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1日，我在浙江省工美行业协会的办公室采访了老知青吕曙（下称“吕”），请他谈谈作为一名知青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及回城后的经历。

吕说，我1955年4月出生在杭州。父亲吕超，浙江新昌人，抗战时期参加革命，曾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战士。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北撤，作为华东野战军四纵的一员，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在战斗中负伤。痊愈归队后，参与解放杭州的进程。

建国后，父亲从部队转业，前十几年一直杭州市民政系统工作。1954年被任命为市民政局秘书科科长，兼花坞果园第一任场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我家一直住在西湖边六公园附近的一座大宅院-湖边村。湖边村是一所大院子，住户大多为市级机关干部，有六十多户人家，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玩伴。这里早年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市里准备建纪念馆。八十年代起，老住户陆续搬迁，我家的房子成了今纪念馆的展厅。

从小爱好运动

我就读于附近的长生路小学，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市第十二中学读初中。

我这个人自幼兴趣比较广泛，斗蛐蛐、拍洋片、打弹子、游泳等，样样都喜欢。我家就在西湖边的六公园附近，放学后经常与小伙伴一起去湖边钓鱼摸虾。

小学时，被体育老师选中参加长生路小学乒乓球队训练。进入初中后，代表下城区参加市少年乒乓球比赛，获得过团体冠军，后来我又被选入市少体校乒乓球队。

1971年6月，我们杭州少年队到温州参加全省青少年乒乓球赛，获得男子团体冠军。

回来后，参加了省体工队选拔运动员的集训。集训刚结束，我参加了杭州少年队与一支部队球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梦想参军

在与部队球队的对垒中，我队虽然2:5输了，但是在比赛中我独得2分，引起了对方领队的注意。赛后，他们领队从教练那里得知，我刚初中毕业，即将面临下乡。当即表示想招我加入部队球队，父母得知此事，也都很开心。

在那个年代，参军是中学生毕业的最好出路，尤其体育兵，更是我的梦想。

回来后，我在家里静静地等候通知。过了好久，也没有消息。我去问了教练，才知道卡在“政审”上。当兵有严格的政审要求，部队通过“外调”得知父亲因“历史问题”正在审查。文革初期，父亲担任市检察院办公室主任，虽说只是中层干部，也被归入打倒之列。造反派对历史一无所知，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父亲上四明山前加入过地方抗日队伍，实际上，这是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主要成员均为共产党员。只是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才保持灰色隐蔽面目。后来那支部队全部上了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此事在《新昌县革命史》有详细记载。造反派拿此事大做文章，影响了我的参军。

我在想，如果那时能当上体育兵，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就会改变。

初到内蒙兵团

当时的政策，中学生毕业后除了当兵，就是上山下乡，或者去生产建设兵团。

学校正在动员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下称“兵团”）。学生们被兵团招兵干部的介绍所吸引，我与几位同学一起加入了屯垦戍边队伍。

1971年9月22日，我们一千多名杭州中学生，在闸口白塔岭车站登上去内蒙的专列。经过四天三夜旅程。过包头后，专列在兵团各团部所在地车站停留，下一部分人。

25日晚，列车到了五原站，我们下车后，按事先确定的名单，以校为单位，到各自的团、连队报到。在寒风中，大家裹着刚发的棉大衣，挤坐在卡车地板上，前往所在连队。

十二中的50多名同学被分到位于牧羊海的二师十六团五连，一个农业连队，也是武装连，配有100支半自动步枪、20支冲锋枪、4挺转盘式机枪。据说，这样的火力配备不次于正规部队。五连的400多名知青，分别来自北京、天津、青岛、杭州和呼和浩特，连级干部为现役军人，班、排长由退伍老兵或知青担任。

