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闰六月，临安城举办了一场儒墨风流的宴会，且似乎是历年以来最为盛大的一次。一来，“诏岁赐钱一千贯”，专款颇高；二来，“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然后细分为“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后社古器、琴、砚，道山堂并后轩、著庭皆设图画”，御书墨宝、图画古器，尽显风雅；三来，“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馆库秘书让人大饱眼福；四来，“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且“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两浙转运司计置碑石，刊预会者名衔”，精心安排佳肴美食，赏赐典册翰墨，还题刻名衔。如此这般，对与会者而言，实属平生之幸事。

这场尽显书卷风流的宴会，便是南宋馆阁曝书会。

曝书传统，在中国已有千年历史。无论是官家，还是民间藏书家，都有在盛夏之日翻晒书籍，防止图书文献受潮、霉变虫蛀的习惯。西周《穆天子传》卷五就有记载：“蠹书于羽陵。”东晋郭璞对此注解：“谓暴书中蠹虫，因云蠹书也。”到了东汉，晒书习惯已深入千家万户，东汉《四民月令》有写：“七月七日曝经书。”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还对曝书活动进行了详细描述，“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日曝书，令书色暍。热卷，生虫弥速。阴雨润气，尤须避之。慎书如此，则数百年矣。”记载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排调》中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据宋代《长安志》卷三《宫室一•汉上》记载：“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衣登楼曝。”

至宋代，由于重视文治，曝书活动盛况空前，且伴随有宴会。北宋苏颂曾记述他参加曝书会的场景，并以“宴殇更盛华林会，坐客咸推大厦才”来感叹宴会的隆重，以及参加宴会的荣幸。苏轼也曾道：“三馆曝书防蠹毁，得见来禽与青李。”说的就是他在曝书会上见到王羲之墨宝时的惊喜之情。南宋初年，由于时局动荡，曝书会停办多年。之后，随着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南宋政局渐趋稳定，馆阁图书也得到了恢复和增加，并规定曝书时间在5月至7月。南宋馆阁实为秘书省，是国家藏书机构，但习惯上仍继承前朝旧名，称其为馆阁。《宋史》载录：“（绍兴）十三年（1143），诏复每岁曝书会。”南宋陈骙的《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中有记载：“（绍兴）十四年五月七日秘书郎张阐言，本省年例，入夏暴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从之。”但曝书宴会，则在孝宗年间，确定为七月初七举行，且作为馆阁惯例，成为南宋一项固定的制度。《南宋馆阁续录》卷六《故实》记载：“（淳熙）六年九月（1179），诏自来年以后，暴书会并用七月七日。”

除了官方定期举办曝书会外，民间数以千计的藏书家也会定期将藏书进行暴晒。北宋大学者宋敏求（字次道）藏书三万余卷，曾多次主持曝书会，观者如云。清代《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下有记：“宋次道家藏书多善，居春明坊，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置常高一倍，以士大夫善读书者便于借置故也。”意思是宋敏求家藏书多且质量精，许多文人学者为更方便向宋敏求借阅图书，纷纷搬到宋家附近居住，导致那一带的房租猛涨了一倍。与官方盛大的晒书仪式不同，私人晒书看似简朴，却煞费苦心。清代《清稗类钞》中对此就有详细记载：“曝书须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次晒，一柜一日。晒书，用板四块，二尺阔，一丈五六尺长，高凳搁起，放日中，将书脑放上面，两面翻晒，不用收起，连板抬风口凉透，方可上楼。遇雨，抬板连书入屋内搁起，最便。摊书板上，须要早凉，恐汗手拿书，沾有痕迹。收放入柜亦然。”

千年来的曝书传统，展示出中国古代社会对图书及图书保护的重视与传承。特别是“鸿都清集秘图开，遍阅真仙暨草莱”的宋代馆阁曝书会，逐渐成为一年一度有组织的图书文化展览盛宴。它作为宋代社会浓厚文化氛围的有机构成，与搜集图籍、勘校整理、编修刊刻等共同促进了宋代文化事业的绚丽斑斓，也是宋代文化事业抵达巅峰的一个缩影。今天，我们虽不会像古代一样晒书，但文人士大夫真诚的惜书之情却永不过时，应为我们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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