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科治学的角度看，报刊史是新闻学（传播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在现代学术分科的观念下，可以说天然是跨学科的研究。可是，尽管各方面跨学科的呼声此伏彼起，作为不满于现有学科划分局限性的诉求，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真的要跨过分科这道坎，却是难上加难。试想，多年学习且沉浸于既定的学科之中，尚且不能全盘系统把握，若是轻而易举就能够跨入另外的学科，要么误认为这些学科可以不学而能，果真如此，则能否成为学科也令人怀疑。要么自以为读了几本相关书籍就可以随意跨过去，其实是犹如费正清所谓各省边界的土匪，这边打来就逃到那边，反之亦然。这种土匪式的学问顶多是取巧钻营，等而之下者，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一些敢于跨学科者，其实恰是对面的书读得不多。傅斯年出国之前什么都敢写，唯有心理学读过20多本书，所以反而不敢出手。多数专业人士，能够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内守成已经难得，其实并无余力可以跨到其他学科去。所谓跨学科，大概有两种途径可行，一是不同学科的学人之间有共同兴趣，可以相互配合，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天上地下四海八荒深究同一问题的各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端的科际整合大体类似。目前所见较为典型的范例为公元几世纪的全球性严酷气候变化，以及梅毒的传播，前者创说，后者颠覆，都是包括全球各地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各展所长亲密合作的产物。二是一些顶尖高手胸怀广阔，智慧超群，可以在多个领域称雄，其覆盖面往往超越细分科甚至大学科的界限。对于他们而言，与其说是跨学科，不如说是不分科。因为如果按照以问题为中心的取径，他们心中或许根本就不存在由分科造成的畛域。

报刊史的尴尬，恰恰在于所有的从业者都不得不勉为其难地非要跨学科不可，而实际上，却大都力有不逮，或许只是附会了一些对方的外在形式或概念，各自仍旧只是做着历史学的一门专史或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并未能够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为历史学的专史或新闻学的分支，受到所属学科的制约，看似具有不同的研究取径和做法，其实是将本学科的常规套路惯性延展，并不能形成新的取径并做出不同凡响的成果。如果不能对两个相关学科及其关联的渊源流变系统把握，就很难兼容并包，熔于一炉。

历史学曾经作为一切学科的总汇，由于今天以前的一切都是历史，所以史学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如此一来，史学的触角无所不及，与许多学科发生联系，而许多学科往往都有史的部分。不要说人文学科的文学与哲学，都有专门的史，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以史为主要甚至主体，即使社会科学之中，大部分也包含史的专门，如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等等。其中有的主要是学史，如社会学史，至于社会史，主要属于历史学（近年来社会学领域研究历史的取向也日趋明显，因而同样发生社会学的社会史与历史学的社会史究竟如何才能兼容，或者说是否应该兼容等等困惑）。而有的则未必如此泾渭分明。学史之外，还有专史，如法学里面有法律史，政治学里面有政治史，教育学里有教育史、新闻学里有新闻史或报刊史、传媒史，这些并非该学科独有的学史，同时也是研究相关历史的专门。另一方面，历史学也将各个学科的学史纳入研究范围。在这些学科中，既有法学史、政治学史、教育学史、新闻学史，也有法律史、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教育史、新闻史等等。他们的研究对象与历史无异，有所分别的，大概只是研究方法和理念。

不同学科的学人采用不同的观念与方法研究相同的问题，最为理想的效果是彼此互补，相得益彰。但如果呈现的情形以及得出的结论相同或相似，不免引发学术分科有无必要的质疑，而如果呈现的情形以及得出的结论相异甚至相反，就会产生如何验证的问题。即使同在历史学的领域内，分别从革命史、废科举以及基层社会的角度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变动，所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令人怀疑实情究竟如何，各自所见的差异是由于事情本身复杂多面，而各自选取了不同的侧面，还是对事情的基本判断有别有误。如果是后者，这些分歧是由所属学科的观念做法所决定，还是学人的应用不当所致，都不免加剧历史究竟有无真相可言的争议，同时也引发进一步追究真伪是非的考量和探索。

