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精忠录》是明朝人编纂的有关岳飞事迹、著述，和身后历朝褒典、凭吊诗文的纪念集，是岳飞祭祀史、事迹编纂史及其爱国精神弘扬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早前在国内和日本仅发现了该书的后期版本，初刻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厘清该书的编纂和流传过程。《精忠录》由河南汤阴县教谕袁纯初编于明景泰、天顺年间，编成后未刊刻。成化五年由汤阴知县尚玑在初编本基础上增补后初次刊刻，其中所载岳飞《满江红》词是纸本文献中首次出现。该本此后历经多次递编重刊，在杭州府官员主持下先后产生成化八年后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和正德五年刻本三个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流入朝鲜后产生宣祖印本、肃宗印本和英祖印本三个铜活字印本。《精忠录》所见版刻插图等亦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作者简介

张延和，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政治史、历史文献学。

《精忠录》是明朝人编纂的有关岳飞生平事迹、著述，以及身后历朝褒典，文人凭吊诗文等的纪念集，是岳飞祭祀及其事迹编纂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1998年石昌渝撰文，介绍了在日本宫城县图书馆和东京尊经阁发现的朝鲜古铜活字本《精忠录》，据序文指出，分别为残本和全本的二本属同一版本，底本为弘治十四年（1501）刊印的《精忠录》[1]。2008年大塚秀高教授撰文，介绍了日本埼玉大学等处藏朝鲜铜活字印本《（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以下简称“铜活字本”）[2]。2014年涂秀虹撰文，介绍了安徽省图书馆藏《精忠录》（以下简称“安图本”），梳理了该书见存版本及其流传情况[3]。同年，《精忠录》点校本出版，以日本埼玉大学图书馆藏朝鲜铜活字印本为底本，以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补配，安徽省图书馆所藏本亦作为附录出版[4]。

自此，《精忠录》渐为学界所知，但由于该书在国内所藏不多，且未见其较早版本，因此编纂过程及流传版本等尚不明晰。近日，笔者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一本明成化五年（1469）刻本《精忠录》（以下简称“国会图书馆本”），经研究可确知是明代所刊《精忠录》的最早版本。复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一本《精忠录》抄本，书后跋曰：“宽政乙卯夏六月写，原本养安院所藏。”“宽政乙卯”即日本光格天皇宽政七年（1795，清乾隆六十年），“养安院”印见诸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本，该写本乃据之抄成。《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厘清《精忠录》一书的编撰成书，及其版本流传过程，亦有助于了解明代的岳飞事迹编纂史和祭祀史。故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以求正于方家。

一

《精忠录》初编本的编纂过程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精忠录》，一册，淡黄色书衣，墨书题签“精忠录 全”，开本高26.0cm，宽15.0cm，板框高20.0cm，宽14.5cm，大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属于典型的明初本[5]。全书除第四叶下部的两半叶略有残损外，其余品相完好。卷首钤有印章数枚，有“杉峘簃珍藏记”朱方印、“养安院藏书”朱长方印、“帝国图书馆藏”方印等。所谓“养安院藏书”，乃日本幕府时期曲直濑氏家族藏书，其中的一部分，来自幕府权臣丰臣秀吉及其养子宇喜多秀家侵略朝鲜时所得的掠夺本，之后有流入帝国图书馆而现藏于国会图书馆者。据国会图书馆本所钤印章，推测其来源，很有可能是由明朝传入朝鲜后，日本从朝鲜掠夺所得。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五年刻本《精忠录序》首叶

