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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南宋官窑瓷器研究仿制之路
来源:《听100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  作者:叶国珍  日期:2021-11-17

很多人知道我与陶瓷结下了不解之缘。业内同行认定我是陶瓷专家、古陶瓷学术权威,因为我是全国古陶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更多人知道我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而人们普遍知道叶国珍这个名字是在1991年。那一年,我主持和参与研究的南宋官窑恢复工作获得了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在这个奖项中我排名第二,而排名第一的是我的老哥——叶宏明教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陶瓷科研工作获得的国家最高奖励。也就是在这一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我们这一批科学家,并和我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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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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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珍


我和陶瓷结缘是在1969年。那时闹文化大革命,书没得念了,我在老哥的帮助下,进了金华陶瓷厂当临时工。当时的金华陶瓷厂是个不足两百人的小厂,工人师傅年龄也比较大,主要生产一些比较粗糙的日用陶瓷。我年轻好学,肯吃苦也会动脑筋,凭着我对陶瓷的热爱和执着,我很快掌握了陶瓷制作的主要技术和生产工艺。不久,厂领导把我调到试制组,研究配方和造型,从此我开始步入陶瓷研究的领域。

通俗地说,研究陶瓷是和土打交道,而面对每天在窑炉里烧制的各式各样的陶瓷产品,我更觉得陶瓷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是一门“火的艺术”。每一件精致的陶瓷,都是集材料、工艺、美术于一体的文化艺术品。通过对陶瓷造型的研究,我深感由于美学知识的缺乏,要想在陶瓷艺术的殿堂中取得成就是何等的困难。这时,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院)雕塑系教授傅维安等老师来到金华陶瓷厂进行陶瓷创作,使我有缘与傅教授交上了朋友。我的勤奋和我对陶瓷的痴迷,在教授们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71年,他们带我进入了浙江美术学院学习雕塑。通过在美院雕塑系3年学习获得的美学知识,使我掌握了丰富的陶瓷创作理论和创作技巧。在回到金华陶瓷厂后,我和同事们研制成功了各种造型别具的彩陶工艺品,并大量出口,而这一干就是整整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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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珍在工作中


我老哥毕业于天津大学硅酸盐专业,是我国古陶瓷方面的专家。由于浙江两大名瓷南宋官窑和龙泉青瓷的失传分别达800年、300年之久,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说起,要使南宋官窑和龙泉青瓷重现光彩。我老哥和省轻工业厅的领导翟翕武(后任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等人组成了科技攻关小组,经过反反复复试验,终于在1963年恢复成功了龙泉青瓷。后来,翟翕武担任了浙江省轻工业厅厅长,事务缠身,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从事南宋官窑的恢复研制工作,但对于完成周总理的嘱托却时时记在心里。当翟翕武得知我在金华陶瓷厂从事陶瓷研究工作后,便对我哥说:“让你弟弟一起来研究南宋官窑吧,越快越好。”于是我老哥便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对我说:“你马上来萧山瓷厂和我一起研究恢复南宋官窑,这是为了完成周总理对我们的嘱托。”

1976年4月,我来到萧山瓷厂工作。当时萧山瓷厂也只做些碗、盘、杯之类的瓷器,要开展南宋官窑的研究,各方面难度都很大,使我无从下手。但是我遇上了一个好人、一位好领导——厂长边坤永。边厂长对我说:“好好干吧,有困难只管对我讲。”短短一句话,使我心中暖流涌动。

在此之前,我连见都没见过南宋官窑。在我老哥的指导下,我先去了上海博物馆,见到了馆藏的3件官窑和英国大英博物馆馆藏介绍南宋官窑的只言片语。再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又见到了院藏的20件官窑。看上去这20件官窑都有些瑕疵。故宫博物院的陶瓷组组长冯先铭先生说:“南宋官窑的珍品全让蒋介石带走了,都在台湾。”当他知道我的来意后,又说:“你要开展南宋官窑的恢复研究和仿制工作,必须要先找到南宋官窑的遗址。”

