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社会变动时期，寺院的信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相对而言要比和平年代多，这在宋元之交和明清之际尤为明显，外族入主中原，强烈地冲击着他们的心灵，引起他们对传统文化断裂的担忧，家国情怀以及传统的文人心理，驱使他们寻求精神庇护所，以祈求获得心理的宁静或者满足抉择人生途径的方向感，在完成自我救赎的基础上，或许还能找到利国济民正确途径。当然，在与寺院密切交往的众多信众之中，并非全都是有理想和抱负的有志之士，也有相当部分是为了今生的出路和纯粹的信仰而走向寺院的，但是这些士大夫有知识有文化，所以在他们走过的道路上留下了丰富的印迹，便于我们能够窥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他们的精神状况。本文选取晚明时期江南部分士大夫与径山寺的密切关系，来寻绎他们的心路并了解径山寺和这些士大夫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读书社诸君子与径山 晚明杭州的文学社团，起始于时称“余杭三严”的严调御、严武顺和严敕的小筑社，后来出现了读书社和登楼社，这些社团在当时影响很大，最终并入苏南地区的复社，复社是东林党的余脉。 严调御，字印持，太常卿严大纪的长子。严调御赋性通慧，多技能，通晓丝竹管弦、书法、医学和数学，他对医学和书法特别倾心，常说医药可以利人，书法可以摄心，经他救治的病人非常多。晚年深入禅门，有许多方外至交。严调御虽然皈依佛门，清心寡欲，但并不完全与世隔绝，他还是关心地方稳定的。当时由于外国传教士的努力，余杭一带也盛行基督教，常常聚党千数人，如果不加治理，恐怕日久滋事，如果严加治理，则担心激起民变。余杭县令对之深感忧患，就向严调御请教良策。严调御说这些教民也是乐善之辈，只是不得其门罢了。严调御就请首领吃饭，引导他皈依佛教，并向他陈述利害，告诫他不要以身试法，随即这些教徒就作鸟兽散，县邑得以安宁。 严武顺，字讱公。崇祯辛巳年 （1641）江浙大旱，整个杭州郡惶惑不安，严武顺向官府力请，劝大户人家出粮赈灾，并规划赈灾的策略，使得官府不烦而救济普及，从冬到春，赖以救活的灾民无数。当时浙江多地山寇蜂起，余杭环境丛篁，百姓睡不安枕，严武顺与县令商量，让百姓修武备，富民出粮，丁壮者组建民团，邀请精通武艺和足智多谋的人率领民团，保家护乡。由于余杭县预先采取了有效的方法，果然全县安宁，没有发生意外情况。到了清兵南下，严武顺隐居在西溪，从此足不进杭州城。 严敕，字无敕，师事两兄，学成补邑弟子员，随严武顺游太学。当时文尚雕琢，争胜字句，严敕独为淳古淡泊之音，因此屡试不第，知音者多为他可惜，严敕怡然自得地说，人各有志，难道一定要获得尽善尽美的名声吗；我有父亲留下来的书可以读，有两个兄长的美德可以师，老天对我不可谓不丰厚了，听到的人都赞叹他有远见卓识。他交往很广，宾朋满座，郡邑士大夫屡致宾筵，令乡人士 君子知所法式，晚岁才力愈健，诗卷盈箧，所作诗文传诵于天下。 严氏昆仲孝悌友爱，勤奋力学，关心家乡安危，足为邑人楷模。在朝代鼎革之际，严调御逃禅，严武顺做起了真正的遗民隐士，比较而言严敕由于年纪较轻，还热衷于世俗事务。严氏三兄弟大约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创立小筑社，他们“择都人士订业小筑山居，武林社事之盛，实自此始”，天启六年（1627）开始改为读书社，崇祯二年（1629），一方加入复社，一方仍保持其独立态度，崇祯十年（1637），闻子将和严调御卒，社事似为严渡主持，严渡是严调御之长子。 严氏兄弟的好友闻启祥（字子将）钱塘县人，是读书社的创始人。 读书社诸君子对径山情有独钟，他们多次上径山，关心径山寺以及境内的各下院。1631年前后，瓶窑真寂寺住持闻谷禅师，秉着菩萨“发心利生”的精神和马祖道一禅师“未有常行不住，未有常住不行”的遗训，计划离开真寂寺远行，所以真寂寺缺乏住持，严调御和闻子将更为真寂寺的存废担忧，所以他们恳请月泉和尚前往住持，闻子将撰写了《请径山朗月泉书》。 闻谷大师也与严调御闻子将互为声气，撰写了《请朗月清住持龙居书》，认为径山月泉老师可以胜任主持。 