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铭江南——钱氏吴越碑拓》的出版，是策展团队集众人之力、汇各家所长，在办成一个展览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的成果体现。石铭江南，楮墨荟萃。现将书中部分研究成果与各位读者共享！” 吴越国墓志概述
作者：厉祖浩（慈溪市文物保护中心） 
自唐乾宁三年（896）钱镠领有镇海、镇东两节度，逐步控有两浙，至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钱俶纳土归宋，吴越钱氏霸有一方达八十余年，其控制境域最大时有十三州一军，包括今浙江全部和苏南、闽北的部分。虽然钱镠至后梁末帝龙德三年（923）始封“吴越国王”，但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将唐乾宁三年至宋太平兴国三年上述境域范围内刊刻的墓志称为吴越国墓志。 晚清以来，吴越国墓志偶有出土，但数量极少，志文见于著录的仅有《杜雄墓志》《俞让墓志》《乐君妻徐氏墓志》《李诃妻徐氏墓志》《王彦回墓志》等，[1]这些墓志实物今已不知所终，唯《王彦回墓志》尚有拓本留存于世。1949年以后，因基本建设发现、考古发掘出土和盗掘古墓流散的墓志数量稍増，见于公开发布的大约在60件左右，按质地划分，有石质29件，瓷质28件，砖质3件。竖立地表的神道碑、墓祠碑、塔铭等损毁殆尽，仅《钱億碑铭》幸存至今。 石质墓志由于人物重要，又是本次展览的主要内容，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较为分散，故将实物或拓本尚存者逐一作简要介绍，其中《钱匡道墓志》出土于江苏扬州，《钱俶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不属于吴越国墓志的范围。 《钱宽墓志》丨临安博物馆藏 钱宽夫妇墓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西墅村北明堂山，系同茔异穴合葬墓。钱宽墓于1978年11-12月考古发掘，出土“官”“新官”款白瓷、墓志等文物，次年发表的发掘简报未公布墓志拓本和录文。[2]盖石盝顶形，高、宽均74厘米，顶面篆书题“唐故彭城钱府君墓志”3行9字。志石高、宽均74厘米，厚13.5厘米，石灰岩质，保存不佳。志文正书，共28行，满行25字，大部分尚可辨识。志主即吴越国王钱镠之父，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光化三年（900）十一月二十五日葬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3]现存志文无撰文者信息，胡耀飞考证似为罗隐。[4] 《钱宽妻水丘氏墓志》丨撰、书人不详，临安博物馆藏 钱宽妻水丘氏墓于1980年8-9月考古发掘，出土越窑秘色瓷器、“官”“新官”款白瓷、银、金、铜器、墓志等文物。盖石盝顶形，高、宽均76厘米，厚11.5厘米，顶面风化，已无字迹可考。志石高、宽均77厘米，厚13厘米，亦风化严重，仅上部百余字可辨。水丘氏即钱宽之妻、钱镠之母，志文残存“九月四日”字样，发掘者结合文献考证其卒年为唐天复元年九月四日。[5] 《钱匡道墓志》丨元震撰文 2012年4月出土于扬州市邗江区城北乡三星村夏庄某基建工地，现藏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盖石盝顶形，顶面中心正书3行9字，四周线刻十二生肖及星宿图，四杀线刻四神图案。志石高55厘米、宽54厘米、厚10.8厘米。志文楷书，共33行，满行34字。