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曲弯弯求学路

胡济民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其父胡兆沂先生早年曾留学日本学法律，后在北京、上海当律师。胡济民6岁起入私塾、小学和中学，在兴趣盎然中打下深厚的英文、数学和文史基础。

胡济民少年时代爱打乒乓球、下围棋，也爱看演出，几乎每周必去旧书店。有一次在旧书摊买了一本日本人编写的《大代数讲义》，这是一本大大超过中学生水平的书，给他提供了一个无限美妙的数学天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三省，上海的大、中学生罢课示威，并到上海市政府门前去请愿。胡济民当年虽只有12岁，但他深感一个人不能只顾念书，还需要管国家大事。

1937年，胡济民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并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除他喜爱化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民族资本家吴蕴初先生的天厨味精公司设了一项奖学金，凡是通过选拔的学生，每年可取得100元钱的资助。胡济民是大同大学附中唯一获得这项奖学金的人，也是浙江大学化学系唯一得这项奖学金的人。

193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正大举进攻我国，胡济民觉得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一定能把日寇赶出中国。但战火蔓延很快，浙江大学已难安放平静的书桌，竺可桢校长决定亲率师生员工及眷属，携带图书仪器等举校西迁。胡济民进校不到一周，就由学校用汽车从杭州送到西天目山的禅源寺，过上了黄卷青灯的求学生涯。师生们来到禅源寺，只见庙门上的对联写着：

南高峰，北高峰，南北高峰齐俯首；

东天目，西天目，东西天目照禅心。

仿佛是对竺校长亲率这些莘莘学子的护佑。

当时，浙大首创导师制，导师既管学生的学习与思想，更关心学生的生活，学生们开始受到求是校风的熏陶。胡济民的导师是朱庭祜教授，他是教地质地理的老师。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把他负责的学生带出去郊游，一边爬天目山，一边拣石头，还讲些如冰川摩擦之类的地质知识。此后，胡济民爱上了石头，无论到哪里去，看到有好看的石头就要买或拣，这兴许是西天目灵气的使然。

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禅源寺的师生迁往建德，与已迁往那儿的高年级学生会合，马上就上起了课。

12月24日，杭州沦陷，在竺校长亲率下，浙大师生及眷属们走上了极其艰难的迁赣历程。他们坐船经兰溪到了金华后，目睹日寇飞机的轰炸。这时浙赣铁路因军运客货车停开，而人民逃难如潮。浙大师生及眷属只好分成小分队乘煤车、附兵车或步行，各显其能，饱经风雨，备尝饥寒。胡济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他在时停时开的兵车里，坐在自己的铺盖卷上看书，心里列起方程式，计算着那些走路的同学需要多少速度才能赶上火车。当火车到达江西玉山时，那些步行的同学已经到达多时。

火车到了江西樟树镇后，等了个把星期，他们才从赣江坐船到吉安。船大约走了五六天，胡济民的铺位安在船头板下的底舱里，这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去的地方，他却说这儿安静，只是天下起了雨，船头板挡不住雨水，他的被褥全淋湿了，困苦不堪。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济民犯一种莫名的脚疼病，睡觉时脚一热就痛得要命，许是冷湿留下的病症。

1938年1月20日他们到了吉安，期末考试后又向泰和搬迁。当时的国文课还常常要写作文，胡济民写了一篇《抗日战争必胜论》，反映了热血青年大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

泰和有一个著名的“快阁”，在泰和县城东赣水旁。宋朝诗人黄庭坚被贬到泰和当知县时，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登快阁》。课余，胡济民常和同学们一起去快阁玩，面对着滔滔的赣江，背诵着黄庭坚的诗句，浮想联翩。在作文课上胡济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快阁游记》。他用丰富的想象说自己在快阁中打了一个瞌睡，碰到了黄庭坚，黄庭坚对他们这些年轻人责以大义：“……吾乃贬至此也，汝辈学子，岂能置家国于不顾，效老夫之寄情于山水间乎？”得到国文老师的赞许。

