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巴老在《随想录·十年一梦》文章中这样痛心疾首地说。

现在，“四人帮”粉碎了，长夜噩梦过去是黎明。巴老满怀欢欣发表了《一封信》《第二次解放》等文章，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但遣字造句还是相当谨慎的，生怕形势有反复。1978年5月，巴老十年浩劫后第一次来到杭州，下榻在长生路招待所。长达十年的深重痛苦和磨难，并没有把老作家摧垮。当噩梦结束之后，他还是以一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复杂心情，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悲喜交集地展望未来。这次来杭州，主要是探望女儿、女婿和黄源等一些文艺界老朋友，也正在构思他新的庞大写作计划。

孙晓泉和我去看望巴老，听他谈1949年6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后等有关情况，并陪他游览西湖。从他的眉宇间和笑容里，似乎看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不是也和30年前一样：乌云驱散了，反动势力打倒了，我们可以从头收拾旧山河，在废墟上重建一切。巴老在说着这些的时候，脸上不时露出一种安详豁达的微笑。这是一个人在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苦难，摆脱了那种折磨人很久的痛苦以后，才会有的这种劫后余生的欢愉笑容。

人民的呼唤，作家的责任感，驱使巴老面对满目疮痍的大地，在战场尚未清扫，伤痕尚未平息的情况下，很快进入壕堑，开始用笔战斗了。他在文章中写道：

虽然女儿、女婿和朋友挽留巴老在杭州多休息几天，但他还是匆匆走了，他要急于赶回去写作。我们都觉得巴老身边没人，应该让祝鸿生、李小林调回上海去，让他们回到巴老身边，照看好全国人民爱戴的文学大师。

巴老自然很感激。回去以后，巴老给我来信：

巴老如此谦虚！这样的大作家先把稿子让小刊物发表，还要征求意见，足见巴老对人的尊重。

更使我感动的是，祝鸿生调回上海电影厂后，还专程来杭表达巴老的谢意。我说：什么都不要谢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可能的话，送我一本巴老的书留作纪念吧。小祝回去后不久，我就收到上海寄来的一个邮包，封皮上署名“李尧棠”。我正惊讶这是谁啊？一下反应不过来就是巴老，因为只知道他名字叫李芾甘。拆开一看，是一本老版本《家》，白色封面已经泛黄，上面一个老大的“家”字。翻开扉页，空荡荡没有一个字，更没有他老人家的亲笔签名。再翻翻书页，竟发现不少处有巴老亲笔修改的痕迹：“写字桌”改成“写字台”；“对联”改成“挽联”——我虽然高兴得到巴老的赠书，也觉得有些失望与遗憾，巴老为什么不肯签个名呢？

这年年底，小祝、小林又来杭州，给我带来了巴老馈赠的新版《家》。翻开蓝色封面，扉页赫然题着：“赠薛家柱同志。巴金。”我有些不解：“《家》我不是已经有了吗？为什么再送我一本？”小林解释道：“上次那本《家》，是爸爸‘文革’十年中一直放在床头翻阅、修改的，因为楼上书房封着，再也没有其他的书。爸爸担心形势如果反复，会连累你，所以故意不签名，他还亲自跑到邮局去寄出。现在不必有这种顾虑了，爸爸重新送给你签名的新版的《家》。以后有新书，爸都会亲笔签名送你。”巴老替人想得多周到哟！这本没签名的《家》，显得越发珍贵！寄托巴老很多感情在书中。特别修改过的地方，我对照新版的《家》，全已作了修订。可见巴老对自己作品的严肃，即使在艰难岁月，还在不断琢磨、修改，而这里面又包含多少愤懑和辛酸。

巴老开始撰写《随想录》了，他在简短的《总序》里开宗明义地说：

巴老开始不再说空话、说大话，而开始“叫喊”了。而这伟大的“百家争鸣”是否能真正容纳得下这老作家的心声呢？

自此以后，巴老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很快地把旧作和译稿进行整理、修改。报纸上也公布巴老规模宏伟的“五年计划”：五年内，要完成13本书。这就是5本《随想录》、1本《创作回忆录》、2部长篇小说（应该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吧）、5册《往事与随想》。