志主钱匡道为钱镠之弟钱镖长子，卒于杨吴天祚二年（936）十二月二十八日，次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江都府江都县同轨里。刘刚、薛炳宏撰有考释文章，《扬州博物馆藏唐宋元墓志选辑》亦有著录。[6] 《恭穆王后马氏墓志》丨未署撰、书人姓名，临安博物馆藏 马氏墓称康陵，位于杭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祥里村上界头自然村，1996年12月被盗，随即进行考古发掘。墓志原嵌于前室左耳室壁。志石高、宽均60厘米、厚10厘米。志文楷书，共10行，满行10字。志主为吴越国王钱元瓘王后，吴越国开国功臣马绰之女，后晋天福四年（939）葬于钱塘府安国县庆仙乡长寿里封盂山康陵。[7]《五代吴越国康陵》等均有著录。[8] 《钱义光墓志》丨黄楷撰文，绍兴会稽金石博物馆藏 志石高、宽均51厘米，厚7.5厘米。志文楷书，共31行，满行31字。钱义光，字普一，系钱銶之孙，钱琏之子，任上军讨击使、充中吴军随使当直厢虞候，后周显德二年（955）卒，卒之当月葬于苏州吴县祥鹤乡安平里。钱汝平梳理了志主的世系，对此志的文献价值有所阐述。[9] 《钱云修墓志》丨未署撰、书人姓名 1949年后出土于江苏常熟虞山北麓兴福，1992年3月25日由虞山镇人孟引祥捐赠，现藏常熟博物馆。志石正方形，边长48厘米，厚7厘米，四侧面线刻花卉纹。志文行楷相间，共16行，有界栏。志主为钱仁昭长子，任职“本府衙前”，卒于建隆元年（960）十月二十一日，同年十一月一日葬于常熟县隐仙乡石城里朱舍村兴福寺岭北侧。关于其父钱仁昭的身世，胡耀飞“疑为二世钱元玑、钱传瑛、钱传珍等钱镠年长儿子之子”。[10]此志收入《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一·常熟》、李前桥《江苏常熟出土的六方吴越国墓志》。[11] 《钱億碑铭》丨崔仁冀撰文、柳崇杰书，宁波市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藏石 “碑石纵向截为两段，居中有缺损（约占两行碑字）；碑首残缺，篆额全者仅‘公’‘铭’两字，‘奉’‘军’‘钱’‘碑’四字各存半；后一段中下部断裂，末缺一短行，殆署树碑建祠时间及立石人题名之类。”[12]残高197厘米、合计残宽89厘米、厚13厘米。碑文楷书，存31行，满行60字。钱億为钱镠之孙、钱元瓘之第十子，宋乾德五年（967）二月八日卒于奉国军节度使任上，同年四月二日葬于奉化县禽孝乡白石里之原。据碑文，此碑树于墓祠内，故历代地方史志多有著录。[13] 《钱俶墓志》丨慎知礼撰，秦守良书 此志约晚清时出土，吴建华推考出土地为洛阳孟津县小梁村，[14]现藏洛阳博物馆。志石高92厘米、宽93厘米。志文楷书，共53行，满行52字。钱俶为最后一位吴越国王，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纳土归宋，卒于端拱元年（988）八月二十四日，次年正月十五日葬于河南府洛阳县贤相乡陶公里。由于人物重要，拓本及录文均有多处著录。[15] 《王审知墓志》丨翁承赞撰，王倓书并篆盖 翁承赞撰，王倓书并篆盖。王审知夫妇陵墓在福建福州市北郊斗顶山南坡，1981年进行考古清理。[16]盖石盝顶形，顶面高132厘米、宽106厘米、厚15厘米，篆盖书4行，共16字。志石高149厘米，宽121厘米、厚17厘米。志文楷书，共54行。闽王王审知卒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十二日，次年三月四日葬于闽县灵岫乡怀贤里仙宗山凤池之原，长兴二年（932）九月十九日迁葬于宁碁里。