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编者按】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是浙江省文物研究所的前身，先贤的筚路蓝缕，奠定了我所文物考古事业的基础。周中夏先生（钟遐）是我省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繁重的田野工作之余，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的工作笔记和手稿，这是我省文物考古事业的财富。今天，我们编发周中夏先生之子周刃老师的回忆文章，周刃老师从乃父的考古笔记中撷取若干片段，勾勒出浙江文物考古事业早期发展的轨迹。前辈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父亲的考古笔记 先父周中夏（1925.5—1986.3），笔名钟遐，浙江诸暨人。1953年春天调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当干事，直至1986年去世，从事文物工作三十余年。参加过考古发掘、浙江近现代革命文物征集研究、不可移动文物调查保护、博物馆陈列策展、文物行政管理等等，从宏观管理到具体文物的研究都有涉及。曾获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奖章、浙江省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近来翻阅先父留下的几十本工作笔记及大量资料卡片、手稿，才发现父亲的勤奋、敬业以及对浙江文物工作作出的贡献还是超出了我以前的了解。其中几本考古笔记，记录他从开始学习考古理论到发掘实践的详细过程，让我了解新中国第一批考古工作者艰难的成长历程。
1954年文管会全体合影 前排右起：沙孟海、邵裴子、郦承铨、陈训慈、朱家济。二排左二：朱伯谦。后排左二汪济英、左四：王士伦、左五：黄涌泉。最后排右一周中夏 1954年文管会全体合影 前排右起：沙孟海、邵裴子、郦承铨、陈训慈、朱家济。二排左二：朱伯谦。后排左二汪济英、左四：王士伦、左五：黄涌泉。最后排右一周中夏 1953年春天，父亲与朱伯谦、王士伦、牟永抗一起，从华东革大浙江分校调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当干事。当时的浙江省文管会由原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挂帅，聚集起郦承铨、朱家济、沙孟海、陈训慈等鸿彦硕儒，但全没有从事过考古发掘。此时，在杭州古荡湾老和山下，由于新建浙江大学校舍，一场由南京博物院派员主持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正在进行，父亲和朱伯谦、王士伦、牟永抗等几位刚刚一起入职的小青年，甚至都没听说过考古这个词，就被派到工地实习，兴奋中夹杂着迷茫和些许不知所措。“在老和山麓一处池塘边开了一条试掘探沟，大家都想亲口尝一尝考古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后来才知道布方地段是开挖池塘的再生堆积……只记得当时每周的工作例会上都宣布马上要进入文化层,可是直到工程结束仍然没有看见文化层”。浙江考古工作的窘境在全国绝非个例。1953年正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年，大规模的基建高潮拉开序幕，虽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适时地颁发《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基建工程中做好文物保护。但要依靠解放前留下数量十分有限的考古专业工作者，去完成当时配合基建的繁重而又紧迫的任务是不可能的。所以亟需在短期内培训一批新生力量。为此中央决定由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考古人员训练班，着重培训一批田野考古发掘的技术骨干，让学员能很快掌握考古技术，在工作中可以操作，以保证抢救性考古发掘的顺利开展，配合基本建设。从1952年起先后举办的四届“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被称为新中国考古“黄埔四期”，学员毕业以后，成为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中坚力量，为后来中国考古学的辉煌发展奠定基础。
