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本文拟发表于《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岁论文集》，这是原稿，保留了关于“玉器时代：良渚文明奠定了早期中国文明基本模式”的学术史梳理。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时提到，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些特征反映在考古遗存上则体现为，超大型都邑、宫殿、大墓以及反映贵族尊贵身份礼器的出现等。良渚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中心性遗址之一，良渚已经出现了阶级、王权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我们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以及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了世界公认。本文即以良渚为出发，讨论早期中国文明模式对于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 按：本文拟发表于《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岁论文集》，这是原稿，保留了关于“玉器时代：良渚文明奠定了早期中国文明基本模式”的学术史梳理。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时提到，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些特征反映在考古遗存上则体现为，超大型都邑、宫殿、大墓以及反映贵族尊贵身份礼器的出现等。良渚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中心性遗址之一，良渚已经出现了阶级、王权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我们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以及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了世界公认。本文即以良渚为出发，讨论早期中国文明模式对于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
2022年6月14日
良渚文明是玉器文明、玉礼制文明，良渚人创造了彰显权力与信仰的玉钺、玉琮，反映身份、等级和地位的复杂玉头饰，创造了主宰玉器的人形化太阳神像（祖先神），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有着广泛的认同。玉礼器系统的礼制和观念成为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张光直提出萨满教分层宇宙观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1】，作为良渚文明玉礼器系统的重器，琮是当时萨满式多层次宇宙观的模型，良渚琮的结构和内涵，与古代中国宇宙观系统性认知有极大的契合度。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玉礼仪制度最完善、最先进的良渚玉器，是中国传统文化“器以藏礼”观念最早的物质载体，良渚成组玉礼器作为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的标识，作为聚落等级和规模、中心和周边的反映，拉开了中国礼制文明的帷幕。“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良渚文明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领头羊【2】。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的促发和加速，都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良渚文明也同样如此。包括钱塘江以南浙东的长江下游地区，至少从河姆渡文化开始，耜耕湿地稻作农业就相当发达，到崧泽文化犁耕出现，及良渚文化犁耕流行，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技术和生产规模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湿地稻作农业同时也催生了独特的观念信仰，为良渚文化时期最终形成以琮和祖先神像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3】。一 、良渚玉礼器系统反映的良渚政治文明模式 良渚文化社会性质的认识，以良渚文化成组玉礼器系统为代表的“玉器时代”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之一。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文明的概念和因素、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和模式、文明起源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和今后探索的途径是研讨会的三个议题。苏秉琦首先发言，提出不要在“文明”或“文明要素”概念上转圈子，“文明起源”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纪仲庆提到，“对于我国古代的水患和治理水患的考察上，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历史记载的帝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说明代表神权的祭司阶层已经形成，更重要的是王权已凌驾于神权之上，国外有学者提出的“宗教的统一力量”，“‘统一力量’这个词汇很重要”。