我被分到五排二十班，全班十几个人住三间土坯房，屋间两边的土坑住人，中间放着一只铸铁煤炉取暖，这样的生活方式让大家感到很新奇。

每天繁重体力劳动和紧张的军事训练，体力消耗很大。主食以小米饭、棒子面、窝窝头、高粱米、钢丝面为主，南方人爱吃的白面和大米饭已成稀罕之物。

最初的任务是盖礼堂，我们先从小工做起，慢慢也就成了熟练工。

我还干过挖渠、背芦苇这些繁重的农活。塞外的秋天，大地已经冻得硬邦邦，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南方的城市学生，其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三个月后，我被派到离连队不远的一个放牧点，照看100多头牛，一匹马和几头毛驴。放牧点有几间土坯房和牛棚、马厩，生活比较自由，不用起早出操，也不必担心半夜的紧急集合，过了几个月自由自在的老乡生活。

把握了机会

到连队没过多少天，正赶上国庆假期，我特意穿上刚发的兵团大衣，到团部邮局前拍了张照片，寄给父母留念。这是我在五连留下的唯一照片。

假期中，我与几位杭州同学正在连部打乒乓球，忽然，进来一胖一瘦两位军人。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五连蹲点的兵团政治部宣传处邓副处长（下称“邓处”）和王干事。他们在边上看了一会儿，休息时，问起我的打球经历，我如实说了。

邓处告诉我，五连还有一个乒乓球好手，叫王世辉。说着，就让人去找王世辉。

不一会儿，王世辉来了。他是1969年从呼和浩特市（下称“呼市”）来的知青，打球采用的是直拍两面攻打法，我以21：18的相同比分，连胜两局。

此时，王干事拿出笔记本，记下了我的名字和打球经历。

次年（1972）3月，我接到调令，要我去呼市兵团司令部报到，参加兵团乒乓球队集训。我赶紧到团部办了手续。到了那里才知道，兵团正为参加4月份在东胜举办的自治区乒乓球赛做准备，我被选入兵团球队参加了那次比赛。

穿上军装

东胜比赛结束后，获悉6月10日将在北京举行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各大军区可以组队参赛的消息。这是文革期间首次举办的大型运动会，北京军区十分重视。为了选拔队员，曾派出一支现役军人球队在呼市与建设兵团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兵团男女队均获胜。因此，军区决定由兵团队员与现役军人队员混合组队，代表北京军区参加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

1972年5月，兵团乒乓球队一行九人赴北京参加赛前集训。

为了统一服装，经军区特批，兵团乒乓球队队员和教练员配发了军装和帽徽领章，以现役军人身份参赛，享受了一个多月的“真八路”待遇，让大家特别兴奋！

集训期间的一个周末，父亲特意来北京看我。我陪他逛了天安门，还去王府井大街的照相馆拍了照片。为了不影响训练，父亲在北京只住了两天就回杭州了。

北京军区乒乓球队1972-6

天安门广场留1972-6

我与父亲合影1972-6

我与父亲合影1972-6

在兵团警通连

兵团乒乓球队比赛成绩突出，为了保留这支队伍，上级将球队队员成建制调入司令部警通连。有比赛任务时，参加集训和比赛；平时就是警通连的一员，从事各自的岗位工作。

球队的训练和比赛，由兵团司令部作训处负责。警通连全称“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警卫通讯连”，负责兵团领导机关的保卫、通讯和勤务工作。

按部队建制，兵团是正军级单位，设警通连；师、团一级设警通排班。

警通连除兵团战士（知青）外，现役军人占总人数的将近50%，排以上干部及兵团首长警卫员都是现役军人。连队有警卫班、公务班、电话班、电信班等，为兵团领导机关服务。我最初分在警卫班，在司令部大院门口站岗。

站岗时，腰上挎一把五四式手枪，子弹不让上膛。站岗必须24小时连轴转，白天两小时一换，晚上一小时一换，白天还好，晚上熟睡中被叫醒的滋味有点难受。

后来调到公务班，负责司令部作战室保洁工作。偌大一个作战室，墙上挂满了各种军用地图，有四部电话机，其中一部红机子，据说能直通北京军区。

兵团司令部警通连工作证/1973

1974年底，建设兵团体制可能面临变化，上级将撤销内蒙建设兵团，整体移交地方农牧场管理部门。不言而喻，兵团机关撤销，警通连也将解散，现役军人回部队或复员。我们兵团知青将面临出路问题。此时，球队几位队员因上学、调动等原因离开了呼市。