南宋定都临安,即现今杭州。但杭州多山,遗址究竟在何处呢?我开始认真地研读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关于南宋官窑的短短记载,文中提到南宋官窑为宋朝廷修内司监制,先后分两处建立了烧制官窑瓷器的龙窑,先位于杭州的凤凰山建立了专烧宫廷用瓷的龙窑,烧制的瓷器被称为修内司官窑,后于杭州的乌龟山建立了专烧宫廷用瓷龙窑,位于郊坛下(郊坛即圆坛,南宋皇帝郊祀神农氏的地方),《坦斋笔衡》中记载“亦曰官窑”,说明该官窑同属修内司监制,所以同样应称为修内司官窑。从《坦斋笔衡》的记载中,我认定南宋官窑的遗址就在乌龟山、风凰山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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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龟山


这以后,我就早出晚归,天天从萧山长山头厂里出发,去杭州的乌龟山一带寻找南宋官窑的遗址。我的行头是一辆自行车、一把锄头、一柄柴刀、一只挎包,挎包里装着当中饭的一只面包和一壶水。为了在山上多呆些时间,我总要到太阳沉下后才下山,自行车刚骑到钱塘江大桥边,天就擦黑了。七十年代,大桥上不准骑车,必须推着走。这一来,过大桥就得半个多钟头,每次回到长山头厂里,都在九十点钟了。以前在语文课上读到过“披荆斩棘”的成语,但不曾有体味。在乌龟山寻找南宋官窑的遗址,却让我真切地体味到什么叫“披荆斩棘”。乌龟山的荒山野岭中,根本没有路,杂草、柴梗都有人那么高,野藤遍地。我不得不先用柴刀将杂草、柴梗砍去,才能掠出一条“路”来。这样的前进速度,一整天也就20多米。每当掠出一条“路”,我就用锄头翻掘,将山土挖松,然后用双手在泥土中翻来扒去的寻找“宝贝”。那时我的工资很低,连双线纱的手套都舍不得买,砍柴、握锄、扒土都是光着两只手,十个指头都磨去了皮,渗出了血。但是,多少天过去了,仍是两手空空。我不气馁。因为我知道,根据记载,烧制南宋官窑的龙窑一定在乌龟山一带,南宋官窑在烧制过程中,也必有质次的被弃之窑外,找不到官窑的碎片,是由于数百年来地表沉降所致。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终于有一天,我在扒土中拣到了几片瓷器碎片。接着,又在半山坡上找到模糊可见的龙窑遗址。我简直欣喜若狂,连奔带跑地从山上下来,到了杭州我老哥家里。老哥轻轻地抹去碎片上的污泥,瓷片露出了清晰的细纹。老哥和我把碎片拿到大专院校进行岩相结构、化学组成、胎釉结合模数等理化测试,得到了一系列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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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官窑瓷片


这倒底是不是南宋官窑的碎片,还必须与存世的南宋官窑进行比对,并得到权威专家的认可。我拿着碎片去北京故宫博物馆找冯先铭老先生。冯老看,激动地说:“你把南宋官窑的遗址找到了。”

这是南宋官窑仿制、恢复工作迈出的第一步。当我还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一些造反派却对我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说我“仿制、恢复南宋官窑就是妄图复古、复辟”、“是公然推行封、资、修,为帝王将相涂脂抹粉”,还有一些人则讲我“不务正业”、“靠工人养着”。在乌龟山找南宋官窑碎片的千辛万苦我尚不怕,这些批我、说我的话像一根根钢针戳着我的心,让我没法承受。危难时刻,又是老厂长边坤永给我撑了腰:“不要被流言蜚语击倒,他们说他们的,你干你的,关键是要把那个东西做出来。”

南宋官窑的遗址找到了,碎片也有了,要仿制、恢复它,关键是在两个方面,其一要取到那种制作南宋官窑的土,其二要搞清南宋官窑独特的配方工艺和烧制方法。

明代高濂写的《遵生八笺》对南宋官窑的用土仅有3个字的记载:其土紫。

我据此理解,制作南宋官窑的瓷土颜色是紫色的。但是,紫土是很多很多的,烧制南宋官窑的紫土究竟在何处呢?我再次上了乌龟山,这里掘掘,那里挖挖,但我发现,整座乌龟山几乎全是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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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生八笺


