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浙江区域开发史，历经两个大的转变。隋唐时期浙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重心逐步从绍兴平原与太湖流域转移到钱塘江流域，五代两宋以后则则钱塘江流域转移到沿海——瓯江地区。从钱塘江时代走向海洋时代，五代两宋以后浙江海洋文化的兴盛，吴越国在浙江区域格局的转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钱塘江流域的迅速发展，大运河的贯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运河的贯通激发了钱塘江的航运价值。以隋唐以前，钱塘江只是浙江的一条河流，到隋唐以后则纳入了全国的水运交通体系。五代吴越国以后，吴越国与吴国——南唐互为敌国，大运河——钱塘江水运通道的作用受到限制。吴越国转而大力发展海洋运输，开启了浙江的海洋时代。同时，钱氏政权通过平水山道的开辟与新昌置县两件大事，将浙江境内诸多水道与海上交通联为一体，加速了浙江东部沿海诸州的开发，为浙江从钱塘江时代向海洋时代的转变创造条件。

关键词：吴越国　唐宋　钱塘江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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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浙江发展发展史上的钱塘江时代

在唐代以前，浙江的发展重心是在绍兴平原与太湖流域，绍兴与苏州是两个吴越地区的两个中心城市。具体到今浙江境内，则是绍兴、湖州是辉映钱塘江南北的两个最大城市。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唐朝，越州、湖州两个城市不但在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在浙江处于领先水平，在诗人数量上也明显占优。

当然，到唐代，浙江其它地区也开始发展，发展得最快的地区是钱塘江流域的杭、睦、婺、衢四州。也就是说，到唐代以后，浙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重心逐步从绍兴平原与太湖流域转移到钱塘江流域。这可从唐代浙江各地的户口变化中得到反映。

图示如下：

贞观时明州、衢州、温州尚未分置，为便于对比，故将越州明州、婺州衢州、处州温州各合为一项。从中可以看出，婺衢二州户数在唐初就名列浙江诸州第一，到天宝年间更是遥遥领先其它州郡。再看唐元和年间浙江诸州户数：

图示如下：

唐后期户口数据残缺不全，加上户口隐匿现象严重，因此不与唐前期一起比较。但我们从中可以作一些相对比较：处州户口数在唐代浙江各地中处于中流。钱塘江流域的两个城市杭、婺二州户口增加最为突出，超越作为浙东政治中心的越州与浙江的另一老牌城市湖州。沿海明、台、温三州，台州数据缺乏，明、温二州户口数都非常低。钱塘江流域的另两个城市睦州、衢州，虽户口数量低于处州，但诗人数量多于处州，这可能与钱塘江水上运输线的繁忙与商业发展有关。尤其是睦州，在唐代一度是钱塘江的交通枢纽，与外地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十分频繁。

另外，乡里增废往往也能从一个侧面一个地区的开发程度。《元和郡县图志》卷25、26记载开元、元和年间浙江乡数，列表如下：

图示如下：

其中缺睦州、明州数据，杭州、湖州仅有开元年间数据，缺元和年间数据。从中可知，开元年间越州乡数最多，这与其政治中心地位是一致的。对比万元、元和乡数，大部分州郡都有下降，有的（如温州）甚至是大幅度下降，处州户数的下降也非常明显。这也与文献中唐中后期受战乱影响户口普遍下降的事实相一致。但浙江诸州中，独有婺州、衢州是例外，二州乡数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

今天浙江各地，丽水、衢州两地，地理环境相似，经济水平相当。但检索唐代文献，可以发现，在唐人印象中，衢州的地位似乎高于处州。如李华《衢州刺史厅壁记》谓“以婺州封畛为广，分置衢州，领六县，犹为大郡”。衢州是唐时才从婺州分置出来的，但衢州仍被人们称为“大郡”。李华又说：“去年江湖不登，兹境稍穰，故浙右流离，多就遗秉，凡增万余室而不为众。”唐中后期，户口下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反观衢州，即使年景不好，其户口仍在大量增加。又如裴堪《停齊總為衢州刺史敕命表》称衢州为“浙东大郡”。又元錫《衢州刺史謝上表》称“浙东诸州，衢为大郡”。可见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衢州是一个大郡。

