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商思潮兴起与商科教育的创立

甲午以后，清廷受外界之激，开始锐意变法，知非重商无以图强、商富即是国富，遂设专部，定公司商律、破产律。各省饬令设立商务局、商务会、商务分会，凡以振兴商业，维持利权，意良美法。190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商务大臣。1902年，由盛宣怀提议清廷设立商部，又于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设立商品陈列所。这一时期，郑观应、康有为、张謇都主张成立商会，这些意见也为许多地方绅商与官员赞同。

至1908年，全国有15所商务性质的中等学堂在商部备案，其中绝大多数是由江苏的地方商会创办的。1909年，杭州绅商联合发起，并经浙江巡抚转咨商部、学部立案，成立了杭州商学公会。杭州商学公会以“研究商学、交换知识，以冀商业之发达”。由高培卿任会长，胡藻清、金润泉、周湘龄、周湘泉任副会长，下设庶务科、文书科、教育科、交通科等机构，分别由4个副会长兼领负责。公会另设议董15人，书记、会计、理事各2人。杭州商学公会具体开展研究商学商法、调查贸易情形、编辑商务杂志、延聘讲习人员、联络各处商会。“俟经费宽裕，当设立成立商业学校，以便商界子弟肄业专科”。可见，一方面杭州商学公会的成立，最初来源于中央与地方的合力，尤其是得到商部、学部的首肯；另一方面杭州商学公会主要的目的，冀希通过研究商学实务，进而达到繁荣商贸流通之目的。

有些地方绅商头面人物，通过杭州商学公会和广泛的社会活动，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另一方面，由于杭州商学公会会长与副会长之间各有所虑，公会一直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从而导致创立商业学堂未能一步到位。时任会长高培卿又以事戎不克兼顾，所以副会长金润泉、周湘龄遂准备垫款开办商业学堂。两人拟各筹经费一千二百元，约计常年费需万金左右。系仿照上海已成之局。

1909年（清宣统元年）12月，大清银行浙江分行正式开业，时任杭州商学公会副会长金润泉被任命为经理。出于对新式银行人才的迫切需求，杭州商学公会关于成立商业学堂的事宜，也被迫加快提上议程。由于筹款经费的限制，须仰赖地方士绅资金方面的加持，尤其是与商业学堂关联的商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作为地方士绅如大清银行浙江分行经理金润泉等新兴地方绅商群体，对于银行人才的迫切需求，遂向清廷建议将杭州高等小学堂申请升格作为中等商业学堂。这样一来，正可谓“上副朝廷预备立宪之期，下树地方自治团体之基础”，促成了杭州商业中等学堂的应运而生。

根据民国初年《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校友会杂志》记载：“前校长郑岱生先生，于前清宣统三年创办本校。其时本校尚未归省立，经费支绌，郑公悉心筹垫，具费苦心。”可见，作为一项新事物的商科教育在草创阶段仍然面临诸多棘手问题。学校几经发展，形成自己的办学特点。如规定教学应逐渐“授以商业上必需之知识技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商业为宗旨”；课程设置除按照教育部规定，还从“体察地方商业人才之情况”出发，“于教授普通商事知识技能外，特注重银行交易等课程，使其毕业后就职，具有优裕应用之能力”。

以1920年为例，当时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预科课程为：修身、国文、数学、英文、地理、历史、理科、商业通论、图画、体操。本科课程为：修身、国文、数学、英文、商业地理、商业历史、理科、法制、经济、簿记、商品、商事要项、商业实践、统计、体操。此外，实验和实习在商科学校的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农工商业学校专门学校及甲乙种实业学校，重在实用，与普通学校不同。学生毕业，应即出应社会职务”。据此，浙江各实业学校均较注重实验与实习场地的建设。

另据1921年章伯寅在《调查浙江省职业与教育报告书》中记载：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的银行实践室分别开辟了“浙江商业银行”及其“宁波分行”“苏州分行”“上海实业银行”“杭州兴业银行”5个模拟柜台，学生实习操作的兑汇等手续均与银行实际操作相同。教师根据实际调查结果编写讲义内容，“以适合实用为主”；教学方法主张采用启发式，尤其注意学生实际能力之培养，学习期间学生须经银行业务、交易所业务、簿记、打字、识银、珠算、商算、中外文商业文件、统计图表、交通地图、商标广告、商情调查与样品采集等实习锻炼。学校设置了银行实习室、交易所实习室，供学生用。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这套理论结合模拟现场商业作业的办学方法，对提高商科教学质量，培养新式商业诸如银行、保险、证券等新兴商业机构需要的人才，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根据当时“壬戌学制”的规定，职业学校课程分成职业学科、职业基本学科与非职业学科3类。以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为例，当时学校在黄醋园巷，校舍租赁民屋。学级分本科一年级一班，预科二年级一班。一年级一班学生一百三十二名。学校开办十年间，毕业七次，学生出而就职银行者十之七八。余亦占商业上适当位置。作为三三制的新学制是适应个性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显地表现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作为实业教育有机组成的商科教育也深受其益，它是适应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需要的“应时而兴的制度”。

二

江浙财团的兴起与商科教育的发展

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不少教师与后来的江浙财团有紧密关联。更有甚者，有的甚至选择离开商业学校，成为江浙财团集团的佼佼者。例如，商算商簿、商业实践教师陈选珍，字朵如，浙江萧山人，上海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任职。陈朵如在旧浙江银行任事不久，于1913年受聘于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为教师，后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商法、商文教师胡祖同，字孟嘉，浙江鄞县人，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后专任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兼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被认为是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胡孟嘉于1925年接任上海交通银行补任行长，不久就任董事。商簿经济、商事要项教师居益鋐，字逸鸿，浙江海宁人，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工作，后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陈朵如、居逸鸿、胡孟嘉等人，都是留日、留欧归来的青年教师，深受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生所钦仰。