我从史料上看到,北宋也曾有过官窑。于是我联想到,同属大宋的两种官窑会不会一脉相承或有某种雷同之处?北宋建都是在河南开封。我到开封附近寻觅到了一些紫土,但经理化测试,开封的紫土和制作南宋官窑的紫土有天壤之别。我又上广东、江西、福建等地,一个人在那些荒无人烟的野僻山岭上又掘又挖。每当翻掘出来的泥土呈紫色时,我的心都会剧烈地颤抖起来。在近1年的时间里,我寻觅到的紫土不下500种。在采集到紫土后,我首先是作小包装处理,并作了编号、注明发掘地。每次外出采土,带回的紫土样品都有七八十斤,坐在火车上,人都不敢离开一步,生怕被贼骨头把紫土当作值钱的货物偷走。还让我难堪的是,列车员和乘警用怀疑的目光在那装着紫土的麻袋上反复扫视,似乎把我当作进行长途贩运的投机倒把分子。那时萧山火车站还在萧西路,离开我们厂的路程有10多里,下火车后,那七八十斤重的紫土,我是靠两个肩膀轮换挑着走到厂里的。 

从南宋官窑碎片理化测试的结果来看,制作南宋官窑的土化学成份含量是高铝低硅多铁。我从广东、江西、福建采集来的500来种紫土经理化测试竟没有一种符合这一要求,经过上千次的配方、烧制,也没有取得成功。这使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成了“无用功”。 

在冥冥思索中,我忽然想到:

宜兴紫砂壶不也是紫色的吗,说不定宜兴的紫土能制作南宋官窑。

宜兴附近的山坳、沟壑中都留下了我的足迹。遗憾的是,从宜兴采集到的近百种紫土经分析和烧成试验属于陶土,不能用来烧制南宋官窑瓷器。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我接受了一个重要使命。1977年上半年,有关部门调我赴京参与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塑工作。那个时候,能去建设毛主席纪念堂,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项莫大的荣誉,我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更让我魂牵梦萦的还是那制作南宋官窑的紫土。在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又奉命去南昌参与“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雕塑工作。这两项任务花去我9个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虽然不能翻山越岭去寻觅紫土,但却让我能充分地展开自己的思维,更加符合逻辑地思考一些问题。我想,南宋建都临安后,整个国家仍是战乱不断,何况那时交通落后,运输基本靠人工、马匹、船只,在杭州乌龟山的南宋官窑,应该是就近取土,弄不好,南宋官窑的龙窑就是根据紫土矿的发现而选址在乌龟山的。这个想法成立以后,我就背起锄头重上了乌龟山。有一次,我和老哥在乌龟山上寻找紫土时,忽然乌云密布,雷鸣电闪,倾刻大雨滂沱,从山上泻下一股股雨水。因乌龟山多黄泥,这一股股雨水的颜色多数是黄色的,但有一股雨水的颜色却是紫色的。我和老哥顾不上浑身湿透循着那股紫色雨水一路攀去。这股雨水是从山体的一条夹缝中流出来的。雨停后,我就扒开夹缝中的泥土、石块,发现了呈紫色的泥土。当时的心啊,真是狂跳得快要蹦出胸口。我取回一些样品进行理化测试,这土果真是高铝低硅多铁。我断定,它就是南宋官窑的原料。

在瓷厂,最辛苦的工作数炉工。炉内烈焰窜腾,炉温高达上千度,炉外的温度也有六七十度,三九严寒的隆冬会让人大汗淋漓,酷暑难忍的夏天简直让人无法靠近。我每次把不同配方做成的样品置入炉内后,都要守候在炉旁观察火焰,记录炉温,常常是不分昼夜。1978年4月的一天清晨,附近农户家中传出的鸡啼声预示着新一天又将开始,这也是瓷厂出炉的时候。我像往常样,把在炉内烧制的用乌龟山紫土配方的20来只样品逐一取出。突然,我看到有一只样品的釉色粉青如玉,胎色紫口铁足,纹片文武冰裂。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南宋官窑吗!尽管出炉的样品还有余温,甚至还有些烫手,但我将它紧紧地捧住,吻了又吻,两眼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

不久,就举行了仿南宋官窑产品鉴定会。远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组长冯先铭先生风尘仆仆地赶来,亲任鉴定组长。专家们一致评定,这一批南宋官窑仿制品和真品相比,无论是外观、内质和制作工艺来看,都“无懈可击”“可以乱真”。这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2年半之久。在与会专家的一片击掌声中,我在心底里默默地对周总理说:“总理,你可以放心了,我们终于完成了您的嘱托和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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