浙大在泰和停留半年后，又向广西宜山（今宜州）进发，或步行，或车船，直到宜山。

一年级学完了后，胡济民从化学系转到物理系，转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胡济民进浙大后就认识了物理系的同学程开甲，程开甲对物理科学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了胡济民，使原来对物理已很感兴趣的胡济民更坚定了转系的决心，觉得不学物理简直是枉此一生；二是他对物理系的老师怀有很大的尊敬与好感。当时同学中流传着物理系老师们的两件事：一件事是物理系老师对国民党政府的集体反抗，物理系教授束星北、何增禄、朱福炘和张绍忠等，为了反对郭任远校长，集体辞职，离开浙大，后来，竺校长上任，才把这些辞职的物理系教师请回来；另一件事是，1937年5月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玻尔（Bohr）来浙大讲学，他是原子轨道模型的创始人，物理系的老师们对他的讲学有着极大的兴趣，陪他与夫人游览西子湖时，不断与他讨论原子核的问题，以至忘了游玩，说明老师们热爱物理科学。这些是办好物理系的基本条件，胡济民认为在物理系学习前程远大。

他到物理系学习后，许多课程都是著名教授讲授，王淦昌教近代物理，束星北讲热学，王谟显讲量子力学，光学专家、系主任何增禄讲光学并带光学实验。在这段时间，胡济民第一次接触到物理学的前沿，特别是正在发展的核物理学。他刻苦学习，为以后的科研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11月19日，浙大召开校务会议，竺可桢校长提议并通过以“求是”为校训的决定。此后，师生们都以求是校训规范自己的言行。在竺可桢校长亲率下，经过一年多颠沛流离迁校，如马一浮、丰子恺、陈立等名师名流纷纷投奔浙大；每到一地学校教学和科研井然，弦歌不辍，泰和时就受到教育部的表扬。胡济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与义卖等活动，更深受求是精神熏陶而有使不完的劲。

1939年2月5日，日寇18架飞机轰炸二年级住地标营一带，投弹118枚，房屋被炸多间，幸好师生们防空有素迅速逃向龙江边隐蔽，3人轻伤，许多学生（其中也包括胡济民、程开甲）的铺盖什物全被炸了。面对苦难，胡济民曾写了一篇英语作文，叙述自己被服被炸毁的苦难及心情。

1939年春开学不久，由于日寇在钦州湾登陆，进犯广西，浙江大学谋划再次搬迁。胡济民却因眼睛日益高度近视，在开学不久离开学校去昆明，听说同济大学一位眼科专家要从上海去昆明，想在昆明等这位专家就医。他整整等了半年，请专家看了几次眼睛，也没有显著效果，于是，他绕道香港到上海去。

回到上海后，经过医生诊治，又配了一副好眼镜，眼睛也就慢慢好起来了。当时大同大学已搬到租界里来了，胡济民就到大同大学去借读，他十分痛恨所闻的日寇种种暴行。经过这样的折腾，他比同时进校的同学低了一个年级。

1940年初，浙江大学已从宜山迁到遵义，之后理学院又从遵义迁到湄潭。

1941年的暑期，胡济民又想回浙大去学习。一是他非常感恩竺校长倡导的求是校训，想念浙大的同学与老师；二是在上海时常听到日寇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消息，在租界中有一种被关在笼子里的感觉。于是胡济民从上海坐船经香港到广东湛江上岸，从湛江步行到广西柳州，又从柳州坐火车到金城江，从金城江坐私人汽车，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了贵阳，最后到了遵义后再转到湄潭，一路孤身而行，备尝艰辛。

回到浙大，胡济民如鱼得水，不但学好了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必修课，还选修了中国近代史等。学习后，他深深感到历史地理知识对成长中的年轻人的重要性，因此不赞成中学里的文理分科，这与苏步青院士倡导的“文理兼优”完全一致。

在四年级，胡济民再一次接触到物理学的前沿，在王淦昌先生讲授的近代物理学中，他听到了迷人的β衰变学说，怎么知道原子核会放出一种当时无法探测的中微子呢？他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作为一种物理学的假设，是一定可以用实验检验的。

当时在物理系，每周都有一次教师和四年级学生均参加的讨论会，在会上报告和讨论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例如关于新发现的介子的性质的研究、轰动一时的核裂变的发现以及原子核中微子的发现，等等，使胡济民大开眼界，跃跃欲试。胡济民在王淦昌先生的指导下做了关于X光谱线的分析研究，接触到收集和整理实验数据寻找规律性的工作。这篇毕业论文后来在世界著名的《物理评论》上发表，在同学中引起轰动，使胡济民初次尝到做研究工作的趣味。

