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妮妮 | 南宋时期权臣秉政与制词书写中的政治博弈-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摘要：南宋一朝权臣相继，秦桧两据相位十九年，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长期独专国秉。为操纵“上意”，南宋权臣通过掌控词臣的任免权不断强化对两制的控制，使体现君主意志的制诏逐渐流为溢美攻伐以逞权臣私欲的工具。词臣主司代王言的喉舌之任、履行纠正偏失的封驳之职，不仅要在制词书写中传达君主旨意，也要以公允纪实的立场体现公议。虽然权臣秉政对南宋政治产生了严重影响，但士大夫对“祖宗之法”的维护使得词臣参与决策的政治地位和坚持公议的政治立场仍然得以保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君权和相权的制衡。在南宋时期的制词书写中，鲜明地展现了君主、权相、词臣之间的政治博弈及其背后的权力斗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发展趋势和演变特征。

作者：孔妮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4）。

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命为‘制’，令为‘诏’”，以制诏发布皇帝命令。在宋代，命令之体有七：册书、制书、诰命、诏书、敕书、御札、敕榜，皆为传达皇帝命令的专用文书，由词臣负责起草。词臣履行“代王言”之职，以典重温雅之词撰述王命，“翰林学士官，谓之内制，掌王言大制诰、诏令、赦文之类。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诰词之类”。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对掌内、外制，分工起草制诏。“凡立后妃，封亲王，拜宰相、枢密使、三公、三少，除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等国之大事及重要政令，皆由学士院官员行内制。与北宋不同，南宋时期外制词臣兼掌内制的情形日趋普遍，由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的比例远超北宋。这不仅为宰辅操控两制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使翰林学士作为“天子私人”的属性更为削弱。关于宋代君权与相权的强弱关系，学界多有争议讨论。对南宋权臣政治的研究，亟需拓展史料研究范畴和研究视野，而王言文书中蕴含了丰富的政治信息，尤其是高级别官员的任免升降更能体现出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政治权力的更迭。在宋代政治史研究中，学者越来越重视从文本书写的角度探寻政治制度的变迁和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历史书写，不止涉及古籍文献自身；之所以关注‘书写’，是因为意识到现实与字面不同，文本背后还有‘纵深’。他们不满足于辨析文献史料的所谓‘真／伪’，而是希望追踪、钩稽文本的生成过程，进而触摸一个时代文化面貌的层叠与演进；与此同时，对于文本自身的认识也得以深化”。词臣草制传达君主旨意，宰辅操纵词臣诠释“上意”攫取权力，词臣通过封驳缴奏对朝廷决策施加影响，在制词书写中体现了君主、权相、词臣的政治博弈及权力更迭的规律性特征。目前对本领域的研究多聚焦于职官制度、王言文书的形态及功能等方面，从制词书写的角度对南宋政治史的研究尚留有较大空间。本文旨在拓展传统研究领域，通过权臣对两制行词的操纵、权力更迭与制词书写中的溢美攻伐、“祖宗之法”与词臣的政治立场等多层面考察，剖析权臣秉政背后的政治规律，探索宋代政治语境研究的新路径，深化对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理解和认识。

南宋初年，仓皇南渡、立足未稳的宋高宗急欲在朝臣中寻找可靠的盟友稳固统治。吕颐浩、秦桧、赵鼎等人都曾在高宗统治时期拜相，形成了影响颇大的势力集团。尤其是秦桧更以其坚定的议和主张最终与高宗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大权独揽、把持朝政，“附己者立与擢用。自其独相，至死之日，易执政二十八人”。但无论是秦桧早期与吕颐浩、赵鼎集团的激烈党争，还是秦桧再相十余年独专国秉，对两制的掌控，尤其是对内制的操纵是确保权相政治地位的重要方式。

秦桧自金南归后，为迅速得到高宗的信任和拔擢，声言有二策可安天下，同时以自己在靖康之变中拒立异姓、乞存赵氏的忠义形象赢得名臣硕儒的推扬。范宗尹罢相后，秦桧于绍兴元年（1131）八月拜尚书右仆射，翰林学士汪藻草制，制词多取其去国之节。“谋国尽忠，常若蓍龟之先见；捐身挺节，独如松柏之后凋……定策而安刘氏，素闻周勃之贤；矢谟而翊舜朝，终赖咎繇之德。”汪藻在制词中充分体现了秦桧的忠节与君臣共图中兴之绩，得到了高宗的肯定和嘉奖，这令一心期望拜相的吕颐浩及其支持者感到了强烈的威胁。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席益素与吕颐浩亲厚，九月吕颐浩拜尚书左仆射，席益草制。席益极力褒扬吕颐浩在苗刘兵变中的勤王之功，称其拜相乃众望所归。为确保吕颐浩的政治地位，席益在制词中着意凸显了高宗对吕颐浩深契于心的信任，并在“陈平智有余，而安刘寄于周勃；宋璟善持正，而应变专于姚崇”的表述中传递出君主对秦桧和吕颐浩二人政治能力的优劣评价，这令警惕植党阿附、希望平衡二人权力的高宗震怒。高宗遂以制词夸饰太过、悖咈朕心为由，出席益知温州。为清除吕颐浩势力，秦桧广引名士以助己，“时吕颐浩、秦桧同秉政，桧知颐浩不为时论所与，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然而秦桧此时并未能切中高宗稳定统治、强化君权的核心需求，高宗反因此下诏严戒朋党：“继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体国，敦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台谏论列闻奏，朕当严置典刑，以诛其意。” 绍兴二年（1132）八月，高宗召见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綦崇礼。綦崇礼为吕颐浩所荐，入朝后屡言秦桧之奸。高宗向綦崇礼表达了自己对秦桧所陈二策的不满：“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又桧言：‘臣为相数月，可使耸动天下。’今无闻。”綦崇礼当即请御笔付院，在制词中将秦桧的奸邪与高宗的不满昭告天下：“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听之专，更责寅恭之效。而乃凭恃其党，排恨所憎。进用臣邻，率面从而称善；稽留命令，辄阴訹以交攻。”綦崇礼以“上意”载训辞，明白洞达，“虽武夫远人晓然知上意所在”。制词产生了巨大的鼓动和导向作用，朝野皆攻秦桧植党专权堪比王莽、董卓。九月，秦桧落职。

