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派绘画是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绘画流派，在明代前期的一百多年，浙派绘画曾长期占据中国画坛的主流地位。嘉靖以后，新派绘画虽然相对衰落，但仍具有重要影响。浙派绘画虽然以“浙”冠名，但它并非是一个地方性的画派，而是一个画家来源广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绘画流派。 杭州作为南宋画院的所在地，底蕴深厚，是浙派绘画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浙派绘画兴起的过程中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不过，明初活动于杭州画坛的画家并非都是浙派画家，杭州也并非浙派兴起的最主要舞台，明初浙派绘画兴起最重要的平台是在南北二京。由于帝王的推崇，大量浙派画家得以进入宫廷画院，凭借皇家的推重，浙派绘画的影响得到大幅扩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绘画史上这一重要转变。杭州画家在明初浙派兴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尤以戴进贡献最大。戴进是使浙派绘画真正获得全国性影响的重要人物，他把握住永乐以来统治者推崇宋画传统的机遇，凭借高超的画艺，广泛结交上层文人士大夫，有力地推动了浙派的崛起，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维系了浙派的影响力。 戴进是明代前期最有影响的画家，是浙派绘画最主要的缔造者。戴进字文进，号静庵，钱塘人，生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卒于天顺六年（1462）。据《（嘉靖）仁和县志》载，戴进故居在杭州城内安谷坊，安谷坊即安国坊，在今天的仙林桥直街一带。戴进在西湖边的大佛寺附近还有别业。另据清人崔灏记载，戴进曾居住在茧桥相婆巷，当即今天笕桥镇相婆路一带，但此说较为晚出。 根据单国强的研究，戴进的一生大致分为“早年驻足家乡”“中年羁旅北京”“晚年返居杭州”三个阶段。他早年在家乡学画，并曾在永乐时随其父到过南京，宣德、正统间约15年时间在京为宫廷画家，晚年返回故乡杭州。 有关戴进早年学画情况的记载不多，有传说其曾为银匠，后因见其所造首饰被熔毁而改学绘画。此说出现于清初，距戴进已有200多年，并不可靠。从戴进的父亲戴景祥系职业画家来看，他应是自幼学画。 戴进存世最早的作品是绘于永乐五年（1407）的《归田祝寿图》，是为端木孝思祝寿所作，据学者研究，此卷题跋之人大都为在朝之士，故应作于南京。作图时戴进不过20岁，画艺已有小成。 
△ 戴进《归田祝寿图》 据明人记载，戴进曾绘制过大报恩寺的壁画，也为鸡鸣寺画过壁画。早年在南京时他已能在两处皇家寺院绘制壁画，说明其画艺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南京大报恩寺工程始于永乐十年（1412），部分殿宇落成后开始绘制壁画，至少已在永乐十一年以后，此时戴进已25岁。戴进在永乐五年到永乐十一年这六七年间可能长期居住在南京，当然有可能是作为轮班工匠，相隔几年后又接替其父再次到南京。这期间他甚至有可能已经作为画工短期进入过管理画院的御用司工作，属于地位最低的一类宫廷画家，只是当时他尚年轻，地位又低，在南京并不知名。 在南京时，戴进“笔虽不凡，有父而名未显”，大约在永乐中叶服役完成后就返回家乡，继续攻习画艺。至永乐末，30余岁的戴进已是当时知名的画家。其弟子夏芷已在新都北京打出一片天下，他本人和其父也都有为皇家服务的经历，作为职业画家，戴进对进入画院成为宫廷画家应也持积极的态度。但是戴进再次入京却是姗姗来迟，直到宣德三年（1428）才被征入画院。 宣德二年（1427），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黄淮因病告老返回家乡温州，途经杭州时戴进曾去拜访这位曾在永乐初年奉命组建画院，并曾推荐郭纯等画家入宫的老臣，黄淮在为戴进所作《竹雪书房记》中写道：
宣德丁未，余谢病南归，憩武林驿。邑之士者戴文进氏来谒。其貌温如，其言恂如。进退威仪，动循矩度，知其为有守之君子也。舟楫既具，惜无一语以张之。明年冬，余友翰林侍讲蒋君良夫驰书山中，谓余日：“文进家居时值竹甚茂，冬雪弥布柯叶，玩而悦之，因表其读书之室曰‘竹雪’，今以绘事征至北京，侨居闤闠，扁仍其旧。或疑其过实，愿假一言以释之。 从黄淮的记载中可知在他与戴进的见面之后第二年戴进即被征入画院，戴进被征入京一事，是翰林侍讲蒋良夫写信告诉黄淮的。这次被征入京，应当是进入宫廷服务，因为王直在题夏昶为戴进所作《雪竹山房图》中提到戴进“只今侨寓留皇都，承恩日向金门趋”。关于戴进进入画院的时间虽然通过黄淮的记载已经可以确定，但其前后经过却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戴进之所以是宣德三年入京，应当和当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一起事件有关，据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七记载： 文进作画，不耐拘束，其时有按察使某者，往往以势凌之，文进倔强不肯就役。按察使大怒，以徽缠挛之，裸膝跪阶下，逼令画神荼郁垒。适布政使黄某者，闽人也，雅重文进，见而大惊，为之申解，乃免。文进感之，作画四幅以献黄公，其孙宗器，尝举以示予，真神品也。 