建设兵团撤销后，球队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不久得知，兵团直属企业-化纤纺织厂同意接收我们，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优厚的条件，厂里的工种随便挑、做“长日班”。

自此，我们调到化纤厂工作，不再组队参加乒乓球比赛。

为兵团赢得荣誉

兵团乒乓球队队员分别来自京、津、鲁、浙和内蒙，全队我年纪最小，兵团的团龄也最短。自1972年3月正式组建以来，我与队友们一起，代表兵团乒乓球队分别参加了全国性比赛、北京军区比赛各一次；参加1972年至1974内蒙古自治区比赛共三届。

在1972年12月河北张家口举办的北京军区乒乓球比赛中，兵团队获得全部六项冠军，我获得男子单打第四名；1974年8月举办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运动会，我获得男子单打第六名，按《运动员等级评定标准》，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

可以说，我们球队自始至终没有辜负兵团首长的期望，坚持高强度训练，赛场上携手拼搏，成绩始终处在北京军区和自治区比赛的前列，为兵团赢得了荣誉。

兵团首长与参加内蒙第三届运动会获奖队员合影/1974-8

获得的奖牌1974-8

在兵团化纤厂

1974年10月，我与三位队友一起调到兵团化纤厂。我被分到准备车间保全班，当了保全工，承担设备维修、保养。兵团化纤纺织厂，一家拥有两千多名员工的大型纺织企业。在纺织厂工作，绝大多数员工都在运转班（三班倒）上班，比较辛苦。我在保全班，不用上夜班，又能学到技术，我们都很满意，全班十几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全厂就我一个杭州人，幸好有一批绍兴知青，休息天就找老乡玩，或到朋友处聊天，或去市区逛逛。在保全班里，每天背着 “五大件”工具袋，在车间边学边干，一门心思当起了保全工，一待就是三年。

汽校宁波分校

1976年下半年，父亲得知浙江汽车技工学校（下称“汽校”）将赴内蒙兵团招生的消息，一位招生组成员是父亲在民政系统工作时的老同事，父亲托他将我招回浙江。

那年，汽校属下有杭州、宁波、金华三个分校，在内蒙兵团招了几十名浙江知青。我作为其中之一，在塞外边疆工作了五年多后，终于回到了家乡。

1977年3月，我到汽校宁波分校报到，分在“汽车驾驶”专业。

我们学校地处鄞江桥，校门前一条宽阔的溪流穿越而过。过了樟村，就进入四明山区，这块昔日父辈曾经战斗过的区域，成了学员“山区教练”的绝佳场地。

宁波分校主要为专业汽运公司培养客、货车驾驶员，设置汽车驾驶和调度两个专业，以汽车驾驶专业为主。驾驶专业学员先上三个月理论课，然后去大修厂实习修理和保养技术，最后才上车教练。按教练车型的不同，又分为大客班和大货班，我被分到大货班。

学校有两辆解放牌大货车，其余均为跃进牌货车。

我们班开的是解放车，车头长、视线差，又是气压刹车，学习考试难度要比跃进车大。

开始后，8名学员一辆车，每天每人只能开不到一个小时，一到点就敲击车顶换人，很不爽。教练员是早我们两届毕业留校的学员。师傅对我很关照，周日有拉货任务，他有时会叫我一起去，让我过把开车“瘾”。学员大多来自宁波乡村，我们趁汽车教练之便，轮流去同学或师傅家作客，其乐融融。

半年后考试，分场地考和路考，其中路考项目的下坡抢档，安排在四明山区。按考试要求，解放牌货车需抢两个档位才算合格。有的学员抢档时心慌，未能抢进，此时车速越来越快，连考官都会吓出一身冷汗。

第一次考试，车上八名学员只考出两人，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第一次考试合格者，拿到实习驾驶证后，即可分配工作。此时，听说除专业汽运单位外，还有很多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到汽校招人，第一次考出的学员不多，成了争抢对象。