得知宋徽宗死讯后，高宗派遣使臣王伦向金国传达了议和之意。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汲取了与吕颐浩权力斗争中的教训，秦桧更加注重对“上意”的监察，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内制的操纵。由于起草内制的学士院官员具有“天子私人”的属性，尤其是由皇帝下达的立后、建储、任免宰相等国家重大政令，内制词臣直接奉旨草制，他人不得与闻，“凡拜宰相及事重者，晚漏上，天子御内东门小殿，宣召面谕，给笔札书所得旨。禀奏归院，内侍锁院门，禁止出入。夜漏尽，具词进入；迟明，白麻出，閤门使引授中书，中书授舍人宣读”。对内制的直接掌控是维护君主威权、钳制宰辅的重要方式。作为君主的参谋顾问，内制词臣还可利用与皇帝单独接触的机会对君主决策产生影响，“翰林学士的政治行为，主要在于以自己的言论来影响皇帝。而影响的方式，不仅仅是说古，更直接的是论今，议论朝政，臧否人物”。当高宗对秦桧之策进行指责时，綦崇礼把握机会，力促高宗罢免秦桧，“上即索纸，书付崇礼。崇礼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翌日便布宣于朝，以迅雷之势播吿中外。中书舍人被称为“宰相判官”，在日常行政事务中与宰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北宋前期，外制词臣一般不兼内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皇权、避免相权侵夺君权的作用。南渡后，政府初创，内制阙员，故多由外制词臣兼直学士院，“学士院阙官，多是西掖词臣权摄，事体为顺”。朱胜非、席益、吕本中、勾龙如渊等人都曾以中书舍人兼直院，这为宰相操纵内制提供了有利条件。

高宗欲与金议和，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曾开素主恢复，遂拒草国书。曾开辞免兼权直职事后，右仆射秦桧与左仆射赵鼎都试图通过荐举自己属意的外制词臣兼掌内制来加强对君主的影响，从而掌握机要、控制喉舌。秦桧欲拔擢亲信中书舍人勾龙如渊直学士院，以确保和议国策的顺利布宣。但对和议持慎重之论的赵鼎却力荐中书舍人吕本中兼直学士院，以抗衡秦桧之势。绍兴八年（1138）九月，赵鼎迁特进，“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吕本中草制，有曰：‘谓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谓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而去非。惟尔一心，与予同德。’右仆射秦桧深恨之”。吕本中在制词中明确表露出对和议之策的反对，高宗遂向勾龙如渊许诺稍待时日必用之，“上曰：‘朕本用卿直学士院，而赵鼎荐吕本中。他日本中罢，则用卿矣。’”绍兴八年（1138）十月，勾龙如渊由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全力协助高宗、秦桧推行和议。赵鼎被罢相，高宗令勾龙如渊草赵鼎免制。勾龙如渊借机向高宗进言一并罢免中书舍人吕本中，并得到高宗的首肯。秦桧遂指使萧振弹劾吕本中身为词臣惟知趋附宰辅，与赵鼎结党弄权：“赵鼎以解《易》荐李授之除秘阁，本中初不知授之鼎所荐，遂怒形于色，欲缴还词头。已而知出于鼎，乃更为授之命美词，其朋比大臣，无所守如此。望罢本中，以清朝列。” 吕本中因此被罢职，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九年（1139）四月，殿中侍御史谢祖信奏论赵鼎尽以心腹为词臣，使其皆从赵鼎之令而无视君主，并奏请将两制词臣中赵鼎一党尽皆罢黜：“其初罢相也，词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为贬责之制。其再罢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党出死力如此，宁负陛下，不敢负鼎，使复得志，将何所不至哉！”随着赵鼎被贬谪，秦桧掌控两制，朝中异己逐渐被清除殆尽。