任式楠提出中国古文明五方面自身特点：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的确立，其物化形态如国王、成批的武器、宫殿和官署、都邑，其中“中国最初的都邑主要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与后来经济地位显要、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严格意义上的城市、都市有所差别”；以阶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文字系统，“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即使在王都也不可能处处出土文字资料，倘能在都邑以外的地方偶见个别文字，便很难得，应予重视”；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具有中国文明的个性。这两个密集型劳动部门，专业化分工强，集中体现了工艺生产的高超水平，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另一发面它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渗透了强烈的观念形态”。任式楠还指出，“良渚文化中、晚期遗存当已进入方国文明时代”，反山大墓中的玉钺，“当属墓主生前掌用之物”，另外的众多石钺，“不可能一人独用”，“当可说明随从亲兵制的存在”，“良渚中、晚期的成批玉器，已是早期礼器和礼仪制度的代表物”，“神人形象的标准化，意味着广大区域内已被人们共同崇奉，是主神。统一的神是因有相应的王的存在并加以神圣化的结果。这时已借助宗教作为加强政治统治的一种途径”。邵望平就良渚文化玉礼器认为：“由于同类玉礼器分布于太湖周围甚至更大的一定地区，或可认为该区存在着一个，甚至数个同宗、同盟、同礼制、同意识的多层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或是邦国集团”，“秦汉之前的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以农为本、商为末的传统，使氏族血缘纽带蜕变为宗法而得以延续；随之而来的祖先崇拜高于自然崇拜、王权高于神权、都邑以宗庙、宫室为重心的政治中心而不主要是经济中心等等一些不同于西方原生文明的特点”。牟永抗认为，“文明社会的出现是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中华大地上，最早出现代表高技能、多工序的复杂劳动的产品，并使其占有具有权力象征的礼器，目前已知的是玉礼器，其中可能包含着漆器。青铜礼器应是文明制度日益发展时期的产物”，如何判断城市和都邑，“在城墙和宗庙两者之间，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郭大顺指出“礼”的出现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红山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中国早期国家阶段跨越的约距今5500-4500年即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正好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的有机结合正在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标志”。高炜指出，“对龙山时代甚至更早各大区系的文化交汇状况应给予充分估计。‘礼尚往来’，礼器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体现物，无疑是文化交流中最活跃的因素”【4】 。1990年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至今，中国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取得了重大进步。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重要进展：考古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5】。良渚文化考古是中国文明起源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良渚古城作为良渚文明的超级都邑，其结构布局、格局演变，以及文明特征，已经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是土筑文明，又是水利文明，更重要的是高度发达的玉器系统在同时期的世界可谓独树一帜，水稻作为唯一主食又揭示出良渚文明的稻作文明属性”，“良渚国王和权贵通过一整套标志身份的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达到对神权的控制，从而完成对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从良渚古城的考古尤其是良渚玉器的研究可知，在良渚文明中，神权至高无上，神权与王权是紧密结合的，总体而言良渚文明是一种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明的文明模式大相径庭，而与古埃及的文明模式极为一致”【6】。那么，作为玉礼制文明的良渚文明，是不是就是通过对神权的控制，从而再对王权等的垄断呢？还是王权等的垄断是通过对于神权控制的手段呢？“神王之国”与“王权神授”有没有不同？这关系到良渚文明模式问题，更关系到早期中国文明模式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笔者认为讨论良渚文明模式的问题，首先要确认象征社会权力和等级的礼制最早出现的指示器是什么？其次是讨论支撑礼制系统的“藏礼于器”的成组系统玉礼器，其背后的观念信仰是什么？再次是讨论成组系统玉礼器在不同等级、不同区域的葬仪中，反映的身份、等级和地位。“器以藏礼”、“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系统反映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彰显权力与信仰的，就是礼器。良渚文化创造的一系列反映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彰显权力与信仰的成组玉器，就是玉礼器，其所反映的标识权力与信仰的，就是最早的礼制，这也是社会迈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牟永抗在论述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时，提出玉钺的出现可作为礼制出现的指示器，“成组玉礼器是一种礼仪制度——礼制的开始”【7】。笔者把反映权力和信仰的良渚文化玉礼器系统分为四大内容：1、作为权力和礼制指示器的玉钺和豪华权杖以及其他各类权杖 太湖流域最早出现由石斧向穿孔石斧（钺），乃至大孔、豪华按柄石钺的进步，宁镇地区有可能是石钺最早的起源地。