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学术前沿》（第15辑） 关键词 求是博雅 史料研治 治学方法 主体反思 一 “求是博雅”传统的当代演绎 史婷婷：吴老师，您好！很荣幸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您进行对话与交流。我们知道，浙大中文系作为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系，有着优良的传统。您作为中文系承上启下的一代学者，对这个传统有何理解？ 吴秀明：如果从1897年求是书院创立时延请名家开设国文课程算起，浙大中文系已历春秋120余载，倘若将1920年的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视作现代意义上的浙大中文系的源头，那么它迄今已走过近百年风雨沧桑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我从杭大中文系毕业就留校工作至今，可以说中文系培养了我，我也有幸见证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文系的风采。虽然我们经历了从“老杭大”到“新浙大”的转变，但中文系的良好学风从第一代学者夏承焘、姜亮夫等老先生，到第二代的蒋礼鸿、徐朔方、吴熊和、王元骧先生，再到我们这些“50后”，以及从“60后”到“80后”学人，在这里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几代师辈的精神之道与治学之术始终是激励我们后人前行的动力。2011年，由我任总主编，吴笛、黄健、陶然三位教授任分卷主编的三卷本《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就曾用“考镜源流”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梳理。通过“系史”的编纂，我对浙大中文系的“前世今生”有了更全面深切的理解：这就是百年的历史，加之浙学的影响，名师的垂范，使它逐渐形成了“求是博雅”的学术传统。这也为中文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筑就了很高的学术平台。2017年年底，在教育部组织实施的学科评估中，浙大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评为A级，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5所全国名校一起，成为仅次于北大、北师大（他们为A+）的中国语言文学的重镇，这也从一个角度显示和见证了我们的实力，尽管在师资队伍组成上，浙大因体制之故，我们中文系现今还不到50名教师，仅仅是许多同类学校的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 史婷婷：想来“求是博雅”不仅是浙大中文系的传统，而且对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内的新兴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都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吧！ 吴秀明：是的。正如我在十年前的“钱江新潮”丛书总序中提到的那样：浙大中文系长期以来以“求是博雅”为系训，正是因非求是无以成专家，非博雅则无以成通儒。在我的理解中，所谓“求是”，就是求真、求实;所谓“博雅”，就是求善、求美。不尚空谈，不发虚辞，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崇尚事实为基础，强调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我认为这是中文系生生不息的学术传统，它贯穿百年而又延续至当下，已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生命，一种支撑当下中文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点。作为中文一级学科“大家族”的重要一员，现当代文学自然也不例外。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吴熊和先生与我讲的一件轶事，他说自己60年代在老杭大中文系跟夏承焘先生从事词学研究时，有一次给夏先生提交了一篇八千字的文章，不想夏先生认为里面的“水货”太多需要榨干，导致他后来不敢写长文章了。紧接着他对我说：你们现当代文学与我们古代文学不一样，好像特别擅写长文章！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吴先生本人也于六年前驾鹤西去离开了我们，但此番话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感慨良多。不同于“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具有非常成熟与完善的学科体系，包括现当代文学在内的新兴学科自有其独到的优势，但我们也得坦率承认，它在历史积淀方面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的。以当代文学为例，虽然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曾一度引领风骚，对整体文坛乃至学界产生了不可小觑的辐射影响，批评本身也成了文学史的重要一部分。但回过头来看，这些批评也包括有些理论践行的主要还是“我批评的就是我”，它在充分凸现批评主体个性和才情的同时，是否存在着“注水”过多的问题？这样想来，几十年前吴先生的批评至今还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史婷婷：说起吴熊和先生，我想到您在几年前撰写的那篇很感人的悼念文章，文中提及吴先生一句话“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冷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能否从治学角度展开一下？ 吴秀明：您说的这篇文章，是2012年吴熊和先生追思会的发言稿。吴熊和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师辈，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古代文学学科乃至中文系曾经的“掌门人”，他都是很杰出的。“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冷落”是吴先生经常与我们说的，自然也是他的经验之谈。包括中文在内的人文学是一门“无用之用”的学问，它对精神性、情感性、审美性的追求，对意义、价值、生命的叩问，是需要放在长时段中，用超越世俗的眼光才能充分彰显其价值。