对于以韩世忠、岳飞为首反对与金议和的武将，秦桧党羽范同献计秦桧，令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皆任职枢密院，罢其兵权，“时俊与秦桧意合，故力赞议和，且觉朝廷欲罢兵权，即首纳所统兵。上从其请，复召范同入对，命林待聘草诏奖谕。诏词略曰：‘李、郭在唐，俱称名将，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负不释位之衅，陷于嫌隙，而子仪闻命就道，以勋名福禄自终。是则功臣去就趋舍之际，是非利害之端，岂不较然著明？’意盖有所指也”。林待聘由秦桧荐引入朝，“秦桧于永嘉，引用州人，以为党助。吴表臣、林待聘号党魁，名为从官，实操国柄”。奖谕张俊辞解所统兵诏与岳飞罢枢密副使制皆由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林待聘所草。林待聘秉承高宗与秦桧之意在制词中将朝廷收兵权、主和议的国策展露无余。李光弼、郭子仪俱为唐代名将，然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的李光弼却与朝廷产生嫌隙。较之李光弼，被屡夺兵权的郭子仪始终无丝毫怨望，因此被视为忠君报国的社稷之臣。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岳飞罢枢密副使，林待聘在制词中传达了高宗对岳飞名为优容实为斥责的训诫：“歘烦言之荐至，摘深衅以交攻。有骇予闻，良乖众望。朕方记功揜过，事将抑而不扬……以全终始之宜，以尽君臣之契。”张俊以力赞和议、首交兵权被奖谕。岳飞则被罢黜，令其服训以保善终。对比林待聘所草制诏，群臣尽晓朝廷和议国策已决，而秦桧党羽更肆意罗织岳飞罪状，为达成宋金和议扫清障碍。

在强力推行和议国是的过程中，秦桧充分意识到掌控内制词臣选任权的重要性。甚至无视“国朝两制，皆避宰相执政官亲”的祖宗旧规，使其兄、子俱为翰林学士。“自绍兴八年（1138）以迄绍兴二十五年（1155）冬秦桧过世，翰林学士全部只有七人，其中还有两人与秦桧有亲”，孙近、楼炤、范同、程克俊、秦梓、秦熺、段拂，皆为能协助秦桧推进宋金和议的亲信或亲属。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高宗迎回宋徽宗梓宫与生母韦太后，九月大赦天下。秦桧唯恐无法传达出高宗对金主许和的感恩，遂命亲信程克俊草制，以悦金主、坚和议，“制词曰：‘上穹悔祸，副生灵愿治之心；大国行仁，遂子道事亲之孝。可谓非常之盛事，敢忘莫报之深恩。’”制词明确布宣了南宋朝廷坚行和议的国是，天下尽知中原不可复，“邮传至四方，遗黎读之有泣者”。第二次宋金和议达成后，宋高宗称秦桧为“国之司命”，进为太师、封魏国公，并盛赞秦桧之功：“梓宫归葬，慈宁就养，皆卿之功也”。程克俊在制词中充分体现“上意”，以君臣同心共谋和议的功绩褒扬秦桧：“谋皆同予，国无异政。归兵权而营屯自肃，定浮议而反侧以安。庙算无遗，固众人之所不识；征车远狩，惟君子以为必归。”制词深得秦桧之心，程克俊随即被擢升。随着秦桧权相地位的日益稳固，两制皆为其所掌控。

秦桧死后，面对朝廷能否继续坚持和议国策的质疑之声，高宗昭告天下，议和乃出自君主之意，秦桧仅是襄助者而非决策者。虽然秦桧两据相位十九年，但对宰相的任免权始终掌握在君主手中，“宋代恰好处在唐和明清之间，宰相尚不至像明清一样没有权力，不过即使得到权力，达于极盛，一旦失去了天子在后面支持，亦同样会变为匹夫一名”。即使是机深诡谲如秦桧，也曾因其策引发宋高宗不满而被罢黜。颇具权谋的宋高宗需要利用秦桧稳固统治，促成与金和议，因此允许秦桧以心腹掌内制，使宋金和议得以实现。秦桧再相后通过对词臣选任权的掌控，既可钳制朝野舆论，形成有利于和议的政治风向；同时也能更为及时、准确地了解“上意”，从而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不被动摇。秦桧对内制的操纵为南宋中晚期的权臣所效法，使体现君主意志的制诏逐渐流为宰辅擅政弄权的工具。

与被视为中兴之主的宋高宗、宋孝宗不同，宋光宗、宋宁宗、宋理宗、宋度宗或由于身体原因长期无法执掌朝政、或由于名分不正选择渊默无为，出现了南宋中晚期权臣相继的政治现象。君主对于政治决策权的让渡，使直接受命于皇帝的内制词臣也需听命权臣，以品秩较低的官员直学士院成为权臣掌控内制的重要手段。北宋熙宁年间为推行新法，神宗多次任命低品秩官员直学士院草制。南宋一朝，内制阙官，多由他官权直。相较位高名重、不易辖制的高品秩词臣，权臣更属意以位卑附己之人兼直学士院，可随时任免，易于控制。