1981年4月，巴老由于在上海疲惫不堪，到杭州来休息几天，住在西湖边的新新饭店老楼。新新饭店坐落在里西湖的北山路上，背靠葛岭宝石山，门对波光粼粼的西湖。长长的白堤横亘湖中，像彩带漂浮在西湖之上。孤山则像一座绿岛，郁郁葱葱在饭店面前。这是杭州30年代出名的旅馆，过去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来杭旅游，大多下榻在这座圆顶的罗马式建筑。巴老这次住在中间的二楼，休息了六天。

巴金很喜爱杭州，一生曾有几段时间，几乎每年都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每年春秋，巴金先生总喜欢与文学界朋友青春结伴游西湖，爬南北高峰、玉皇山；游苏堤、翻六桥……他回忆道：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先生来杭州次数更多了。除了旅游休憩，还多次来杭州参加会议、陪外宾游览西湖秀丽的湖光山色；曾与夫人萧珊一起去新安江水电工地体验生活时途经杭州，去虎跑、龙井喝茶，去苏堤、花港徜徉，享受忙里偷闲的那一份轻松和舒坦。

现在，当年的旧友已漂流星散，夫人萧珊也已离开这个世界。旧地重游，怎能不引起老作家怀念之情？美好的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一切全都过去了。但不少亲人、友人都死于“文革”这场浩劫，这样的大悲剧是如何造成的呢？沉重的回忆，压得巴老心中沉甸甸几乎喘不过气。

这几年，巴老写了那么多文章，做了那么多事：十多本书新版或重版，三次出国访问，使老人感到非常疲劳，身体日趋羸弱。“文革”受到折磨留下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地从身上反映出来。他一年比一年衰老，走路显得蹒跚，写字手也发抖，而且越写越小。在杭州六天，除写了《现代资料馆》这篇文章，并计划把自己积存的20万元钱捐献兴建现代文学资料馆之外，大多数时间都沉入深深的怀念之中，准备写一系列回忆文章。

巴老在杭州只住六天，就要赶到北京去参加茅盾先生的追悼会。临行前夕的傍晩，天空突然放晴，久雨初歇，西天泛出淡淡晚霞，湖上空气也显得分外澄澈、清朗。晚饭过后，巴老和他女儿、女婿和我从新新饭店沿湖漫步到断桥，然后再沿原路踱回。虽然老人步履缓慢，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但他那天心情较为开朗，一边观赏着湖面上波动的晚霞、绿柳上晶莹的水珠，一边与我们随意谈着文学的使命和作家的责任：作家要甘于寂寞，不要与人争一时短长，作家是用作品同广大读者见面。这些谆谆的教诲，使我深受教益和启迪。

这年夏天，《收获》在莫干山举行笔会，来了不少近年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家：谌容、叶蔚林、汪浙成、温小钰、张欣欣、水运宪，以及稍后来的邓友梅、崔京生。因为我与莫干山管理局的郭宏声是好友，他特地把笔会安排在屋脊头最好的房子里。作为《收获》的主编巴金，作家们都希望他能来，他也很愿意和大家一起在这避暑胜地休息几天。巴老住在3号楼，这是陈叔通先生解放前修筑的一幢别墅。小洋楼四周翠竹环绕，日夜蝉声不绝。巴老同中青年作家们一起漫谈、一起吃西瓜、一起用餐。青年人从老作家身上感受到慈爱和温暖，巴老也从年轻作家身上看到青春和活力。

这几年，巴老关心与爱护青年作家的事例十分动人，在文坛有口皆碑，传为佳话。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希望在青年身上》，对青年作家寄予了厚望。他在接见外国作家与海外记者时，几次宣传：“国内出了一批很好的青年作家。”当一些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重新出版一本作品集《重放的鲜花》后，巴老对侨居美国的华裔女作家李黎说：

巴老担任《收获》主编并不是只挂个名，不少重点稿件他都亲自看过。特别有争议的稿子，巴老以他的威望和胆识加以肯定、大胆推出。如张一弓反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民抢粮食的小说《犯人李铜钟》，丛维熙描写监狱生活的“大墙文学”等，一时在海内外造成强烈反响。谌容描写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人到中年》风行全国，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造了舆论，但也遭到极“左”思潮的批评，当时谌容思想包袱很重。为此巴老写了赞扬《人到中年》的文章在报上发表，给予大力支持。