而当下盛行的评估体系，它似乎更看重论文和项目的量化指标及其在此一生产过程中的动态价值，所以，为完成这些指标以及为求现实的功利效果，它往往催生了我们急于求成的心理。有关这方面，最近一些年来批评反思的声音很多，也很强烈，但迄今尚无体制性层面的或有效的应对措施。看来只有靠我们学人个人自身的定力和修为了。可以说，学者能否保持定力和修为走自己的路成为最大的挑战。不必讳言，我这样讲是很有点无奈和苦涩的。 史婷婷：我记得您在《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代序（《我心中的浙大中文系》）中曾提及您目睹过许多中文系名师大家的风采，并有幸向他们讨教，获益良多。除了刚才谈到的要耐得住寂寞之外，您认为，师辈们的治学理念与态度对您的影响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秀明：如你所知，“三古”一直以来都是浙大中文系（1998年四校合并以前为“杭大中文系”）的传统强势学科，它们悠久历史凝结而成的学术传统，使之即使在特殊年代也产生了一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力作，而成为中文系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不仅对我们后辈为人为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还为包括现当代文学在内的新兴学科的规范化及其进一步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记得多年前受邀参加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答辩，在答辩会上，吴熊和先生针对“三古”擅长的考证，曾指出要“有所考，有所不考”，意即并非所有的材料和对象都值得去考证，它还有一个选择的问题;考与不考以及如何考，它关涉研究者的学养、心胸、境界以及对研究对象的宏观整体的判断——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此，才能将研究引向扎实、厚重与开阔，对对象做出更精准的评价。 这也就牵涉到与“考”相关的“论”的问题。这一点，王元骧先生有关文学理论研究对我是有影响的。这里所说的影响，除了立论之外，我主要是指严密的逻辑思维，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演绎方式，以及行文，包括上下句、上下段之间衔接的严丝合缝，呈现逻辑上的自洽、有序与完整。其实古代文学也不排斥“论”，就像徐朔方先生的《汉诗论稿》、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样，其“言必有据”的研究中也都有“论”的观照和审思。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不应将中文系的“实事求是”传统简单狭隘为考据或实证，它同时应该包括思想理论，并由此形成考论结合（或曰史论结合）的治学理路。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并实现更高层次的“实事求是”。这也是我们今天在阐释中文传统时需要注意的。 说到师辈的治学理念与态度，我认为还应该包括学术真诚。学术研究本应超越世俗功利，以契接历史公意和客观事实或如康德所说的以“善的意志”来发言，并一以贯之地忠于自己的内心。但在现实的语境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虽然学术理念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也是常有之事，但这种变化应有内在的逻辑。最起码是“修辞立其诚”，“我手写我心”，不能用今天来否定昨天，或是为了今天的某种功利简单地否定昨天。这不仅是对历史、现在和未来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它涉及学术伦理和为人为文的底线。道理很简单，“批评家需要具备知识储备、历史感（包括传统）和个人才能，当然还有专业操守和道德底线。……‘真诚’（真实）写作是产生优秀作家和批评家的一个基本前提，而‘真诚’既是对修辞和语言能力的考验，也是对精神难度和问题意识的要求”。就此而论，学术研究，包括研究什么以及怎样研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研究者的人格及价值取向。所谓的文品背后是人品，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 史婷婷：就您个人的学术经历与心得而言，您认为当代文学应如何从实践层面与“求是博雅”这一中文系传统进行对接呢？ 吴秀明：我想到2017年年底系里撰写的教育部有关学位点自评总结报告，它在谈及浙大中文学科三大鲜明特色时，曾十分显目地将“文献史料”作为中文系的其中一个特色：“形成以文献史料为基础，将文学与语言、传统与现代、文献与文物、文学与影像、编纂（整理）与研究融为一体的研究格局，并通过教材编纂与项目合作，落实到教学和人才培养上，形成并初步构建了一个古今打通、多元立体的文献史料研治体系。”可见文献史料在浙大中文学科中的地位。事实上，经过多年的积淀，当然也受整体时代学风的影响，我们现当代文学这里多少也出现了变化。除了我本人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外，我的同事陈力君、张广海也分别在鲁迅影像史料和左翼文学史料研究方面倾心用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各自从不同方向和维度，为本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当然，陈、张二人的史料研究，是与他们的导师郑择魁教授、陈平原教授的影响和熏陶有关，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包括思维观念与方法手段。尽管彼此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有所不同，但它毕竟都是基于事实的一种研究，与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具有血脉关联。 史婷婷：您长期在浙大中文系工作，经历了从“老杭大中文系”向“新浙大中文系”转换的全过程，还主编过“系史”，想必对中文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从“系史”总序中能感受得到。当年此文发表，曾赢得广泛的好评，其影响力可以说较之您研究和评论文章甚至更大。可否以您的经历，来谈谈中文系学科发展的前景？这也是像我这样的从浙大中文系出来的人十分关心，并在各种场合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 吴秀明：这个话题涉及百年历史，实在有点大，以我这样的身份及水平学识，坦率地说，回答不了，也不合适。