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先生在北山楼（沈建中/图）

年前，退休不久的老同事、施蛰存先生长孙施守珪送来刚出版的施蛰存遗稿《北山楼随劄》（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这是根据施蛰存留下来的他为研究古代文史所做的读书摘抄笔记整理的，凡二百余条，内容丰富，可见其学术兴趣的广泛和博学。这本书勾起了我对施蛰存先生的回忆。

《唐诗百话》出版前后

我只见过施蛰存先生一次，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知道他的名字、读他的著作就更早了。最早知道施先生的名字，可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时，听老师说起过施蛰存是三十年代著名的小说家、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以及他因为劝青年读《庄子》《文选》而与鲁迅发生争论并被鲁迅斥为“洋场恶少”的故事。最早读的施先生大作，是1981年11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主编的《词学》集刊第一辑，他在这本集刊上发表了《读韦庄词札记》等文。我没想到作为现代文学名宿的施先生还是古典文学名家，于是开始了关注施先生、阅读并收藏其著作的历程。

1983年9月，我开始随王水照先生研读唐宋文学。一年后，王先生赴日本讲学，系里命我随刘季高先生问学。此后一年间，我基本上是每隔一周的周六下午去刘先生府上听他讲课。刘先生对先秦至明清的文史都有广泛的涉猎和独到的研究。他与施蛰存先生是老友。有一次，刘先生要我们换一次上课时间，因为施先生邀请他参加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施先生的这位研究生的论文是关于吴梅村的。1986年7月，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在校对科实习半年后被安排在第二编辑室，室主任是时年67岁的陈邦炎先生。编辑室内最年长的是刚过70岁的王勉（鲲西）先生，我正赶上为他的退休送行，并接手了几部他尚未审阅完的书稿。编辑室内最年轻的是比我进社早一年的王兴康，我从他手中接过了编辑室编务的工作。巧的是兴康兄正是施先生门下写关于吴梅村论文的那位研究生。十五年后，王兴康担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2013年1月，我又从他手中接过了社长的担子。

我进编辑室时，兴康兄正在编辑施先生的著作《唐诗百话》。这本书是陈邦炎1977年向施先生约的稿。施先生1978年开始撰稿。施先生在写于1985年7月5日的《唐诗百话》初版《序引》中说：“一九七七年冬天，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陈邦炎先生来访问，寒暄几句之后，他就开门见山，说是来为出版社组稿的。他希望我编一本古典文学方面的书稿给他们的出版社印行。……当时我就向陈邦炎先生建议，用一年时间写一本关于唐诗欣赏的书。陈邦炎先生赞同我的建议，希望我在一年内交稿。他回去后，就把我的计划作为一九七九年的出版选题。”施先生接着说，他于1978年1月2日开始写第一篇，最初的设想是选讲几十首唐诗，使它们能代表整个唐代三百年的诗风，一共写六十篇，书名定为《唐诗串讲》。他打算每个月写五篇，年底写完。他1月4日完成第一篇《王绩：野望》，接下来一个月内写了八篇，可见他文思泉涌，对唐诗名篇烂熟于心。施先生把这本书的读者假定为具有文科大学生的文化水平。在写作过程中，施先生调动了他丰厚的文史积累，融入了他对诗歌的深刻体悟，但是要涉及诗所反映的时代、政治背景和社会风俗，要讲关于诗的文学史、文学基础知识，要辨证前人之说，要做校勘、考证，他只能不断地查找资料，结果到1979年6月才完成六十篇，只写到中唐刘禹锡。接着几年，他又是忙碌又是生病，直到1984年10月病愈出院后，才重起炉灶，改用漫话的形式谈唐诗，直到1985年6月完成一百篇，改书名为《唐诗百话》。

书稿交来后，由当时分管第二编辑室的副总编辑黄屏自告奋勇担任外审编辑，她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从学于夏承焘先生。黄屏主要对书稿做了如下加工：统一全书体例，查核部分引诗引文，有疑问处请作者做了修订。因为黄屏工作忙，编辑室让王兴康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1986年5月发稿，次年9月出版。《唐诗百话》出版后，好评如潮。三十多年来，屡有重印。施先生这本八十岁写成的书，成为其学术研究的代表作。