1942年毕业前夕，胡济民的同班同学许良英，在目睹国民党抓壮丁之后，毅然离开了浙大去寻找中共地下党。胡济民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受到求是精神熏陶后，更想参加革命。许良英离校前三天的一个下午，胡济民找他在湄江边谈了三个小时。胡济民手里提着一双草鞋，决心很大。但许良英告诉他，去延安的路不通，说自己的去向尚未确定，希望胡济民还是留校当助教。许良英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五年后再见！”想不到胡济民郑重其事地说：“用不着五年！”说蒋介石独裁政权不出五年必然垮台。最后胡济民还是留校当了助教。

1942年，胡济民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了业。物理系系主任何增禄先生，此后一直把胡济民作为浙大物理系的优秀毕业生的典型之一向新进校的学生介绍：“……1941年物理系出了个程开甲，1942年出了个胡济民，你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1943年夏，为寻找出国深造机会，胡济民到重庆的交通大学当助教。

一年后，英国文化委员会来中国招研究生，只有一个电子学名额，于是他尽快去借了一本电子学书用心自学。经过笔试和全英文口试，他连闯两关，于194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唯一的电子学研究生并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去英国留学。

到英国后，胡济民先在伯明翰大学学习。导师奥里芬特（Oliphant），是参加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之一。因专业关系胡济民要求转学，后在伦敦大学莫赛教授指导下做研究生。胡济民用唯象的方法研究核力并取得开创性成果，1948年夏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辛辛苦苦育人才

1949年夏天，胡济民被母校浙江大学聘为物理系副教授，开启了教书育人的生涯。第一年，他为三年级学生开了数学物理方程课，为四年级学生开了粒子碰撞理论课。

新中国的天是明朗的天。他觉得这个天是用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而今自己回国坐享其成，一种莫名的歉意常常涌上心头，总觉得自己应竭尽全力把自己学得的知识教给学生，竭尽全力弘扬求是精神为党工作。一年后，他应聘当了浙大副教务长，并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许良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51年1月浙大物理系师生欢送参干生留念（五位参干生居中是何明，坐排左六起胡济民、程开甲、束星北等，右四王谟显、右七李文铸，站第一排左八钟云霄）

1951年8月，胡济民如愿成了杭州解放后第一个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胡济民身兼副教务长，要进行一系列学习苏联的教育改革，又兼任普通物理课或工科的理论力学课的教学，十分忙碌。为了让年轻革命干部中选调到大学来学习的学生（时称调干生）能跟上课，还亲自给他们补中学的物理与数学课。那时学习苏联的教学工作，四年中要学生学完苏联学生五年的课程，学生的负担实在过重。胡济民一面要不断解决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一面又要号召教师设法加强对调干生的个别辅导，实在是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加之当时考试也改为口试，实行五级记分，教师忙碌，学生紧张，很不适应，大大增加了胡济民教学管理工作的困难。

1955年4月，胡济民从浙大奉调到北京，参加了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苏联取经，参观与考察了一些苏联的大学与原子能研究机构，回来筹建和主持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原子能科技干部的物理研究室。

初建的物理研究室在行政上受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双重领导，胡济民担任室主任。物理研究室系保密性的研究机构，管理工作更繁复。当时的物理研究室，除胡济民外，还在国内各高等学校调来虞福春、朱光亚、卢鹤绂等几位著名教授。当年暑假后就从全国有关大学物理系三年级挑选了97名优秀的大学生，只争朝夕地培养起第一批学员来。

培养核物理的学生，不但要开出有关原子核的课程，还要建立核物理实验室。面对纷繁的工作，胡济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双肩挑教师。一方面，他要为学生讲课，去学生宿舍答疑；另一方面，各种党政事务也需要他参与或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胡济民亲自给第一届学生讲了量子力学和原子核理论，讲义是临时编写的，第二年还给从工学院选来的学生讲了反应堆控制等课。有些课要做实验，特别是核物理实验就比较麻烦，只好一边赶紧盖大楼，一边教师们准备讲课与实验。为了核物理实验与科学研究必需的装备，1955年9月，胡济民再次随周培源、蒋南翔为首的代表团去苏联参观、订货，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建立核物理实验室。1956年夏季，第一批核物理专业的学生毕业了，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