这里只想结合“系史”编纂，冒昧地谈一点个人体会：首先，当然是要发挥“三古”的学术优势，但同时又不能拘囿于此，而应该有新的拓展，有更高远的追求。毕竟“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嘛！事实上，经过了风风雨雨、分分合合的百年历史，现在的浙大中文系已不再是1920年的老之江国文系、1928年的老浙大中文门，甚至也不同于1998年四校合并前的老杭大中文系。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生态变化之快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你可以因不适发牢骚，做“重温”老杭大中文系之“梦”，但你必须得直面并且承认，不仅是浙大，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它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面对这样的情形，每个学科及其每个个体都在变化，这不是你要不要、愿不愿，而是不得不变或身不由己要变或必须要变。像我这样的“50后”，因经历和教育所至，属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代，与现有环境及其学术生态，往往不那么协调。我曾在“系史”总序中提出了新兴学科“历史化”与传统学科“现代化”相融发展，并对中文一级学科在新形势下如何“守正创新”，寻找浴火重生之路在五个方面进行了反思。翻翻七年前写的文字，我认为现实的基本语境没有变，甚至比以前更严峻了。看来中文学科未来的发展，还是任重而道远。当然，这是60后及比他们更年轻一代学人的事了。 二 当代文学史料的多维探讨 史婷婷：我发现对当代文学史料的关注是您近些年研究的重心，特别是2016年主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及其配套史料选丛书，对当代文学史料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我很好奇，您为何感兴于史料研究，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提出？ 吴秀明：我的学术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历史小说研究”“文学史研究”“文献史料研究”三个阶段。无论是“历史小说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文献史料研究”，“历史”均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可以说我对于“史”的兴趣是始终一贯的。你说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05年与人合撰的《应当重视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一文，在该文中，我首次对当代文学史料的内容、特点和存在问题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清理。后来在《史料学：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史料意识的自觉》两篇“笔谈”文章中，进而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作了强调。再后来，就是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而撰写的具体的专题性文章，并最终形成了一部65万字的论著。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当代文学史料学及与之相关的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它源自实践，是对历史与现实史料存在的理性概括，用钱理群的话来说，“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创作文字的创造者人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是真命题，而不是相反。每个问题及方面，又都是一个系统，它对我来说，哪怕穷尽一辈子也都完成不了，甚至只完成千百分之一。当代文学已有近七十年历史，有不少层累性的史料积累，随着研究及“历史化”的启动，提出这个问题应属本义。没有想到，真正开展起来竟如此不易，观念障碍也有不少。“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资料长期匮乏的严重性。然而坦率地说，这种工作无论规模、连续性和系统性都不能与现代文学的资料建设相提并论，迄今还有业内人士对他们的艰苦努力不以为然，以为与‘当代文学’无关。对此我不想做过多评论。”程光炜此说，我深以为然。而之所以如此，这是否与长期以来形成并占主导的批评及其思路和心态有关呢？
当然，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并非今天才有，上述所说的史料研究也不都是从开创意义上讲。但诚如马良春在谈现代文学史料时所说的那样，毋庸置疑，过去有关这方面工作，“多半是自发的、零散的”，“‘史料学’的建立，这就意味着要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改变过去的自发的、零散的状态，使整个资料工作形成一个适应现代文学史研究需要的完整体系。”虽然对于这一渐成趋势的史料研究及其“当代文学史料学”，人们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我以为，这显然不是少数人或少数刊物人为炒作的结果，而是带有某种深刻的必然性。对此，我近期在与人合撰的一篇待刊稿中专门对当代文学史料研治情况作了数据统计与分析，相信可为人们讨论提供一些新的参考。需要补充一句：尽管史料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重要基础，但也警惕一哄而起，不认为人人都适合，都要去搞。在史料研究问题上，我还是主张多元分流分层，意思是说，大家不必千军万马都挤在批评这座独木桥上，而应该有部分人分离出来泡图书馆、档案馆，从事这方面的当然也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即使进行史料研究，也应该多样化，整理、鉴别与研究均可作合乎个性的自主选择，不必也不应在这里搞所谓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划分。