七十年代，汽车不多，驾驶员更少，成为一名驾驶员是非常受人羡慕的职业。

拿到实习驾驶证，学校公布了分配名单，我被分到省委宣传部。

在外闯荡六年多，能够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可谓来之不易。

有人问我，你到省委宣传部工作，靠“关系”的吗？

其实，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先后有十多人分配到杭州，大多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开车。

分配时，全校就我一个杭州人（代培生除外），其他同学多数来自宁波地区，当地熟门熟路，都不愿意来杭州。后来才得知，我能被选中的原因，除了在校表现还可以，最主要原因，我是杭州人，可以在家住，不需要马上解决住宿问题。

因此，我从汽校分配到省委宣传部，纯属偶然。在我的几十年工作经历中，除了汽校到内蒙招生，父亲托老同事帮了个忙。人生旅途的各个阶段，都没有任何外部因素助力，靠自身特长和努力，靠领导、同事的关心和帮助，才一步步走到现在。

初到宣传部

1978年5月30日，我到省委宣传部报到，受到同事们的热情欢迎。有人开玩笑说，宣传部到任何地方调人，都不需要花钱，只有你是化3000元钱“买”来的。

原来，汽校有规定，除了分配专业汽运公司，其它单位都需支付培训费。

那时省府大院只有一号楼，省委宣传、组织、纪检等部门在同一幢楼办公，除了为部、委、办级领导提供用车的省府车队外，各部门都没有工作用车。

我开的是北京吉普，买来两年多了，因为没有驾驶员，一直停放在省府大院内一个临时搭建的毛竹棚里。我上车时，水箱的橡胶软管已老化开裂。

我对那辆车进行了仔细检查和保养，领了车牌，号码是“浙A-02202”，当时是省委各部门中第一辆属于部门的工作用车。因为按用车规定，宣传部只有常委、部长才配有专车。副部长工作上要用车，都得打电话由省府车队统一派车。除特殊情况，处级干部是不能用车的。我开的这辆车主要用于日常行政事务，平时工作量不大。

入党

刚到部里，我是部办公室年龄最小的两个人之一。部里的干部职工，几乎全是党员。受家庭环境影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我自小追求的理想。从小学开始，我就是班里最早入团的少先队员之一，当过少先队中队长。

走上社会后，在兵团化纤厂期间，被评为厂级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团员；

在汽校，又被评为五好学员和优秀团员。一路走来，努力工作，要求上进。到宣传部工作不久，我就提交了入党申请。1981年6月23日，入党申请通过，也是当时为数不多在宣传部机关入党的党员。

“自考”

省委宣传部干部绝大多数拥有大学学历，只有我和同来的几位退伍军人只有初中毕业。他们在干部岗位上工作，除了单位安排去省委党校脱产学习以外，业余时间大都在业大(注1）、夜大上课，接受学历教育。

1984年下半年，刚推出“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不需参加入学考试、不影响工作、不受学制限制，累计学分达标后，获取社会承认的学历证书。

我被这种低门槛的考学方式所吸引，当即报名，成为参加“自考”的第一批学生。我报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俗称中文专业），当时也不懂，后来才知道，这是文科中最难考的专业之一。

我是1971届初中毕业生，入学时正值文革最乱的时期，学校经常停课，学业被荒废，说是初中生，实际上只有小学水平。既然报了名，就得好好学习。说实话，在辅导班给我们讲课的教师大多是杭州大学各系的主任、副主任，师资力量雄厚。无奈基础太差，学起来相当吃力，除了辅导课认真听讲，工作之余抓紧复习外，全靠死记硬背。况且，部里要出差，耽误上课的时间不在少数。半年过去了，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第一次考试，考试结果，居然两门课悉数过关，虽然只有60多分，也使自己喜出望外。

初考过关，既感到意外，又平添几分窃喜，也为此后失利考试埋下苦果。

“自考”规则是半年考一次，除正常安排的两门课外，还可以“加考”和补考，报考门数不限。第二个考试周期开始，我盲目乐观，不顾自身能力，一气报了四门课，课程压力可想而知。结果四门课全亮“红灯”，给了自己沉重一击，也拖累了整个学习进程。