全书构成如下：卷首为《精忠录序》，序文半叶7行，每行11字，后署景泰七年（1456）九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商辂序。正文四卷，半叶10行，每行17字。卷一首题“精忠录卷之一”，为《宋史本传》，附岳飞著述，有《跋》《檄》《题记》《律诗》《词》，及《飞御军之术大端有六》，版心题“卷一”；卷二首题“精忠录卷之二”，下署“东安袁纯编辑、会稽陈贽校正”，有《创庙原行》《募缘文疏》《致祭事实》《祭文》《祭祀品物》《敕建精忠庙碑》《碑阴记》《又》《武穆王尽忠报国碑记》等，版心亦题“卷一”；卷三首题“精忠录卷之三”，下署“东安袁纯编辑、会稽陈贽校正”，为《七言律诗》，版心无字；卷四首题“精忠录卷之四”，下署“东安袁纯编辑、会稽陈贽校正”，有《七言律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版心部分叶无字，部分叶题“卷一”；卷后为《题精忠录后》，后署“太常寺少卿会稽陈贽书”。卷末为《精忠录后序》，序文半叶7行，每行11字，后署“成化五年岁己丑春二月上澣，汤阴县儒学训导三山叶蕴廷玉序”。

《精忠录》一书的编纂情况，涂秀虹据安图本和铜活字本所见陈贽的《题精忠庙序文》和传世文献所见商辂的《精忠录序》指出：正统十四年（1449）徐有贞倡议修建汤阴岳王庙，景泰二年（1451）赐庙额“精忠之庙”，时任汤阴县教谕的袁纯在《褒忠录》的基础上，辑录时人题咏新庙之作，至景泰六七年间编成《精忠录》，但是否锓梓，则未能确定。又指出：安图本在袁纯景泰编本的基础上增补了新的题咏诗作，时间不早于成化八年（1472），无法确定是否由袁纯完成[6]。国会图书馆本的发现，为我们准确认识该书的编纂过程提供了契机。笔者根据新见文献，在涂秀虹等人先行研究基础上，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国会图书馆本除保存有商辂《精忠录序》和陈贽《题精忠录后》二序文外，书末另有汤阴县儒学训导叶蕴所撰《精忠录后序》一文，交代了该本的编辑刊刻情况：

予少习举子业时，尝阅《宋史》，每悲王之死于无辜，赖有《褒忠录》而发扬之，抑又不知有《精忠录》之继作。后数载，幸领乡荐，试礼部，中乙榜，贰汤庠教，祗谒王祠，闻是《录》，欲一览之，莫可获，恒阙于怀。至天顺癸未冬十月，邑大夫陕右同州尚侯玑来官，亦语是，欲捐俸刻板，恨无《录》以遂厥意。越成化戊子，侯述职京师，拜求于袁先生家，先生慨而与之，及下车，遂命匠锓梓，请予文以叙其末。予观是《录》，辑于袁先生手，而校正于陈先生之巨笔，又况翰林名先生以叙其始末，其间若诗，若文，若碑记，凡悼暴于王者之词语，皆古淡淳厚，铿金戛玉，有肖于李、杜，有庄、骚、史、西汉诸儒风……成化五年岁己丑春二月上澣，汤阴县儒学训导三山叶蕴廷玉序。

该序亦见于明万历时任彰德府推官张应登所辑《汤阴精忠庙志》卷八《艺文志上》[7]，惜前人未所措意。据序文，该本《精忠录》刊刻于成化五年（1469），主持者为汤阴县知县尚玑，时任汤阴县儒学训导的叶蕴作序，刊刻地当为本地。成化戊子岁，即成化四年（1468），汤阴知县尚玑赴京师述职，于袁纯家中求得经袁纯编辑、陈贽校正的《精忠录》一书。按文意推论，袁纯编辑的《精忠录》成书后似未刊刻，成化五年时始由尚玑主持刊刻，是为《精忠录》的初刻本，此后其书才得以流传。

《精忠录》在袁纯编成后长达十余年未能刊梓，其中必有缘由，此处对其试作解析。概而言之，此当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着力推动其事的徐有贞有关。徐有贞，初名珵，苏州府吴县人（今江苏苏州），宣德八年（1433）进士，后授翰林院侍讲。正统十四年，明英宗亲统大军与瓦剌作战，在土木堡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其后英宗弟朱祁钰继位，是为景泰帝，当年八月，徐有贞以行监察御史身份被景泰帝派往河南召募民壮，道经岳飞生地汤阴县周流社，遂上疏建庙祭祀。景泰二年朝廷赐庙额“精忠之庙”，时任汤阴县教谕的袁纯遂着手编辑《精忠录》以记其事，其中收录徐有贞立庙始末的文字。可以说，徐有贞是景泰初瓦剌寇边背景下，推动在汤阴县创立岳飞精忠庙，以及编集《精忠录》最有力之人。也正因为如此，《精忠录》此后的命运便与景泰政治和徐有贞本人的政治命运交织在一起。