史婷婷：拜读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之后，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您与常见的“专题”性路子不同，主要倾向于“综合”研究，这种研究是否含有史料学构建的意向呢？ 吴秀明：现在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大多都是“专题”性的，虽然这种“掘一口深井”的方式有利于逐步地完善当代文学史料学的体系，但多少有些“各自为政”的味道。我认为从文学史料到文学史料研究，再到文学史料学是一个必要而渐进的过程。像古代文学及现代文学，就有《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张可礼）、《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曹道衡等）、《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陶敏等）、《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徐鹏绪等）等。这体现了这两个学科自觉及较为成熟的状态，从中也可看出综合研究的理念。而迄今为止，以“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命名的、系统自洽的综合论著还没有。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及其配套的11卷本史料选丛书，只是一种尝试，当然它也反映了我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有关整体性思考。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一书，在主观上是有为“当代文学史料学”提供某种雏形之意。但也仅仅是“某种雏形”，所以没有亦不敢将它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就不敢说了。希望得到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史婷婷：史料研究是一个传统，从这样的视域来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你认为应该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吴秀明：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不同于古代或更遥远的远古时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主体与对象均生活在同一时空。由于诸多原因，尽管它在真实性甚至在价值取向上尚有不少问题，但是否存在足以改变现有结论的重大史料未被发现呢？众所周知，20世纪初中国学界曾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四大史料发现（即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清宫内阁大库档案），这些新史料的发现对当时乃至今天的学术研究产生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也造就了诸多学术研究大家。以甲骨文为例，它成就了“甲骨四堂”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和郭沫若（字鼎堂），唐兰认为，“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元明清，包括民国以迄于今的当下，文学史料更多和更长的时间里，还是以点滴性发现的渐进式方式推进。像上述所说的类似四大发现这样的情况毕竟极为罕见，不具有普遍性，我们不能以此为准来排贬和要求包括当代在内的其他朝代的史料研究，否则就显得过酷而不近情理。在古代文学领域，学人们对此都能从容看待，他们并不因没有出现类似的四大发现而放松或忽略了对史料的重视及其不懈的投入，当代文学如果以此为由，不努力弥补加紧跟进，相反对之予以批评指责，那是不应该的，也是蛮可悲的。 当然，如同每门学问都有各自的适应域一样，史料也不是万能的。我们在研究时对之应有清醒的界限意识，不必将其功能价值过分夸饰。须知，史料研究毕竟更多关注文学周边，属于外部研究，它不能取代对美的评判。这也是我们研究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 史婷婷：您在继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之后，又申报了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其主要路径与方法》，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这些文章可否看作是您史料研究的“再出发”？ 吴秀明：姑且也可以这样说吧。《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主要是探讨文学史料的本体及其相关问题，而《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其主要路径与方法》则是对文学史料研究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难度更大，它较多涉及学术史问题。所谓的“历史化”，是指有别于文学批评的一种学科化、专业化的学术活动。它不但在“外源”性上受到以詹姆逊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且在“内源”上与中国汉宋两学的诠释系统具有内在的关联。完整意义上的“历史化”，它应该同时包含了“外源性”与“内源性”两种思想学术资源。对此，我曾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知识重构与学术转向》等文中，尝试着作了一番归纳和分析。毕竟，当代文学也不“年轻”了，它两倍多于现代文学的时长，使其逐渐成为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知识谱系，我们有必要超越固有的“批评”状态，将其当作一个问题置于认识性的知识框架中来进行考察和反思，就像福柯所说着眼于那种知识与思想的生产，是不妨可将它当作一门“学问”去尝试了。后一项目即“历史化”项目的申报，也体现了我对目前当代文学整体研究历史和现状的一个判断。 史婷婷：以前的当代文学以“批评”为主，真正属于“研究”的不是太多，可以说，文学批评是构成当代文学的一个显在特点。那么，您认为批评与史料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迄今似无人谈及。 吴秀明：我认为，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料共同支撑着理论思维，彼此构成了一个“正三角”（“△”）的关系。