宁宗即位后，赵汝愚拜相，而在绍熙内禅中亦有功劳的外戚韩侂胄，因没有获得期望的封赏，遂指使台谏以宗室谋危社稷的罪名将赵汝愚弹劾罢黜。加之宁宗身体孱弱且智力较低，“宁宗不惠而讷于言，每北使入见，或阴以宦者代答”，朝政大权尽为韩侂胄所掌控。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罢右丞相，朝野公议皆为之不平。起居郎兼直院郑湜草制，对赵汝愚尽忠扶危给予了褒扬，“有持危定倾、任忠竭节语，韩侂胄以其为褒词，大怒，出知本州”。汪义端素与赵汝愚不合，为监察御史时多次弹劾赵汝愚宗室不当为执政。韩侂胄遂将汪义端拔擢为中书舍人，令其草制攻伐赵汝愚。庆元元年（1195）十二月，赵汝愚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在制词中，汪义端将赵汝愚比作阴谋废立的汉代逆臣刘屈氂与擅权乱政的唐代权相李林甫，斥责其植党专权：“屈氂与广利妄议，武帝戮之于事闻之初；林甫辅明皇不忠，肃宗诛之于论定之后。是皆宗室之为相，率陷谴呵而致刑……而乃敢贪天功，遂执国命。谋动干戈而未已，人孰无疑；妄谈符谶之不经，意将安在。过归君而有暴扬之迹，威震主而无退敛之心。”为彻底清除赵汝愚势力，韩侂胄将朱熹视为赵汝愚一党魁首，“阴与其党谋去其为首者，则其余去之易尔。所谓首者，盖指熹也。熹时急于致君，知无不言，言无不切，亦颇见严惮，于是侂胄之计遂行”。中书舍人傅伯寿曾从朱熹问学，韩侂胄以高官厚禄相诱，令其在制词中诋诃朱熹，“初时侂胄犹未敢有加罪先生之意，逊牍再上，皆有褒词……伯寿故家子弟，尝执弟子礼，恨不荐己，因行词以逢迎之，是后小人始敢直诋先生无忌惮矣”。傅伯寿秉承韩侂胄之意严厉谴责朱熹恃才沽名、党附权臣的“矫伪”之行：“以尔心耽坟索，性乐丘樊，被累朝之特招，称疾屡矣……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谁能无惑？大逊如慢，小逊如伪，夫岂其然！”刘德秀、胡纮、沈继祖等人紧跟词臣的攻伐节奏，先后奏论“伪学逆党”欺世盗名以危社稷。庆元四年（1198）五月，韩侂胄命中书舍人、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诏书中对以赵汝愚、朱熹为首的“伪学逆党”作了“窃附于元祐之众贤，而不思实类乎绍圣之奸党”的政治定性，将禁绝“伪学”、清除赵汝愚势力的旨意布宣天下。

开禧元年（1205）七月，韩侂胄拜平章军国事，制词以“社稷元臣”“君臣无间”昭告天下君主对韩侂胄的倚重，军政决策系于韩侂胄一人：“扶日而行黄道，亶高定策之功。精诚金石之贯通，果锐风雷之迅发。仁既安于区夏，义不去于皇家……盖难得者，无间之君臣；所易失者，有为之岁月。聿登跻于上宰，伫发施于壮图”。韩侂胄自此威势日盛，词臣草制皆溢美称颂，虽伊尹、周公有所不及，“颜棫草制，言其得圣之清。易祓撰答诏，以元圣褒之。四方投书献颂者，谓伊、霍、旦、奭不足以拟其勋，有称为‘我王’者”。苏师旦本为平江府书吏，后为韩侂胄党羽而官职尊显。韩侂胄欲升任苏师旦为节度使，密谕词臣草制，颜棫、莫子纯等皆拒。易祓自请草制，“遂以国子司业兼两制，竟为师旦草麻，极其谀佞，至用前人旧对所为有文事，有武备，无智名，无勇功者，盖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韩侂胄专以附己柔佞者兼两制，草制之人尚未兼直学士院即已受命于韩侂胄，制词内容得其首肯后方可锁院草制，“凡皆牵制于柄臣，而不得施其为。内制得朝廷将有除拜，必择其可以奉使者而后用之。如王德谦、苏师旦节钺之除，当制之臣皆于未兼直前先禀风指，未宣锁前先呈制草。其余制诰亦莫不然”。在韩侂胄的掌控下，从词臣任免到制词书写唯其命是从，溢美攻伐皆体现了权臣意志。