校长周锡经（字季纶）与江浙财团往来密切。周氏系清末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授商科举人。早在杭州商学公会时期，周锡经就已与江浙地区的绅商诸如周庆云、金润泉早有往来，同时他也是《杭州商业杂志》的撰稿人。1911年，周锡经当选浙江省议员。1912年，周锡经任商校校长。当时不少毕业学生通过校长推荐，进入银行系统工作。

另外，识银教师张元昭，字承谟，浙江萧山人，任职兰溪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银行实践室主任沈剥复，字仲豪，浙江吴兴人，任职于上海交易银行。近代社会对于“商”观念的历史嬗变，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层次结构变动，这种来自社会和经济的演变，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整体动向。类似的商科教师“下海”现象不胜枚举，虽然个中“下海”原因不尽一致，但足见社会风气之已然转移，兹择要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校友会杂志·同学录（中华民国九年调查）》，1924年第7期，第1-10页。

当时有所谓的“北四行”“南三行”等银行集团也在这时期登台亮相。“南三行”特指浙江兴业、浙江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三家银行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抓住有利时机，打下了基础。浙江银行，系1909年由官钱局改组，1915年改名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由李铭担任上海分行经理，陈朵如担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管理处总书记职，兼任上海分行副经理。陈朵如本人系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教师，与李同为日本留学生，又兼有绍兴同乡之谊，李馥荪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陈朵如被推任为总经理，指挥全部。他以一贯稳重着实的作风，扩展业务，开创了这家银行的全盛时期。

其中江浙财团中的头面人物胡孟嘉，是比较典型的具有新式商科教育背景，他也是与地方势力有密切关联的代表性人物。1902年，胡孟嘉随叔父至上海，就读于南洋公学，1906年毕业。1908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12年回国后曾在杭州法政专科学校、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执教。1919年上海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主动邀请，并于陈叔通、张菊生商请，正式聘任胡孟嘉担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旋即胡孟嘉又被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钱新之委任为交通银行国外业务部主任、交行沪行第一副经理、经理等职。1928年，胡孟嘉任交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1925年，上海交通银行行长盛竹书去世，胡孟嘉被补任行长，并兼任上海特别市商人整理委员会等要职。胡孟嘉当时作为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兼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被认为是江浙财团浙江系的头面人物。其女胡若谷在《先父胡孟嘉先生事略》一文中，特别提及“甲商”学生，“七君子章乃器是父亲在杭执教时之学生，章乃器追求民主，言行为当局所忌，无法离沪，乃深夜至我家，父亲赠以银圆200元，驱车亲送至北火车站，章得以出境”。正是由于胡孟嘉有早年从教经历，与章乃器等人有师生之谊，才会一如既往的支持章的事业。

与传统的学徒制不同，江浙财团等银行界人士却重视从熟人社会里面引进具有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的新式商科学子。按照当时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预科两组，本科一、二、三年各一级，共学生244人。三年级重商业实践及打字、识银等科。银行实践室分：（1）浙江商业银行；（2）上海实业银行；（3）杭州兴业银行；（4）浙江商业银行苏州分行；（5）浙江商业银行宁波分行等五柜，模拟兑汇等手续，实习时可与在银行无异。就毕业生概况而言，在银行者70人，在公司厂号者50人，在公署局所者17人，成绩已见一斑。

图1 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同学籍贯一览

资料来源：名单原始数据采自民国时期刊物《浙商》创刊号，《浙商》1935年8月1日出版，由杭州浙商同学会编印；杭州浙商同学会，系以浙江省甲种商业学校教员与历届毕业生组成；同学录当时暂以杭州本市以及居杭州为限，居外埠但参加当时浙商同学成立大会亦收入。

由于一战影响，这一时期国内民族主义工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钱庄和本国银行也获得了发展。这一时期，社会货币陆续由“旧式钱庄”到“新式银行”流动，钱庄作为外国银行代理人和在本国金融业中的优势地位，也逐渐由华商银行所替代。根据1935年《浙商》同学录，可以窥见当时商科教育毕业生主要来自浙江省为主，其中以杭州、绍兴等地为主。商科教育的毕业生去向主要以从事银行业为主，其他新式金融机构如信托业、保险业为辅。

结语

从长时段来观察，可以认为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商科教育与晚清以来重商思潮的兴起，新式工商业的发展，地方绅商阶层势力的抬头，以及后来江浙财团的形成等社会整体动向的结构性变迁，其实是前后连续，互为表里，并行不悖。越是在商品经济异常发展的江浙地区，反而越像一个有组织有生命力的大网，反而越强调地缘、业缘与学缘各个节点上的互动关联。不论是旧式钱庄还是新式银行，这些企业投资的动向内部其实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合发展，相互为用的。经过不断发展与融合，这些新式金融资本家群体逐渐形成以一部分“江浙籍著名银行家”为核心，以学会、会馆、公所、商会为据点，以小共同体为依托的基于“学缘、地缘、业缘”等习俗经济为关联的江浙财团。

尽管笔者考察属于区域性的商科教育为主，长时段的观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商科教育与地方权势转移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互相影响。在商品经济异常发达的江浙地区，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商科教育促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绅商阶层的新陈代谢，顺应了从地方绅商到江浙财团组织变化发展的内在机理。正是由于清末科举制废除，学徒制不能满足新式行业诸如商业金融等机构需要，而江浙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猛发展，迫切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式教育尤其是商科教育与之相配套。商科教育的创立提高了新式金融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为后来的江浙财团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历史环境与教育基础。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21年第3期，文章内容经作者同意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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