官桂铨、官大梁在《文史》公布志文，并与载于《开闽忠懿王氏族谱》的《闽王墓志》作对勘，[17]《全唐文补遗》等亦收录志文。[18] 《王审知妻任内明墓志》丨翁承赞撰并书并篆盖 与王审知墓志同时出土。志石高200厘米、宽125厘米、厚14厘米。志文楷书，共37行。任内明卒于后梁贞明四年（918）五月二十一日，当年八月二十日葬于闽县灵岫乡怀贤里仙宗山凤池山任磎之原。迁葬情形与王审知同。王审知和任内明的次女嫁与钱镠之子钱传珦。此志亦多见收录。[19] 《熊允韬墓志》丨孟标撰文 奉化西坞镇上横村横坑水库出土，今藏宁波市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熊允韬父熊珙爲奉化永丰西隘将，允韬“少为吏，主隘事，非所好，乞罢归”。其弟允交袭父职，亦爲奉化永丰西隘将，“娶故太守锺公女，即今太守黄公亡夫人女姪也”，则允交是明州刺史锺季文女婿，黄晟亡妻乃是锺季文的姐妹，可知熊氏是武将之家，且与明州刺史的关系非同一般。后梁开平元年（907）十二月二十八日卒，次年二月十八日葬。《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五代石刻校注》有著录。[20] 《王彦回墓志》丨蒋鉴玄撰文 此志清道光四年（1824）十月初十日出土于镇海县灵岩乡金泉里，[21]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拓本。拓本高45厘米、宽50厘米。志文楷书，共24行，有界栏。王彦回字仲顔，据志文，曾“历职郡署”，卒于后梁乾化四年（914）十二月二十二日，次年闰二月二十九日葬于鄞县灵岩乡金泉里。其长子王廷规充军事驱使官兼衙前十将，次子王廷范充衙前虞候。《唐文拾遗》等有著录。[22] 
《王彦回墓志》拓本 《张儒墓志》丨未署撰、书人姓名，苏州博物馆藏 墓志正方形，边长59厘米，质地不详，疑为石质。志文楷书，共17行。张儒“爰自童蒙，便谙药性”，大约经营药业，卒于后梁贞明二年（916）三月九日，当月二十 
《后梁故清河张府君（儒）墓志铭并序》拓本 《后梁故清河张府君（儒）墓志铭并序》拓本 《刘珂墓志》丨刘劳详撰，绍兴会稽金石博物馆藏 志石高42厘米、宽49厘米、厚5.5厘米，四周线刻几何纹。志文行书，共20行，满行16字。刘珂执役衙门，但并无官职，可能是胥吏身份。卒年不详，后梁贞明五年（919）四月九日葬于越州会稽县五云乡石奇村。厉祖浩《新见吴越墓志四种简释》首次公布。[24] 《危仔昌妻璩氏墓志》丨不署撰、书者姓名，宁波市私人藏 志石高57厘米、宽45厘米、厚6厘米。志文楷书，共27行。璩氏为信州刺史危仔倡之妻，卒于后唐同光二年（924）三月二十四日，同年八月十八日葬于鄞县灵岩乡黄牛岭之源。《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首见著录。[25] 《危德图妻徐氏墓志》丨不署撰、书人姓名，余姚市陈氏藏 志石高44厘米、宽54厘米。志文楷书，共24行。危德图妻徐氏，前守窦州刺史徐颇之女，生有四子三女，卒于吴越宝大元年（924）五月八日，当年八月十八日葬于鄞县灵岩乡太白里明堂岙。危德图，信州刺史危仔昌之子，又名元图。厉祖浩《新见吴越墓志四种简释》首次公布。[26] 《元图墓志》丨周含章撰，余姚市私人藏 志石高70厘米、宽58厘米、厚8厘米，四周线刻云纹、几何纹和卷云纹。志文楷书，共32行。元图即元德图，原姓危，危仔倡第十一子，官昭信军节度判官知明州军事务兼盐铁富都监事，卒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十二月九日，次年三月四日葬于鄞县灵岩乡明堂岙。《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首次公布。