1953年8 月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 1953年8 月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 父亲入职浙江省文管会三个多月后，他和朱伯谦被派到北京参加第二期考古人员训练班。三本厚厚的笔记，记录下参加这次培训的详细情况。1953年8月1日，训练班在北京大学开学。共有来自全国89名学员，分为八个小组。父亲分在第五小组并担任小组长，组员有来自江苏的朱江、罗宗真，山东杨子範、袁明、殷汝章、李克敏，福建马春卿、杨启成，安徽郑家舜及浙江朱伯谦。由于学员都是刚刚参加文物工作，多由其他岗位转来，如杨启成原在公安局工作，小组讨论时说“来时对本身工作就不安心”，朱江更是直言不讳：“到文管会当初情绪上有波动，但用组织观念强制压抑自己”。思想问题不解决，专业学习就无法进行下去。好在几位首长的讲话很给力，开学典礼上，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北大校长汤用彤、教授向达，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各自代表主办单位发表讲话。郑振铎主要讲两点，一是文物工作是有前途的，二是我们的责任重大，向大家阐明了文物工作的重要性。会后各小组组织讨论，第一个议题就是进一步明确前途问题。8月3日第一部分理论培训正式开始，上课的老师个个都是顶级大咖。首先由郑振铎讲授《文物政策法令》，接着裴文中讲授《中国考古学-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总论及旧石器时代》、贾兰坡《中国考古学-中国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郭宝钧《中国考古学-殷商-六朝考古》、向达《新疆考古》、梁思成《古建》、陈万里《陶瓷》、郭沫若《中国奴隶社会》、尹焕章《东南考古报告》、王冶秋《文物保护工作》、《苏联博物馆工作介绍》、刘芝明《历史唯物论》、刘大年《苏联考古概说》；还有《石窟寺》、《华东文物工作队配合基建工作经验》、《考古资料的陈列保管》等课程。至9月10日，北京的理论培训告一段落，在夏鼐、裴文中的带领下，全体出发到河南洛阳，开始第二阶段田野考古发掘实训。夏鼐亲自讲解从考古先期准备，到发掘、记录、测量、整理再到发掘报告的编纂整个《田野考古》全流程，裴文中反复强调发掘过程中应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他们的指导下学员们分组进行发掘。从9月下旬到10月中旬，在洛阳烧沟附近发掘战国汉代墓葬共59座。10月18日开始转到郑州发掘遗址。父亲在郑州参与发掘编号为C.E.T.7探沟，详细记录了每日发掘情况。11月4日，为期三个月的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结业。父亲在学习总结中，首先谈了思想上的收获：对考古工作乃至整个文物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业务上的收获一方面来自理论上对考古工作有个较全面的初步了解，为今后系统的业务学习及从事田野考古打下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考古实践， “初步获得了发掘过程的基础知识，在发掘前照相，测绘平面图。发掘中每天写好日记。注意劳动力支配、工作人员安全。关注土层变化，有无夯土；在早期土层中有晚期东西，必须找出根源。特殊器物要照相编号。注意生熟土的变化、墓葬墓口大小、二次葬、器物位置、结构，要找边，到底后要绘平面侧面器物图。遗址要注意地层变化，发现不同的土层结构要绘平面图、等高线，到底后要绘制剖面图，灰坑要绘平面图，有特殊的器物及红烧土等要在平面图上标明……”。
1953年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笔记 
1953年10月郑州考古实习 前排右三：周中夏、后排右二：朱伯谦 随后两年，浙江又陆续派人参加了第三期、第四期训练班。刚刚学成归来的年轻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先是小试牛刀，发掘了乌龟山南宋官窑，还有一些零星墓葬。真正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57年的湖州地区。父亲留下来的其中一本考古发掘日记，详细记录1957年11月20日至1958年3月17日，在安吉黄泥岗、吴兴邱城遗址、毗山遗址、钱山漾遗址的发掘情况。这是浙江省第一次按照田野考古规程操作的大规模科学发掘，参加过“黄埔四期”的所有浙江学员悉数到场。父亲在这本发掘日记中详细记录每日进展、出土器物、相互探讨及个人思考。
1957年湖州邱城遗址发掘 后排左起周中夏、牟永抗、郦承铨、孙永乐、朱伯谦， 右一：汪济英，前排左一：姚仲元、左三：梅福根 11月20日一早，他们从杭州出发，先坐火车到吴兴,又乘四个半小时的小汽轮到安吉梅溪。前两天主要做野外调查及准备工作,24日在安吉天子岗水库南部的黄泥岗开始发掘：1957年11月24日星期日阴雨。黄泥岗遗址今天开始发掘……26日星期二，阴。黄泥岗水库经二天半的发掘，四个沟的包含物都不丰富。晚上决定朱、孙去作一番调查，我去长山岗，小姚与梅留黄泥岗。上午开始发掘长山岗T1探沟，方向东西，长10米宽2米。长山岗在天子岗水库之西南，在黄泥岗之西偏北。上午用工5人揭去表土，命之曰安长T.1.在一小坡上东向倾斜，高度很不平衡。发掘前是草地，其东北角是麦地，有印文陶片及灰层形迹。草根下即是黄土呈淡黄色。父亲在吴兴邱城遗址的发掘是从1957年12月3日到1958年1月7日，主要发掘T9。1957.12.3,马池潭造纸浆厂，老牟他们四人从上月中旬即来此挖了四个沟（3-6），我们从安吉来了之后又开了四个（7-10）。T7昨天开始，因雨只挖了二个小时，上午挖T8，下午开始挖9、10。我负责9，小姚10、老朱8。15/12……晚上开了小组会,谈谈到这里以后工作思想各方面问题……我们大部分同志只注意从遗迹来分层,忽视从出土品来分层,这是因为经验少,目前情况确是水平跟不上工作需要，我看今后出土的陶片应及时洗，这样便于分析研究……。