景泰八年（1457）正月，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徐有贞，联合总兵石亨、太监曹吉祥等趁景泰帝不豫，迎上皇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其后徐有贞因拥戴功升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并诬杀于谦，权倾一时。但徐有贞随即在六月因与石亨、曹吉祥争权失败被下锦衣卫狱，未几黜为民，自此以一介民夫终老[8]。而袁纯本人，则在景泰六年（1455）八月，由汤阴县教谕擢为试监察御史，七年八月实授监察御史，天顺三年（1459）四月丁忧服除后，复除监察御史[9]。《精忠录》一书所记，乃景泰年间创庙始末，且与徐有贞有深度纠葛，在英宗复辟，徐有贞被黜的天顺年间，自然不宜刊梓宣扬。此外，该书还牵扯到当时一个重要的政治禁忌，那就是英宗复辟后，徐有贞诬杀主持抗击瓦剌的兵部尚书于谦，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历来凭吊岳飞诗作中，宋高宗杀岳飞“自毁长城”的评价。因此于谦不被平反，《精忠录》便不宜刊刻，以免触犯朝政禁忌。待英宗去世，宪宗继位次年便为于谦昭雪，前朝纠葛成为往事，《精忠录》也终于迎来刊梓，这也是成化五年尚玑刊刻此书的时机所在。

尚玑刊刻的《精忠录》，以袁纯所编本为底本，此即叶蕴《精忠录后序》所谓“辑于袁先生手，而校正于陈先生之巨笔”的《精忠录》原书，完整地保存于国会图书馆本中。据前述该书内容构成可知，由袁纯编辑的《精忠录》共有三卷内容，即在卷二、卷三、卷四首页下题有“东安袁纯编辑、会稽陈贽校正”的三卷，主要内容即本书卷首商辂《精忠录序》所谓“庙祀事始末，及士夫悼王所为诗文”，其中，“庙祀事始末”一卷，“士夫悼王所为诗文”两卷。这三卷版心或题“卷一”，或无字，则袁纯所编初编本当为一卷，或不分卷。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五年刻本《精忠录》卷二首叶

“袁纯编辑”的《精忠录》卷二即“庙祀事始末”。其中，《创庙原行》由翰林院侍讲徐珵（有贞）撰，记述向朝廷请示在岳飞生地汤阴立庙，及朝廷的答复文书；《募缘文疏》记述为建造岳庙向官民募捐之事，文中未提及由何人所撰，估计出自负责此事的袁纯之手；《致祭事实》记载明廷批复同意立庙的官方文书，《祭文》《祭祀品物》为礼部按祀典颁下的祭文格式和祭品规格；《敕建精忠庙碑》《碑阴记》为徐有贞记请立庙始末，碑末题“景泰甲戌春三月甲寅朏，东安袁纯立石”，景泰甲戌即景泰五年（1454）。《又》一篇，乃袁纯记创庙始末，文中有“今年景泰甲戌春，先生升任都宪”一语，可知亦在景泰五年。景泰五年是本卷所见由袁纯编辑内容的年代下限。

但收录在“袁纯编辑”名下的，并非皆出自袁纯之手。该卷末有“东鲁孙珂”撰文的《武穆王尽忠报国碑记》一篇，文曰：“丙戌仲春哉生明，越五日庚辰，同总兵抚宁伯朱永道出王祠下”，因书“尽忠报国”四字，而令“知县尚玑”刻石。后题“成化丙戌岁春三月吉日，同州尚玑立石”。据此，成化丙戌岁即成化二年（1466）时，抚宁伯朱永在岳飞祠书“尽忠报国”四字，时任汤阴知县尚玑刻石，此时袁纯已离任汤阴，居于京师。这说明，成化五年尚玑刊刻《精忠录》时，在袁纯编辑的底本基础上有增补，且循原书体例，冠于“袁纯编辑”的名下。