此后吸取教训，量力而行，稳扎稳打，花了三年半时间终于完成学业，顺利拿到了大专毕业文凭。当时有媒体报道，“自考”为了打响品牌，采用“宽进严出”办法，考试难度较大，每门课的及格率大都不会超过25%。

“转干”

自从到宣传部工作，最初几年以开车为主，也做些行政事务。除驾驶外，还在部里的资料室做点事。1983年前后，来了新驾驶员，我被安排做“内收发”。这是一个“以工代干”的岗位。凡是寄给宣传部的文件，都由内收发拆封登记，分门别类，分发给各处室。

我还承担了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全省社科类进口原版报刊（含港台报刊）的收订。

这项工作受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委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具体承办，每年收订、报批一次。因工作关系，能接触到港台地区报刊，它们与内地只有四版或八版的报纸不同，港台报纸每天有几十版，厚厚一叠，都是彩印的，偶尔翻看，甚感新鲜。

“以工代干”必须有大专以上毕业证书，才能办理转干手续。1989年初，我顺利转为干部身份。因为已有了十多年工龄，直接确定为“副主任科员”，不需要从办事员、科员，这样一级一级的做起。可以说，“转干”成为我人生之路的又一个转折点。

调到“文明办”

1992年，我离开工作了十四年的部办公室，调到“省文明办”工作。

文明办的全称“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的一个办事机构，具体工作放在省委宣传部，文明办相当于宣传部的一个处室。

当时的文明办一共只有四个人：主任、副主任，加上我们两名干事。文明办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央与省委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负责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制定和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单位等的组织工作，并对全省精神文明各项创建活动进行考评。

在那段时期，省文明办还策划、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全省“创建文明城市”检查、考核活动，社会影响较大。我在文明办分管文明单位创建和行政事务。尽管只有四个人，但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将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搞得如火如荼。

虽说在文明办工作六年多，只是一名干事，回忆起来，仍觉得那是一段相当愉快的经历。

省文联办公室

1998年12月，我离开工作二十年的省委宣传部，调任省文联办公室副主任

办公室领导班子一正两副，除主任外，我分管行政，另一位副主任分管文秘。

省文联是正厅级单位，人数不多，机关加上协会，在职也就几十人。

到文联不久，新建的办公大楼落成，在外过渡多年的文联机关、协会及报刊杂志社陆续搬入新楼。在办公室期间，除常规工作外，也为单位办了几件值得称道的事。

此前文联想更新一辆奥迪轿车，报告打上去一年多了，渺无音信。

我到位后，利用在省府大院工作多年的人脉，购车报告很快得以批准，还为新买的小车申领了省政府专用号牌，能随时进出省府大院，给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连续两年春节，通过与当地宣传部门联系，自己开车去象山，为文联职工购买鲜活的梭子蟹，作为年货，赶在大年三十那天分发。十几年过去了，仍被许多老同志记着。

还负责浙江省第四届文代会的会务筹办工作，顺利完成了换届任务。

我在省文联办公室当了四年副主任。

2002年被“轮岗”到人事处任副处级调研员，分管老干部、医保和社团管理工作，其中酸甜苦辣，难以尽诉。或许,因果报应，当年导致多人“轮岗”者，十年后东窗事发，因党员身份、学历造假，在“提拔”前被上级组织部门查处，此乃后话不提。

 省文联干部职工赴海南博鳌采风2007

工会主席  省直机关文体协会副会长

2000年1月，省文联工会换届，我被选为工会主席。除了履行办公室副主任职责以外，还得兼任工会主席，一干就是九年。每年春节前，文联工会都要组织 “迎春联欢晚会”，好在单位（省文联）文艺人才多，组织一场晚会并不费劲。

在担任文联工会主席那些年，文联机关的文体活动搞得风生水起，在省直机关组织的比赛和表演中多次获奖。2005年举办的省直机关第七届运动会，共有77个厅、局级单位报名参加。省文联只有十几人参赛，这样一个小单位，居然名列团体总分第23名，成为文联参加历届省直机关运动会取得的最好成绩。

