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山湖海，是四大自然因素。钱塘江与西湖对杭州城市生成、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杭州的精华，首先在于山，毕竟江海流动不居，而几度夕阳，青山依旧，环湖诸山之中，有众多历史古迹存焉。 一 老和山遗址，位于老和山脚下的今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内。遗址发现于 1936 年初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时，同年5月31日由吴越史地研究会和西湖博物馆进行了为时一天的清理，具体成果，不甚了了，但有个名叫施昕更的年轻人，在参加发掘工作后，深受鼓舞和启发，稍后在他的家乡发现了足以改写中华文明历史的良渚文化遗址。 1953年浙江大学新校区建设，华东文物工作队会同浙江省博物馆（原西湖博物馆）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除了发掘大量汉六朝至宋元时期的墓葬外，也出土数量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石器。据参加发掘工作的牟永抗先生回忆，工作在三伏骄阳下进行，“既有马家浜文化的遗物，也有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堆积”（牟永抗《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纪念马家浜文化发现四十周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最早正式开展的考古工作之一，兴奋的年轻人有无穷的好奇心。 如今我们知道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以余杭瓶窑“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古国，开创了辉煌的古文明，而在20多公里以外的今杭州主城区附近，大概只在老和山附近的古荡等零星地点存在边缘性的同期聚落。 也许可以把良渚古城视为杭州的前身，1977年苏秉琦在良渚说过一段高屋建瓴的话：“我本来想说良渚是古杭州。你看这里地势比杭州高些，天目山余脉是它的天然屏障，苕溪是对外的重要通道。这里鱼肥稻香，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杭州应该是从这里起步的，后来才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到西湖边就扎住了。”回顾40多年前的谈话，我由衷感佩苏公纵横捭阖的历史地理视野。在历史长河中，城市中心的发展确实是流动的。但如果缩小视野，就今日杭州主城区范围而言，那么，老和山脚下才算最早的杭州吧。 
二 除去“最早的杭州”所在，老和山北麓也发现过杭州迄今为止最具规模的两汉墓地，有座西汉墓葬出土“朱乐昌”铜印，随葬品丰富，墓主人可能是个等级不低的武官（蒋缵初《杭州老和山遗址 1953 年第一次的发掘》；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清理简报》）。从老和山、玉泉、岳坟一带的汉六朝墓葬，并结合此前的先秦遗址，可以认定这里是杭州最早出现的中心聚落之一，有学者认为秦至西汉时期的钱唐县治“应在茅家埠（鸡笼山下）至灵隐寺，再沿灵峰山下顺东北方向由白乐桥至玉泉和浙大，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宾馆（即刘庄）一带范围之内。这里方圆数里，地势较平，水源丰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确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林华东《钱唐故址考辨》）。 会稽郡钱唐县，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境内推行的首批郡县，更是杭州的直接源头。秦代钱唐县治位于灵隐山一线，既有南朝钱唐县令刘道真《钱唐记》“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址犹存”的文献记录，又有考古发现的佐证，也符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今日之杭州城区曾为江海故道，邻近大江，地下水苦恶，唐代以前的江干滩涂平地不宜人居，只有高度适中的山麓台地，有山泉可饮，又不为洪水所淹，适合形成聚落，继而发展为县治级别的城市。 