“袁纯编辑”的《精忠录》卷三、卷四即“士夫悼王所为诗文”，分析所收诗作，可知其编纂过程。卷三为《七言律诗》，作者有赵子昂（翰林学士）、叶世翁、胡邦衡（龙图博士）、柯敬仲（秘书博士）、达兼善（南台经历）、段吉甫、班彦功（浙江提学）、高则成、林清源、霍宾阳、施则夫、王彦琬、陈刚中、唐子华（休宁县尹）、张安国、杨子寿、高若凤、柯履道、苏大年、张光弼（浙省员外郎）、李希颜、陈秀民、姚子章等人。

其中首录赵子昂诗，此即咏杭州鄂王墓诗作中，鼎鼎有名的赵孟頫《岳鄂王墓》，诗曰：“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蹉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其次为叶世翁，诗有云：“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此诗见于岳飞孙岳珂所编《鄂国金佗续编》，作者为叶绍翁[10]。可知此处“叶世翁”为“叶绍翁”之误。次为胡邦衡“匹马吴江谁着鞭，惟公攘臂独争先”诗，此即胡铨《题岳忠武王庙》诗。该卷所收诗人诗作，除叶绍翁、胡铨为南宋人外，其余皆为元朝人，且大多为浙江一带人士或曾于浙江地区为官。如柯敬仲即柯九思，台州仙居人，元文宗时任鉴书博士；达兼善即泰不华，西域人，入中原后定居台州，曾任南台经历；段吉甫即段天祐，曾任江浙行省儒学提举[11]。余皆为此类。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收录于该卷的诗作，或许有另外的史源。

考如上所见元代人咏杭州岳飞鄂王墓诗作，皆见于元顺帝时杭州褒忠衍福寺住持可观所编《岳忠武王庙名贤诗》。该书现藏上海博物馆，傅增湘在其《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有“岳飞传一卷附岳忠武王庙名贤诗”，文曰：“此《传》乃就元刊《宋史》抽印一卷，后附刊祠庙诗文……附卷题‘岳忠武王庙名贤诗’，下题‘住山僧可观录’”，并将诗文目列于其下。如上所见诗人皆列其中，但尚有一半诗人不见于袁纯编辑《精忠录》卷三。其后曰：“卷末标云‘岳鄂王庙名贤诗’，下题曰‘岁在己卯菊月住山僧高会重集’。”[12]可知《岳忠武王庙名贤诗》由杭州褒忠衍福寺僧人可观初录，高会重集，是袁纯编辑《精忠录》卷三《七言律诗》的史源。

对此，涂秀虹认为，袁纯在《褒忠录》基础上编成《精忠录》，而《褒忠录》可能是在可观初录、高会重集《岳忠武王庙名贤诗》的基础上编辑的[13]。这一看法是敏锐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商辂《精忠录序》中曰“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孙珂《武穆王尽忠报国碑记》亦谓“余尝阅宋武穆王《褒忠录》，每羡王之忠义”，显示明人亦可见到《褒忠录》，且成书早于《精忠录》。袁纯在编辑《精忠录》时，卷三所收《七言律诗》的最初源头是《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其书在明代亦有流传，则《精忠录》未必是在《褒忠录》基础上编成。《岳忠武王庙名贤诗》与《褒忠录》及《精忠录》的关系是否为前后因袭，则需进一步的研究。