[27] 《童莹之墓志》 童莹之夫妇墓在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青柯村喻家头自然村，两墓室相距3.7米，均为近似船形的多耳室券顶前后双室砖室墓，墓志竖置于前室西侧浅龛里，2008年7月考古发掘出土。志石质地较软，保存不佳，下半部文字已失，发掘报告未公布尺寸。志文楷书，共44行，四周线刻几何纹。童莹之，名缺佚，官随使左押衙东南面巡检都知兵马使，当是钱镠的故旧之辈，卒葬年均不详，但墓砖上有“丙戌”字样，发掘者推测葬年在后唐天成元年（926）前后。[28] 《童莹之妻骆氏墓志》 出土及保存情况均同《童莹之墓志》。志文楷书，共30行，四周线刻几何纹。骆氏早于童莹之一年亡故，葬年当同。 《吴禹妻滕氏墓志》丨周叔通撰文，绍兴会稽金石博物馆藏 志石高、宽均50.5厘米，厚6厘米。志文楷书，共26行，满行25字。滕氏系钱塘少尹、知府滕携之女，会稽县令吴禹之妻，卒于后晋天福六年（941）五月九日，当月二十五日葬于越州山阴县承务乡谢墅村。厉祖浩《新见吴越墓志四种简释》首次公布。[29] 《李章墓志》丨未署撰、书者姓名，现藏常熟博物馆 1979年出土于江苏常熟县梅李乡北沙冈杨家墩遗址，2004年1月29日征集，现藏常熟博物馆。未署撰、书者姓名。志石正方形，边长37厘米、厚6.5厘米。志文楷书，共23行，有界栏。李章虽“壮岁辕门，志习武勇，频经征讨，奉国匡君”，但未见有何职级，卒于后晋天福七年（942）三月十四日，次年二月十八日葬于中吴军苏州常熟县东北卅六里敦行乡崇善里梅李市北大坔村。《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一·常熟》、李前桥《江苏常熟出土的六方吴越国墓志》等有著录。[30] 《李章妻金氏墓志》丨未署撰、书者姓名，现藏常熟博物馆 出土、收藏情况同《李章墓志》。未署撰、书者姓名。志石高37厘米、宽35厘米、厚5厘米。志文楷书，共19行，有界栏。金氏卒于后晋天福七年闰三月十四日，与李章同日葬。著录情况同《李章墓志》。[31] 《霍彦珣墓志》丨未署志文撰、书人姓名，出土时间、地点不详，现藏苏州博物馆 志石纵37.5厘米、横39厘米、厚4.5厘米。志文楷书，共22行，志石上虽划有界格，但文字并未按界格刊刻。霍彦珣字蕴玉，官左军讨击使、管甲营田十将，主营田之务，卒年不详，后晋天福八年（943）九月二十一日葬于吴县胥台乡明社村石城里黄山。其长子霍仁礼承袭父职，“仍旧本务主持”。姚晨辰《新见〈故左军讨击使管甲营田十将霍府君墓志铭〉考释》、陈莹《苏州博物馆藏两方吴越国墓志铭考释》均有拓本、录文和相关问题考证。[32] 《钱君义妻殷氏墓志》丨未署撰、书者姓名，现藏常熟博物馆 1973年11月出土于江苏常熟县虞山东北麓，1992年征集，现藏常熟博物馆。未署撰、书者姓名。志石正方形，边长43厘米、厚6厘米，四周线刻蔓草纹，四侧而线刻牡丹纹。志文楷书，共19行，满行19字。殷氏祖父殷度，中吴罗城四面巡检使，累充镇遏使。父殷诠，任金马都队将。殷氏卒于后晋开运二年（945）五月二十九日，同年六月二十日葬于常熟县隐仙乡翔鸾里。《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一·常熟》、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李前桥《江苏常熟出土的六方吴越国墓志》等均有著录。[33] 《袁从章墓志》丨不署撰、书者姓名，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1955年宁波火车站工地出土，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志石高37厘米、宽50厘米、厚5厘米。志文楷书，共28行，单线边框。袁从章，字瑞光，后晋开运三年（946）十一月十六日卒，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于鄞县唐昌乡沿江里。长兄从玮为孔目院押衙，勾检征科务，次兄从珪、从玘均为军事押衙、客司十将，子继荣为当直虞候，继能为军事押衙、省勾院勾囗官，继諲为衙前十将、通引官。《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有著录。[34] 