玉钺出现在凌家滩文化和崧泽文化晚期，在良渚文化时期，随葬玉钺成为拥有者身份、等级的标识，也是聚落等级的反映。良渚文化还有以不同质地和形制区分等级的石钺，一些高等级墓葬还出现象征性按柲的朱绘图案的石钺。好川文化遂昌好川墓地，采集到一件刻有狗体形刻划的似钺石器（好川采：08），按照图形的方位，与日照两城镇征集刻纹锛形器一样，再一次证明在良渚文化和良渚文化稍晚阶段，一种刃缘向上奉执不再具有实用功能的礼器——平首圭开始出现【8】。豪华型玉钺包括玉钺本体、玉冠状器纵向对折后的玉钺冠饰（瑁）、玉钺端饰（镦）、嵌玉髹漆柄（柲），以及小琮等附件，仅出土于高等级的少数墓葬中。反山和瑶山是出土完整玉钺权杖最多的高等级墓地。瑶山Ｍ７出土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玉钺仗，2件小琮（M7:44、45）分别于玉钺柲的两端，M7：44小琮朝柲一端切割横向凹缺，这个凹缺宽度也就是玉钺杖该部位柲体的厚度。瑁（M7:31）雕琢简约神人兽面像，以互旋形式的宽浅槽把图像分为上下两层，突出介字形冠帽的羽状线。镦（M7:33）雕琢简约神人兽面像，图像也以互旋形式的宽浅槽分为上下两层，不同之处是刻纹以两侧立面为中心展开，而且视觉上朝向玉钺体这一面，如果结合反山M12大玉钺上的神像和神鸟雕琢视角，说明玉钺仗图像整体是一个闭合系统。
反山最高等级M12中出土的大玉钺，两面雕琢神像和神鸟，彰显了王权神授的观念。反山M12还出土了置放在琮射孔内的仅存玉瑁和玉镦的豪华权杖，其具体形制后来见于福泉山吴家场M207两件象牙权杖，他们分别出于墓主的两侧，M207：61，通长90.5厘米，整体保存较好，权杖主体由象牙剖制而成，以权杖主体的转折处为中心线，表现十组浅浮雕神像，并以螺旋纹做地纹【9】。 
反山M12以琮为座的豪华权杖豪华权杖没有刃部，说明这类权杖非源自已知的生产和生活工具，反山M12、M20两例豪华权杖置放在琮射孔内，或可以说明权杖的性质应与琮射孔有密切关系。豪华权杖从形制和纹样上可以观察到：镦基本为圆形，反山M12：91、瑶山M7：29镦底部有钻孔，似乎是通往下界的通道；权杖本体，包括玉瑁和玉镦，雕琢有围绕椭圆或圆形的互旋的螺旋纹，说明豪华权杖保持着旋转上升的动态。这类豪华权杖，可能是有别于反山M12：87柱形器的另一类“世界树”，与同样来源不明的后世的“璋”，性质上非常接近。 
吴家场M207豪华象牙权杖
苏州澄湖74WCHJ127:1良渚文化贯耳壶外壁，刻划有5个良渚原始文字，图画文字的钺还与其它多个图画文字和八角星纹组合成组出现，钺（权力）、“鼓”（音乐）、矢（兵器）似乎是八角星纹（宇宙模式）的注解【10】。
苏州澄湖贯耳壶上的良渚文字
高等级墓葬随葬玉器种类丰富，除了从分布的地域范围来讨论中心区、周边区域中心或次一级中心之间关系，从形制上研究各区域之间的文化关系，以及组合上的性别特征之外，在相对年代框架的前提下，高等级墓地中不同墓葬的玉器组合、共性和个性可能是墓主人身份的标识。墓主身份的认识，关系到良渚社会组织结构的进一步深入讨论，关系到良渚社会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专门化中管理者，以及大型公共建筑和大型王城建筑的设计、管理者的身份问题。反山简报当时认为他们是特殊阶层，或为巫觋，或为军事酋长。瑶山简报认为埋葬的就是巫觋。1996年严文明提出反山M12，“这样的人物当然很像是最初的国王，而同葬于一个墓地中的贵族当为王室的重要成员”【11】。2012年张忠培认为良渚社会是被玉器表述出来的社会，可以分为六个级别的墓地，区分出四大等级的人群【12】。随着良渚古城考古的深入，古城内的格局和社会组织远比王墓和等级之分的研究来的复杂，如此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专业化，以及大型工程的建设，都需要相当数量的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依靠一个王的管理能力、以及笼统的等级制度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复杂化不仅体现在不同的等级和地位，还反映在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上。反山王陵最核心的墓葬当然是M12，但是，其他墓主人是有血缘关系的王族成员？或者王的部分继承者？还是一些特殊领域的高级管理者？良渚古城内那些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高级管理者与王和王族有什么关系？在目前人骨保存不佳甚至基本不存的情况下，考虑墓地的结构和规模，分析随葬玉器的种类和组合，应该是最合适的途径。在已知的反山、瑶山等良渚玉器中，不同形制和形式的端饰载体最不清楚，尤其是那些特殊形制的端饰，极有可能是身份的重要标识。 
反山出土的不同形制的玉端饰
2、反映宗教信仰和宇宙观的琮和萨满式的祖先神像 良渚琮上、下射面和射孔的构型是当时对于宇宙空间的构想，与萨满教的多层宇宙观十分契合。沟通上界、人类居住的中界、下界，是萨满教理想的宗教追求，在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中，上界位于“地球”上方，有太阳和萨满的庇护神，天体辅助神有熊、偶蹄猛兽和鸟，下界辅助神带两条小鱼的猛犸和全能的蜥蜴与蛇，通往上界和下界有入口和道路，各种鸟类往往成为萨满的精灵诸侯，它们既是向导，也是保护者，多层宇宙的核心是宇宙树，象征三界沟通的渠道，有时宇宙树还要作为表演的工具【13】。宇宙树或世界树，代表着处于不断再生状态中的宇宙、永不枯竭的宇宙生命的源泉以及神圣物至高无上的载体，象征着天空或者现世的天堂【14】。在世界古代文明比较中，如古代玛雅构想的宇宙空间，也是一种由水平空间和垂直空间相互结合的模型，垂直空间分成上界、中界和下界三大领界，上界或称为天界，下界孕育着生殖力量，也是腐朽和疾病并存的恐怖之所。水平空间时五瓣梅花结构——四分世界及其中心，是玛雅宇宙观的基础，宇宙的中心轴“世界中轴”是一颗大木棉树“世界树”，树枝伸向天空，树干钻入大地，树枝上栖息圣鸟。三个垂直世界的超自然能量都沿着木棉树这条生命之轴上下流动【15】。反山M12：98琮是目前出土的体形硕大、玉质上佳、雕琢最为精美的大琮，其结构和组成元素足以说明良渚文化琮的内涵和价值。
反山M12：98玉琮 上大下小的璧形射面是上下界的射面，穿孔是中轴的旋转和核心，贯穿上下射面，射孔的贯通不仅是虚和实的通道，更是旋转的中轴。琮通过四面四角的二方连续纹样布列，产生动态的旋转效果。这类动态的旋转效果还可以在其他玉器上得到佐证，如反山M12：87柱形器，外壁雕琢错落旋转的十二幅神人兽面像和神兽像。 