省直机关文体协会成立于2004年6月，作为省文联工会主席和发起人之一，我与省文化厅、省体育局、省气象局工会主席一起，被选为省直机关文体协会副会长，会长由省直机关工会主席担任。省直机关文体协会，主要是为了配合当时省直机关工委发起的“1加1行动计划”，即提倡每名机关干部职工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参加一项以上文体活动，形成工委主抓、厅局支持、社会联动、群众参与的机关群众性文体活动，促进机关和谐和干部职工的身心健康。

为此，文体协会根据机关干部特点，组织了有20多个项目，4000多名会员参加的文体活动队伍，每个项目由一个厅局具体负责，每周一次，开展日常训练、排练、教学活动。

文体协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省直机关运动会”，以推动机关文体活动的开展，增强机关干部职工身体素质。除此之外，还选拔优秀队员，组成省直机关体育代表团，参加“浙江省体育运动会”（省运会）各个项目的比赛，均取得优异成绩。

我作为省直机关钓鱼队领队和主力队员，多次带队参加省运会钓鱼比赛，获得团体冠军。在2006年举办的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钓鱼比赛中，除与队友合作取得团体冠军外，我个人还获得两个单项一金一银的好成绩，为省直机关赢得了荣誉。

将爱好玩到极致

我的爱好不多，打牌、麻将、茶道、喝酒都不怎么感兴趣，自驾游也是退休后才开始的。伴随自己一生的就两项最爱：乒乓球、竞技垂钓。

1974年8月，内蒙第三届运动会获得乒乓球男子单打第六名，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2018年12月被省钓鱼协会评为首批“浙江省一级垂钓大师”。

“将爱好玩到了极致！”，这是同事和朋友们对我的评价，说明我做事是认真的。兴趣爱好不仅丰富了业余生活，锻炼了意志，也增强了逆境承受能力，结交了不少朋友，给我的人生之路带来了不小影响。

分管老干部工作

“轮岗”人事处后，我分管老干部、医保和社团管理。文联是个老单位，在职人员不多，而离退休老同志有60多人（其中离休干部19人）。当时文联人事处负责的老同志不光是机关、协会的离退休人员，连下属单位浙江画院和报刊杂志社离退休人员也要一起管理。文联老同志每年安排春、秋游各一次，起初领导同意在外过夜，可以走得远一点。后来考虑到有些老同志年老体弱，又执意参加，在外过夜不安全，规定只能就近安排。

老同志中书画家、书画爱好者颇多，为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兴趣爱好，还成立了“省文联老文艺家书画社”，除每周一天来单位搞书画创作外，还多次组织他们举办书画展览、笔会，展示文联离退休老同志的风采，开展联谊交流活动。

赴乌溪江水电厂举办笔会

民间文艺家协会

2008年上半年，文联各协会由事业单位转为“参照公务员管理”，这样机关和协会干部可以相互流动。与机关相比，协会工作更有活力，社会接触面更广，我向领导提出想去协会工作。当年12月，我由省文联人事处调研员转任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调研员、副秘书长。

“民协”被称为小文联，多数兄弟协会的民间部分，都与民协有工作关系。

在民协工作的七年，成为我最充实和快乐的日子。我们除了继续关注全省民间文学、民间习俗、民间文艺理论研究外，重点抓了民间工艺的推广工作。开展两年一届的全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评选；举办十位国家级大师的师生展；创办“浙江工艺美术双年展”等。

通过一系列的展览、展示、培训、采风活动，为工艺大师和后备人才提供平台，增加互相交流的机会。期间，协会还多次组织本省工艺大师中的佼佼者，参加中国民协举办的国内工艺美术最高奖“山花奖（民间工艺类）”的评选活动，我省获奖连续数届名列全国第一。2012年，我还带领专家、学者和民间工艺大师，赴台湾南投参加“第二届两岸竹艺论坛”。

2015年5月以44年的工龄，我从省文联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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