1958年1月7日上午，父亲正在绘制T9北面剖面图，接湖州文教局电话，三里桥发现大量文物，要求即刻派人去。经商量，父亲当日赶赴湖州城里，开始毘山遗址的调查发掘，这次发掘的记录持续到1月27日结束。1958.1.8上午与文教部施同志沿毘山跑了一圈，在毘山东南及东北自观音桥畔起至玉龙溪河边止，都发现有陶鼎足及石器。从三里桥河出土的陶器极大多数黑灰陶，但在毘山脚下出土的多数是红陶粗砂鼎足……58年1月10,阴，湖毘T1东西向，宽2m长10m，先挖5m。今天挖深0·3m。挖下去不过一公分即有陶片堆积，丰富得很，在二公分左右的地层中挖出二大筐多的陶片。多是灰陶，有少数残陶器，多是豆形器的残部。陶鼎足不多见。发现残石刀一件。少数红陶。有的灰陶口沿部或盘中部（反面）圆圈围成的二圈花纹，质地泥质为主，夹沙、夹心居少数……1月13到蒋家圩见汪济英同小金来了,他们听牟说毘山很重要来支援的……1月23,三里桥河工程今天最后一天,一直搞到天明,明天只要收拾收拾即可结束……27日,今天调了二个男工挖东壁,发现石锛……
50年代部分考古笔记 50年代部分考古笔记 很快1958年的春节就要来临,但大家并没有撤回杭州,而是决定留下来继续发掘钱山漾遗址。1958.2.12，在结束邱城遗址后全体同志赴钱山漾度春节，准备在钱山漾发掘。14日划方，21日正式开工……。连日来T12-T14都有不少东西发现。T12西半壁除发现竹编、乌黑光亮的蛋壳陶外，昨天并发现有一小块布（织物），都在下层黑土中，如果不是乱坑，则（遗址年代）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钱山漾遗址的发掘日记记到3月17日，因为会里来信催回去整风，因此必须赶任务。这场为期四个月的考古发掘没有领队，没有指导老师，对这批年轻的浙江考古人是严峻的考验，也是对前面训练班学习成果的实战检验。现在回看，这无疑是浙江考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掘，首先考古队伍得到锻炼提升，整体野外发掘水平、操作技能比起以前有了巨大的进步。其次是取得的考古成果十分可观。除了安吉黄泥岗似乎收获不大，邱城遗址发现城墙及三层叠压明确的文化层，发掘出土大量陶片及石器。毘山也发现大量陶器残件等文物，以后又经过几次发掘，现在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钱山漾发现史前竹编、木器、纺织品、植物籽实等，后成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1959年春节前，嘉兴马家浜村农民积肥劳动，从地下挖出大批兽骨。消息传来后，文管会派父亲和汪济英、梅福根、姚仲源、冯信敖五位同事会同杭州大学历史系、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的12位同学一起赶赴现场，由此揭开了马家浜文化的神秘面纱。关于这次考古发掘的详细记录没有找到，只有日记中非常简略的几条：17/3 明天去嘉兴南湖发掘,顾对周牟指示。18/周等(本会5人,学校12人)去嘉兴发掘。23/顾、王去南湖发掘地,当天回……汪周给同学每晚上课,同学们还给我们一信。据当时到过现场参观的牟永抗回忆,发掘工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甚至因缺粮时常断炊。但发掘取得丰硕的成果。“揭露面积213平方米。清理出马家浜文化的建筑遗迹、灰坑和30座墓葬，出土大量遗物，为马家浜文化的命名提供了依据”。
1959年在环城西路20号文管会办公楼前 1959年在环城西路20号文管会办公楼前 1960年，父亲被派到北京中央文化学院学习，并留下参与编写《中国文物工作概论》一书，负责起草绪论及第一章，后因文化学院撤销，编书中途停止。1962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浙江省博物馆合署办公，全省的考古和文物保护，成为博物馆历史部工作的一部分。父亲被任命为历史部副主任。60年代后期，父亲任浙江省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副组长，后留在省文化局，负责全省文博图书行政管理，直至 1979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恢复成立，才又回到文管会。
1960年文化学院文物博物馆干部学习班结业典礼 1960年文化学院文物博物馆干部学习班结业典礼 虽然马家浜发掘后，父亲没有再参加现场考古，但以另外的形式参与着浙江的考古工作。1973年6月，余姚丈亭区罗江公社在河姆渡兴修水利工程时发现大量陶器动物骨骼等堆积，余姚余姚文化馆许金跃打电话给牟永抗报告此事（因牟刚给他们上过课） ，牟即电告我父亲，“当时的省文管会虽然名义上与省博物馆合署办公，并已恢复正常工作，实际上全省文物考古行政管理的职责是省文化局的查抄文物清理组，周中夏同志是省文清组的实际负责人。我当即将老许来电及我的想法给周中夏同志打了电话。他告诉我，王士伦同志在宁波保国寺出差，要许金跃用电话和宁波联系，请王士伦同时返杭时，顺道去现场看看。7月2日下午，王士伦同志回杭，在历史部考古组办公室展示出从现场带的骨器、石器和陶片”（牟永抗《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试掘及第一次发掘的若干回忆》）。