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认定和断代向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其争论有时候可以延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有争论就有研究，本文就杭州孔庙内南宋“大成之殿”榜刻题写到底是宋高宗还是宋理宗一事阐述自己的观点。

《大成之殿》碑拓本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一期上曾刊登过该校老师方爱龙的一篇关于杭州碑林里“大成之殿”碑的御题之人认定的文章，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方老师根据了解的史料认为该碑石题写之人应该是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对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2008年出版的《杭州孔庙》一书所认定的是宋理宗所书提出了异议，理由如下：一，根据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一《学校·太学》记：“光尧太上皇帝御书至圣文宣王庙曰“大成之殿”。门曰‘大成殿门’……”光尧，即退处德寿宫的宋高宗尊号之一。二，又据费衮《梁溪漫志》卷六和元·刘岳申撰《申斋集》卷六等古籍中都曾提到宋高宗曾为各地儒学写过“大成之殿”榜书。三，根据碑中“復古殿书”之署，按“復古殿”乃宋高宗的燕闲之处，确认是高宗赵构所书。

针对方老师的观点，本人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和对比有关书法作品，认为“大成之殿”榜刻为宋高宗题写一事有待商榷，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加以论证说明。

“大成殿”之名的由来和杭州府学

北宋时期“大成之殿”榜刻的题写者

大成殿为孔庙中祭祀孔子的大殿，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和贞观四年（630），朝廷诏令国学以及州、县学专设孔子庙，自此，庙学合一格局基本确立。北宋崇宁三年（1104），宋徽宗取《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语义，下诏将曲阜孔庙正殿更名为大成殿，政和四年（1114）又颁定天下孔庙正殿均名大成殿，元代称宣圣殿，明代称先师庙，清代复称大成殿，取意为“集古圣先贤之大成”。此后就一直称为大成殿，由此可知，“大成之殿”御书题写应始于宋徽宗。

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结束了四处流亡的生活，正式把临安（杭州）作为都城开始兴建。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四月诏立太学养士，权于临安(杭州)府学措置。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诏改临安府前洋街（今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西端一带）岳飞旧第建成太学；七月，太学大成殿告成。杭州孔庙旧称杭州府学，始建于何时何地，目前尙难确定，有关于杭州府学最早记载见于北宋。府学地址据《乾道临安志》和《淳祐临安志》记载：旧在府治之南，子城通越门外（杭州凤凰山山麓一带）。南宋绍兴元年（1131），迁址运司河下凌家桥西（今址），以慧安寺故基重建，此后八百余年未有再易地的史料记载(2003年7-10月，杭州市文物考古发掘证实了史料记载)。《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六《文事·府学》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杭州府学“本路亷访使降御书榜曰大成之殿，有阁曰稽古，以奉御书”①，因此，北宋时期杭州府学内也曾有过的“大成之殿”榜书，应该用的是宋徽宗的御题②。南宋初期是否请过宋高宗“大成之殿”榜书没有记载，因此不得而知。

《乾道临安志》、《咸淳临安志》

有关“大成之殿”榜刻的记载

《乾道临安志》，南宋地方志，乾道五年（1169）周淙撰。宋高宗在位时间为1127-1162年，也就是说，该志记载的南宋史实应该发生在宋高宗的一朝，年代接近，史料参考价值应该是可信的。《乾道临安志》卷一《学校·太学》也明确记载了太学建成后光尧太上皇宋高宗为太学题写“大成之殿”一事③，因此，此时宋高宗题写的“大成之殿”榜刻是为太学所题而非府学。

南宋绍兴元年（1131）杭州（临安）府学迁今址初建时，只建有六斋，分别是经德、敦厚、弥新、升俊、富文、贲文，整个府学规模不大。此后有过数次扩建，其中有两次大规模的建设十分重要。一次在南宋嘉定九年（1216），教授袁肃、黄灏的扩建请示得到朝廷准奏，于是以大成殿为中轴线向南、东、西三个方向对府学进行扩建，竖戟门、棂星门、建廊庑、厅堂、立祠架阁，府学规模宏扩了许多，终于略仿成均规制。另一次在南宋淳祐六年（1246），这次有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潜说有，后来他撰写了《咸淳临安志》，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载。