五代《大吴越国明州故汝南郡袁府君墓志铭》碑石 五代《大吴越国明州故汝南郡袁府君墓志铭》碑石 《邹朗妻陆氏墓志》丨未署撰、书者姓名，现藏常熟博物馆 1977年出土于江苏常熟县冶塘乡中东村，现藏常熟博物馆。未署撰、书者姓名。志石高44厘米、宽38厘米、厚7厘米。志文楷书，共18行，单线边框。陆氏育三子三女，次子知造“效职绾务营田”。陆氏卒于后周广顺三年（953）九月十日，十一月十四日葬于常熟县感化乡招灵里冶塘村。《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一·常熟》、李前桥《江苏常熟出土的六方吴越国墓志》等均有著录。[35] 《羊蟾墓志》丨滕仁 撰文，现藏慈溪市博物馆 志石高76厘米、宽67厘米、厚8厘米。志文楷书，共40行，满行30字，双线边框。羊蟾字中明，官秀州嘉兴县主簿、知县事，卒于后周广顺三年（953）九月十九日，同年十一月八日葬于慈溪县太平乡虞墅村大川里。《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等有著录。[36] 《陈绾墓志》丨未署撰、书者姓名，现藏苏州博物馆 2007年出土于苏州工业园区杨清路某建筑工地，现藏苏州博物馆。未署撰、书者姓名。志石方形，边长40厘米、厚7厘米，四周线刻缠枝纹。志文楷书，共23行，满行23字。志主陈绾，官衙内副兵马使，后周显德五年（958）四月卒，五月二十二日葬于长洲县习义乡。陈莹《苏州博物馆藏两方吴越国墓志铭考释》有拓本、录文和相关问题考证。[37] 《邹知建墓志》丨僧归则撰文，现藏常熟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江苏常熟县冶塘乡大河村，2011年3月29日征集，现藏常熟博物馆。志石高50厘米、宽49厘米、厚5厘米，砂石质。志文楷书，共20行，满行20字，双线边框。邹知建字继昌，卒于宋建隆四年（963）正月十四日，次月十九日葬于常熟县感化乡冶塘村。长子廷辇为练塘寨副将。李前桥《江苏常熟出土的六方吴越国墓志》首次公布详细信息。[38] 《王仁镐墓志》丨申屠峄撰文 2006年春，宁波鄞州区横街镇周小东先生在集士港镇职田王村访得，并一直保存。志石高43厘米、宽33厘米、厚5.5厘米。志文楷书，共20行，满行16字，单线边框。志主祖父王耕曾任乌程县令，其本人任明州衙推，卒于宋乾德四年（966）四月十六日，同年八月二十八日葬于鄞县崇儒乡应岙之原。周小东曾在《宁波晚报》撰文介绍此志，[39]《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著录。[40] 《赵昭文墓志》丨崔昌鼎撰志、黄传庆撰迁葬记 浙江省博物馆藏拓本，高62厘米、宽65厘米。墓志正面刻志文，楷书45行，满行44字，四周线刻卷云纹；背面刻迁葬记，楷书19行，满行19字，四周线刻几何纹。赵昭文知中吴军榷粜转运务兼回图榷酒等务，卒于宋开宝四年（971）八月八日，同年十一月十日葬于长洲县武丘乡大来里之原，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六日迁葬于钱塘县履泰乡陈埭村武城里之原。此志拓本曾于2011年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有展览图录，[41]未见其他著录。 