读书社共有约二十六人，大多数人是信佛的，正如黄宗羲所说：“武林之读书社，徒为释氏之所网罗。” “崇祯间，武林有读书社，以文章风节相期许，僧西吾者，牧斋客也，凡 社中之人，无不网罗以去”。在那个天下士林只知读佛书的时代，也在情理之中。其中领袖人物常常住在径山寺及诸下院，成为径山寺著名的外护。闻子将护持的是径山大殿以及诸下院静室；严武顺因为荐母捐献八亩良田给瓶窑真寂寺，田产位于瓶窑免涵化湾圩；严敕常住诸静室并加以护持；严调御不仅常住各静室并极力加以护持，还邀请云栖僧人大顺出面恢复安乐古刹，并资助安乐寺。 安乐寺坐落于余杭县治东南三里安乐山的南边，旧名庆善院，建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开山祖师是著名禅师临济宗四祖风穴延沼。宋治平二年改名善法寺，元朝末年毁于战火。明朝初年重建，后因住僧古垣把周围的寺田佃给农户逐渐失去供养而废弃，天启二年由严调御出面邀请云栖祩宏的弟子大顺前来重建寺院。此事得到昆山县王在公，常熟钱谦益、宋奎光、王宇春、李縠等人的支持，他们还发起倡议募捐，后得以恢复禅堂，邀请僧人大林担任首座。钱谦益 还特地撰写了《题径山下院安乐寺重 建禅堂疏》： 武林自云栖出世，精蓝宝坊，梵呗相闻，俨如极乐国土。余杭独窅焉无闻，元实（宋奎光字）印持二君， 乃能夺安乐古刹于魔波旬之手，化火聚为清凉，变屠肆为佛土，此末法中甚难稀有之事也。尘沙诸佛所共赞叹，凡我同人有不转相告语此胜因者耶？无畏禅师呐呐如不出口，然机缘所感，当使木马夜鸣，西方日出，无待沿门持钵也。 这一年严调御为四十五岁，因为严大纪卒时，严调御九岁，闻子将小于严调御二岁，此时的闻子将正为诸生祭酒，钱谦益的浙江科场舞弊案正受追查，作为科场作文的高手，东南诸生的领袖，也许也卷入这场纷争， 所以似乎不在钱塘县，因而没有参与重建安乐寺事宜。 二、域外士人的径山情 《径山志》卷十一共列外护七十九人，其中晚明即从万历至崇祯共四朝，有外护五十二人，杭州、钱塘县、仁和县和余杭县的本地外护十七人，苏南地区的外护二十一人，嘉兴六人，其他如湖州、安徽等地八人， 这些人的无私奉献对径山的发展壮大和声望的提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护寺不限于径山，对自己家乡所在的寺院也均有护持，在江南苏、浙、赣、闽、皖等有名的寺院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杭州、嘉兴和江苏吴江，因为《径山藏》的后期的刊刻主要在这三地。他们参禅问道，修心养性，也兼具家国情怀；出入于儒释之间，穿梭在出世和入世之门，言行举止体现了慈悲 心肠，除了虔诚的宗教信仰外，也与晚明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 万历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朝廷弊端丛生，权贵贪赃枉法，以儒家正统自居的东林书院于万历三十二年 （1604）成立，他们代表社会清流，抨击朝政，臧否人物，与所谓的浙党、昆党、楚党和齐党展开了激烈的 争执，开启了晚明党争，在国本案、京察案、妖书案、楚太子狱案和梃击案中相互攻讦，力量经常此消彼长。到了天启年间，原来与东林党相抗衡的这些党派，勾结魏忠贤，形成了阉 党，与东林党更是开展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无休止的争吵中，秉承儒家传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的知识分子，在争执暂时失败之际，不免归隐林下，寄身佛门以等待机会，他们有才华、有地位、有能力、有声望，往往和缺乏政治地位的乡绅一起成为出入寺院的常客。万历己酉前后由于刊刻大藏经的因缘，苏南和嘉兴湖州地区的大量知识分子来往于径山，这些人要么政治上失意，要么在浙江为官。如于玉立和吴用先，就是当时典型的代表。 于玉立，金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任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于玉立倜傥好事，为人正直，在清流中有相当的口碑和人缘。