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史弥远联合杨皇后、钱象祖等人诛杀了韩侂胄，在权力斗争中成为新一代权臣，“独专国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无。至晚年得末疾，犹专国秉数年，尤古今所无”。在清算韩侂胄势力的过程中，史弥远利用章良能、蔡幼学等词臣，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韩侂胄罢平章军国事，直学士院章良能草制。章良能迅速选择了史弥远阵营，在制词中斥责韩侂胄怀奸擅朝，并明告天下君主将收回权柄、以正朝纲：“位极王公，任兼文武。宜思靡盬之义，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党擅权，邀功生事……倘令尚处于庙堂，何以迄安于社稷。”除严厉谴责陈自强等韩侂胄亲信党附权臣外，章良能还在史弥远的授意下进一步扩大攻伐对象，通过制诏书写引导朝野舆论，彻底清除韩侂胄在朝廷中的影响。当韩侂胄大力选用主战之士，陆游对其寄予了北定中原的厚望：“神皇外孙风骨殊，凛凛英姿不容画。问今何人致太平？绵地万里皆春耕。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但对于韩侂胄的专权擅政，陆游亦警其须勇退。韩侂胄被诛后，陆游以阿附韩侂胄被劾，落宝谟阁待制。章良能在制词中将这位诗坛领袖讥为文人失节的典型：“山林之兴方适，已遂挂冠；子孙之累未忘，胡为改节。虽文人不顾于细行，而贤者责备于《春秋》……岂谓宜休之晚节，蔽于不义之浮云。深刻大书，固可追于前辈；高风劲节，得无愧于古人。”开禧元年（1205）七月，朝廷追赠赵汝愚少保，中书舍人杨炳草制：“仰念祖宗之法，每隆辅相之恩。茍有过焉，常迁就而为之讳；逮其亡也，心恻怛以致其情。繄我后人，敢忘此意。”嘉定元年（1208）二月，赵汝愚被追复观文殿大学士，中书舍人蔡幼学草制。蔡幼学是陈傅良门人，曾被列为“伪学逆党”而奉祠八年，“侂胄既诛，余党尚塞正路，幼学次第弹缴，窜黜尤众，号称职”。蔡幼学在制词中以欺君之罪直斥韩侂胄迫害忠良：“嗟权臣之媢疾，挟谗说以震惊。谪处偏州，仅逾中寿。虽亟从于甄复，犹未免于蔽蒙。惟人心不可以厚诬，故公论自然而昭白。”对比前后两制，杨炳在制词中表达了君主对赵汝愚的哀悼与优容，而蔡幼学则明确传达了朝廷为赵汝愚平反昭雪的旨意，对韩侂胄擅权祸国的罪行进行了严厉谴责。词臣在制诏书写中释放出的政治信号对政坛风向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嘉定元年（1208）十月，史弥远拜右丞相，翰林权直陈晦草制。在制词中，陈晦极力称扬史弥远安定社稷、重振朝纲的功勋：“允文允武，独高经世之全才；惟孝惟忠，备著立身之大节……昆命元龟，使宅百揆。总枢机于宵旰，式循庆历之规；傅德义于承华，并酌天禧之制。”制词一出，曾任礼部尚书的倪思即以陈晦使用“昆命元龟”一词直指史弥远有不臣之心：“‘昆命元龟’，此乃舜、禹揖逊授受之语，见于《大禹谟》，非僻书也。据《汉书》董贤为大司马册文云‘允执其中’，萧咸谓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龟’，与‘允执其中’之词何以异？若圣上初无是意，不知词臣何从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岂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给舍台谏，又岂得不辨白此事乎？窃见曩之词臣，以‘圣之清、圣之和’褒誉韩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备’褒誉苏师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当用之语。”倪思认为，“昆命元龟”是舜禅位给禹的禅授语，陈晦将其用在史弥远官拜右相的制词中，事犯大忌，而史弥远亦泰然受封，其不臣之心远甚韩侂胄。在史弥远的授意下，陈晦作“昆命元龟”辨析状，拒绝修改制诏，且诋倪思无礼欺君将宋宁宗等同于汉哀帝。这一事件以倪思轻侮朝廷、肆言诬罔被降官而告终，同时也宣告了史弥远权相地位的确立。

在史弥远废宁宗原定的皇位继承人赵竑而另立理宗的过程中，始终利用词臣与其共谋。嘉定十七年（1224）九月，宁宗崩，程珌直学士院，“丞相史弥远夜召珌，举家大惊。珌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测，使人瞷之，知弥远出迎，而后收涕。弥远与珌同入禁中草矫诏，一夕为制诰二十有五”。相较北宋内制词臣不得君命不草立储制，“（嘉祐七年）学士王珪当草立皇子制……中书召学士草诏，珪曰：‘此大事也，必面禀得旨。’”史弥远的威权使得朝野上下皆言相而不言君，词臣慑于史弥远之威、惑于其利诱，违背祖宗之规而依史弥远之命草制废立。宝庆元年（1225），济王赵竑在霅川之变后被逼至死，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人相继为赵竑辩冤，要求对赵竑进行封赠。宋理宗迫于公议，诏令赵竑赠少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在史弥远的授意下，直舍人院王塈封还词头、给事中盛章一再缴奏，“给舍王塈、盛章，缴驳济邸赠典，且请追议其罪”，封赠赵竑之命遂寝。赵竑被追夺王爵，真德秀、魏了翁皆被罢免，王塈则擢升为中书舍人。史弥远以篡逆手段拥立理宗，名分不正的理宗将政事尽委史弥远，朝政皆从史弥远之意。词臣更是对其极尽溢美，“史卫王除拜词制凡十一篇，其文详赡整蔚，极当时制作之盛。至其褒奖之厚，虽古之周、召、伊、傅何以加哉！”

度宗为理宗之侄，生来智商低下，“绍陵之在孕也，以其母贱，遂服坠胎之药，既而生子手足皆软弱，至七岁始能言”。度宗即位后对贾似道极尽尊崇，每朝必答拜。甚至当贾似道奏请以他人并相时，度宗以贾似道受命于先帝而不允，唯有委任之专方能收治国之效。从理宗对贾似道“再造王室”的赞誉到度宗御笔称颂其“天生师相”，朝廷上下“或称其再造王室，或称其元勋不世，或直以为功不在禹、周公下，虚美溢誉，日至上前”。贾似道专权十五年，每以辞相要君。度宗接连降诏挽留，词臣亦极力凸显其师相尊荣：“师相盛烈元勋，允合维垣之显拜……予惟成王初政，方有赖于经邦；周公为师，曾何嫌于作辅。至勤累疏，再徇陈辞。虽重咈于予衷，然愈成于厚德。”咸淳三年（1267），贾似道上疏乞归养，朝廷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制词中对贾似道的溢美称誉已非“称美宰辅必曰伊、周”的程式化书写，而是将贾似道可行伊尹、周公摄政之权，朝廷许其独裁政事布宣天下：“理内御外，谋焉就之；赞元经体，识其大者。人才进退，国论否臧，凡系安危，率惟裁决。若时导教训之益，申以畴爵邑之恩。迈昔参、骞，为今衡、旦。”无御敌之策、谋国之略的度宗不得不将国政尽委贾似道。晚宋君主对内忧外患的恐慌及其对于权相的高度依赖充分体现在制词的溢美书写中。