五代 · 开宝四年（971）《大宋吴越国故登仕郎检校尚书屯田员外郎知中吴军榷转运务兼回图榷酒等务官赐绯鱼袋赵府君墓志》拓本《吴随囗墓志》 1970年4月浙江临安县板桥公社如龙大队金家畈村西北山南坡发掘出土，墓志置于前室东耳室中。志石高、宽均92厘米，厚14厘米，石灰岩质。因侵蚀严重，志文仅首行“……王国功臣镇海吴随囗墓志铭并序”10余字可辨。发掘者据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推断墓葬年代在五代早期，墓主可能是吴越前二代吴姓王妃的亲属。[42] 目前发现的28件瓷质墓志均为越窑青瓷，志文先刻写在瓷坯上再入窑烧成，其葬地或出土地均在慈溪市上林湖越窑遗址的周边区域。1957年，为配合上林湖水库建设，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出工作人员对上林湖越窑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在出网山发现梁龙德二年（922）《任琏墓志》，王士伦《余姚窑瓷器探讨》一文有介绍，并公布了墓志拓本。[43]1984年8月，上林湖吴家溪村民在焦角湾发现唐光化三年（900）《王弘达妻马氏墓志》，后被山林队管理员黄秀依获得并捐献文物部门。[44]这两件墓志随后收入徐定宝等人编写的论著中。[45]2007年，蔡乃武公布梁开平四年（910）《俞府君妻黄氏墓志》、吴越宝正二年（927）《项峤墓志》。[46]笔者对瓷墓志作过专题调查整理，《越窑瓷墓志》一书共收录23件，[47]其中19件属新发现，《慈溪碑碣墓志汇编》（唐至明代卷）又收录5件。[48] 砖志3件均见于《慈溪碑碣墓志汇编》，其中后唐天成元年（926）《宋府君及妻墓志》亦为《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收录。[49] 有关吴越国的传世文献稀少，给研究认识吴越国历史带来很大困扰，出土墓志就显得尤为珍贵，就我们粗浅的观察，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 墓志分布的地域差异。这些墓志的出土地或葬地基本集中在今杭州、绍兴、宁波、苏州、福州地区，尤以宁波为多，接近七成，仅瓷墓志和砖墓志就占总数过半，其他地区则未见有相关资料公布，起码在已出版的《台州墓志集录》《衢州墓志碑刻集》《处州金石》《嘉兴历代碑刻集》《湖州历代碑铭录考》等碑刻墓志的专集中未见有吴越国墓志，这种地域性差异值得思考研究。墓志实物形态与志主身份的关系。在前面的简介里，我们尽可能标出了志主或其亲属的身份，有地位显赫的国王、王后，有钱氏家族成员及其姻亲，有中低级文官和军将，有胥吏，真正的平民只有张儒和李章二人。张儒谙习药性，大约经营药业，李章虽然年轻时从军，“奉国匡君”，然志文并不提及他的职级，很可能是普通的军士。而像袁从章和邹知建，虽本人不仕，但兄弟和儿子是有官之人。瓷墓志和砖墓志的主人身份有明显的不同，31位墓主中，仅有4人为低级军将、官吏，有3人的夫或子为低级军将、官吏。[50]在文本之外，墓志的质地、大小型制、书法、装饰、刻工等要素与志主的身份地位、经济实力、社会影响有密切的联系。《王审知墓志》和《钱俶墓志》的不同写法。王审知是闽国开国之君，世人对他的治绩评价颇高，志文重点叙述王审知立国为王的文治武功和中原王朝的不断封赠，旨在塑造“开闽圣王”的形象，其中不乏细节描写。肯定他的功绩，强化他王位的合法性，是他的继任者所需要的。