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吴越钱镠与前蜀王建之比较研（下）-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短短54年间先后或同时出现15个政权，涌现众多历史人物。公元907年，前蜀与吴越立国，吴越钱镠与前蜀王建均由一介平民成为一方明主。他们二人有诸多的共通与相异之处，在他们治理之下，吴越国成为东南最为富庶的国家，前蜀成都成为西蜀最为安定繁荣之地。本文力图真实生动反映两位历史人物的成长轨迹和建立政权的过程，展现他们的历史功绩，挖掘他们“为民向善”的历史品格和至今具有启示意义的历史资源。

唐朝是我国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尤其在唐玄宗时期，崇道活动达到高潮。但唐朝末年，经过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的战乱冲击，道教的发展由胜转衰。进入五代，战火纷飞、社会动荡，前蜀政权，众多唐朝皇亲贵族文人学士入蜀，“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难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前蜀王建不仅优礼士人，也沿袭了唐代崇道风尚。

唐末僖宗时期，在道教宗师杜光庭的帮助下，僖宗对道教的扶持与崇奉显得尤为突出。“道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致力于道教神话、理论、方术、斋蘸科仪的研究和建设，为维护和加强对道教的信仰做了不懈的努力，杜光庭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杜光庭（8５0－933年），唐末五代著名的“道门领袖”，黄巢起义爆发后，唐僖宗为挽救唐王朝的颓势，求助于圣祖老子，崇奉道教，多次下诏赐封道士。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杜光庭由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郑畋推荐进京：“郑畋荐其文于朝，僖宗召见，赐以紫服象简，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为道门领袖。” 僖宗在长安时因杜光庭弘道有方已嘉奖重视此人，而到中和元年（881），黄巢军攻占长安，杜光庭随僖宗入蜀避乱，越发得到皇帝的信任。从光启元年（886）到天祐四年（907），杜光庭留在四川隐居青城山。公元907年，西川节度使王建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后，杜光庭投靠王建，因其有经国理政之才，得到王建的尊重与赏识，官爵至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后又除户部侍郎。王建赞曰：“昔汉有四皓，不如吾一先生足矣。”

杜光庭在前蜀王建的信赖与支持下，对道教自开创以来的重大理论做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与研究，成为晚唐五代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同时，进一步壮大了道教的组织规模，提升了道教的社会地位，扩大了道教在蜀地的宗教影响。其中，前蜀时期，在王建王衍父子的大力支持下，杜光庭参与了众多斋醮科仪活动，为王建和许多人写了斋醮词，系统规范化整理了道教的斋醮科仪。道教的斋醮科仪活动在蜀地得到充分发展，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既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道教的传播与发展。

前蜀皇帝王建所葬之永陵，在地宫后室石床上放置有王建石质圆雕坐像，石像坐北朝南，通高86厘米，在墓室中放置墓主写真石雕像，是五代十国时期川西地区非常流行的一种葬俗，反映了道教文化对丧葬习俗的影响。[]王建之后，其子王衍也大力崇道，尊老子为圣祖，道教在蜀地继续发展，宫观众多。

同一时期，割据东南地区的吴越国也是一个宗教氛围极其浓厚的国家。重视宗教，道、佛并重，是吴越国自始至终贯彻执行的一项宗教政策。吴越国钱鏐对道教高度重视，延请礼敬名道，不惜花费巨资修整战乱破坏的道教宫观，使道士云集，令一度衰落的道教得以振兴，道教对吴越国的历史产生重要的影响。唐光化三年(900)七月，钱镠重修大涤山天柱观，使一度衰落沉寂的道教得以振兴。钱鏐还在吴越境内兴建了不少道教宫观，比如在金华建广润龙王庙，建上清宫于绍兴泰望山，建灵德王庙于浙江。明万历《金华府志》、清雍正《浙江通志》及清光绪《金华县志》等历代方志，都有“吴越钱武肃王(钱鏐)重修”金华赤松宫的记载。为了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扩大道教的影响，钱鏐还奏请中央朝廷给境内高道颁赐封号，礼遇道士。