严格说来，分科只是大而化之的安顿，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此疆彼界。高明的研究者，即使分属不同的学科，只要研究对象相同，研究的成果也可能高度相似。或者说，所呈现的史事千差万别，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和精度却令不同学科的学人所信服。所以，有人从历史学是一切学科之总汇的反面看问题，认为既然各个学科史的部分汇总起来可以覆盖历史的整体，那么就有可能让史学融化于一切学科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区域研究流行科际整合，研究中国不再是汉学或东亚系的专利，各个社会人文学科研究同一地域的学人聚合起来，形成新的中国研究，大有取代原来汉学研究之势，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历史学独立性的动摇。

不过，历史学毕竟是历久弥新的长效学问，其本身的历史就足够悠久。而中国的经史之学尤为发达。一般而言，诸如此类的学问不大会成为热门，但是经历时间长河的冲刷，是大浪淘沙的结果，也很难被今是而昨非的社会需求所淘汰。由于历史长久，积累丰富，所治自然不能泛泛。涉足较广的胡适说治史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的确是深有体会之见。正因为此，相较于婢作夫人的后起之秀，不免有些正统的自傲。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进入，各种小的分支层出不穷，形成专门史群雄割据的形态。诸如此类学科的不断细分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认定为学术进步的科学化表现。可是在筚路蓝缕的开始阶段，形形色色的附庸蔚为大观，却入不了高明的法眼。一些后来被各分支的传人奉为开山宗师者，当年甚至被认为不入流。原因很简单，无论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只要举出与史料史事不符的例证，就只能俯首称臣，难以自辩。况且那时治经史之学者，有的敢于放言无忌，骂遍天下无敌手，很少能够回嘴且有胜算的。

新闻学属于社会科学，与原来只属于人文学科的历史学有着天然的紧张，即研究的目的前者主要是求同，而后者则主要是见异。历史学认为，一切历史事实都是个别的，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或事。而用社会科学的眼光看来，所有的人与事都有相同或相似性，具有类象化。如果每一个都是不能全同的个别，就难以着手进行研究。

这样的内在紧张，因为历史学自身的变化而有所缓解。近代以来的历史学，深受社会科学的影响，甚至将历史学与社会发展史相混同，以致于认定只有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才能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才算得上史学。这就使得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其结果不仅导致史学一身二任，既是艺术，也是科学，而且所谓科学的标准越来越自然科学化。其突出表现，一是偏重说理，忽视叙事，二是好用归纳法聚合形似而实不同的人与事。这样的变化，对于历史学而言，利弊尚在观察之中，却无形中拉近了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距离，减少了双方的差异与摩擦。

就历史学而言，近现代史的研究相对晚出，虽然据称中国自明代已经有类似现在的报刊之物，实际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代报刊还是出现于晚清。至于报刊史的研究，则晚至民国时期才问世。这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生形成大体同时。因此，尽管历史学的历史比新闻学长久得多，可是具体落实到近现代史领域，则双方的差距未必十分显著。用报刊史的眼光看近现代史，尤其是喜欢套用一些外来理论架构填塞中国材料的论著，很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此一来，报刊史与近现代史看似更加容易沟通兼容。

近代以来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决定了历史学势必要借助相关学科尤其是各门社会科学来发展自我，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在遭遇瓶颈之时，也往往会回到历史学来重寻生机。这样的行为，如今被视为学科交叉或跨学科。其实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说是回到不分科的状态可能更加贴切。而双方的相互需求，造成了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联系的紧密。

由于学科基础和所受训练有所差异，在相当的水准上，历史学借鉴新闻学（传播学）的难度或许低于新闻学传播学借鉴历史学的难度。即使如此，要想系统而准确地掌握另外一个学科的技艺，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新闻学传播学的归纳概括，与一切人事都是单体的史家观念固然有所歧异，毕竟通过各种数据分析得出来一定模式和程序，可以为关注差异的史学研究提供相当的便利。如果只是通过深究个别的无限联系最终发现这些模式程序，无疑会事倍功半，甚至只能停留于经验性的描述层面。当然，历史学基于个别见异的案例，总是会对各种模式程序提出异议，促使其修正改进。