南宋中后期，权臣相继掌控朝政。为确保词臣听命于己，史弥远甚至切断了词科选士的渠道。博学宏词科本是高标准选拔两制官员的重要方式，“宏博一科，所以为异日词臣之储，其选盖甚遴也”。自北宋绍圣二年（1095）设立宏词科以来，为两制选拔了一批文学博异之士，洪适、洪遵、洪迈、周必大、倪思、陈岘、真德秀等都是其中翘楚，“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通过博学宏科而入选翰苑的文士精英，往往自恃才高名重而不轻易趋附权臣，“当国者惮真西山刚正，遂谓词科人每挟文章科目以轻朝廷，自后，词科不取人”。主司秉承史弥远之意，务以艰僻之题困试者，推求小疵黜落应试之人。洪咨夔应博学宏词科，“有司奇其文，时相恶人以科目自致，报罢”。徐凤应试之文，“可谓词学兼全，杰出众作。但序中引《周礼》簭人巫咸事，按本处注‘巫’字当为‘筮’，即非殷之所谓巫咸”，一字之误即被黜之。由于嘉定之后词科久无中选者，史弥远遂以附己者掌内、外制，“内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选。殊不知制诰诏令，贵于典重温雅，深厚恻怛，与寻常四六不同。今以寻常四六手为之，往往褒称过实，或似启事谀词，雕刻求工，又如宾筵乐语，失王言之体矣”。当权臣秉政之时，词臣地位的高下往往取决于对权臣的依附程度。不熟悉典章制度、无宏博之才，但知趋奉权臣者可居翰苑高位。刘克庄草制高妙精切，学士大夫争相传诵。冯梦得笔力逊于刘克庄，却因笺表深契贾似道之意而被拔擢为翰林学士，“景说晚进，名望在刘公下，然刘公文章宿老，为工部尚书，仅得兼直学士院，而师宪擢景说乃至真拜翰林学士知制诰，时论以为不公。”当两制词臣的任免升降均取决于权臣，伴随着权力的更迭，褒谀溢美与攻伐异己成为南宋中晚期制词书写中的突出现象。

鉴于晚唐五代之乱的历史教训，对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是宋代统治者以“祖宗之法”防弊政的重要方式。南渡后，虽然多数君主对于恢复祖宗疆土并不热衷，“而对于回顾与标榜‘祖宗之法’，却怀有相当的热情。尽管朝廷的政治倾向及具体措置多有不同，但总是处处祭起‘祖宗之法’的法宝，力图予人以向北宋‘祖宗朝’靠拢的印象”。不论是中兴两朝还是国势岌岌可危的晚宋，“祖宗之法”都被遵奉为维持万世的纪纲。“祖宗之法”对于君主出令决策、宰辅佐君行政、给舍审议封驳、台谏监察纠弹有一套完整的制衡措施，君臣皆须遵行，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对“祖宗之法”深为推崇：“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臣下欲议之者，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

封驳权是给舍遵行“祖宗之法”的有力保障，也是对君主专断独裁、宰辅专权擅政的有效制衡。中书舍人起草文书而给事中复核，如政令决策不当，给舍有封驳之责，“凡事合经给事中书读并中书舍人书行者，书毕即备录、录黄过尚书省给劄施行。如不可行，即不书而执奏，谓之缴驳”。元丰七年（1084），给事中韩忠彦曾对朝廷诏令驳正事赴执政禀议提出异议：“且朝廷之事执政所行，职当封驳则已与执政异，自当求决于上，尚何禀议之有？”给舍具有封驳权，其封驳理由可直接上达君主，而无需向执政禀议，才能形成对宰辅权力的制衡。陈亮向孝宗奏陈治国之道，将给舍封驳作为立政治国的重要环节。对于朝廷的决策，“有未当者，在中书则舍人封缴之，在门下则给事封驳之，始过尚书奉行”。对任免不当的决定，中书舍人可封还词头，“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起草内制的翰林学士亦可封还词头，“撰麻则全番或半番快行，节次往学士宅第传宣……当夜依宣撰述。如不可行者，缴奏之，谓之封还词头”。封还词头主要是为了纠正不合典章、有违制度的政令之失，避免君、相独断专行。自乾道六年（1170）七月除秘书少监、兼直学士院到淳熙六年（1179）十一月除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周必大两入翰苑，十年间多次纠正御笔、熟状之失。乾道七年（1171）七月二十六日，中使出御笔除王炎枢密使，令周必大草制，周必大即以王炎不当以中大夫除枢密使缴奏：“今王炎是中大夫，窃虑合转左大中大夫，仍加封邑，庶协近制。”御笔批依。淳熙三年（1176）九月二十五日，锁院付下中书门下省熟状，赵伯圭除使相、提举洞霄宫。周必大当即奏陈赵伯圭不当以使相提举宫观：“按故事，宗室、戚里或前宰执带节度使，多充宫观使。若至使相，自领使无疑。”上批依奏改除赵伯圭宫观使。坚守立场的词臣往往令君主和权臣忌惮。当秦桧欲引用亲信、植党弄权，吕本中拒不书行，“本中封还除目，桧勉其书行，卒不从”。秦桧不得不绕过吕本中，另择他人草制。为避免词臣的制衡与掣肘，权臣或掌控对词臣的任免，或操纵君主墨敕专行。为避免给舍封驳，韩侂胄操纵宋宁宗御笔除朱熹宫观，并由中使直接交付朱熹。给事中楼钥对此深为忧虑：“臣自以备位后省，可缴奏以裨圣聪，命犹未颁，而熹已出门，乃知御批径以付之，皇恐而去，此尤不可。如此则是命令不由中书，不由封驳之地，此其利害又甚于失人望矣。”两日后，中书舍人陈傅良缴录黄不书行，备陈朱熹以御批除宫观而引发的朝野震动：“除目之颁，满朝失色。一则归咎宰执，不能回密旨于未出之初；一则交讥给舍，不能还成命于已行之后。纷纷之言，其来未已。”词臣职当行使封驳权纠正政令偏失、维护“祖宗之法”，不可屈从权势、丧失立场。