唐代对处州的描述相对较少，韦纾《栝郡厅壁记》说：

处州溯浙江东南七百里，连山洞溪，负海逾峤。绵历更置，至隋始为处州，後复号栝。国朝置十道，处州列在江南，第居於上。天宝初为缙云郡，大历末复之。刺史更置迭废，州郡沿革，官则随之。大凡亲人辅化，任莫重焉。大和五年，纾自司贺员外郎奉符典州，大惧不称其职。且以地险而瘠，人贫而劳；茧丝之税，重倍他郡。故逢穰岁，亦未若他郡之平年也。

金衢盆地户口增加，经济发展，究其原因，一则是因为浙东地区在唐中后期较少受战争影响，社会环境较为安定，故杜牧称浙东“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二则是因为金衢盆地处浙江北部平原进入江西、福建进而进入岭南的交通要道。唐中后期，大量北方人口南下，金衢盆地成为重要的迁入地与经过地。文献中多有名人流寓、居住婺衢地区的记载。如诗人韦庄寄居婺州，韦庄曾有诗“回头烟树各天涯，婺女星边远寄家”。

金衢盆地是唐代浙江人口增加最多、开发力度最大的地区。唐代浙江户口增加较多、发展较快的另一个明星城市是杭州。而睦州正处于杭、婺之间，尽管睦州自身山多地狭，人口容纳数量有限，但它处在钱塘江水道上的一个关键节点上，经济也因此得到长足发展，尤其对外经济交流与文化交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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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浙江发展史上的海洋时代

而到两宋以后，浙江的发展重心逐步从钱塘江流域转移到沿海——瓯江流域，虽然杭州作为政治中心，其经济、文化综合实力仍居浙江诸州之首，但当时发展最快的地区无疑是沿海—瓯江流域。

这一点仍可从户口变化中得到反映：

宋代部分图示如下：

这种区域格局的转变反映到文化上尤为明显。唐宋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巅峰时代，让我们看一下唐宋时期浙江各州诗人的地域分布情况。

唐代浙江诗人的地理分布情况，叶持跃先生曾撰《论浙江唐五代时期诗人的籍贯分布》进行分析。据其研究，唐代浙江诗人的地理分布，可分为四类：太湖流域与杭州湾两岸的湖州、杭州、越州及苏州的嘉兴、海盐为高密度区，钱塘江中游的睦州、婺州为中密度区，东南沿海的明州、台州、温州为中密度区，浙南的衢州、处州为稀疏地区。叶文还专列《唐五代时期今浙江境内主要诗人地理分布统计表》，将唐五代浙江诗人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四个时期按州县进行统计。我们根据他的这些研究数据分析，初唐、盛唐、中唐时期浙江各州诗人人数分别为：

图示如下：

从中可以发现唐宋时期诗人数量地理分布的变化：在唐代，浙西四州占有明显优势，湖、杭、睦、秀（即苏州的嘉兴县与海盐县）四州共46人，而浙东七州相加，不过38人；但浙江11州中，诗人数量最多的则是浙东的越州，18人。越州一州，诗人人数几占浙东一半。

晚唐五代各州诗人数：

图示如下：

杭州作为吴越国首都，遥遥领先，一枝独秀。浙江的两个老牌大城市湖州、越州分列第二、第三位。沿海明、台、温三州进步明显，但仍处于中下水平。

再看宋代浙江各州诗人的地域分布情况。笔者曾对《全宋诗》作者的生活时代进行统计，列表如下：

为说明问题，据上表统计各州人数如下：

图示如下：

从中可见，浙江11州中，杭、明、温三州超过200人，为第一梯队，台、婺、越三州超过150人，为第三梯队，湖州126人，也可勉强厕身其中；其余处州101人，衢、秀、严三州皆不足百人，为第三梯队。

表现最为抢眼的仍是沿海三州，分列第二、三、四位。杭州政治文化中心，《全宋诗》作者数量虽名列第一，但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明、温二州。