批评与史料之间存在着看似矛盾，实则相反相成、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批评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也已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批评史。批评尽管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审美评判活动，但它并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一味地拒斥理性，相反，优秀的批评总是能将主观的感性认识与客观的理性判断有效地融会一体。一味地强调批评的审美纯粹性与审美纯粹性的批评，排拒它与包括史料在内的外部世界的关联，也容易造成自我封闭，反过来给批评带来负面影响。有关这方面，我在新近发表的《批评与史料如何互动》一文中有过分析，这里恕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已有学人在不遗余力地倡导“学理性批评”，将其视为《文学评论》办刊六十年来“力倡和践行的批评的标准”，有的还执着地为其辩护。这与我所讲的“批评与史料互动”，就其内在本意来说，大致是相通的。借用倡导者的话来说，就是“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也必须植根于历史，如果离开了历史，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将陷入虚浮无根的非确定状态。”
当然，反过来，史料研究也应放开眼光，融会与吸纳批评的元素，丰富充实自己，这是一种双向能动而又互惠互利的关系。事实上，不少版本或本事研究（即文本与历史原型之间关系研究），就明显借鉴了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史料研究侧重于真伪甄别，属于真实性范畴，它有自己的功能价值，我们不宜简单地用所谓的审美性来强行要求史料研究，进而对之进行否定。有识者指出：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凡都会提出“历史化”问题，何况从文学史角度来看，“实录”与“虚构”并存或者交叉，始终是文学创制的基本特点。按现代文艺理论的说法，文学是作家个人的心灵活动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研究者想整体性地把握一个作家作品，仍需把他重新还原到历史之中。如此一来，虽说作家本人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历史的产物，但研究者如果跟着他们的思维走就无法开展工作。当代文学不能过于强调特殊性，而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外，这并不利于学科的提升和发展。有关这一点，解志熙在二十多年前针对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着类似认识，就作过批评，建议有兴趣者不妨一读。 史婷婷：对了，吴老师，我注意到无论是201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还是2012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文学教育一直是您的关注点。这是否与您曾任十四年之久的中文系系主任，尤其是与您教师的身份及人才培养理念有关？ 吴秀明：因为我始终认为自己不仅是学者，更是一名教师。将史料融会到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实现对“纯中文”的超越，这一方面与我曾任中文系系主任有关，另一方面也融涵了我在教学科研过程中对文史“分科”弊端的深切认识与体会。我认为，对中文专业学生而言，授课的内容与范围，仅仅局限在纯语言文学界域是不够的，应该同时向史学开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及《中国语言文学作品与史料选》相关系列教材，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编纂的。不仅是教材，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我也注意文里文外、书里书外的互融互证。最近看到一个材料：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课时每每要引证很多的史料，他把每一条史料一字不略地写在黑板上，总是写满了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按照史料分析讲解。他告诫学生，有一分史料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他以身作则，总是在提出充分史料之后，才能讲课，这已是他的多年习惯。当时陈寅恪多病体弱，眼疾已相当严重，写完黑板时常常汗流满面，疲劳地坐下来闭目讲解。我看后为他的认真深受感动，也从其“以史治教”的方法得到启发。 当代文学讲的作家作品及其思潮现象都是近距离乃至无距离，且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般不会也没必要满黑板地抄录史料，但它是否也有个融进史料，与之进行对话的问题？窃以为，如史料运用得当，它不但可以求真，而且还有助于对美的评判把握，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出于上述理解，这些年我在给本科生上当代文学专业课时，有意以史料为中介，对作家作品进行“超文本”解读。比如在讲徐迟《哥德巴赫猜想》时，我会告诉学生，作者其实遮蔽了陈景润在“文革”中受到江青的特殊“照顾”这段史实，而并非如作品所写的那样全然是受难者;在讲顾城“朦胧诗”时，我会告诉学生，当年为它的“崛起”曾引发十分激烈的论争以及后来顾城在新西兰独流岛自杀，希望超越感性层面对其诗作进行评价;在讲柳青《创业史》时，我会告诉学生，柳青的长女刘可风在新近出版的《柳青传》及其他有关的年谱中披露了柳青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互助合作运动的反省，及其对未动笔的第四部续作的“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路”的设想，试图结合作者的“后期思想”来分析它。这与过去纯粹地就文本谈文本不同，至少为之提供了另一种阐释的可能性。通过这样的“以史治教”，培养学生的史料意识，为他们日后可持续发展打下较扎实的基础。 三 治学方法及对研究主体的反思 史婷婷：您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已耕耘数十载，在治学方面一定有很多体会，可否结合当代文学学科的属性与特点谈点看法？ 