旋转的中轴“世界树”——反山M12：87柱形器上界和下界之间的琮的外壁是中界，包括四个直槽和四个以整体展开法展现的折角。中界的内容极为丰富，除了分为四个直槽和四个折角的方向，还通过横向的切割进行分节分层。反山M12：98琮直槽既是通道，也是支撑下界和上界的柱子；琮折角雕琢了上下两组共四节的神像图案，并辅之以神鸟，神鸟既是神像的辅佐，也是神像所处空间的反映。虽然八幅神像和折角图案的细节微有差异，但基本结构完全一致，说明琮上的神像无论是立体展现，还是平面视角的方向性展现，神，都是同一位。神人兽面像（神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内涵和主宰，良渚文化玉器自始至终完整地反映神像的主题，只有玉琮一种，琮不能离开神像，出现在琮上的神像是神像最初的原意，琮和神像两者的结合才是良渚社会观念信仰和萨满式宗教的完整内容。“神人兽面象确认之后，琮与神崇拜的关系也就更明朗。我们赞赏张光直的琮是原始巫教中沟通天地的中介物体的见解，而且更倾向于玉琮体现了以兽面神为崇拜核心的神权的出现，是良渚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指示器的认识”【16】。良渚玉器神像的神人介字形大冠帽和神兽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大眼昭示着这一图像的图意——太阳神和战神，神像构成的主要元素和神像图像的图案化，被广泛应用于其它重要玉器，冠状器、豪华玉钺杖的瑁等直接采用了介字形冠帽的外廓，不同形式的图案化神像被雕琢在除琮、琮式玉器之外的其它玉器上，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信仰体系。 反山M12：98玉琮神像的解读无论是太阳神还是战神，这一良渚社会唯一的人形化形象，就是良渚社会的祖先神像。良渚玉琮从良渚文化一开始就以复杂的立体结构反映了当时的宇宙观，无论是商代四方-中心的三维时空的宇宙观【17】，还是先秦两汉时期盖天说的宇宙观【18】，良渚文化琮的构想和设计的宇宙模式，开启了古代中国宇宙观模式的先河。良渚琮，也很有可能是以齐七政的“旋、璣、玉衡”【19】。3、复杂玉头饰成为身份、等级和地位、成为中心和区域中心的标识 良渚文化时期，复杂玉头饰成为墓主身份、等级和等级的标识，有成组半圆形器、冠状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作为额饰的璧环类玉器、成对隧孔珠，以及可能的带盖柱形器。作为良渚文化的核心都城，良渚古城遗址复杂玉头饰种类最为丰富。一组4件的半圆形器，仅见于瑶山、反山最高等级的墓葬，堪称“王冠”；基本呈单数的成组锥形器的数量，一组9、7、5、3件不等，成为墓主等级的标志；虽然墓主人骨基本腐朽，无法鉴定性别，但是根据随葬品的组合，可以推断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仅为男性使用；在良渚古城遗址及周边临平遗址群，成组锥形器的使用非常普及，但是在苏南、上海和嘉兴地区，作为头饰的成组锥形器就非常少见了，三叉形器也如此，作为良渚古城遗址及周边临平遗址群反映高等级男性身份和地位的玉器，嘉兴地区就很少见了，苏南和上海基本不见，反映了良渚文化成组玉礼器在中心遗址和区域中心的分别。良渚古城遗址及周边临平遗址群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带盖柱形器作为棺饰还是头饰，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20】。
反山M12复杂玉头饰4、其他玉礼仪化的生产、生活等用具 良渚文化玉器中，还有一些直接源自于生产、生活等工具。除了源自于武器、标志礼制出现的玉钺，还有来源于武器和生产工具的单体锥形器；又如附带玉捻杆的玉纺轮、玉端饰的纺织具，出土这些玉器的墓主或许也是这一领域的掌管领导、兼职领导；又如V字形玉刀、V字形玉刀背、玉镰刀，这些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具，两类刀具，镰刀用于收获，V字形刀可能用于切肉，礼仪化的玉镰刀、V字形玉刀极大地丰富了良渚文化的礼仪制度；还如与飨宴有关的各类玉器具，包括玉匕、玉匙、玉筷，以及嵌玉漆壶、嵌玉漆觚、嵌玉髹漆带盖罐等，甚至还发现了玉塞子的髹漆囊形器。瑶山、反山出土的嵌玉髹漆圆形器，则更是特殊的玉礼仪用具了。用玉礼仪化，几乎遍及了良渚文化时期各个领域，这在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中所不见。
玉礼仪化的生产、生活等用具二、良渚社会组织结构在不同等级墓地中的反映 良渚社会组织结构在不同等级墓地中的反映，主要体现在墓葬的等级和埋设位置、埋设过程的阶段性、阶段性的墓葬数量等，可以高等级墓地的王族规模、分组的部族墓地、最小的家庭单元来讨论。1、高等级墓地的王族规模 相对较为完整的高等级墓地的墓葬总数约在10~20座。反山以M12为核心的墓葬共9座。瑶山祭坛和墓葬复合遗址，以M12为核心共13座。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总30座，除去北部分散的M1和M2、东部分散的M9和M40，中部纵向分布的M60、M65、M67三座，残墓M53，以及南部M103，以M144等核心的西部墓群，总21座。江阴高城墩，以M13为核心共14座。无锡邱承墩，以M5为核心共10座。这类墓葬数量不多的王族一级墓地，根据随葬成组玉礼器的不同，可以区分等级和地位。以反山为例，M12是核心墓葬，是最显赫的“王”，M20、M14、M23与M12均共出可能作为“王冠”的成组半圆形器，他们虽然在等级上要次于M12，但可能分别担任过“王”。M12与左右的M16、M17，彼此关系甚为密切，除了可能有直系血缘的关系，M16、M17或者是M12的近身臣僚。M22是与M12同一王族的女性成员，她可能分管什么，但肯定没有担任过“王”。西部的M18、M15，等级明显偏低，他们应该是王族中的显贵，那些独一无二的出土玉器，可能是具体分管某个领域的标识。2、可以分组的部族墓地 较为完整的一般等级部族墓地的总数，差别甚大。但是，如果对墓群进行分组，每组也在20座左右。揭露相对完整的墓地，如：上海金山亭林，1988、1990年共清理墓葬23座，虽然不排除荷花池中原来也有墓葬的可能，但是墓群大致可以分为东西两组，东组以出土玉琮的M16为核心，总18座【21】。良渚庙前第一、二次发掘，整体呈U形的墓群，总26座（另外4座位于G1旁，打破房址）。良渚古城外西南的文家山墓群，呈倒U形分布，总18座【22】。桐乡叭喇浜，以出玉璧的M14为核心，总18座【23】。墓葬数量超过100座的遗址，墓群实际上也可以分组。如平湖庄桥坟，2003~2004年、2006年两期发掘区域位于遗址南部的墓葬区，共发现良渚文化3个人工土台、271座墓葬、7个狗和1个猪及1个器物祭祀坑，大多数墓葬集中在1000平方米范围内，可以分成五大片区，每片都有若干排，并都有等级相对较高的墓葬，出土有玉璧或玉钺等玉礼器【24】。如果是五大片区的话，那每组墓葬的数量平均达54座。桐乡新地里遗址揭露面积较为完整，共清理了140座墓葬，是了解一般等级墓地规划和营建的很好个例。