△ 神荼、郁垒 △ 神荼、郁垒 布政使黄某即国县人黄泽，永乐十年（1402）进士，同年任河南左参政，后调任湖广左参政，宣德三年（1428）任浙江左布政使，直至正统五年（1440）十二月在浙江左布政使任上下狱，正统六年（1441）被黜为民。这个故事是田汝成听黄泽的孙子黄宗器说的，并亲眼看到了戴进为感谢黄泽搭救所赠送的作品，故可信程度较高。黄泽到任浙江是在宣德三年，而戴进也是宣德三年被征入京，到正统五年黄泽罢官，这期间戴进长期寓居北京，因此这件事应是发生在宣德三年。戴进此年得罪了浙江按察使，随后就进入画院，恐非巧合，可能有避祸的考虑。 明代各省设按察使一人，这里的“按察使某”应是闽县人林硕。林硕字懋弘，宣德元年十二月任浙江按察使，宣德二年八月前曾一度被逮下狱，当年九月即官复原职。由于左布政使是一省最高行政长官，且黄泽和林硕又都是闽县同乡，也比较好说话，故戴进在困境中得到了解救。 明初的按察使是一省中仅次于布政使的重要官员，正三品，负有监察之职，因为得罪了如此重要的地方官，戴进的入京恐也有无奈之处。在入京一事上，搭救了戴进的黄泽可能起过一定作用，但真正把戴进推荐给明宣宗的人，据郎瑛所撰《戴进传》，是“镇守福太监”。明代画院由宦官机构管理，为迎合皇帝的绘画爱好，宦官推荐画家给皇帝或关照一些宫廷画家在明代颇为常见。如弘治时宦官萧敬对画家郭诩“啖以锦衣官”，希望通过授予其宫廷画家常见的锦衣卫官职来结交他，画家孟思贤万历间由宦官张洪进呈，万历间任职杭州、苏州的守备太监孙隆则推荐过周梦龙。因此，郎瑛在《戴进传》中称“镇守福太监”向宣宗推荐戴进当有所本，很可能来自于他所看到的戴进墓志。
虽然镇守太监在永宣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直到正统时才开始在各省普遍设置镇守太监，逐渐制度化，杭州有正式的镇守太监亦在正统时期。据《（成化）杭州府志》，“正统间，命内臣镇守浙江”，遂将位于太平坊之北的倒钞库改建为镇守府。戴进是宣德三年被推荐入宫的，因其时未设镇守太监，所以此处的“镇守福太监”应是驻在浙江且地位重要，相当于镇守太监职的重要宦官。 镇守太监起源于派宦官都督地方军事，在正统间正式派驻浙江镇守太监前，宣德二、三年间的确有一个地位重要的宦官裴可力在杭州，正“督事浙江”，权势显赫，也即这一时期的浙江“镇守太监”。宣德二年，裴可力听了某千户的谗言，向宣宗报告按察使林硕“讥诽及沮格诏旨”，导致林硕被逮至北京。当年九月，宣宗在问明情况后将林硕官复原职，同时降旨切责裴可力。因此，裴氏最有可能就是推荐戴进的“镇守福太监”，林硕复职后羞辱戴进恐也与戴进与裴氏交好有关。当然裴氏推荐戴进入京除了帮他暂时避祸的原因，应该也有因为受到宣宗斥责，想通过荐举画家来讨好皇帝的因素。裴可力被称作“福太监”可能与其法名相关。明代宦官多信仰佛教，与裴可力同时的不少宦官法名中都带福字，如郑和法名“福吉祥”“福善”，修建了法海寺的御用监太监李童法名“福善”，都可称作“福太监”。 
△郑和像 除了裴可力外，另一位“镇守福太监”郑和很可能也认识戴进。洪熙元年（1425）二月，仁宗命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南京”，他是明代历史上第一位镇守南京的守备太监。宣德三年，郑和仍在南京守备太监任上，此年八月宣宗还命其与王景弘将南京内府所藏绢布运送北京。郑和法名福善，又名福吉祥，也可称其为“福太监”。郑和在刊刻佛经，向寺院施舍时多用法名。如国家图书馆藏郑和所刻的《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附有姚广孝（道衍）永乐元年（1403）八月二十三日所写题识，其中就记载：“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福善一日怀香过余，请题……”郑和刊刻的《优婆塞戒经》亦有郑和本人的题记：“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咤释，即福吉祥。”平湖博物馆藏泥金写经《妙法莲华经》亦载：“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铸造金舍利宝塔一座，永远长生供养。” 郑和肯定知道戴进，并见过其作品。戴进永乐时为大报恩寺画过壁画，郑和为内官监太监，内官监有营建职能，“凡国家营建之事，董其役”，因此必定是大报恩寺营建工程的负责人之一。洪熙、宣德间郑和是南京守备太监，宣德三年三月十一日宣宗还下旨命郑和迅速完成大报恩寺营建的扫尾工作，作为工程负责人之一，郑和肯定见过戴进为大报恩寺绘制的壁画，也应当见过戴进在鸡鸣寺的壁画。郑和又笃信佛教，他对擅长释道人物的戴进肯定留有印象。至于戴进进入宫廷服务后，到宣德五年（1430）郑和最后一次远航前两人是否有过进一步的交往，限于材料，尚不清楚。 （作者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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