吴秀明：在现在中文一级学科建制中，当代文学似乎有点特别：一方面它是一个学科，另一方面它又经常不被认为是一个学科，很多时候变成了借文学之名进行“公共发言”的一种表达。此种情形，在社会文化转型或思想观念碰撞比较激烈年代尤甚。这也不是说就不好，或不可以。但实事求是地说，它也容易由之导致人文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混淆，给我们研究带来言说快感的同时，有意无意地疏忘或搁置了对学科发展的长时段思考。那么，到底如何处理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关系呢？好像没有现成的答案，似乎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做出选择，并且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有时候甚至无法由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有诸多身不由己的成分。因此，对之有必要抱持一分同情的理解，包括对“公共发言”的表达，不能也不宜一概排斥。 尽管如此，我认为当代文学还是要有点专业意识，面对“公共”问题，要有所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味躲到象牙塔里，固不足取，但不加选择地都参与，什么都要插一手，恐怕也不是个办法。大学中文系及其当代文学专业毕竟不是文联作协及其创研室，我们有自己的专业和岗位，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岗位来发言的。在这个前提下，谈所谓的治学及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治学及方法不能脱离我们的专业和岗位，否则就流于浮泛。我这样说，也许有点封闭了。 史婷婷：您的研究融入了较多的思想理论，显得比较思辨，有深度，也比较大气，这是否也与研究方法有关？ 吴秀明：谢谢，但这样的夸奖不敢当。我起步于历史小说批评，20世纪80年代曾二次参加茅盾文学奖初评工作，对批评有具体切实的感受和体会。我也比较喜欢理论，每每作文，都习惯于寻找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有时候为寻找不到而苦恼，并且不无固执地认为包括史料研究在内的当代文学研究应充分发挥思想理论作用，而思想理论反过来能激活历史，实现更高层次的史论结合。为此，我平时比较关心思想理论（包括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理论），而不愿太拘囿于所谓的“纯文学”。在研究时，每篇文章都试着或正或侧地旁及一个思想理论问题，包括史料研究。像《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下编九章的“专题探讨”，实则从史论关系的九个方面展开对史料的探讨，它述及历史、政治、科学等思想理论。当代文学史料问题原本就与思想理论联系在一起，其中不少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如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和胡风事件的“平反”等），而“思想解放”是与“实事求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如果将其视为“反思想理论”或“去思想理论”而加以批评，这就有违事实和常识。
不过在高度重视思想理论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灰色”的另一面。相比于丰富复杂的生活与艺术本身，思想理论及其解释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的。尤其在当下，有必要谨防和警惕这样一种不成文的做法：就是往往从西方那里找到某个“主义”，然后按图索骥，再去找作品作印证式解读。应该说，这样的研究在当下绝非个别，它在相当程度上已弥漫为一种“风尚”。 史婷婷：“历史化”是近年来的一个新话题，它强调文学研究的学科化、规范化，这与通常所说的对文学的定位还不完全一样。我知道您是主张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请简述一下您的看法？ 吴秀明：文学及其文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主观的，文学讨论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不可验证的，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是它不同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特点。也正因此，文学史料学或曰朴学是有先天局限的，对此保持警惕有其必要，也可以理解。那么，到底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个“矛盾”关系呢？我以为，这里的关键不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在确认其基础性同时有边界和节制及其审美之维的介入，即所谓的文本内证。任何不适当的夸大或贬斥，都不合适。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南大周勋初先生在谈古代文学研究时说的一番话，他说：一个优秀的作家作品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去接触它，一个优秀的研究工作者应该具有多方面的能力。“但在我国学界也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文人相轻的旧习未能根除。人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例如擅长写赏析文字的人往往看不起考证工作，而擅长作考证工作的人往往轻视赏析文字，这些都是一偏之见，往往造成自我局限。”他的话，用在当代文学研究上来也完全合适。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历史化”实则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往昔历史的一种爬梳和归整，所以，它不可能没有研究者史观的介入。今天，我们当然需要对传统狭隘的政治决定论进行纠偏，将过去被遮蔽了的日常、地下、边缘等“非中心”历史还给历史，但同时也不应该排斥或忽略“中心”历史的作用。当代文学史不能狭隘为革命文学史，同样，也不能简单套用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将其窄化为地下史、民间史抑或碎片泡沫之类的异托邦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史婷婷：学术创新是响彻学界的一个响亮而又诱人的话题，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流行的做法是向西方“拿来”，借助于“外源性”资源进行创新，您所走的“问学于文史之间”的治学路径与之不同，但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却被评2016年年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十大重大出版成果”之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怎样解释？