除了纠正政令偏失，封还词头还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凸显公议、引导舆论的政治作用。易祓为苏师旦草制而被擢升。韩侂胄被诛后，朝廷下令将易祓降两官谪辰州，中书舍人蔡幼学缴还词头，直斥易祓媚事权臣、为公议所不容：“而乃谄附苏师旦，侥求美官，为草节度使词命，搢绅耻之。学校之士为之语曰：‘阳城毁裴延龄之麻，由谏官而改司业；易祓草苏师旦之制，由司业而迁谏官。’祓闻此言，宁不愧死！”在蔡幼学的坚持下，易祓更追三官谪融州。史弥远专权，“用余天锡、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事者，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时号‘四木’”。史弥远死后，薛极以少保、观文殿大学士、和国公致仕，直舍人院吴泳当即缴还薛极赠官词头，直言其不合公议：“方其在都司时，‘四木’之谣，莫匪尔极之嘲，得罪于天下公论，盖不可枚举也……当责罚而反褒，当追夺而反赠，其何以示天下之公哉！”对于宋理宗令梁成大提举千秋鸿禧观、李知孝提举嵩山崇福宫之旨，吴泳多次上疏论驳并封还词头，直指二人狠暴贪残，公议将二人与莫泽并称“三凶”，朝廷当以去凶之道严惩：“臣闻虞帝之去凶也，流于幽州，放于崇山，殛于羽山，何其严也……况成大偃居大厦，知孝密处近畿，若务涵容，弗加屏绝，则必能阴求复进，掌握国是，岂不重贻邦家之忧？臣愚欲望圣断，将知孝、成大重行鐫降，屏窜远方。”在二人的降授制词中，明确表达了朝廷对公议的遵从及君主去凶的决心：“夜批一纸之书，明示二凶之罚。而烦言交啧，公议弗容。遂近徙于温陵，仍再鐫于显秩。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二人遂被远徙，永不叙用。宋理宗感念史弥远立己之功，对其侄史嵩之也颇为倚重，令史嵩之掌控军政大权。淳祐四年（1244），史嵩之遭父丧，但理宗仍坚持起复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史弥远在嘉定元年丁母忧，第二年便被起复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情形如出一辙。为避免形成叔侄相继专国秉之势，朝臣纷纷上书论史嵩之不当起复。淳祐六年（1246）十二月初九，宋理宗降御笔依史嵩之所乞，令其守本官职致仕。在理宗降御笔之前，给事中赵希塈即探询了时权中书舍人刘克庄的态度。刘克庄表示将竭力封驳不当之命，并请赵希塈助己：“若绵力不能挽回，则有给舍联衔封驳故事，公与茂实继之可也。”刘克庄随即上书奏陈史嵩之擅权欺君，致仕不可依其所乞，而应在词头中明示其罪，使词臣草制有据，以显公议。理宗十四日又下御笔，史嵩之守金紫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永国公致仕。对史嵩之除观文殿大学士致仕之命，刘克庄拒不书行，并引公论力陈其失：“方一时公论极其攻诋，而圣主曲存大臣之体……于公议攻诋之余而反除职名，则非所以存公论也。”时人劝其无需屡次缴驳，在制诏中径作贬词亦可体现公论，但刘克庄坚持封驳纠君偏失：“封驳之司，正恐书了黄，行了词，则无以自解。今留黄连日，玉音耳提面命，丞相宣谕于其先，侍郎宣谕于其后，中贵人一日宣谕者再，至独立雷霆之下，屡有执奏，终于不书黄，不草制，若上震怒之诛殛之，虽死无憾。”词臣职责是传达君主旨意，无视公议则与“祖宗之法”相悖，唯有使公议上达方尽词臣之职。经过给舍联衔封驳，理宗终寝史嵩之观文殿大学士之命。

