每次都在第一时间前去仔细参观。如2005年7月26日，杭州历史博物馆主办，浙江图书馆、杭州出版社协办的为期十天的“文澜瑰宝·四库遗珍——七十年后的再现”专题展览开展，这是文澜阁《四库全书》首次向公众展示，机会难得。那天一大早，我就赶赴吴山，等在杭州历史博物馆（今杭州博物馆）门口，九点开门进去后，直到中午才出来。记得当时《杭州日报》的记者还采访了我，并且我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当时为该展览专门编印的宣传页。2016年12月10-20日，浙江图书馆举办了“文澜遗珍”专题展览，这次的内容更加丰富。我同样在开展当天的上午就去参观，花了整整半天时间，认真、细致地观看了平时很难见到的诸多珍贵典籍和史料，收获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