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三月发生的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事件是浙大校史上一次极为严重的学潮事件，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学潮运动的先驱。这一事件培养了新国民，推动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被称为“建设新中国之小舞台”。下文记载了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始末，愿与诸君一同跟随着珍贵的校史资料，回顾百廿余年前的历史现场。

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

（1903年4月17日）

      辛丑冬，求是书院改为浙江大学堂，当道聘劳玉初为总理。劳玉初聘戴氏劼哉为稽察。戴某者，向为练军文案，素工谄媚手段，以是深得总理心，举一切对待教习与学生之权，尽付之于戴某一人之手，劳惟画诺随事而已。戴某于此犹未足也，复引用私人，以辅己所不及。财政则掌之弟蔚哉，教育则掌之兄懋哉。杭人久谓浙江大学堂为戴氏学堂，洵不诬也。又有屠光甫其人者，乃戴某之内弟，顽劣无耻。目不识丁，戴某亦联为指臂，互用其野蛮手段。屠尝谓戴某曰：学生如此须一网打尽之，吾辈乃得肆其所欲为矣。学生闻而诘之，屠应之曰：吾不斥退若辈，吾非屠氏子也。由是学生与屠某更隐不相容。月之十二日夜，适一学生有失窃事，商请稽察搜缉。其时去失物时未远，以为物犹在堂，亦未可知。而戴某不独放弃其责任，反谓学生造端滋事，请于总理曰：余不胜此职，请从此辞。总理固留之，戴因以斥退学生要总理，遂尽列向所不悦于己者，计二十余人，总理乃除六人名。六人者，乃素最不媚于戴氏者也，其罪辞曰：借端挟制，出言无礼。学生见之，均愤愤不平，向总理辩六人之冤。总理谓学生曰：戴氏办事甚善，吾素爱之，不忍其去，此事无论孰是孰否，斥退学生之权，固操于我，即我过，亦不收回成命，尔等合则留，不合则去，勿徒啧啧也。学生乃相率而退，聚议于讲堂，谓此种野蛮压制之地，吾辈安能郁郁久居此。众皆涔涔泪下，曰：退学！退学！诸教习闻之，遂出而谓学生曰：今事已至此，须稍待勿躁，吾等当为之转阛，而总理终不允。不得已，复出而辞学生曰：愿诸生去后各自努力。言毕，相对泣下。其时除请假出堂学生外，告退者计有八十余人。其退学时自治之规则如左：

      不准毁坏公众器物；

      举动言论切戒嚣张；

      公举干事数人，如有与学堂交接事件，须由干事直接；

      众人不得自行外出，有事须向干事请假许可；

      退学时须先至总讲堂行谒圣礼，继向总理及各教习、各执事人作别，鱼贯而出，不得喧哗。

      呜呼！浙江素称文明之区，而其学堂之腐败，犹若是，其他何论哉！特此布告海内外志士，其有闻此言而同声痛哭者欤！

      右浙江大学堂退学生来函，以事关全省学务，特别立专件门，而以此稿实之。当时失物者曰：陆永恒，被斥者曰：吴兴权、韩志婴、刘保申、李伯庚、祝晋、李钦。顷闻已租定林司后文昌阁地，别立私校矣。本志附识。

《浙江潮》第三期，癸卯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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