报告根据土台营建和堆积过程把墓葬分为三个单元五个阶段【25】。第一阶段。发掘区西面土台的10座墓葬，女性墓表现出非常大的优势，出纺轮的M120还出土了1件玉琮。西面早期土台台面相当大的空间没有埋设墓葬，根据桐乡普安桥的情况来看，原先很有可能有房屋建筑遗迹。第二阶段。包括西面早期土台扩建后埋设的12座墓葬和东面早期土台上的7座墓葬。西面土台东南部的M98、M108、M109墓坑规格较大、随葬品数量较多且玉石器比例较高、墓坑东南角挖坑埋设大口缸，西面土台西北部的7座墓葬规模小、没有使用葬具、随葬品较少，说明显贵者和平民之间已有明显的位置区别。东面土台东南部的M81、M105墓坑规模较大、使用葬具、随葬品数量较多且玉石器比例较高、墓坑东南角挖坑埋设大口缸，与位于东面土台北的其他诸墓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第二阶段的西面土台和东面土台虽然时间较为接近，但是随葬品略有差别，可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单元。第三阶段。包括东西两座土台扩建，合在一起之后埋设的12座墓葬，分成西面、中部、东南三组，三组墓葬的随葬品存在细微的差别，可能说明新地里第二阶段出现的以两组墓葬为代表的两个社会单元的组织结构状况已被打破，但第三阶段三组墓葬中没有出现等级较高的显贵者墓葬。第四阶段。包括西面、中部、东面三组，26座墓葬。其中西面11座墓葬中，M116、M121是这组墓葬中的显贵者。中部7座墓葬中M17、M16仅使用了葬具，还不够显贵，M66随葬品中明显含有外来因素，被孤零零地埋在较远处。东面一组8座，没有发现显贵者墓葬，在三组墓葬中出于劣势地位。第五阶段。仍旧包括西面、中部、东面三组，34座墓葬。西面仅3座，可能与发掘范围限制有关。中部19座，以M28规模最大，是第五阶段身份地位最高的墓葬。东面12座，仍旧没有显贵者墓葬。第六阶段。继续包括西面、中部、东面三组，39座墓葬。西面8座，可能还是受到发掘范围的限制。中部19座，M73出土随葬品62件（组），是新地里良渚文化墓地中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的墓葬。东面12座，继续没有显贵墓葬。
桐乡新地里遗址遗迹总平面图报告通过对于六段墓葬平面布局的剖析，认为新地里良渚文化墓地是一个连续使用和扩张的过程。第一阶段只有一个单元的墓葬，第二阶段变成了两个单元，第三阶段又出现了另一个新单元，三个单元在随葬品上的细微差别说明各单元间的性质仍然有所不同，第四到第六阶段都延续着三个单元的格局，很可能是一处由三个家族合用的公共墓地。这类由多个家族或家庭营造的墓地，其中还有核心家族或家庭，反映当时的社会组织是一个以血缘以基础的宗族社会。3、最小的家庭单元 上述可以分组的普通等级部族墓地中，其实还应该包含最小的家庭单元。文家山遗址位于良渚古城外西南，属于良渚古城西南部的“外郭”，18座良渚文化墓葬，依据鼎、豆特征可以分为以M1和M16为代表的早晚两个阶段。其中早期阶段墓葬横向排列位于墓地东北部，以M16和M12等级为高，M16分别出土一组3件锥形器、冠状器和大孔璧；M12出土一组2件锥形器。晚期阶段墓葬以M1和M11等级为高，M1出土1组3件成组锥形器、冠状器，以及镯、璧等，另石钺34件；M11出土一组3件锥形器、镯。早晚两个阶段墓组内的等级秩序基本相近，墓葬的数量也非常接近，反映文家山遗址最基本的家庭单元【26】。
良渚古城文家山墓地崧泽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家庭的最小单元体现的更为鲜明。海宁小兜里遗址发掘清理了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中晚期保存较为完好的聚落，位于遗址西南部的以红烧土遗迹A为核心的建筑遗迹东西两侧，埋设了分属上下层的11座墓葬，其中西侧4座，东侧7座。东侧的7座墓葬中上层为M20、M21，下层为M35、M33、M44、M45、M47。M44、45、47是小孩墓。东侧上层M20、M21和下层的M33、M35恰好构成家庭的基本单元崧泽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家庭的最小单元体现的更为鲜明。海宁小兜里遗址发掘清理了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中晚期保存较为完好的聚落，位于遗址西南部的以红烧土遗迹A为核心的建筑遗迹东西两侧，埋设了分属上下层的11座墓葬，其中西侧4座，东侧7座。东侧的7座墓葬中上层为M20、M21，下层为M35、M33、M44、M45、M47。M44、45、47是小孩墓。东侧上层M20、M21和下层的M33、M35恰好构成家庭的基本单元【27】。
海宁小兜里遗址西南部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墓葬单元反映的最小家庭单元4、瑶山和庙前墓地男女分排关系的讨论 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人骨普遍保存较差，对于判断墓主性别带来极大困难，一般根据有性别特征标识的随葬品组合来判断墓主的性别。良渚文化早期墓葬中，出土玉璜的墓葬中往往不出玉石钺，出土纺轮的也往往不出玉石钺。在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的墓葬中还发现出陶过滤器的墓葬不出石钺，且多与纺轮共出，玉璜、玉石钺、玉石陶纺轮、陶过滤器等的随葬成为墓主性别的标识物，高等级墓葬中也如此，在反山、瑶山墓地中，男性权贵随葬品中还有作为冠饰的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女性权贵有作为项饰的成组圆牌。瑶山墓葬分为南北两列，由此推断北列墓主人为女性，南列墓主人为男性。良渚文化早期良渚庙前等普通墓地中，也发现了男女分列埋设的现象。庙前西区墓地墓葬呈围绕着H1单元呈U字形分布，北部墓葬分布较为零散，但南部东西向有序布列的两组墓葬非常清晰，分为随葬石钺标识男性的一排，以及随葬璜、纺轮或过滤器标识女性的一排，两排中各以M30、M31随葬品最为丰富，昭示了庙前遗址良渚文化早期阶段最基本单元部族的社会结构，他们并非单一的对偶制家庭，而是男女分开排列后再一起组合的形式，这是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的包含等级制度的部族【28】。