于玉立离开官场家居期间就来过径山，1609年于玉立和沈正宗、周宗建、贺烺、吴用先等人就请求紫柏大师的弟子澹居上人继承师兄密藏道开负责刊刻大藏经，并为紫柏大师建塔于文殊台，又同缪希雍、贺烺等一起捐二百多两白银，购买径山寂照庵周边山地作为径山寺产，供养僧众。 吴用先（1558—1626），字体中，号本如、浮度居士，安徽桐城人。万历十六年（1588）到上海松江，与好友们听憨山大师讲解佛法，当晚就皈依法门。万历壬辰（1592）进士，曾任任浙江右参政、浙江按察使，掌管司法、行政事务，他为政清廉，深受浙江百姓的爱戴，由于笃信佛教，关注地方寺院的发展，时常出资刊刻佛道经典，径山化城寺周边田产的纠纷就在此时由吴用先判决，为径山刊刻大藏经并储藏经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化城寺的兴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浙江百姓称其为“老佛”。万历三十六七年之间，浙北发生严重的水灾，余杭南湖溃坝，苕溪决口，百姓蒙受巨大的灾难，“民沉汨漂流，惨不可言”，由于南湖周边良田为豪强所占，并且又侵占湖地，导致滞洪，差点激起民变。余杭县令戴日强、钱塘县令聂心汤等接受吴用先的檄令治理水灾，余杭动用四万余人，耗银四万多两，彻底治理了南湖、北湖和苕溪。余杭水灾的治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中，他们都得到了朝廷的嘉奖，据《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记载：“万历三十九年七月，户部奏，浙江修筑南湖水利，功合将浙江布政使吴用先，水利道右参议兼佥事魏珩如，杭州府知府王畿，通判徐桐，推官孙谷，钱塘县知县聂心汤，见任知县杨万里，余杭县知县戴日强，俱应优。”1613年，吴用先被提升为都御史，钦差巡抚四川。 吴用先于万历三十八年和窦子称亲自踏勘径山下院化城寺，为化城寺的恢复和稳健发展可谓是任劳任谤，殚精竭力。他还为径山寺刊刻大藏经捐银一百两。澹居法铠是紫柏的高弟，也是吴用先的好友，他为完成刊刻大藏经的宏愿，应请主径山之席，经常活动在径山周边，一天他来到临安县东灵凤山间，看到了建立于吴越王钱镠时期的太平寺，该寺在宋真宗天禧年间改名为万寿禅院，当地乡绅高君保父子护持该寺，并捐田产一百多亩以供养四海僧侣，高君保父子去世后，后辈们并不信佛，因而纷纷谋夺这些田产，相互诤讼至官府，官府没收了这些田产拍卖，四十多年无人过问。宋徽宗崇宁年间，住持慧源募捐钱财数万缗，向官府提出要赎回田产，但是由于时间较长，这些田产逐渐被周围村民侵占了，慧源也无可奈何。寺院的僧侣也不多，都没有恢复万寿禅院的志向，因而这个寺院暮气沉沉，几近荒芜。澹居大师在寺院周边徘徊，追寻古迹，偶尔看到石壁上刻着“小径山”三字，才知道这里是径山寺的下院。于是澹居向老乡吴江人周祇募得了相当的资金，在临安县令的帮助之下，赎回四十二亩田产，不及原产一半，田产的收入就作为刻大藏经的费用，其余的田产仍为乡民侵占。吴用先得知这个情况后。特地撰写了《复径山下院太平万寿禅寺庄田碑记》一文，交待了赎田产的经过，并谆谆告诫贪心不足之人，贪欲会招来业报。 三、风节之士的径山缘 晚明时期，摆在广大士大夫面前的只有四条路可走，即为故国殉葬、投顺清朝、归隐逃禅、继续抵抗。一边是荣华富贵和大好前程，一边是贫穷凄凉、前程莫测，甚至家庭破败身死异乡，是明明白白的二条不同的途径，这个选择这无疑是对人性和圣贤教训的严峻考验。二者比较，有气节的占绝对多数。 瞿式耜（1590—1650）被誉为明末清初的民族英雄。早年拜钱谦益为师，1616年中进士。钱谦益未必上过径山，但与径山缘分不浅，为径山撰写过不少文章，如《宋文宪公护法录序》《径山募造大悲阁疏》《题无生上人募铸铁瓦疏》《化城寺重建大殿疏》《化城寺迎佛饭僧募缘疏》《答宋元实书》《闻谷禅师塔铭》《种树记》《题径山下院安乐寺重建禅堂疏》等等，对径山大雄宝殿的修建、下院化城寺的恢复和稳定竭尽心力，对二个并不十分著名的径山下院瓶窑真寂寺和余杭安乐寺更是具满腔热情。瞿式耜也对真寂寺和安乐寺皆有供养，与其伯父瞿汝稷一样被列为径山“外护”。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