如将北宋南宋分列，这种情形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图示如下：

到南宋，沿海三州超越杭州，《全宋诗》作者数量包括浙江前三位。婺州名列第四。作为南宋首都的杭州仅列第五位。

南宋浙东学派兴起，《全宋诗》作者数最多的四州恰恰是浙学兴盛之地，说明当时浙江沿海地区的文化繁荣是整体文化的繁荣。

浙江明、台、温三州，在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发展迅猛。反映到经济上，便是航海业迅速发展，海外贸易特别繁荣；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是思想名家辈出。北宋时明州成为重要的佛教学术中心，天台宗、云门宗两大宗派在高僧知礼、重显领导下中兴。至南宋，则有以“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及黄震的东发学派。台州，宋初有道教内丹学说之集大成者张伯端，宋末有著名史学家胡三省。温州在北宋时便有“元丰九先生”名震一时，南宋时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更是汇聚一批思想家，与当时的朱、陆之学鼎足而三。其学则倡导事功，尊重富人，发展商业，明显体现出海洋文化的特点。反映到文学上，则是温州出现了“永嘉四灵”这样的文学流派。反映到世俗文化的层面，温州南戏产生，对中国此后戏曲的发展与繁荣产生深远影响。可见，宋代浙东滨海三州文化的繁荣，在宗教、哲学、史学、文学乃至世俗文化上都有体现，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繁荣，而非孤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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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与浙江区域格局之变

从钱塘江时代走向海洋时代，五代两宋以后浙江海洋文化的兴盛，吴越国在浙江区域格局的转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隋唐时期钱塘江流域的迅速发展，大运河的贯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运河的贯通激发了钱塘江的航运价值。李翱撰《來南錄》，逐日记录自洛阳至广州行程，其浙江段行程记录如下：

［元和四年二月］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临曲波观轮椿，登石桥，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涛，穷竹道，上新堂，周眺群峰，听松风，召灵山永吟叫猿，山童学反舌声。癸巳，驾涛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滩至睦州。庚子，上杨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开元佛寺临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翱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与侯高宿石桥。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岭至玉山。

李翱在浙江境内，所行路程即是钱塘江道。然后进入江西，再从江西渡岭南下，进入广东。

在唐以前，中国南北交通，如从中原到岭南，长江中游的地位非常重要，洛阳——南阳——襄阳——江陵一线是南北交通首选；在长江下游，采石渡江，从江东到江西，再从江西到岭南，则是另一南北交通的另一要道。相比之下，绕道杭州，从钱塘江——江西南下，距离要远得多。但自唐以后，运河——钱塘江航道见诸文献的就变得非常多。如权德舆有《送王仲舒侍從赴衢州覲叔父序》，其中讲到“况新安江路，水石清浅，严陵故台，德风蔼然，渔浦潭七里濑，皆此路也”，这反映了水利交通在古代在航运上的独特价值。

可以说，以隋唐以前，钱塘江只是浙江的一条河流，到隋唐以后则纳入了全国的水运交通体系。这是隋唐时期钱塘江流域杭、睦、婺、衢四州大发展的原因，尤其杭、婺二州，堪称唐代的两个明星城市。

但到五代吴越国以后，局势陡变。吴越国与吴国——南唐互为敌国，大运河——钱塘江水运通道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

钱鏐兴起之初，他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是通过陆路联系的。但由于中间是强大的杨氏政权，双方的联系又必须绕道福建、江西、湖南。当时占有虔、韶二州的卢光稠被迫投附淮南，但他同时也向朱全忠称臣效忠，互通款曲，钱鏐与朱全忠的陆上联系通道便是经由虔州才辗转得以实现的。

开平四年（910），卢光稠去世，其子卢延昌袭位。次年，部将黎球杀卢延昌自立。但黎球不久即一命呜呼。之后牙将李彦图控制了虔州。岭南的刘龑趁着江西内乱，出兵占有韶州。又过了一年，到乾化二年（912）十二月，李彦图去世，忠于卢氏的谭全播被推上百胜防御使的位置，执掌虔州大政。后梁贞明四年（918）正月，吴国遣王祺出兵进攻虔州，楚、闽、吴越三国分别发兵相救。可惜的是，楚国援军在古亭被吴国大将刘信击败。吴越与闽国军队各自引退。这年十一月，吴国军队攻克虔州，俘虏了谭全播。吴越国与北方的陆路交通被完全切断。

吴越与中原地区的交往迫通过海上进行交往。《资治通鉴》卷270贞明四年十一月条在记载此事时特意说明，“始自海道出登、莱，抵大梁”。胡三省注：“此即闽、越入贡大梁水程也。但吴越必就许浦或定海就舟，水程比闽为近耳。”

自此以后，海运在浙江交通史上的作用日益加强。吴越国在北方地区建立多个商业据点，发展贸易，至于闽、南汉二国，都是近海之国，彼此海上交往更是频繁；甚至与地处内陆的楚国联系，由于陆为通道为吴（南唐）所隔，双方的交流也以南汉为中介、通过海上进行。