良渚庙前遗址第一、二次发掘区的聚落按性别分列埋设，浙江湖州毘山遗址崧泽文化晚期墓地也有发现【29】，说明无论在高等级墓地还是普通墓地中，由一位男性的核心作为墓群的最高首领，同时，女性群体中也存在一位相对于其他女性高地位的首领。两列墓葬看不出彼此之间是否存在联姻的关系，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当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30】。当然，这类男女分列埋设的葬制，好像很快就消失了，而且作为女性标识的重要玉器——玉璜，良渚文化早期之后也渐渐式微，退出了良渚文化玉器的舞台。良渚文化早期之后，墓葬中随葬的石钺数量越来越多，甚至多达百余件，如余杭横山M2出土石钺132件【31】，说明这一时期对于象征男性威权的标志物的推崇。三 玉器时代：良渚文明奠定了早期中国文明的基本模式 近些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的讨论进一步深化，如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以红山、良渚古国、仰韶为代表的两种模式【32】，华夏文明以神祇信仰为核心的非礼乐系统文化和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两条主线【33】；以及讨论“北方模式”、“中原模式”、“中原模式”、“红山模式”等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34】，大大促进了早期中国文明模式的研究深入。早期中国文明的基本模式，是建立在血缘宗族基础上的礼制社会，礼制通过“名”和“器”来体现，通过观念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来支撑。通过对于良渚玉礼器系统反映的良渚政治文明模式、良渚社会组织结构在不同等级墓地中的反映的讨论，良渚文明奠定了早期中国文明的基本模式，良渚文明就是早期中国文明的基本模式：以血缘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以琮为代表的萨满式宇宙观和宗教信仰，以神人兽面像为主题的祖先神的神徽，以玉钺和复杂玉头饰为代表的权力体现和等级礼制。进入早期中国文明社会的标识，就是玉礼器系统的出现，这一时段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东部地区出土成组玉礼器系统的红山、良渚、大汶口中晚期诸文化至青铜制礼器系统完全替代玉礼器系统的夏代之前，也被称为“玉器时代”，以最早主张“玉兵时代”的孙守道、“玉琮时代”的张光直、最系统阐述“玉器时代”的牟永抗、吴汝祚为代表【35】。1983年6月牛河梁发掘之前，孙守道发表《论中国史上的“玉兵时代”的提出——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札记》，“一部玉器史的研究，正是探讨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个过程”，“作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创造的代表作——不只有晚出的青铜器群，而且有先行的玉器群”【36】，孙守道提出在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之间，还存在“玉兵时代”。1981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郭大顺、孙守道共同递交《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 “龙及有关成组玉器的出现，象征着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权力观念的存在，已具有‘礼’的雏形”，“突出以玉为葬，以玉为祭，是红山文化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距今五千年前后、由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各地诸文化遗存的一个共同时代特点”【37】。这一认识突破了文明的出现必须拥有城市、应用文字和金属器等要素的传统观点。张光直认为王权、巫术、与美术的密切联系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特征。1983年，张光直发表《美术、神话与祭祀》，核心是“巫觋与政治”、“艺术：攫取权力的手段”、“文字：攫取权力的手段”，张光直在序言指出，“中国文明的演进，……，财富积累需首先凭借政治权力的行使来实现；而政治权力在中国的成长，又为几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所促动，它们是：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如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中国的例证便会获得超越地域的价值”【38】。1986年，张光直提出玉琮是巫术与王权结合的最早的美术象征，“玉琮时代，代表巫政结合，产生特权阶级的时代，亦即《国语·楚语》所说帝颛顼令重黎二神绝地天通的时代”【39】。随着“玉器时代”讨论的展开，1997年陈星灿发表《青铜时代与玉器时代——再论中国文明的起源》，着重介绍和转述了张光直对中国青铜时代的新认识，“在整个的中国青铜时代，金属始终不是制造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上的权力”，张光直对于中国青铜时代的认识，是：“中国不存在西方典型意义上的青铜时代”，陈星灿指出，“玉器时代”的提出，“其意义并不在于突破了西方学者提出的‘三期说’理论；‘玉器时代’这个概念，也不具备与技术发展阶段或生产发展阶段意义上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分庭抗礼的资格。‘玉器时代’的提出，毋宁说对总结那一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更有意义”【40】。如果说，同样也提出玉器时代的地质考古学家闻广，认为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那么从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角度，考古学家们则大大进了一大步。1990年，牟永抗、吴汝祚《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定稿，并在当年《中国文物报》发表了《试谈玉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41】，明确提出：1、问题的由来 “爱玉崇玉已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特征之一。这种崇玉的民族心理是怎样形成以及对中国文明史的贡献，在很早以前就是人们关注的历史课题”（第500页）。