巴老在莫干山只住了一个星期，又要匆匆赶回上海去写他的作品。临别前夕，他出钱宴请与会作家，年轻人围坐在巴老身边，情不自禁地说哟、笑哟、唱哟，劝酒歌、祝福歌，一曲又一曲、一阵又一阵，祝福巴老这棵文坛参天大树永远长青。巴老置身于青年人中间，也满面春风地敞怀大笑。

1982年5月，正是春光明媚的清明前后，巴金先生在写作《随想录》第三集告一段落后来杭州小憩。按照巴老的吩咐，我和省旅游局的郭宏声到火车站迎接，安排巴老下榻在西泠宾馆6楼一个东南向大套间。我们深知巴老的一贯作风：住宿、吃饭全是自掏腰包，尽管他是全中国独一无二不拿工资的专业作家。

这时真是阳春三月，阳光和煦，花香四溢。巴老走到6楼阳台上向外一望，西湖就像一座大盆景展现在他面前。他显得异常兴奋，一反过去那种平静缄默，满含深情地说：

同我们谈过这些话后，巴老就在宾馆房间里写下了散文《西湖》，发表在《江南》上，并收进了《随想录》。“……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1952年来我到西湖不知多少次。我第一次来时，是一个作家，今天我还是作家。”字字、句句，情真意切。浙江的读者看了以后都兴奋地说：“想不到巴老也是浙江籍作家，他和我们浙江、杭州真可谓源远流长呵。”

可是巴老的健康越来越差了，步履维艰，行动不便。这次来杭州，他去岳坟瞻仰岳飞的陵墓和回廊上历代文人歌咏岳飞的诗碑，也去看了林彪在杭州的“704行宫”。林彪、四人帮的所作所为，自然在老人心中产生无限感慨。

这期间巴老先后写了《解剖自己》等4篇说真话的文章。巴老干脆把第三集《随想录》取名为《真话集》。

说真话，成了巴金晚年最高贵的品格，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痛定思痛！巴老的这种大彻大悟，真正是凤凰涅槃后的超度与升华。

1982年的冬天好冷，天寒地冻，一般上海人的家里都没有暖气，巴老家也没装空调等取暖设备。11月7日那天，老人大清早起来就上二楼书房写作。因为要在房间角角落落东奔西走找资料，而他的双腿冻得又僵又麻木，不慎跌了一跤，摔断了左腿的胯骨。

巴老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左腿包上了厚厚的石膏，笨重地被高高吊起，要在牵引架上吊两个月。消息传来，我们深为巴老的身体担心。听说他老人家常常整夜失眠，被焦躁和噩梦所缠绕，得不到片刻安宁。他因此情绪不好，食欲不振，身体日趋消瘦。

12月26日，我从杭州来到上海，冒着凛冽的西北风和满地白霜，去华东医院探望巴老。太阳迟迟地升起，从窗口照进病房，投射到雪白的墙上，也照到巴老的病榻上，映得房间、被单、枕头莹白洁净。冬阳给巴老带来一缕暖意，使他那天情绪较好。

在老人病榻前侍候的儿子、儿媳，一边一个，正帮着老人在翻阅刚从香港寄到的《真话集》。新书出版，巴老显得很愉快，连忙向我打招呼：“《真话集》出版了，刚寄到。快给老薛一本。”

1981年夏天在莫干山见到巴老，听说我没有收到《探索集》，连忙上楼去签好名把书拿下来。现在，正好香港寄到刚出版的《真话集》，老人家又要当场在病榻上签名赠送我。他叫儿子小棠拿过一本，翻开封面；儿媳为他拧开钢笔套，交到巴老手中。他就斜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在扉页上写下了几行字，把书赠给我。望着这些弯弯曲曲的蓝色小字，望着病榻上我尊敬的前辈，望着枕头上那一头蓬乱的白发，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他早日恢复健康。

巴金先生的健康引起了国内外文化界人士的关心，不少人致电寄函慰问，不少人撰文赞扬他的道德文章。巴老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了