1956年春天，就开始由北大化学系的孙亦梁、刘元方，以及从浙江大学调来的吴季兰筹备放射化学专业。同年9月就招收了放化的四年级学生，并开出核物理、放化和防护的实验。当时从工科毕业生中抽调了200多人，到物理研究室来进行专业训练。这样，开办不到一年的物理研究室，承担了三个不同专业400多人的教学任务、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杂务。胡济民面对着这样一个迅速膨胀的单位，作为一个专家和教师，要开出各种新课，工科班的反应堆控制这门课当时没有人讲，只好胡济民亲自上马；作为一个主要的党政领导，要应付的事更是纷至沓来，实在很辛苦。

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首先建立核聚变研究室，胡济民任室研究员和顾问，与室主任王承书同倡核聚变理论研究并大力培养和指导年轻科技人员学习等离子体物理，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从事热核聚变反应研究的急需人才。

1958年秋，物理研究室全部工作归属北京大学，改称原子能系，开始第一次招收一年级新生。这一年，他们不但要大炼钢铁，也要大办原子能，系里的学生爆满，招了300名核物理本科生、100名放化本科生、60名放化专科生，从全国有关大学选了四年级物理与化学学生共200名，全国各省市为了发展自己省市的原子能事业，又派了100多人来北大学习，共有800名学生。胡济民亲自给四年级学生讲原子核物理课，吸收了成绩比较好的郑春开、谢淑琴等学生，以他们的听课笔记为基础，师生一起编写原子核物理讲义，常常是讨论到深夜，课后一二天就能把讲义发到学生手里。1958年底，胡济民终于积劳成疾，患肝炎住进了医院。天生乐观的胡济民并不把病放在心上，他每次都要妻子钟云霄给他带书，说要好好抓住这机会读书。他在疗养所住了不到半年，读了不少书，一本厚厚的《群论》不但念完了，而且还从英文翻译成了中文。这译稿本来是可以出版的，但稿子却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

胡济民住院前系里正开展着“等离子体物理”的研究，他关心系里的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组，见到钟云霄，总是询问初学“等离子体物理”有没有学到更多的东西，要为进行等离子体输运过程的研究而努力，指导她要勤找文献资料，替她解决学习中碰到的困难问题。

1963年胡济民率先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讲授等离子体物理课，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开讲这门课程，除了本系1958级6年制学生外，还有外地（如天津）、外单位的研究人员来听讲。到1966年前的几年间，听等离子体物理课的学生有数百人，以毕业论文课题形式参加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学生有六七十人，其中1958年入学的就有20多人输送给二机部新建立的东北技术物理研究所从事核聚变研究，后来许多人成为我国核聚变研究学术带头人或院所的领导者。在来听讲的外单位的研究人员中，有的后来成为核工业部科技局的总工程师，有的因建造托卡马克装置立功、被评选为工程院院士。1965年，二机部在四川乐山成立的西南物理研究所（即585所，现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先后有60多位科技人员是北大技术物理系培养输送的，他们中有许多是学术带头人或院所领导人。胡济民给学生开等离子体物理的课时，钟云霄很认真听课，记的笔记后来成为在北大汉中分校写的《受控热核反应与等离子体》讲义的原始材料，并跟胡济民一起开了等离子体研究课。

1963年，胡济民招了等离子体物理的研究生曲文孝。曲文孝是1958级学生中品学兼优的一位，胡济民决心好好培养他。可是，曲文孝的研究工作最后被“文革”打断了，没有完成毕业论文，没有毕业就分配到西南物理研究所工作。不过有了一定基础的曲文孝最后还是成为“受控热核反应与等离子体物理”的专家。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农村搞到高等学校。北京大学作为试点单位，技术物理系是重灾区之一，胡济民也被卷进这场斗争的旋涡，科学研究不断被打断，备课只能挤空隙，十分辛苦。