五代吴越国依靠其发达的海上交通，除中原王朝与南方诸国外，又与契丹、日本及朝鲜半岛诸国建立起政治关系，发展贸易关系。吴越国通过海运，将大量茶叶、纺织品、瓷器、香料运往中原地区与契丹、日本与朝鲜半岛诸国。香料并非吴越国的特产（如乳香，即原产于哈德拉毛、索马里），是从东南亚、西亚、非洲或南汉诸地进口的，这种情形说明吴越国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扮演了中介角色。类似的商品还有象牙、水精、孔雀、真珠等，大概也是从南方进口。

可以说，吴越国开启了浙江的海洋时代，浙江区域发展史上从钱塘江时代向海洋时代的转变是从吴越国开始的。

4

吴越国与浙江交通的开辟

浙江南北交通，有三条要道。

首先一条，即是上文所说的钱塘江道。即从杭州出发，沿富春江西行，至建德南下，经兰溪，进入金衢盆地。

其次是浦阳江道。即从萧山、诸暨、义乌，至于金衢盆地。今人沿高速公路从杭州南下金华，路向基本与古代的浦阳江道重合。

此外还有剡溪道。今人所说的浙东唐诗之路其实就是剡溪道。这条路上多名山，仙道文化发达，唐时引得李白、孟浩然等一众诗人来此寻仙问道，留下不少古诗名篇，但仅从航运价值而言，这条路其实是并不好走的。

三条道路，皆水陆可通。自古以来，钱塘江水道的重要性在其它二路之上。

钱塘江道的重要性也可从古代行军路线的选择性得到反映。南朝陈世祖时，留异割据东阳郡，表面臣服，阴怀异志，因此常担心官军讨伐。《陳書》卷35《留異传》记载他的军事部署及南陈的讨伐行动：

［留］异亦知朝廷终讨於己，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备江路。……异本谓官军自钱塘江而上，安都乃由会稽、诸暨步道袭之。异闻兵至，大恐，弃郡奔于桃支岭，於岭口立栅自固。明年春，安都大破其栅，异与第二子忠臣奔于陈宝应，於是虏其余党男女数千人。

下淮，据《读史方舆纪要》：“在（桐庐）县东五十里，与富阳接境，旧为江流扼要处。《字说》：淮，围也。言江流四周围合也。”留异屯兵下淮、建德，把防守重点放在钱塘江路上，没想到官军突出奇兵，从“由会稽、诸暨步道袭之”。《南史》记述稍详，谓“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可见当时侯安都的军队是从浦阳江道转剡溪道，由陆路南下的。从这一事件也可看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钱塘江道是浙江南北交通主干道，其重要性在浦阳江道、剡溪道之上。

但到唐末五代以后，随着海洋时代的来临，以及钱鏐对浙东地区的军事征服，浦阳江道、剡溪道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两件大事，对浙江东部交通的畅通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件大事是平水山道的开辟，据《资治通鉴》卷256记载：

董昌谓钱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终为後患。”遂将兵自诸暨趋平水，凿山开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东将鲍君福帅众降之。鏐与浙东军战，屡破之，进屯丰山。

胡三省注：《九域志》：越州会稽县有平水镇﹑曹娥镇。平水﹑今在越州东南四十余里，自此南踰山，出小江，沿剡溪而东二十里，至曹娥埭。这条山道实际上是联系了剡溪道与浦阳江道，

第二件大事是新昌县的设置。天福五年（940）吴越国从越州剡县析十三乡置新昌县。五代时吴越国承唐旧制，新置州县不多，除从苏州析置秀州，在杭州新置钱江县（后之仁和县）外，另一较大事件便是新置新昌县。《太平寰宇记》卷96《越州》记载：

唐末，钱鏐割据钱塘时，以去温州之道路悠远，此地人物稍繁，且无馆驿，乃析剡县一十三乡置新昌县。

可见，吴越国析置新昌县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增加，二是出于交通考虑，打通从杭州到温州的陆上通道，实际上是是打通了钱塘江与剡溪水道、瓯江水道的联系。

这样，平水山道的开辟与新昌置县两件大事，不但将浙江境内诸多水道联为一体，加速了浙江东部沿海诸州的开发，为浙江从钱塘江时代向海洋时代的转变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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