“袁纯编辑”的《精忠录》卷四，内容为《七言律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由两部分构成。《七言律诗》下首录彬阳高信（河南参议）诗作四首，分题作《咏精忠庙》《读王传》《又》《过朱仙镇》。高信任河南布政司左参议，是在正统十年（1445）三月至景泰六年七月[14]。其次为“羊城尹颢次高信韵（训导）”四首，次之为孟城黄谏（翰林编修）四首，丰城孙曰让（礼部主事）《和高信韵》二首。以下则皆为一首，多数和高信韵，作者分别为三衢何永芳（河南按察使），吉水刘清（河南佥事），进贤万祥（行人），庆阳王锐（彰德知府），钱塘赵王（彰德府同知），汤阴元亮（监察御史），吉水李周冕（训导），沂阳刘瑗（清丰训导），荆台李茂（武安教谕），吉水徐鼎（教谕），华亭姚冕，丰城罗䖕，吉水周绍亚（内黄训导），金华祀珪（临潼教谕），慈水陈□（林县训导），莆阳翁淼（河南教授），西江孔惠（彰德府通判），会稽赵永（枣强教谕），姑苏周尚文（彰德府经历），姚江魏瑶（封监察御史），嘉禾周鼎（明经），梁邹管敬（汤阴训导），茶陵周镛（汤阴训导），爵林麦副（彰德教授），临川黎公颕（柳州府教授），彬阳曹琏（陕西按察副使），会稽何瑄（广西布政），江阴任㵪（广州训导），瀛海马伟（处州知府），赵恭（彰德知府），四川晏辂（进士）。以下，空18行，近一叶。

“四川晏辂”以上的部分，为景泰、天顺年间士大夫“咏精忠庙”的诗作，其中大多数任职于河南及下属彰德府和汤阴县。如黄谏，正统七年（1442）三月至天顺元年正月，任翰林院编修[15]。孙曰让，景泰二年十月至天顺四年闰十一月，任礼部主事[16]。马伟，天顺三年七月，由杭州府同知升为处州府知府[17]。收录时间最晚的诗人为处州知府马伟，可知袁纯辑录“咏精忠庙”诗作的时间下限不早于天顺三年七月。

该卷《七言律诗》部分，自“四川晏辂”以下，则属于尚玑在成化年间的增补。如空白之后收录有淮阳吏敏（河南参政）、泰和欧阳熙（按察副使）、河东樊冕（河南参政）三人的诗作，吏敏由河南布政司右参议升任右参政，是在成化二年（1466）六月[18]；欧阳熙任河南按察司副使，是在天顺八年（1464）四月至成化五年九月[19]；樊冕任河南布政司右参政，是在成化三年三月[20]。这三人诗作以下，又空17行，近一叶。这部分为河南省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布按二司高官的诗作，留空是待补充。其下，则为彰德府周边及属下汤阴等县的官员的诗作。如大阳邢表（彰德知府），河间陈愉（彰德同知），关辅雷霖（长史），云阳傅汝霖（彰德通判），云阳蒲俨（彰德推官），安仁于准（卫辉通判），冯翊尚玑（汤阴知县），均州王瑶（汤阴县丞），泰和王恒（审理正），陇州梁济（汤阴县丞）等人，叶蕴（汤阴县训导），王熙（汤阴举人），张昇（汤阴举人），胡溥（汤阴县学生）的诗作亦列其中，其下空14行。如上多为成化年间的彰德府和汤阴县官员及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其姓名多见于《汤阴县志》[21]。尚玑成化年间增补诗作的排列顺序，则遵循袁纯的排法，官衔自高而低，地域自内而外排列。

该卷《五言古诗》部分，仅收录三人诗作，分别为余姚柴兰（江西参政），姚江邵仁（审理副），临川傅鼎（河南教谕）。其中，柴兰任江西布政司左参政在正统十一年（1446）十月至景泰四年三月[22]。傅鼎诗作后空8行，另叶起为《七言古诗》部分，仅收录两人诗作，分别为姑苏吴骥（清丰教谕），和四明邵玉（河间教授）。吴骥早在宣徳十年（1435）时已任清丰县儒学教谕，邵玉则在天顺初由顺天府学教授升云南提学佥事[23]。《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两部分所收录诗作士大夫的活动年代为英宗时期，当出于袁纯之手。卷末为陈贽所作《题精忠录后》序文，交代了袁纯编辑《精忠录》的本末，称“袁君又搜集诸荐绅题咏新庙之作，缮写成帙，题曰《精忠录》”。序中又应袁纯征求诗作之请，附有七言长律一首。