在这之前，施先生1983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和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马祖熙合作标校的《陈子龙诗集》，责任编辑是周劭。周劭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著名的杂志编辑，也是施先生的老友，这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任特约编辑，施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赵昌平当时也在第一编辑室任编辑。周劭与施先生有抽雪茄的共同爱好，晚年经常去走访施先生。工余休息的时候，周劭经常在编辑室门外走道里叼着雪茄与年轻人聊天，也会说起施先生的近事。每年春节后复工，兴康兄也会说起节日期间去看望施先生的情形。那几年，八九十岁的施先生成了高产作家，旧著旧译纷纷重版，新作新编不断问世。我也买了不少施先生的著作，有几种就托兴康兄带去请施先生签名。经兴康兄介绍，认识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施蛰存文集》责任编辑刘凌先生。承蒙刘先生热心，他经手的几种施先生著作出版后都送我，并特意请施先生为我签名。

金石碑版之学

施先生曾将自己一生的事业比喻开了四扇窗：“东窗指的是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西窗指的是西洋文学的翻译工作，南窗是指文艺创作。……近几十年来我其他事情干不成，把兴趣转到金石碑版，这就又开出一面北窗，它是冷门学问。”（丁言昭《北山楼头“四面窗”——访施蛰存》）施先生晚年以很大的精力从事金石碑版的收集与考释。在《唐诗百话》出版同时及之后，施先生又出版了《水经注碑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北山集古录》（巴蜀书社，1989）、《金石丛话》（中华书局，1991）、《唐碑百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等金石碑版研究著作。1999年初，兴康兄向施先生拜年时，施先生问起上海古籍出版社这类选题的情况。兴康当时已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我继他接任文学编辑室主任。兴康告诉施先生选题的事可以找我谈谈。兴康回来后把见施先生的事告诉了我。黄屏先生恰也来社，说起也要去看望施先生。于是，我请黄屏向施先生禀报，一起去看他。

1999年3月4日下午，我随黄屏一起去愚园路施先生寓所看他，向他老人家拜个晚年。施先生与长他一岁的夫人同住，去时正在看报。他面貌清癯，以94岁的年龄来看，还是很精神的样子。黄屏先问候他的身体状况。他自言，今年觉得老了，一是心跳跳得慢了，一是记忆力差了。但是说起往事，他还是记得分明。我对他说，你记性还是不错啊！他笑说：“这是我基础好呀！”他生活很有规律。他告诉我，他早上吃一个水煮鸡蛋，加一个肉粽。他说，乔家栅的肉粽现在煮得烂了，他改吃弄堂里买的湖州粽了，有嚼头。中午吃些菜。下午喝一杯奶粉加咖啡。晚上吃粥。他每天早晨9点起床，晚上9点入睡，靠枕便能睡着。他不吃补品，隔天吃一粒缓解脑神经硬化的西药Duxil，他说是法国产的，3元多一粒。他除了耳背用助听器外，其他没什么病，视力还好，看小字要用放大镜。他说，他抗战时在云南大学等地教书经常步行五六十里。他认为，一个人四十岁以前，心肺、肝胆、胃肠三大系统没毛病，活到八十岁没问题。谈到选题，施先生建议可以编纂一套《中国石刻大系》，可以按朝代编为几辑。谈到来往的老友，施先生调侃道：“周劭可是三朝元老啊！”谈到居住环境，他对现在高层建筑清一色火柴盒样很不满意。怕他累了，我们坐了一个小时就告辞了。