钱镠在崇奉道教兴建宫观的同时，也对佛教文化倍加推崇。吴越从开国者钱镠到末代钱俶，他们都与禅僧来往密切，尤其是创建寺院、刻印佛经、延请高僧，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的宗教文化活动中心，为佛教文化在吴越地区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世宗教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在今天杭州以灵隐寺、净慈寺、六和塔、保俶塔、白塔、雷峰塔、临安功臣寺、功臣塔、海会寺等为代表的宗教文化遗存，实际上与吴越国时期宗教文化的繁荣和钱氏家族的推崇密切相关。唐末五代，整个文化呈现向南转移的态势，佛教文化的中心也向南转移，其标志就是禅宗的南迁。这种宗教文化南移的大背景，对于吴越国来说是发展宗教文化的机遇。[]钱镠及其继承者“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

发掘的杭州雷峰塔、金华万佛塔、东阳中兴寺塔、苏州虎丘云岩寺塔、黄岩灵石寺塔中，出土了众多造像、阿育王塔、经卷等礼佛精品，极具时代、地域特色。在举国上下崇佛氛围中，从王室至民间，佛教盛极一时，吴越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南佛国”。

王建和钱镠对道教、佛教的尊崇，既是那个时代宗教之风传布使然，更是他们作为一国之君为维护统治利益和使内心价值平衡所不得不强力推动的治国安民、行善修心的宗教文化举措。由于他们的倡导和推动，道教和佛教得以广泛传播并为我们今天留下宝贵的宗教文化遗产。

吴越国从907年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到钱镠孙钱俶纳土归宋（978），吴越立国七十二载，历三世五王。钱氏政权继任者都遵从“善事中国”的家训，对中原政权恪尽臣礼，纳贡称藩。坚守“关切民生、经营和谐”的家训，偃息兵戈，发展生产、保境安民，江浙富庶，甲于全国。像钱镠这样一位影响钱氏后世发展的历史人物，他所树立的家训家风，有其传世价值。

公元 912 年，钱镠曾作《武肃王八训》，932 年三月，八十一岁高龄的钱镠写下《武肃王遗训》，《武肃王遗训》是在《武肃王八训》的基础上修订而来，二者基本内容一致。在《武肃王遗训》中，钱镠回顾了自己从初出江湖到戎马执政的岁月，将自己处于五代乱世中的成功经验传给其后继者，并以忠孝作为基本的道德信条，重视家族的伦理教育，提倡忠孝思想。[] 钱镠对唐朝末年上层统治者道德趋于沦丧的现象有深切的感受，希望子孙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唐室之衰微，皆由文官爱钱，武将惜命，托言讨贼，空言复仇，而于国计民生全无实济。”钱镠《武肃王遗训》所列十训，涉及忠孝、民本思想，确立 “保境事大”的基本国策。告诫子孙要以臣子的身份效忠中原故土，对臣民多施加恩惠，爱惜子民。嘱托诸子要“兄弟相同，上下和睦”，强调家庭和睦的重要性。“今日兴隆，化国为家，子孙后代莫轻弃吾祖先。” 钱镠希望子孙勿忘祖先，不要抛弃自己的家乡，需念祖先创业之艰辛。遗训中，钱镠还谈到了对婚姻的看法，希望子孙婚姻嫁娶选择同样家风家教良好门当户对的家庭。钱镠十分重视钱氏家族的门风，具有较强的儒家宗法思想，重家教，尊家训，《武肃王遗训》的最后一条：“吾立名之后，在子孙绍续家风，宣明礼教，此长享富贵之法也。倘有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