对于新闻学出身者而言，要做到史学的精细化以及通语境以解文本史事，当然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即使在史学领域，能够臻此化境者也已经难能可贵。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因为时段或研究对象相近相同，只看近现代史甚至只看其中的报刊或传媒研究，觉得有不少模仿的痕迹，以为历史研究不过如此而已。治学须志向高远，对研治上古中古历史的大家深入了解，才有可能对历史学的精妙有所认识。至于能否自觉恰当地运用相关的方法，还须看各自的努力、机缘和造化。

陈寅恪关于文化史研究的批评，可以作为把握历史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参照：

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一）旧派失之滞。旧派作中国文化史……不过钞钞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二）新派失之诬。新派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因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

等而下之的历史研究，同样存在旧派文化史钞钞而已的弊端，只见材料的堆砌罗列，不能由比较不同的材料重现生动的历史，更无法揭示表象背后的内在联系。而新闻学的报刊史则难免套用外来理论解释固有材料的危险，尤其是精细处不够准确，反映了历史学与新闻学传播学的内在紧张。有时发现的问题相当重要，可是因为不知前后左右的语境，无法解读语意，非要借助于某些现成的观念架构，所以解释起来往往隔膜附会，离题万里。

要想破解这样的两难，陈寅恪开出的处方是既“具有统系”又“不涉傅会”。此说作为原则和理想，具有普遍意义，但是要想具体落到实处，却是难上加难。对于多数专业人士而言，作为历史学专史和作为新闻学分支的报刊史，要想完全浑然一体，大概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极高境界，不宜强人所难，以至于变得左右为难，进退两难。一般而言，应该考虑的可行之道是如何能够各取其利，以免不伦不类，反受其害。历史学研究报刊史，关键是如何能够把握传播学的知识及其概念，应用于研究的过程之中，而不能仅仅在表述阶段生搬硬套。而新闻学的报刊史研究，则要尽可能深入了解材料与事实之间的普遍联系，熟悉相关语境，不要望文生义地强作解人。

新闻学传播学对历史学的报刊史研究批评较多的是缺少理论，这与一些欧美学人批评中国学人的历史研究只有材料没有理论颇为类似，其实这些所谓理论，大都如陈寅恪所说，是假设的理论，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未必完全适用，而且还有是否用得恰当的问题。如果研究的结果，只是为了彰显理论方法的正确，而不是真正有效地推进所关注问题的研究深入，则往往不适用或用而不当。

历史学对新闻学的报刊史研究批评较多的则是有违事实。此说固然不错，可是自从梁启超提出中国无史论以来，加上将社会发展史混同于历史，造成史料与史观以及史与论的分离，史学的叙事功能日益让位给说理，即使在史学领域，看似有理却明显不合情理的情形早就不仅是个案。尤其是挟洋自重之风渐起，喜欢不断引入不知渊源流变的种种貌似新说的陈言，望文生义地进行解读，穿凿附会地加以应用，造成不少的似是而非。最为荒唐的是，在史与论不相凿枘之际，事实为说理让路的情形，不仅已经见惯不惊，甚至认为理所当然了。报刊史研究牵强附会的说理之中，有些正是历史研究自身的流弊所致。

新闻学传播学的报刊史，总想得出能够普遍适用的一般性规律，而历史学的规律仍然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分则两便，可以相互借鉴，合则两难，彼此无所适从。要想变两难为两利，既不宜轻易地跨到对面，失去自我，也不能固执地画地为牢，壁垒森严。各自守住自己的立场，发挥到极致后仍有余力，才能考虑是否需要跨越；同时看清对面的形势，不要贸然勉强跳过去，以免邯郸学步，反失其本。兼容是努力的方向，毕竟大家研究的对象相同，属于同一个或同一套问题，此疆彼界是后来认识的人为分别，而非物事固有的差异。存异是当下不得不然的实情，因为分科已是客观实在。若是用“如实”作为衡量标准，历史学当然具有优势。可是如果不相信历史研究可以求得真相，研究历史不过是为了开发智慧，则是否“如实”自然不在考虑之列。只是如此一来，照搬套用外来理论，填充一些中国的材料，虽然看似证明了理论的普适性，同时却显示出自身学术上的无价值。得失之间，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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