“祖宗之法”对两宋时期政治体制影响深远。朝廷任免不当，词臣若不能起到纠偏驳正的作用，则易招致政敌攻击和士林指责。不畏权势、秉持公议，则为士林所称颂。绍兴八年（1138）八月，侍御史萧振即以草制不合公议为由弹劾张浚的支持者何抡：“浚兄滉赐出身，公议不以为然，中书舍人张焘、楼炤皆相继缴还词头。抡当行词，既重违浚，又恐得罪于公议，遂操两可之说，搢绅鄙之。”何抡遂被逐出朝廷，出知邳州。早在隆兴元年（1163），周必大为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时便因缴驳孝宗对龙大渊、曾觌的任命而奉祠多年。淳熙六年（1179）正月，时为翰林学士的周必大为了避免陷入朋党之争，终为加封曾觌草制。虽然周必大在制词中寓意褒贬，并化用经语点明曾觌的加封乃是宋孝宗顾念潜邸旧情而非出于尊贤，但士林仍惜其未能遵循公议、坚守立场，“益公初在后省，龙大渊、曾觌除閤门，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后入直翰林，觌以使事还，除节钺，人谓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词云：‘八统驭民，敬故在尊贤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气汤也”。苏师旦之封，直学士院陈岘坚拒草制，声言腕可断而制不可草：“节钺以待将臣之功高者。师旦何人，可辱斯授？以此见命，吾惟有去而已。”当韩侂胄权震中外之时，朝臣多仰其鼻息不敢稍违，而陈岘仍能无惧权臣，直道而行，故士论称其更胜于“熙宁三舍人”封还词头之举：“李定之除，公朝显行之令也。师旦之命，权臣密谕之指也。方熙宁初，王安石虽用事，然诏令犹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职争之，其为力也易。至侂胄有所欲为，则阴使人谕以意指，一有违忤，则假他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职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为难。”陈岘被召还后，真德秀在制词中高度褒扬了陈岘的忠节：“当权门之翕赫，甘文馆之委蛇。众翼怒飞，仪凤之翔何远；万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 朝野内外无不称颂。

南宋权臣政治对两制行词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坚持公议的政治立场和公允纪实的草制原则始终是品评词臣的重要标准。“词头代王言，赏功罚罪，若雷风鼔舞天下，要当采公论载于训词，以昭示惩劝。某除某官，若其人非素所与者，必微寓诋诮于一二字中。审其人不应此除，曷不循缴还之制？顾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恶，其可乎？”词臣肩负着代王言的政治使命，尤其是任免制诏需公允书写，以合公议。身兼代王言的喉舌之任与封驳纠偏的参议之职，相较辞藻润色之工，朝野公论更加重视词臣对政治立场的坚守。高斯得盛赞赵汝腾刚直立朝、勇于封驳：“汝腾在琐闼仅两月，凡所缴驳，皆国家大事，君子有所依，小人有所惮。”许应龙褒扬吴泳秉笔公正、端直无私：“典铨守法，端如绳墨之诚陈；视草演纶，编之《诗》《书》而无愧”。当理宗问及词臣称职者，真德秀答以赵汝谈、洪咨夔、吴泳。徐元杰与丞相论及贤才，词臣方面即推举吴泳、赵汝腾，称其为士论所属、众望所归。词臣草制，真德秀之温厚尔雅、赵汝谈之古洁、吴泳之典丽、刘克庄之高妙精切各具特色，然皆能秉太史之笔、以公允之词体现公议，故被视为南宋词臣的典范。

南宋一朝，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先后掌控朝政。受制于“祖宗之法”和君臣纲常，无论是高宗与秦桧结成的君相同盟还是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挟天子以专国秉，君主的统治地位都不可撼动。在权臣擅政的政治环境中，封王拜相或打击政敌，须由词臣在制词中以“王言”宣谕君主对权力的授予，确立宰辅独秉国钧的政治地位，以帝王威权形成对政敌的攻伐与打击。对两制词臣的掌控是南宋权臣攫取朝政大权的重要方式，他们无不力图将词臣的选任权掌握在手中，使词臣为己之喉舌，借“王言”彰显威权、操控舆论。随着权力斗争的加剧，围绕着对“祖宗之法”的破坏与维护，制词书写背后的政治博弈更为激烈。在“祖宗之法”的权力制衡体系中，给舍与台谏负有纠君偏失、制衡宰辅的重要职责。为独揽大权，南宋权臣使亲信党羽遍布给舍、台谏，并形成勾连援奥之势，从而达到排斥异己、打压公论的政治目的。汪义端为监察御史屡劾赵汝愚，韩侂胄擢其为中书舍人，令其以弹劾之词攻伐政敌。对于不满史弥远擅行废立、要求对皇子赵竑进行封赠的朝臣，史弥远利用其在给舍的党羽盛章、王塈等人缴驳赠典，并授意监察御史梁成大、右正言李知孝等共论济王之罪，将朝臣中不附己者逐出朝廷。但另一方面，由于“祖宗之法”的深远影响，对丧失立场阿附权贵的词臣，朝野公议往往会给予严厉谴责。为秦桧拜太师草制的程克俊、为苏师旦任节度使草制的易祓等人均为士论所轻、公议所鄙，而坚守立场的陈岘、真德秀等人则被视为词臣典范享誉天下。词臣草制应秉持公议，勇于封驳。对韩侂胄转一官除在京宫观、彭龟年除焕章阁待制与郡之命，中书舍人林大中与给事中楼钥两次联衔缴奏，请求宁宗留彭龟年于经筵、令韩侂胄外任以彰公议。对缴驳史嵩之观文殿大学士致仕之命，给事中赵希塈不愿刘克庄独担压力，主动与刘克庄联名缴奏，以给舍联衔封驳带动朝野舆论，迫使理宗最终改变决定。两制词臣不但是君主旨意的书写和传达者，也是驳正违失、完善政令的决策参与者。不同于明清时期的词臣品级降低、政治作用减弱，宋代词臣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主体意识和决策参与的政治作用。通过对“祖宗之法”的维护与遵循，词臣参与决策的政治功能和坚持公议的政治立场被保留在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君权和相权的约束与制衡作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南宋理学的社会化进程研究”（20FZSB067）阶段性成果〕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