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烧香拜佛最为兴盛的还是西湖，宋代杭州的进香拜佛者已经结成会社，《梦粱录》载：“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会，俱是富豪之家，及大街铺席施以大烛巨香，助以斋资供米，广设胜会，斋僧礼忏三日，作大福田。”当时杭州各寺院都有不同形式的拜佛会社，可以说全体杭州人都参与了，其中也必然包括过往的外地人。

明清时期，来杭州进香者更多。一到春天，太湖流域和浙东地区民众就结队前来，他们在进香之余，游览西湖风景，同时还购买各种货物，除了进香物品，还包括各种日用品、妇女化妆品、小孩玩具，甚至奇珍异宝，从而形成独特的西湖香市。香客大多乘船而来，他们都经过运河进入下湖，最后在下湖河的松木场河埠上岸，松木场由此称为香荡。《康熙杭州府志》载：“松木场香市，吴郡士女春游进香，必泊舟于此。”《康熙杭州府志》又载，二月十九日为上天竺观音大士诞辰，“三吴士女买舟进香，不可亿记。越州岁进巨烛，其大如椽，鼓吹道送，旛盖络绎。由北新关至松木场，舟车衔接，数十里不绝”。由此可见，在松木场停泊的，不仅有太湖流域的三吴士女，也有浙东绍兴一带载着大蜡烛的进香船只。清代杭州诗人吴农祥有《松木场香市》诗云：

松木场边春水生，绿杨红树隐高城。

上方钟磬珠帘迥，十里笙箫画舫明。

芳草雉媒骄夜雨，杂花鸠妇妒新晴。

武林车骑如流水，闲倚青溪听笑声。

松木场，就是宋代溜水桥外的柴场，也叫棕毛场。这里是下湖河的起点，与运河、西溪湿地、余杭塘河相通，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于崇祯九年（1636）九月十九日从江阴家中乘船出发，开始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远行。他于九月二十八日到达杭州，早上先到唐栖（今塘栖），再过五十里到北新关，又七里到达棕木场（即松木场）停泊，刚刚过了中午。当天晚上就在船上住宿，二十九日还是宿于舟中，三十日、十月初一日才在昭庆寺借宿，初二日上午又从松木场乘船出发，沿下湖河过五里到余杭塘河的观音关，然后沿余杭塘河到余杭。

△松木场曾是杭州一个主要的木材交易市场

 徐霞客游西湖是走北新关至松木场的路线，它也是香客必经之地。魏标《湖墅杂诗》卷上也有诗歌叙述到天竺烧香，松木场是必经之地，诗云：

麦色青连菜色黄，年年天竺许烧香。

路旁小路纷无数，认取停舟松木场。

据范祖述《杭俗遗风》载，杭州以北的杭嘉湖和江苏省的各乡村民男女，坐船来杭州进香，均停泊在松木场，停泊船只往往多达千艘。他们有的上岸自寻住处，有的宿在各寺院房头，有的就在船上居住。香客早则正月末、迟则二月初就要前来，至看蚕时节为止。能来进香的都是乡下财主，所带银两无不丰足，因此昭庆寺前后左右，各行店面，均皆云集，名曰“赶香市”。香市也带动了杭州的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穷苦的百姓赖以生存。明末清初杭州诗人张纲孙，后改名张丹，“西泠十子”之一，有《下泥桥》诗云：

居人两岸住，流水一桥通。

竹器为恒业，茅檐自古风。

鸭寒入芦里，鸡暖叫桑中。

脱帽还频过，椒花处处红。

下泥桥和上泥桥都在松木场附近，当地居住的人以“竹器为恒业”，说明松木场有编制竹器这样的手工业，可能与明清以来松木场是竹木集散之地相关，更与香市兴盛有关，至少这些编制竹业的人可以在香市时节卖掉许多竹器。诚如范祖述说：“城中三百六十行生意，一年中敌不过春市一市之多。大街小巷，挨肩擦背，皆香客也。余坟亲李玉堂，居住留下，其房分有业竹篮者，每逢春香，一家要做千余串钱生意。”居住留下的乡民都以制作竹篮为生，在松木场附近的人们更是如此了。

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杭州各大寺庙都遭到破坏，而杭嘉湖与苏南地区也是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因此香市自然受到影响。不过随着寺庙的修建，杭嘉湖与苏南地区蚕桑业的复兴，香市也得到恢复。光绪年间（1875-1908），拱宸桥开放为商埠，香船间或也停泊于拱宸桥者，但大部分还是停泊于松木场。春天时前来进香的大多数是乡下农民，数十成群，肩挂黄色布单，腰系红带，遇天雨则男女赤足而行。时人目之为“烧跑香”。香市在城外为松木场、昭庆寺、岳坟一带外，城内则城隍山城隍庙。所销售的货物主要是竹篮、果盒、小木鱼等为最多。一至立夏节，烧跑香者皆归家养蚕了。很显然这些烧跑香者是普通的农民，他们手头拮据，所购买的物品也是最平常的日用品而已。南社诗人王葆桢有《松木场市诗》云：

选佛同登松木场，村婆都为祀蚕忙。

填河小艇多如织，一色黄旗写进香。

绒巾裹髻插花红，手捻牟尼一串同。

黄布腰横三尺袋，天然大足佛家风。

民国初年松木场依然是香客集散的中心，来进香者以妇女为主，而且主要是蚕农，为了祈求蚕桑业的丰收。进香人群有很好的组织，每一船大约就是一队，船上都插了黄色旗帜的进香标识。进香妇女的装束打扮也是差不多的，发髻上插着红花，其实这称为插蚕花，手上带着相同式样的佛珠，腰中系着三尺黄布袋。这些妇女还是天然大足，与前面雨天男女赤脚走路的情景也相一致，因为如果是三寸金莲如何能在雨中赤脚步行。即便不是雨天，贫苦农民也没有能力坐轿，自然要步行爬山，如果是小脚也是吃不消的。