钱俶的境遇却大有不同，虽为吴越国王，却是归顺圣朝之臣，颂扬其在位时的文治武功是政治禁忌，故墓志强调他“以稽古之训而为政，非六籍不任，非五常不履”，尤其着力于表达他对大宋的忠顺态度，对太祖、太宗的恩渥礼遇的感激，全文没有具体的史实与细节，但背后蕴含的信息量依然很大。由此可见，墓志的书写，必须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必须“政治正确”。钱氏世系的新发现。胡耀飞“以有确切根据的传世宋人文献为基础，对吴越国、两宋时期吴越钱氏成员进行全面梳理”，“得到从钱镠开始，到钱应孙和钱可则为止的12代人的世系”，由于撰文时《钱匡道墓志》《钱义光墓志》尚未发表，故而感叹“由于钱镠诸弟、诸从弟并无子嗣记载，故而此处第二代仅有钱镠诸子，后世吴越钱氏子孙也多自称钱镠后裔，而钱镠诸弟、诸从弟则湮没无闻矣”[51]。钱匡道之父钱镖是钱镠的亲弟，钱义光之祖钱銶是钱镠的从弟，这两件墓志是目前所见有关钱镖、钱銶两个支系唯一可靠的记载。胡耀飞在将他的论文收入《吴越国与吴越国钱氏研究》时，作了修订补充。钱氏子孙众多，墓志中可见大量钱氏与功臣故旧等他姓联姻的记载，显示了众多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童莹之及其妻子骆氏的墓志因受侵蚀，志文泐损严重，在述其第三女的婚配时，尚有“帝子金柯，糅德温恭”“圣上择姻，皇情选懿”“皇子大明宫使金紫光禄大夫”等片断，结合童氏夫妇的葬年（926前后），可以推断其第三女嫁给了钱镠之子。钱镖一女“许嫁江夏黄氏，明州使君、太保之子”，则钱镖与明州刺史黄晟是儿女亲家。《熊允韬墓志》载熊允交“娶故锺公太守女，即今太守黄公亡夫人之姪也”，则黄晟还是前任明州刺史锺季文的姐夫或妹夫。钱镠及其子孙能结好邻境、笼络人心以扩大势力，立国称霸之后又能维持长时间的统治，黄晟能够继锺季文之后任明州刺史，后又忠于钱镠，其间的儿女婚嫁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未经后人修改的历史信息。钱镠曾三立年号，即“天宝”“宝大”“宝正”，但后世很少看到相关实物，究其原因，正如宋人所说：“镠虽外勤贡奉，而阴为僭窃，私改年号于其国。其后子孙奉中朝正朔，渐讳改元事。及钱俶纳土，凡其境内有石刻伪号者，悉使人交午凿灭之。”[52]如钱镠所撰宝正六年（931）《新建风山灵德庙记》，碑上“宝正”二字即被人为凿去。但埋在地下的墓志、投入水府的银简却无法改刻，因此我们得以在出土墓志和出水银简中见到钱镠自立年号的实证，现存60件墓志中有7件使用了“宝大”“宝正”年号，分别是：宝大元年（924）《张师道母黄氏墓志》《张师道母黄氏粮罂瓶》《危德图妻徐氏墓志》《李邯墓志》，宝正二年（927）《项峤墓志》《房府君妻墓志》，宝正三年（928）《洞山院住持墓志》。[53]此外见于《吴禹妻滕氏墓志》的“皇家”、《钱义光墓志》的“皇宗”、《霍彦珣墓志》的“皇帝大行”“世宗”、《元图墓志》的“太祖”“成宗”、《羊蟾墓志》的“太祖”“世宗”、《童莹之墓志》的“帝子”、《童莹之妻骆氏墓志》的“皇子”，无一不指向钱镠及其家族，在八十余年的时间里，吴越钱氏始终没有对外称帝，但在吴越国臣民的心目中就是皇族，钱氏族人的自我期许大概也是如此，而这也是两宋时期钱氏子孙所刻意隐讳的。目前公布的吴越国墓志资料，或见于墓葬发掘报告，或是单篇至数篇的考释，或是区域性、专题性的碑刻墓志专集的一部分，尚未有过系统的专题整理。这些资料分散各处，查找不便，少数志文的识读与校点不够精准，尚有进一步提高质量的空间。因此对这些墓志作系统全面的整理很有必要，相信通过展览、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吴越国墓志的价值能够进一步彰显。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