灵隐至岳坟一线的西湖北山就是这种好地方，除老和山遗址外，岳坟外宾馆工地（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据说也发现过史前至汉代遗物（王士伦《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杭州文化》）。但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看，在商周时期，杭州只有零星且较低级别的遗迹和遗物，论社会发展的程度，依然落后于北部的余杭区，像余杭潘桥镇小古城遗址这种规格的马桥文化（约相当中原夏商时期）聚落，余杭区近十年内发现的较大规模的战国至西汉早期墓地，在杭州主城区迄今未见。 最靠近杭州主城区的先秦时期考古大发现，出现于半山一带。1990 年，半山石塘村发掘出土的两座战国贵族墓是浙江省最大的先秦墓葬之一，其战国一号墓尽管被盗，依然出土有 3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的水晶杯尤其神奇，堪称国宝。据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应是本地的“行政长官或军事首领”（杜正贤《钱塘故址新探》），很可能就是本地的县官，既然县官葬于半山，县治也应在附近。这是什么县呢？应该是楚国灭越后在钱塘江北岸设置的无名之“县”，作为楚国故县，为秦朝承袭并取名为钱唐县。这是考古工作者基于考古新发现的合理推测，至于秦置钱唐县治为何从半山迁移到灵隐山下，那就无法进一步揣测了。 三 据刘真道《钱唐记》载：“防海大塘在（钱唐）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议立此塘，以防海水。”东汉有个名叫华信的人，在钱唐县东约一里左右的地方修筑过防御钱塘江的海塘。 华信立海塘，作为西湖以东至钱塘江之间陆地开发进程中的里程碑，是杭州城市发展史的大事件。华信海塘必在今城区范围内，主流观点认为即今杭州中山路。一里，约今四五百米，距离甚近。如果钱唐县治在西湖以西的灵隐山或老和山，到中山路的距离绝不止此数，所以，学界认为此时的钱唐县治已从灵隐迁到了宝石山东麓。宝石山东至中山路的距离，约一里许。 学者所据主要是“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句话。先由唐宋时期钱唐县治位于西湖东北的事实，推断钱唐县治先从灵隐迁至宝石山东麓，再以此推定华信海塘即今中山路，再以中山路反过来坐实县治在宝石山东麓。如果缺乏考古实证，在逻辑上，是个死循环，但它符合杭州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事实，因为隋唐钱唐县治确实在今宝石山东麓一带，由后代的事实，反推县治必曾有从山中搬出的过程，那次搬迁活动就发生在华信立海塘前后，逻辑自洽，合情合理。 宝石山东麓一带，今天是一马平川，历史上则多连绵起伏的山丘，杭州少年宫（即原昭庆寺）后到今省政府大院之间有一些小山，名叫弥陀山，旧称霍山，也称武林山（附近的杭城北门——武林门，由此得名）。霍山不高，但地位尊崇，号称杭城诸山之祖，东汉以后的钱唐县治即在此附近。 说来奇怪，四五百年的县治所在，竟然连一点重要的考古遗迹也无。据说，民国初，“宝石山畔有毁掘坟墓者，初为近人之墓，其下乃有宋人之墓，再下乃有晋人之墓，千百年间堆积如此”（钟毓龙《说杭州·说陆地》）。民间口碑中倒有许多线索，从弥陀山至六公园附近的都锦生织锦厂、望湖宾馆一带，历年来发现过东汉水井、汉晋砖瓦和青瓷器等文物（林盈盈、林华东《再论秦汉钱唐县故址地望》），但从未有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刊布，聊备一说而已，真相只能期待将来的地下发现了。 秦汉六朝时期的杭州，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称为“山中小县时代”。杭州早期历史可以视为一部山地聚落的变迁史，先是由北至南，从余杭到杭州，继而自西而东，从西湖以西的深山走向湖东的低山丘陵。 环湖诸山中，将台山顶的排衙石和飞来峰山顶的莲花峰，应该是分布有唐宋摩崖石刻最高的两个地点，因为前者邻近凤凰山的杭州唐宋衙署，后者的灵竺山水从晋唐以来就是佛教圣地和热门景区。至于其他更高更偏远的山峰，例如十里琅珰、石人岭、天门山等地，对唐宋时期的文人墨客而言，路途实在艰难，为白居易、苏东坡的足迹所未及。清代曾有一种说法，秦钱唐县治在粟山（石人岭），但那里山高路遥，在唐宋乃至近代，尚属荒僻，不宜人居，作为秦汉时期的县治是没有可能的。 （未完，后续精彩内容将于10月26日发布。本篇文章出自《在田野看见宋朝》，详情点击【新书出版 | 十四位宋史学者，在田野中“寻找”宋朝】与【编辑荐书 | 叮！你有一份沉浸式访宋指南待查收】。）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