1971年9月，胡济民携家属去北大汉中分校工作。初到汉中，胡济民并不负责系里工作，但他心怀求是明灯和强烈的责任感，总觉得发展祖国的科学，培养青年一代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沉甸甸地压在自己肩上。因此，胡济民到校后第一件做的事，就是为“文革”中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员补课。这批“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必读的四大基础理论课几乎都没有学过。在胡济民受冲击时，有些人是斗争他、抄他家的积极分子，但他觉得他们都是忠于国家、忠于党的好青年，是科学上的好苗子，因此亲自为他们讲最基础的理论力学，用的是“文革”前技术物理系本科生的正式教材。当时“四人帮”还在当政，使用“文革”前的教材和教学体系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要被批判的。胡济民却不顾这一切，要学好四大力学（理论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不用老教科书又用什么？这些年轻教师的补课工作从1972年开始，刚刚进行了一年，“四人帮”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处于“上管改”地位的工农兵学员贴出了反对“复辟”的大字报，补课的教学计划也被迫停了下来。饱受政治运动之苦的胡济民，成为被批判的主角，但他并没有灰心，“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头一过，又安排青年教师继续进行专业课和实验课的补习。从而使得这批年轻教师有机会完成全套课程的教学和实验的训练，后来他们几乎都成为北大技术物理系的骨干教师。

有人这样来评论北大技术物理系的这段补课工作：很多系因“文革”出现了人才的断层，而技术物理系却例外，涌现了一批青年骨干。其中，胡济民负压上课技术物理系幸免人才断层，他功不可没。

在汉中期间，胡济民对未能培养出一个等离子体研究生耿耿于怀。他鼓动研究过一阵子等离子体理论的郑春开和钟云霄组织人马，以他1958年讲课笔记为基础写讲义，他写序言和困难章节，很快写出讲义，以应教学急需。这是我国最早的“受控热核反应与等离子体物理”的教材。

自汉中迁回北京后，胡济民招了不少研究生，科研工作走上正轨，十分忙碌，于是安排钟云霄的讲课任务是给“回炉生”上原子物理课。所谓回炉生，就是“文革”中的大学生，他们耽误了学习，到工作岗位上工作几年后，深感知识的不够，再回母校来学习。钟云霄历来主讲热力学与统计物理，没有讲过原子物理，她面对的是这样一批有了一些工作经验的学生，心里有些犹豫与胆怯。胡济民极力鼓励钟云霄接受这门课，还说：“你要不敢上我去上。”在胡济民的支持与鼓励下，钟云霄给回炉生补了课。

多年来，胡济民培养了博士生和博士后多人，到年近80岁去世前夕，一直在不断招收博士生。他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特别注意培养严格的科学作风。他强调博士生的论文必须要重视质量，不在乎数量。他的学生沈肖雁女士回忆道：“胡先生的这种严谨治学作风使我受到深刻教育，在此后的工作中，我一直遵循着他的教诲。”

胡济民注重学生选题能力的培养，让他们在广泛阅读文献基础上，自由选研究课题，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们，因而他们的研究课题常常并不与他的研究方向一致。胡济民觉得这样的选题方式对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有利，也可以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

胡济民认为培养博士生的成功与否，在于该年轻人是否获得了在该科学领域中独当一面的能力，绝不在于与导师一起发表了多少论文，因此不在博士生文章上签名是常有的事。

胡济民对博士生要求严格，没有达到要求决不轻易罢休。博士生看了文献来向他汇报阅读结果时，他认真地听着，并总要学生回答种种问题，学生们开始常常经不起他的提问，但经过几次的反复，他们阅读文献的本领就会增强，在不知不觉中就知道该怎样去发掘科学上的问题了。胡济民在让学生独立推导计算公式时，总要自己也细致地推导一遍，这并不是要包办代替，而是担心学生推导的公式可能考虑不全面，他常常在看到学生的推导结果后，将自己的推导交给学生去做比较，并不强加于人。

胡济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言传身教，不但在科学业务上帮助学生，并以自己的品格影响学生。博士生周善贵回忆道：“在三年多时间里，我从胡先生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做学问的方法，也从胡先生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周善贵又说：“胡先生年近八十高龄，仍然工作在科研第一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记忆力之好和思维之清晰，让我非常佩服。有一次，我的计算结果要同另一种模型比较，需要编写一段程序。讨论之后的几天时间里，由于我忙于其他事情，没有顾得上做这件事。没想到，胡先生亲自写了一段近两页的程序交给我。让我更加惊奇的是，在计算机上，这段程序经过简单的调试，很快就可以运行了。”