△香客购买法器留念

松木场河埠不仅是西湖进香者的停泊处，同时也是往西溪进香和游览的出发地。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第二次南巡到达杭州时曾游览西溪，就是在松木场河出发，一路坐船到达西溪，并临幸高土奇的园林高庄。杭州除了西湖香市，还有三山香市，范祖述《杭俗遗风》载所谓三山者，就是天竺山、小和山、法华山。其中往小和山者，“城中各行，均有香会纠分偕往，多在松木场下船，至水口灵官处上山，只十余里。”郁达夫在1935年写的《西溪的晴雨》中说：“游西溪，本来是以松木场下船，带了酒盒行厨，慢慢儿地向西摇去为正宗。”然而当时的郁达夫已经乘了汽车，“飞鸣而过古荡，东岳”。

松木场是西湖香客的集散地，则松木场不远的昭庆寺就是香市最为兴盛之地了。因为由松木场进入西湖，昭庆寺是首先到达的第一大寺院。

△昭庆寺

张岱《西湖梦寻》载西湖香市开始于花朝节，至端午节为止。香客在各大寺庙、杭州街巷无处不市，三天竺、岳庙、湖心亭，等等，都是香市集中之处，但以昭庆寺最为集中。《西湖梦寻》载：

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

在香市期间，昭庆寺每天都是熙熙攘攘，所卖之物来自三朝八代的古董、各地的珍奇物品，还有胭脂簪珥之类妇女的化妆品和装饰品、木鱼经书、儿童玩具、刀尺等日常用品，无不齐备。寺庙大殿和四周走廊通道、花池左右、山门内外无不是售卖的货物，在室内的摆摊，室外的就搭棚，棚外有摊，摊外有棚，真是每寸每尺都是摊棚，把整个寺庙挤得水泄不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天簇拥于昭庆寺前后左右者不啻数十万人，大江以东恐怕都没有这样的地方了。

但是这种情景在明朝末年忽然消失，崇祯十三年（1640）昭庆寺大火，接着是大饥荒和战乱，香市遂废。崇祯十四年，张岱在杭州只见到城中饿殍遍地。当时的杭州知府是汴梁人刘梦谦，有轻薄子改古诗讽刺他：“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可算是当年西湖的实录。

至清代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西湖香市复盛。康熙、乾隆两个皇帝先后数次南巡杭州，都曾驾幸昭庆寺，尤其乾隆多次临幸，乾隆十六年（1751）第一次驾幸昭庆寺时还钦赐“深入定慧”匾额。在皇帝的加持之下，进香之风更加兴盛。

不过清代前期与明代的香市有所不同，明代香市集中于城外景区和各大寺庙，尤其是昭庆寺。而清代的香市在城外的不过十分之一，其他主要集中于城市中，香客到各大寺庙进香之后，就往城市购物，因此大街小巷都是香客，而寺庙不再是香市集中之地了。《大昭庆律寺志》云：“今昭庆寺前，春香时虽有贩鬻，十仅二三矣。”实际上清代前来进香的人数倍盛于明代，但是香客购物主要在城内，寺庙的香市反而没有明代的兴盛，然而香市对于杭州城市经济的拉动更加强劲，波及面也更广了。当时寺庙的香市，主要以交易佛教用品为主。如昭庆寺寺内就有僧铺，销售菩提串珠、瓦钵蒲团之类佛教物品。章诏《两廊僧铺》诗云：

菩提串珠满檐牙，瓦钵蒲团四十家。

宛是化城开法宝，画廊何啻驻三车。

清代昭庆寺的香市虽然没有明代那样人山人海，各种货物琳琅满目，但是佛教用品还是非常可观，菩提串珠、瓦钵蒲团之类也是布满寺庙的走廊通道，昭庆寺在当时还是香市的主要集散地。

清代末年，随着西湖香市的兴盛，松木场河埠还出现了新的景观，有僧人在松木场河埠附近的霍山脚下新建了弥陀寺，供香客前来朝拜。因此香客在松木场靠岸，第一家烧香已经不是昭庆寺，而是弥陀寺了。丁丙在《北郭诗帐》中有诗云：

松木场边柳乍青，众朝三竺叩真灵。

香船队队排香荡，约礼弥陀石壁经。

进入民国之后，随着铁路和公路的开通，交通更加便利，来杭州进香者大半乘车，到了之后也投宿旅馆，既省钱又快速，因此香市可以说是更加兴盛了，但是由于乘船的人少了，松木场的香市便逐渐萧条。

随着松木场河埠的衰落，河道不断狭窄，附近也变得荒芜。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驻浙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奉命奔赴上海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经过浴血奋战，八十八师与友军配合重创日军，在战役中牺牲官兵一千余名，部分将士被安葬在松木场。1946年，民国浙江省政府在松木场为阵亡将士建立墓园及淞沪抗战纪念牌坊。牌坊有“浩气长存”和“气壮山河”等题词，其中有宣铁吾1946年七月题的“湖曲聚忠魂归骨尚余干净土，旃常炳遗烈表墓刚逢胜利年”一联中的“湖曲”二字，还能使人识别这里是曾经的九曲下湖地区。1949年之后因为城市建设而墓毁，仅存牌坊。上世纪60年代牌坊前后还是小河，夏日水面还布满了荷叶，往昔下湖的风光还依稀尚存。但牌坊上被写上了“语录”，面目全非。80年代牌坊经过修葺而得到恢复，2005年12月将其重新修葺，并立碑铭刻阵亡将士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