1983年5月，法国总统德斯坦代表法国政府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十字勋章。这是巴老继荣获意大利但丁勋章后，又一项更为隆重的国际荣誉称号。巴老住院6个月后，身体逐步康复，已恢复写作，这是他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公开露面。当我们在电视机前望着法国总统把这枚金灿灿勋章，亲手挂到巴老胸襟上时，心中深深为他获得如此殊荣而感到骄傲。

这一年的国庆前夕，巴老又一次来到杭州休养，这次是真正养病来了。当我和郭宏声到火车月台上去迎接时，老人的行装中多了一辆轮椅和一副木拐。我们搀扶着他，极其艰难地走下车厢，坐上了轮椅。我们的心不免有几分沉重。

长期的病痛折磨，使巴老变得更加枯瘦了。老人也失去了从前到杭州时的那种兴致勃勃的情绪。没有过多的话，只是简单的寒暄，大多数时间都沉默着。他静静地凝视周围的一切，专心听着别人讲话。好像在努力回忆一些渐渐忘却了的事情，也好像正准备讲出许多尚未讲出的话。他虽然经常感到疲倦，但他那矮小的身躯里，还燃烧着生命之火。

巴老的《随想录》开头写得很快，按预定计划每年完成一集。这几年，意外的干扰越来越多，使老作家无法安静写作。再加伤病的折磨，把他原来的计划打乱了。他写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困难。巴老在行走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坐着轮椅，去观赏满觉陇的桂花，去龙井喝茶，去植物园漫步，去新建的曲院风荷听残荷在秋风中瑟瑟作响。

这年杭州桂花开得很旺，满城飘香，陪同巴老来休假的还有他心爱的外孙女祝蕴立（小名端端）。当我和祝鸿生推着轮椅上的巴老，缓缓走进满觉陇山谷时，他望着桂花林、山村、人家，突然冒出一句话：“这是达夫的《迟桂花》呵……”巴金触景生情，又怀念起老朋友郁达夫来了。

这次巴老在杭州小憩半月，仍下榻西泠宾馆。临别时，我亲眼目睹十分感人的一幕：为巴老服务的工作人员自发地到门口为老人家送行，手中拿着巴老亲笔题赠他们的书，一个个热泪盈眶。他们对笔者说：“我们接待过不少领导和名人，没有一个像巴老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1986年10月6日傍晚，311次列车驶进暮色苍茫的杭州城站月台。我朝2号车厢一望，在明亮灯光下，巴老正手扶拐杖临窗而坐。啊，还是那一头皤然银发，还是那一张慈祥红润的脸庞，还是这一套蓝布中山装，还是这副一丝不苟的端坐神态。灯光明亮的车窗，就像一个银色画框，镶着这一幅深沉、隽永的肖像。我和郭宏声上去迎接。

“巴老，欢迎您重访杭州！瞧您的气色很好。”

老人虽然旅途劳顿，步履艰难；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情绪显得很好。他还用一贯的浓重四川口音“嗨嗨”一笑说：“虚火！今年夏天为了赶完《随想录》，写得太累喽。”

是啊，老人真是太累了！为了写完预定的5本《随想录》，他几年来抱病工作。现在，气势恢弘的5卷“说真话大书”终于完成了。150篇，42万字，这对一位80高龄又是病残之躯的老作家来说，工作量是非常繁重的。现在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这次，巴老住在南山路的大华饭店分部。照理说，巴老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可以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可配备警卫人员，乘火车可坐专列。但巴老一再谢绝，每次来杭州都是自费，不肯惊动当地领导。这次来杭，还是乘坐软席车厢，并且再三要求不要用警车开道。

这一次，巴老又在杭州休养了10天。还在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前夕，专程和黄源先生一起到孤山东麓草坪，拜谒了即将揭幕的鲁迅先生铜像，献上他的一瓣心香。

自愿为巴老治疗的按摩师说：巴老除了腿以外，其他内脏器官、骨骼都很正常。皮肤柔软光润，脸上无皱褶和老年斑，也无器质性病变。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心脏、血压都很好，大脑思维敏锐，思路清晰缜密，没有老年病的症状，完全具备长寿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