《咸淳临安志》，宋度宗咸淳时(1265-1274)潜说有撰。潜说有（1226-1277）,南宋淳佑元年（1241）进士，官至代理户部尚书。南宋淳祐（1241-1252）是南宋第五位皇帝宋理宗赵昀的第五个年号，《咸淳临安志》卷十一④和卷五十六⑤记：潜说有曾奉旨参与宫学、府学扩建事宜，因此，对宋理宗一朝记载的史料可信度很高。《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六《文事·府学》记：“淳佑六年，理宗皇帝赐御书二匾”⑥；“大成殿 在学之西，理宗皇帝御书匾”；“赵安抚与㦛恭跋御书淳佑改元之六年，圣天子赐御书府学及养源堂匾。臣即钦率诸生奉而揭之，又刊之石，立之学宫，表风厉也”⑦。清楚地表明此时杭州府学内的“大成之殿”匾为宋理宗所题，并刊刻石碑，立于府学。

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后，在杭州城南凤凰山东麓宋城路北宋州治旧址一带，开始建宫城禁苑。大内有城门3座，南称丽正，北为和宁，东曰东华。皇城内，宫殿巍峨林立，光耀夺目，建有金銮殿、垂拱殿、选德殿、福宁殿、勤政殿、復古殿等殿、堂、楼阁约130余座。元至元十四年(1277)因为民间失火延及，焚烧殆尽，至明代成为废墟。

南宋皇城复原图

《大成之殿》碑局部

復古殿就是南宋皇宫大内130余座殿宇其中之一，约绍兴二十八年（1158），为宋高宗所建“燕闲之所御也⑧”。宋理宗重修时所撰《復古殿记》说：“殿内森严，名曰復古，以为省览延访之所⑧”，就是皇帝阅读奏书或召集文武名臣咨询古代治国之策的地方。由此可见不管是宋高宗的燕闲之所，还是宋理宗省览延访之所，两位皇帝都曾在此待过，而不是德寿宫内的某处宫殿，特指宋高宗一人的燕闲之所。殿名起始南宋初，復古殿殿名包含着南宋历朝帝王对收复中原，复兴赵氏天下的意愿，因此，宋高宗、宋理宗都曾以“復古殿书⑨”之署，而非宋高宗专用。

宋代古琴“復古殿”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别的地方，例如“復古殿”古琴，这是一把从宋朝历经传世的传奇名琴，最早作为宋太祖赵匡胤的掌上爱物，此琴形态柔美，音泽有力，时如铁骨铮铮，又如青丝细缕，有御笔亲题“御书之宝”篆刻于此琴之腹，视之为平复异族，建国昌盛之信物，代代相传。南宋时，宋高宗将此琴供奉在“復古殿”中，常于此殿抚琴，慰藉难返汴京之情。后世帝王亲题“虞廷清韵”与“復古殿”于琴腹，永铭其志，是为琴名，也是借琴抒怀复国之情。因此，仅凭“復古殿书”之署就认为是宋高宗所题，有失偏颇。

南宋灭亡后，太学一度改成西湖书院和仁和县学，宋高宗为太学御书的“太学石经”等一大批碑石，也历经劫难，屡次搬迁，损失惨重，最后在明正德十二年（1517）搬至杭州府学。那有没有可能“大成之殿”榜刻碑也和“太学石经”一样是从太学搬过来的呢？ 

《两浙金石志》，清阮元撰。阮元（1764-1849），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在经学、史学、金石学、文字学、书学等领域造诣深厚。《两浙金石志》卷十二记:“……有復古殿三小字，按《咸淳临安志》淳佑六年理宗御书大成殿养源堂二匾赐之，今存此二石应即当时之一大成字……⑩”。阮元撰《两浙金石志》时参考的是《咸淳临安志》，一方面，基于对其史料的认可；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金石大家的眼光；再者，明正德十二年（1517），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宋廷佐就将太学石经移至杭州府学（包括宋理宗的圣贤赞等碑），按理说，宋高宗“大成之殿”榜书碑刻如若一起移过来，应该有所记载或口碑流传，但史料与口碑都不曾提到。清乾隆朝，阮元曾担任过浙江学政和浙江巡抚，对于杭州府学情况应该是清楚的，因此，至少说明到清乾隆年间还是认可此碑是出自宋理宗之手，而非从太学一起移过来的。

宋理宗御书“圣贤赞”碑局部

宋高宗“御书石经”论语第二石局部

宋理宗作为宋太祖十世孙，南宋第五代皇帝，附庸风雅，也工于书法，虽效习宋高宗，但两者的楷书笔风还是有区别的。宋高宗“御书石经”的楷体结体整秀、舒朗，宋理宗相对来说“其楷书略受张即之影响，……用笔尖利，气格不高迈，书体颇易辨认” （台湾书画鉴评家傅申），因此，从杭州碑林现存的宋理宗“圣贤赞”与宋高宗“御书石经”碑石对比来看，两位皇帝楷书笔风有所差异，“大成之殿”碑的笔风还是更接近宋理宗。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杭州孔庙内南宋“大成之殿”榜刻为宋理宗所书而非宋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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