《武肃王遗训》由先祖钱镠所作，可以说是钱氏家训的始创者，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强调治国齐家的重要性。《武肃王遗训》这一古老的钱氏家训，到近代民国初年，钱文选重新整理而成《钱氏家训》，为后人研究学习提供了范本。

钱镠与王建皆宽宏大量，善于接纳不同意见，知人善任。然而，在对待自己的家人和择定王位继承人时却显现出不同的处事风格。钱镠对自己的儿子与宠姬要求极为严格。徐绾、许再思叛乱时，引淮南将田頵为援。后因钱镠外交成功，杨行密召回田頵。田頵撤兵之时，向钱镠索要20万缗“犒军钱”。同时，还提出以钱镠的儿子为人质，以作修好的条件。钱镠为保吴越国平安，同意与“兵强财富，好攻取”的田頵修好，遂在诸子中物色人选，准备派遣幼子传球为人质。然而，传球不同意，“镠怒，将杀之。”次子传瓘请行，被其母吴夫人劝阻，不愿“置儿虎口”，但传瓘说：“纾国家之难，安敢爱身！”这正合钱镠的心意，钱镠遂“泣送之”。而传球则因“爱身”而被夺内牙兵印。

钱镠晚年病危之时，召诸将议立嗣王。“诸将立下，皆曰:`元瓘从王征伐，最有功，诸子莫及，请立之”。长兴三年（932），钱镠弥留之际，以印、钥授元瓘。镠卒，元瓘嗣立。钱元瓘继位得到了诸将和一些兄弟的广泛支持。

前蜀王建以“恭俭畏惧，勤劳慈惠”作为家训，告诫儿孙们“无一事纵情，无一言伤物”，必须“早暮诫勖，恐汝遗忘”。王建称帝时六十岁，他有十一个儿子，因长子宗仁先天残疾，立二子宗懿（元膺）为太子。元膺多才多艺，却因王建不察宗懿与枢密使唐道袭的紧张矛盾关系，造成二人皆在宫廷武装冲突中被杀。元膺死后，太子人选未定。王建有宠妃徐妃，因受宠幸，专房用事，干预朝政，王建未能制止。徐妃为使其子王衍立为太子，拉拢朝臣，合力密谋，王建被蒙骗而不知，永平三年（913），王衍被册立为太子。王建虽立幼子为太子，然而内心清楚王衍不堪大任，心中始终忧虑，却未能及时更改，另立贤者。《资治通鉴》卷270曾记载“吾百战以立基业，此辈其能守乎！？”王建病逝，王衍喜爱声色、宴游，不理政事，咸康元年（925），前蜀被后唐所灭，耽于享乐的王衍葬送了两朝基业。王建曾在《诫子文》中提到的殷殷期盼终幻化于空，留下诸多遗憾：“吾提三尺剑，化家为国。亲决庶狱，人无枉滥。恭俭畏惧，勤劳慈惠。无一事纵情，无一言伤物。故百官吏民，爱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襁褓富贵，不知创业之艰难……察声色之祸，然后能保我社稷，君我臣民。吾早暮诫勖，恐汝遗忘。当置之几案，出入观省。”

钱镠和王建在家风育化和继承者培养方面，可见钱氏家风比王氏家族要规范系统得多，具有家族制度性约束机制和传承方式，一代一代地遵循着钱氏家风，至今还鲜明地体现在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钱学森、钱大昕、钱钟书以及钱其琛等大家名人身上，而王建后裔则消失在历史的沙石之中。

综观五代十国吴越钱镠与前蜀王建的史迹，二人的人生和从政经历颇多相似，这种“历史共生现象”值得深思。历史共生现象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身处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和个人因交通环境阻隔，缺乏交流沟通而产生的相似的同时性历史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难解之谜。钱镠与王建的惊人相似性，既表明身处大变革时代有抱负的平民一旦把握机遇就可助推历史的进步，也证明一个朴素的真理：不管是君王还是百姓，只要“为民向善”就能书写历史，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角。这就是钱镠与王建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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