此后几年，施先生每年都有新著出版。2003年10月17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华东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举办“庆祝施蛰存教授百岁华诞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暨施蛰存徐中玉学术思想研讨会”。当时施先生已入住华东医院病房。出于对施先生的敬仰和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合作之谊，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此赶出了华东师大中文系编《庆祝施蛰存教授百岁华诞文集》，全书68万字，收入施蛰存先生的朋友、学生等写的贺辞、回忆文章和学术论文。这部文集是时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陈大康与我社联系的。陈大康告诉我，华东师大中文系还编了《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拟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王兴康已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赵昌平已任总编辑，我时任副总编辑，受命负责这本书的编辑出版。施先生及时地看到了这本书和庆祝会的录像。一个多月后，施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施先生逝世后，他毕生搜集研究并珍藏在寓所的两千余件碑帖拓片转为台湾收藏家潘思源整体收藏。潘先生接手后，编了《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施蛰存北窗唐志选萃》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2年、2014年次第出版。前者从施先生的藏品中精选两百余件精品，其中很多是经过历代知名收藏家之手的善本；后者专选未出版的唐代墓志精品。这两书的编选出版，是对施先生碑帖收藏的系统整理和最好纪念。

谈到施先生的金石碑版研究和晚年著作的出版，不能不提到沈建中君。沈建中长我两岁，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从事业务工作，业余爱好摄影，给施先生拍过肖像，得到施先生的赏识，成了施先生的“学徒”和助手。他为施先生整理了《唐碑百选》《北山谈艺录》《北山谈艺录续编》《云间语小录》等施先生晚年出版的许多著作；同时从事施蛰存生平事迹和著作的研究，先后编撰出版了《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文汇出版社，2007）、《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北山楼金石遗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等著作。

施蛰存题赠沈建中《北山谈艺录续编》

让男生去闯天下吧

施先生的学生张文江曾撰文说：“四窗之说，还不能完全概括先生的主要成就。除了可以作为海派文化的代表以外，他至少还有一重身份，就是一生所从事的编辑事业。先生早年以主编《现代》杂志而闻名，影响文学的潮流。晚年编辑《词学》丛刊，以及《外国独幕剧选》，也推动文化的发展。在指导学生就业时，他往往推荐编辑出版方向。由于先生的引领，有好几位学生去了出版社，作出了杰出的成绩。”（《施蛰存先生的名号和“四窗”》）其实，施先生一生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仅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就达半个世纪，培养学生无数；同时，他也一直没有忘情编辑出版事业，从青年到老年都有从事编辑出版的经历。

这里仅以施蛰存先生最早带的两届硕士研究生为例，补充文江兄的观点。1979年，他招收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5名：赵昌平、严寿澂、李宗为、陈文华、黄明，其中后两位是女生，俱从事唐代文学研究。他们毕业时，留校名额给了两位女生。陈文华留在中文系，后来成了教授，著有《唐诗史案》等。黄明留在学校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曾与赵昌平、严寿澂合撰《郑谷诗集笺注》，选注《归有光文选》等。据说施蛰存先生开玩笑地说，让男生去闯天下吧。于是赵昌平、严寿澂分别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任编辑。赵昌平是著名的唐诗研究专家，后来担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是学者型编辑的杰出代表。严寿澂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担任责任编辑的图书有《宋诗鉴赏辞典》等，后离职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读博士，毕业后执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治中国学术思想史与古典文学，著有《近世中国学术思想抉隐》等。李宗为毕业后回母校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任教，后调入上海华东理工大学任教，著有《唐人传奇》等。1982年，施蛰存先生招收第二届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3名：王兴康、宫晓卫、张文江，都是男生，从事明清文学研究。张文江毕业后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调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钱锺书传》《管锥编读解》等。王兴康、宫晓卫毕业后分别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山东齐鲁书社任编辑，他们两位后来也分别成为各自社的社长，为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012年，王兴康调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直至退休。在他的推动和参与下，《施蛰存全集》进入了编辑出版流程。年前，《施蛰存译文全集·小说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施蛰存译文全集·小说卷》汇集了施蛰存自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翻译发表的域外小说近60种，共12册，总字数四百余万，是对其小说翻译成果的首次全面而系统的集中展示。《施蛰存译文全集》还有诗歌卷、散文评论卷、戏剧卷、史传卷。全集完成的话，估计会超过30册1000万字，将集中展示施先生“四窗”丰硕成果，在令人惊叹施先生巨大的创造力的同时，也为施蛰存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石。

（本文原载于2022年3月31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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