吴秀明：我是从80年代过来的，身上明显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观念革命，文体革命，方法革命，这一切我都经历过。那时刚从“文革”走出来，思想观念封闭僵化，所以，在此情况下，这种“革命”很受大家欢迎，也自有其特殊的意义。但当社会回归常态，它所潜存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其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学术研究至此出现了翻转，原先以“外源性”（实则是“西方性”）为本的学术创新逐渐降温，“内源性”的行情看涨，开始受到重视，王国维、陈寅恪等实证治学方法重新得到了确认。 当然，这样讲王国维、陈寅恪可能有失简单，其实这两位学术大师不仅擅长考据，而且在考据中融入思想，并将其纳入原创性的“义理”阐释体系之中，在更高层次和境界中进行史料与思想碰撞、互动与对话。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博学，将思想蕴含在丰富宏博的带有原创性的史料之中，以高度契合的方式呈现出来，以致使我们浑然不觉。推动学术创新的一般有两条：一是观念发现，二是史料发掘。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推崇前者而排贬后者，由之带来了许多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从源头和方法论上进行反思。这也可以说是近些年渐成气候的史料研究给我们的一个启迪吧。
史婷婷：有种说法认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只能提供一些局部性的知识，不能改变学科的历史框架，故意义不大。您对此是怎样看的？再进一步，您认为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怎样“历史化”？ 吴秀明：我们今天当然十分仰慕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学问。但常识也告诉我们，“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故没有必要去模仿，事实上也模仿不了。今天毕竟不同于百年前的近现代，它有自身的背景与情况，也有自己的“问题与方法”。比如从研究对象或曰史源上看，当代文学不存在王国维所说的沉睡在“地下”上千年乃至更为遥远的新史料，所以无须也不必在这方面耗费心力，而是可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注意力都聚焦于与我们生存于同一时空的“地上”，从中央馆藏与地方保存、官方档案与民间私藏那里去寻找。而对馆藏档案史料，我们要有所期待但也不过分期待。所谓的“有所期待”，是冀希政府按照《档案法》尽快尽多地公布材料，毕竟当代文学史料生成于“一体化”机制中，而“一体化”是自上而下的、层级型的，这些处在文化链上最高端的重要史料公布，虽不能像百年前的四大史料发现那样，会根本颠覆和改观当代文学史料的整体格局、走向和基本结论，但也自有其重要的功能价值;所谓的“不过分期待”，是指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基本框架、知识谱系，经过近七十年的积淀大体已成或几成共识，特别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政治平反以来，陆续有不少披露，若无特殊或特别重大史料的发现，一般不会恐怕也难以改变现有文学史的结论。当代文学“历史化”、知识化，当然有价值论的茹涵，并可作价值评判，但这一切不应将其作狭隘化、功利主义的理解。 至于你说的“局部性的知识”，我不清楚你的具体所指，是从哪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它是否就是近年来有人批评的史料研究的零散化？如果是，我以为有两点需要辨析：首先，这种情况也许存在，但它到底有没有形成一种现象，泛化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症候”？其次，我想强调的是，即使是零散化，史料对象的零散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史料研究主体的零散。如果说上述说法有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在研究及其“历史化”时，就不能将眼光仅仅局囿于史料对象本身，为史料而史料，相反，应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将其纳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阐释体系中，与社会文化及研究主体的整体性相勾连。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当代文学史料实在太庞杂，它任何的一方面都远超于以往的全部累积，加之政治的、人事的、世俗等复杂因素的参杂，这自然对研究主体的理性认知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亦提醒我们在史料研究时不仅要破“人蔽”，而且也要破“己蔽”（戴东原语）。 史婷婷：我注意到近几年您对“历史化”研究主体不足提出批评与反思;当然也有不尽相同的意见，认为讲“历史化”弊大于利，“历史化”实则是非文学的“史学化”，您是怎样看的？ 吴秀明：这个问题，前面多少已有述及。按照王瑶的说法，当代文学史是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的结合，它同时涵盖文史双重内涵。由于“分科”建制，导致现代大学中文专业乃至整个文学圈内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代人对史学的隔膜和生疏，以至有人认为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只有请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参与，才比较靠谱。