2、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概念 “中国古代玉器的社会功能是有别于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的产物。如同我们今天认识新石器时代本质特征已经不是磨制工艺，而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为标志的生产经济。表现为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的社会功能，显然要比玉材的自然属性——现代矿物学的分类更为重要”，“玉器的概念，受到社会功能、制作工艺、矿物属性三方面的制约”（第502页）。3、玉器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玉的神圣化和神秘化 “玉的神化，属于政治领域的社会观念形态”（第510页），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就是“成文法典”的出现，就是典章制度的“礼制”，“器以藏礼”、反映等级和名分核心的礼器，就是礼仪制度的物质表现，“应该将‘事神致福’的礼仪之器和‘唯器与名，不可假人’的体现礼制之器区别开来，后者应以是否出现象征社会权力、地位的物品被私人所占有为标志”（第504页）， “生产工具或武器礼仪化的代表——玉钺，可作为礼制出现的指示器”，“被赋予了超越作为工具意义的另一种社会功能”，“成组玉礼器是一种礼仪制度——礼制的开始”（第505页）。4、玉器时代的分布范围 距今5000-4000年左右、北起红山文化、南及石峡文化、西部石峁的月牙形地域是玉器时代的分布范围。“不能将玉器时代的分布区域看作为同一的古文明实体”（第515页）。5、圭的出现是玉器时代向它的高级阶段——青铜时代过渡的指示器 夏代或稍前的平首圭可能来源于斧、钺，尖首圭则是戈的演进。圭“比玉钺的实际功能——军事指挥权的层次更高、更具有象征性，是钺的升华和飞跃”（第518页），红山、凌家滩、良渚三处独自形成古文明的玉器起源中心，“到了玉圭出现以后，三地用玉传统才凝聚在一起，表现出这时的文明社会的态势更为强大、有力。将相似的文化因素凝聚在一起，是强大的凝聚作用力表现的一个方面”（第520页）。6、玉器时代提出的意义 即使在青铜时代，“玉礼器也是东亚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和玉器的观念贯穿着中华古文明的全过程，也是中华古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所在”（第521页），“玉器时代的提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继续，或可认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考古学研究”（第522页），“我们认为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时候，既要探索文明因素的出现和文明时代的形成，更应该着重考察文明形成的方式和道路，探索在东方文明社会形成过程中有那些自身的特色”（第520页）。1993年牟永抗《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一文，是《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的姊妹篇，再次补充了“玉器时代”的意义： 7、考古学的“文明”、“国家”概念 “文明一词的考古学含意，是社会进步到大体相当于阶级、国家及其表现形式——政体出现阶段的不清晰概念。阶级、国家及政体的表现形式，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属于社会学、政治学范畴。从总体上看毕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运用考古学手段探索国家起源这一命题，实质上是透过人们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状况，剩余财富的积累形式，以及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的精神生活的考古资料，反映当时当地可能（或已经）出现国家”（第523页）。“玉器时代”的提出，“玉器时代”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在当年引发了讨论，反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明起源涉及文明的定义、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和特点的研究状况【42】。针对讨论，牟永抗先后撰文《再论玉器时代》、《关于<试论玉器时代>一文的若干说明》回应：8、关于生产工具和生产力 生产工具的质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生产力，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概念不能混同。“构成社会生产发展的也不只是生产力，它只能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组成生产方式，才能成为具体的社会生产。20世纪30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论战，其目的也就是探求东方文明进程的特性，如果撇开其他方面的评论，当初不就是对生产力的内涵，缺乏东方特征的具体认识吗？”（第539页）。 9、“玉器时代”的核心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讨论玉器时代的前提是玉礼器在中国文明起源时期的贡献。“中华文明的产生是在各地区的史前文化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特点，通过与各地区史前文化之间的相互往来、交融、凝聚过程，或先或后地进入文明时代。既然中华文明的产生是多元的，所以，不能要求全国各地的史前文化同时出现一样的因素。这种不平衡、不普遍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第544页），再次强调，“单纯事神之器与体现礼制之器的区别，是持有者是否藉此表明已获得特殊的社会权力，后者的核心主要表现为以信仰为中心的神权和以兵器为代表的军权相结合。武器的礼仪化是区别礼和礼制的重要分水岭”（第546页）。