我没有找到这通电话及有关第一次河姆渡发掘的记录，只是这段时间的工作笔记中，在7月3日王士伦报告岳庙、六和塔等文保单位受损情况的大段记录上方，发现用铅笔记有“丈亭区罗江公社（叶家）下（河与下浙江方言同音）姆渡反水站谭书记说你们丈亭的防水防涝工程今年定要搞好”这么一段话，谭书记应该是指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可见当时河姆渡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河姆渡第一次发掘从1973年11月持续到次年1月，成果丰硕，引起各方重视。但这次发掘面积仅几百平方，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再一次大规模发掘势在必行。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要推动此项工作难度不小。父亲分管这一块，其中甘苦可想而知。1976年4月由浙江省文化局出面，邀请全国各领域相关专家在杭州召开河姆渡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通过专家呼吁以期制造声势。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还刊发纪要，登在当年8月《文物》期刊上。参加会议的国家文物局领导谢辰生回京后马上给父亲来了信：中夏同志并转英田同志（张英田时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在杭州承蒙热情照应十分感谢！回来后把会议情况在局务会议上作了汇报，大家非常重视，冶秋同志也认为很重要，同意继续发掘，不久我们即可发文给你们。如何具体组织还希望你们多考虑。经费问题因今年我们不掌握机动经费，完全由我们出不大可能，但可以商请财政部给予部分补助，我们初步考虑几万元是可能的，先以私人通通气，千万不要外传。希望在作方案时把经费也写进去，以便有所根据。否则我不好说话。发文时我想抄致省革委会以引起重视。看来公社党委很急，如果今年发掘，方案还要早些做出才好。我们将尽可能给予支持。匆匆。即致敬礼！谢辰生。1976.5.5。但是光有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还不够，浙江当地还有许多问题要协调落实。见浙江方面迟迟没有动静，谢辰生一个多月后又来一信催促：中夏同志：前去一函及文物局书文想已看到。河姆渡问题不知进行情况如何？发掘工作必须早作准备，计划亦盼能早日报局。涉及经费补助问题如时间过晚即将发生困难矣！同时要邀请兄弟省市有关单位参加，亦需事先通知，以使有所准备。如有变化，请即来函告知。匆匆。即致敬礼！辰生谨上。六月十九日。河姆渡第二次发掘经过各方努力精心筹备，终于在1977年10月正式开工。
1976年谢辰生致周中夏关于河姆渡发掘问题的信札 
1977年9月27日河姆渡发掘领导小组会议笔记 
1977年河姆渡发掘现场 中间左：周中夏、右：牟永抗 1977年河姆渡发掘现场 中间左：周中夏、右：牟永抗 离开一线考古工作后，父亲并没有放弃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父亲始终关注着最新的考古发掘情况，千方百计地挤时间做研究。钱山漾出土很多植物种子，父亲多次走访农学专家，查阅相关文献记载，做专题研究，于60年代开始着手撰写文章，惜因文革搁置没有发表。1976年中国科学院遗传所专家李璠偶然看到此初稿，两次来信催促发表，准备引用。文革中，兰溪香溪公社密山大队宋代潘慈明夫妇墓被破坏，其中出土一条非常罕见的棉毯。1971年，父亲和汪济英一起赴现场调查走访，回来后查阅大量资料，并与农学专家游修龄往返探讨，后来在《文物》杂志上以笔名钟遐发表《从兰溪出土的棉毯谈到我国南方棉纺织的历史》一文。河姆渡第一期发掘过程中，出土的猪骨和陶猪引起父亲的注意，他对此进行专门研究，于1976年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猪骨和陶猪试论我国养猪的起源》。1982年春天发掘的绍兴306号墓，是浙江地区非常重要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墓主的国属问题引起争议。父亲从该墓出土的紫水晶珠等文物及徐、越两国关系入手，结合相关文献，在《文物》上发表《绍兴三O六号墓小考》一文。虽然父亲正式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但其中不少资料及观点受到学界关注，为其他学者予以引用和讨论。
1982年绍兴坡塘306号墓发掘现场 前排右二：牟永抗、右四：叶遐修、右五：沙孟海、右六：李远，后排左二：娄烈、左三：林华东、左五：周中夏，右三：黄爱娟、右四：许永富、右五：曹锦炎 1986年，父亲刚刚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想专心搞搞学术研究，还没来得及办理退休手续，便因病去世。今年是他逝世35周年，又逢中国考古100周年，重新翻阅父亲的笔记文章，可以看出，因各阶段工作需要，父亲对浙江近现代革命文物、岳飞和张浚抗金、明清宁波港、抗倭等专题做过研究，但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考古始终没有离开他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农业考古这一以前不太为人所关注的专题。可惜天不假年，没能继续完成未竟的研究、未完稿的文章。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