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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之江校区东门进来，即可见一小段蜿蜒向上的石阶，尽头是一幢20米高的红砖建筑，像一尊纪念碑，矗立在山腰上。因楼顶有塔钟之故，常被称为“钟楼”。钟楼北面入口有吴稚晖题写的“同怀堂”三字，南门入口是毕业于之江大学经济学系的校长李培恩所题之“经济学馆”几个大字——最初，它是为纪念经济系遇难学生邓祖询建造的，又一度被称为“邓祖询纪念馆”。 故事，也正浓缩在这些不同的称呼中。 
2016年春，人们在之江校园大草坪一侧的杂草丛中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勒有字迹，经辨认，正是邓祖询纪念碑。碑文由《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子史咏赓撰写，记载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邓祖询与史量才遇难一事。邓祖询是史咏赓在之江学院经济系二年级的学友，时年仅二十三岁。 
1934年的《之江校刊》对此事有过报道：“本校名誉校董史量才先生，为新闻界权威，经营申报数十年，久著声誉。为人又好义急公，乐善施与，沪上公私社会事业机关，多得史公之臂助。本院年来承史公担任校董，赞助尤力，去年捐资兴建体育办公室一所，对于校务之发展，关怀甚切。不幸于十一月十三日偕家属乘车由沪杭国道返沪时，中途忽遭匪徒狙击殒命，本院同学邓祖询君同行亦以身殉……（《校董史量才先生逝世 同学邓祖询亦以身殉》，第67/68/69合期）”史量才是10月6日到杭州西湖边秋水山庄寓所休养，一月后，也即11月13日下午，偕同夫人、儿子、内侄女、邓祖询等人，经由沪杭公路返沪，未料在海宁翁家埠大闸口遭遇匪徒袭击。史量才、邓祖询和车夫三人不幸殒命当场，余等侥幸逃脱。同年的《申报月刊》也刊登了《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一文，用一整个版面详细再现了当日情形。 
《之江校刊》1934年版，第67/68/69 
《申报月刊》1934年版，第3卷第12期 为纪念在此事件中无辜蒙难的同学，史量才夫人沈秋水及史咏赓向之江文理学院捐资四万国币，建造了经济学馆。一座邓祖询的铜像也被安置在馆内。据1936年版的《之江校刊》第85/86/87合期记载，该碑落成时，校方还特别举行了揭幕仪式。邓祖询的父亲邓循公也向馆内捐赠经济图书数千册。 
《之江校刊》1936年版，第85/86/87合期 1936年6月，经济学馆建成，9月开始启用。当时一层除邓祖询纪念室外，设有会计统计实验室、学生银行、合作社等，二层是经济图书室、研究室，三层是演讲厅。据说演讲厅讲台的后面还有一尊史量才先生的等身铜像，只不过至今未曾得见。馆内的一些仪器设备等，则由当时校长李培恩、经济学系主任胡继瑗等诸位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募捐委员会筹措而来。 
施工中的钟楼（1936年） 
钟楼建成初期（1939年）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江大学”解体。旧址曾先后成为浙江师范学院和浙江省委党校所在地，1961年划归浙江大学，成为浙大三分部。1996年，浙大基础部在之江建立。几十年间，钟楼内部的空间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一层基本是教室，二层和三层，50年代曾经是学院工会和学生会办公室，80年代，是浙大信电系微波实验室，四校合并后学校基础部期间，这里是基础部院长接待室和会议室。2002到2007年，这里是浙大成人教育学院所在地，其后便一直空置。2015年，它又有了新的身份——人文高等研究院办公地。不过，当时的钟楼由于年久失修，尚不能即刻启用。等到三年之后的初夏，随着高研院首期建设总结评估会在此召开，“修旧如旧”的钟楼正式宣告了它的重启。 
高研院 摄 
法学院 林炜莛 摄 现在，钟楼一楼东侧是研究室，设有马克斯·韦伯全集翻译与研究中心；西侧是图书阅览室和藏书室，内中书目多为高研院历届驻访学者捐赠。二楼是一个可以进行非正式讨论的多功能厅，三楼恢复了它原初的功能——报告厅。往往是学者们在三楼报告厅做完正式的学术讲演后，再到二楼开始轻松的交流对话。自由和思想伴随着咖啡的醇香，是让人难以忘怀的温情时光。 
一层阅览室
 二层多功能厅
三层报告厅
一层门廊 短短几年，钟楼已见证了三百余场学术活动的举办，它在学人的谈笑往来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也被赋予着新的故事。而“纪念”仍是它的底色，既是面向过去，也是面对未来。 
高研院2019年驻访学者 徐建平 摄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