而对这一点，现在学界似乎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只是将批评的目光投向对诗、思缺失的关注。这当然不无可以，理论上也没问题。但从实践活动或理论“及物性”的角度来讲，这种批评是否确当、对榫？至少与我的阅读印象，存在着较大的出入。当代文学学人不同于旧时学者（如清代乾嘉学派），我们现有的知识学养，到底有多大“史学化”的可能？这里是否太夸大了呢？我想，是很值得商榷的。 为什么会对“历史化”做出这样排贬性的评价呢？个中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批评思维的潜在影响，不妨可视为其中一因。也就是说，它涉及研究主体“历史化”以及如何“历史化”这样一个更为隐匿、复杂自然也更难把握的问题。当代文学毕竟不同于古代文学甚至不同于现代文学，在这里，长期以来盛行的批评，它在给该学科带来当代性、灵动性的同时，是否也不知不觉地弱化了它的历史感、厚重感，压抑了它与历史对话的潜能呢？当然，这不是说现有的“历史化”已做得很好，不存在问题，也不需要批评与反思了。 史婷婷：我注意到同样是文学史及“历史化”研究，您与其他学者不一样，从十五年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到前二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可以说是贴着史实的研究，我想问一下：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是否与研究心态有关？ 吴秀明：这个问题提得好，“历史化”恐怕有一个研究心态的问题，它看不见、摸不着，实则无时不在、无处不存地影响和左右着我们，包括研究过程及其节奏，甚至我认为心态问题就是影响和制约当代文学“历史化”及其史料研究的最大也是深层的隐性障碍。尽管在“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转型的世俗化时代，反躬自省，包括我自己在内，治学心境浮躁，似乎再也无法回到80年代相对单纯朴素的状态。但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我想我们还是要贴着问题、现象、发现、心得去谈，而不是先预设一个观点，或给一顶帽子或一个符号，依此进行贬褒臧否。这也就牵涉到前面所说的“个体的定力和修为”了，有一个底线和自律的问题。我认为“常态”的当代文学及其史料研究应该具有这样的心态：回到实事求是“原点”，贴着史实飞翔，心境放松但又不能任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将史料定位于工具的说法，失之浅显，相反，对傅斯年不无极端的“史学等于史料学”多了一份理解。看来方法问题是与心相通的，它不仅是技术性、操作性的，而且还是精神性、心理性的。 史婷婷：以上所说的研究方法，是否与福柯谱系学的影响有关？这些年有关谱系学研究颇成态势，您是怎样看待谱系与方法之间关系的？ 吴秀明：应该说，近些年学界有关知识谱系研究与福柯谱系学的影响有关。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传统在这方面亦有自己丰厚的资源。如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有知识谱系的蕴含，它既是一种知识分类，也是一种治学方法。众所周知，传统治学一般都将史料分为目录、版本、考据、校勘、辑佚、注释等几种形态，它主要运用“归纳法”，强调考据甄别;而现代研究根据全球化、大众化、信息化的实际，则在传媒、批评、评奖等方面做出新的拓展，它更倾心于“演绎法”，侧重于理性辨析。近年来刊物上不少“考论”文章，就明显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大多“重论轻考”“以论代考”，甚至“有论无考”，代替考的，往往是来自田野调查的图表或统计数据———有人将其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或者是对史实作爬梳和叙述。而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从客观上讲，当代文学学人与研究对象零距离的关系，决定了它的实证研究可以绕过传统小学训诂等文字或文物层面的求索，而改由与之具有横向同构关联的政治、民间、档案史料的调研和叙述，这也符合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的，更何况论与考还有“同一性”的另一面。二是从主观上看，恐怕与学人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学养、学术训练乃至沉潜心态有关。谱系与方法属于学术本体范畴，它也反映了学术的成熟，是学科专业化、规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对此，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史婷婷：谢谢，您讲的治学及其研究方法使我受益匪浅，相信对整个当代文学研究都有启示。最后，请您谈谈对当代文学“历史化”及史料研究有何期待？ 吴秀明：当代文学只有起点而无终点，同样地，当代文学史也是正在行进中的历史。这种状况在给当代文学研究平添风险性、不确定性，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空间和创新发展的可能性。虽然“历史化”及史料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其他，但它显然是一项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的“宏大的系统工程”（樊骏语）。相信随着当代文学学科化、学理化、规范化的逐步推进，“历史化”及史料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必有进一步的提升与发展。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根据实际情况，将目前可做和能做的基础性工作，包括目录、版本、选本、年鉴、大事记，也包括作家的年谱、传记等先做起来，并且尽量花工夫将它做得更加扎实。钱理群曾经说过：“历史评价必须是长时段的，甚至可以说，时间越长，历史事件和人物多方面的矛盾暴露越充分，评价越客观，越具有科学性。有些问题过于复杂，一时看不清楚，就不妨搁一搁，冷却一下，不要急于作结论。与其轻率作判断，不如下功夫把历史事实的方方面面搞清楚。”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值得引起重视。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