10、玉器时代与龙山时代、铜石并用时代 “三者都以论证中华文明起源为共同目标”（第555页），但在概念上并不相同，“玉礼器应是龙山时代最重要的礼器”，“铜石并用时代铜制品的社会功能及总体性状，大体和成组玉礼器出现以前的玉制品相同”，玉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两者具有相辅或互补的关系之外，也为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出现青铜礼器群奠定了基础”，但是，“以成组玉礼器为主要特征的玉器时代，似乎在概念的时、空界限上比另外两项提法要明确一些”（第556页）。就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文明的特点，“龙山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的范围，基本上与秦统一六国后的地图相似。那么前面提及的多元一体模式中的一体，是出现在多元之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还是在多元出现之前已经形成某种统一的考古学实体？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读识此图与夏、商、周三代地域上存在如此悬殊的差距？”（第556页）。之后，就玉器时代、良渚玉器和中华文明起源、史前玉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等问题，牟永抗继续补充：11、玉和青铜制品都是东亚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特有标志，也是中华文明出现的特殊性标志 “我们讨论玉器的起源，并不是追溯古人何时开始认识或使用过透闪石软玉这种矿物，而是确立古人什么时候赋予这种矿物以美和德的观念，并由此萌发和建立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第573页）。“各地已发现的史前玉器不但是各该地点所属那支古文化重要的组成因素，而且各该支古文化恰好在中华大地文明化进程中产生着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最后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支古文化中，都包含成份或内涵各有特征的用玉内在因素，才使各自有异的多元文化取得一统的最后结果”（第663页），“从区、系的整体出发，玉只是组成诸因素之一，而且往往从物质文化层面去关注；如果能以古玉为出发点去观察各该区、系，或许会使我们从另一角度看到古玉在各该区、系中的层次和作用”（第663-664页）。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前言对“玉器时代”的评价：“历史地分析‘玉器时代’一词的提出及其讨论，实际上是近十多年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内涵之一，也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具有东方特征的一项基本内容”【43】。2017年，严文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的最后一段，讲到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晚期特征时，“由于中国的铜器出现得比较晚，在整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数量也很少，而玉器特别发达，成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的重要标志。如果要强调中国自身的特点而称为玉器时代，也许是更为恰当的”【44】。
小结 虽然有不同的生业经济模式和考古学文化体系的背景，虽然以黄河流域粟作农业中心和长江流域稻作农业中心形成的经济体系，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一定存在很大差别，但是彼此价值观和信仰系统一定存在密切联系，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绝，其背后一定是观念意识形态认同的结果。“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和“礼制”，“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器”，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玉礼仪制度最完善、最先进的良渚玉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器以藏礼”观念最早的物质载体，良渚成组玉礼器作为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的标识，作为聚落等级和规模、中心和周边的反映，将权力和信仰牢牢地包裹在“器以藏礼”的“器”中，这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本质，拉开了中国礼制文明的帷幕，良渚文明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良渚成组玉礼器代表的玉礼制文明，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阶段的本质，“玉器时代”可以成为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良渚文明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领头羊，“（良渚）影响所及几乎达到半个中国”【45】，良渚文明为世界早期文明、早期国家和早期复杂化社会研究提供了新内容。
后记：1964年严文明先生《新石器时代》讲义，就对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有前瞻性的敏锐认识。严先生一直以来关注、关心浙江考古，尤其对河姆渡、良渚、上山考古倾注了热爱。2012年我还十分荣幸接受韩建业教授的邀请，参加严文明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严文明先生与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南方文物》2013.1）。谨以此文庆贺严先生九十寿辰，祝严先生健康长寿。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