胡济民对质量关决不放松，如博士生樊铁栓研究原子核裂变的多模式理论时，在选择断点的形式这个关键问题上，花去了半年多的时间，前前后后反复讨论了七八次，才找到一种合适的描述方法。最后，樊铁栓的毕业论文《裂变多通道模型和无规颈断裂理论》具有较高的质量，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当然，在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胡济民也不是袖手旁观，在学生碰到困难时，他也亲自动手计算。在家里还没有普及计算机时，在学校计算中心常可看到他的身影。

学生做完研究工作后，往往不善于把自己的工作恰当地表达出来，也就是写不好论文，胡济民对这个关也把得很紧，他觉得会做研究工作固然重要，能把自己的工作表达出来也非常重要。他不但一次又一次地与学生讨论，让学生修改，有时还自己动手给学生修改论文，特别是论文开头的引言部分，必须正确评论已有的工作，说明自己工作的目的、所用的方法和重要的成果，是关键的部分，必须写好。

胡济民总是把科研经费用在刀刃上，能坐公共汽车绝不坐小汽车。博士生樊铁栓回忆道：“在胡先生的身上，体现着他们那一代高级知识分子无私、廉洁和朴实精神。我记得1995年在北京召开国际核物理大会时，我和其他同学去燕东园找胡先生说陪先生一块去，我们还开玩笑说这样可以‘蹭’胡先生的小汽车去了。没有想到去了燕东园后，胡先生说他已经打听好了坐公交车的路线。”胡济民对博士生的生活很关心，每年分配科研经费时，他总是尽量给博士生多一点。他鼓励学生出国深造，樊铁栓联系去美国伯克利工作时，胡济民不仅帮他写推荐信，还帮着找接机的人。

胡济民很珍惜人才，如学生许甫荣，原是1984—1987年胡先生的硕士生。胡济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继续学习的重要，要他读在职博士生。

1997年11月胡济民教授（左三）参加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博士生论文答辩会后合影

许甫荣听了胡济民的话，1990年开始成了胡济民的博士生。那时候，超形变集体转动正是国际核物理研究的一个热点，胡济民指导许甫荣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开始，许甫荣花了3个月时间却没有得到有用的结果。

胡济民觉得问题可能就出在选的物理量不合适。第二天把许甫荣叫到家里，胡济民选择原子核的转动频率为物理量，得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解析公式。用这样的公式，他们很快计算分析了所有实验已经发现的超形变带，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的误差平均小于0.5％。这些研究结果，在美国《物理评论》上连续发表4篇文章，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肯定。许甫荣也因此得到了去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的机会。在国外博士后期间，胡济民也一直很关心许甫荣的研究工作，经常通讯讨论物理问题，指导许甫荣的研究。胡济民夫妇还关心许甫荣家属的住房及生活，就在许甫荣出国的第一年春节，胡济民夫妇看望了他一家老小，令人动容。

胡济民带过的博士生，与导师的感情很好，有些在毕业后到了别的工作岗位工作，还不断与导师联系，有的还继续与导师一起进行研究工作。胡济民去世时，很多博士生正在国外工作或深造，他们都以不能在病榻前问候敬爱的导师与最后为导师送行而遗憾，后来都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哀思。而今，很多博士生在教学与科研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并在各自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或成为学术骨干，胡济民在天之灵应感欣慰！

胡济民热爱教学工作，他几乎每年都在教学第一线，已数不清他共讲过多少课了。北大技术物理系创办初期，几乎系里学生需要学什么他就讲什么。那时，他肩负着很重的党政领导任务，政治运动又一个接一个，他为了第二天的课，常常准备到深夜。从汉中回北京后，他主要给研究生讲课，但在1984年，他将技术物理系的两个专业核物理与放化的学生合在一起，亲自给他们讲普通物理的力学部分。他这样做是想贯彻他的一种想法，他认为理科的不同专业应该上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普通物理课；把物理专业的普通物理拉得很长而其他专业的普通物理却压缩得很少，是不恰当的。他还雄心勃勃，认为普通物理需要大力改革，必须增加新内容，他到清华大学普通物理教研室去宣传他的观点，恨不能自己再上几次普通物理课。76岁高龄时，他给研究生讲原子核的宏观模型，一讲就是三小时不下讲台，受到学生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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