如上，便是日本国会图书馆藏《精忠录》所见，经“袁纯编辑，陈贽校正”而成的《精忠录》一书初编本的全部面貌。总结来说，袁纯编辑《精忠录》是在景泰、天顺年间，编成的时间下限不早于天顺三年七月，这也是《精忠录》初编本可以确知的编成年代。《精忠录》共有三卷，其中出自袁纯之手的有两卷，内容包括在汤阴县创立岳飞精忠庙之事实始末，以及河南本地士大夫歌咏悼念岳飞的诗作。另一卷收录宋元时人咏悼杭州岳飞鄂王庙的《七言律诗》，则节录自元顺帝时杭州褒忠衍福寺住持可观所编《岳忠武王庙名贤诗》。《精忠录》是否在《褒忠录》基础上编成，则需进一步的研究。袁纯编成《精忠录》后，因受英宗复辟，和着力推动此事的徐有贞被黜，以及被诬杀的于谦尚未平反的影响，未能及时刊梓。成化四年，时任汤阴知县的尚玑从袁纯处求得已编成的《精忠录》，以其为基础增补后，于成化五年首次刊刻，这便是《精忠录》的初刻本。《精忠录》一书在其后也经历了多次递编重刊，得以广泛流传，甚至流向海外。这即本文下节讨论的主题。

二

《精忠录》的刊刻流传

《精忠录》在成化年间刊印之后，历经多次递编重刊，形成诸多版本。对此，前人如石昌渝、大塚秀高、涂秀虹等已有较细致的研究和梳理，基本廓清了《精忠录》一书的版本和流传情况，并揭示了该书在岳飞事迹编纂史上的承上启下作用[24]。此节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对照新发现的《精忠录》初刻本，对相关问题再做补充论述，以期有所推进。

（一）成化五年增补与初次刊刻

成化五年尚玑主持刊刻的《精忠录》，是《精忠录》一书首次刊刻，是在袁纯初编本基础上增补而成，针对袁纯编辑部分的增补已如上所述。具体而言，卷二在卷末增《武穆王尽忠报国碑记》一篇，卷四在《七言律诗》部分的“四川晏辂”以下，增补成化年间河南及彰德府、汤阴县士大夫的诗作若干首。但最重要的增补，是卷一《宋史本传》及其附属岳飞著述，这应当是受《岳忠武王庙名贤诗》与《宋史·岳飞传》一并刊行的影响。

成化五年刊刻《精忠录》时增补的《宋史·岳飞传》，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众所周知，今天学界常用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而百衲本是由元至正六年（1346）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和明成化十六年（1480）以元刻本的抄本刻印而成的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25]。刊刻于成化五年的《宋史·岳飞传》，介于至正本和成化本之间，文献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岳飞传》从元刊《宋史》中单独抽印出来，与可观所编《岳忠武王庙名贤诗》一并流传，明初可见到该书。因此成化五年增补时，《宋史•岳飞传》的文献来源或即此，但也可能史源即《宋史》本身。

比对国会图书馆本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所用工作本百衲本的《岳飞传》，有数处不同。国会图书馆本在“二年，战胙城”前有“建炎”二字，且与“二年”并为小字书写，百衲本无之；国会图书馆本在“三年，贼王善”处作“王善”，百衲本作“黄善”，《宋史•高宗纪》作“王善”[26]；国会图书馆本建炎三年（1129）记事“兀术趋临安”之“临安”，百衲本作“杭州”。按，杭州改为临安府，在建炎三年十一月，此时当称“临安”[27]；绍兴五年（1135）平杨么时招降黄钦事，国会图书馆本之“钦说全琮、刘诜等降”之“全琮”，百衲本作“余端”，《宋史·高宗纪》作“全琮”[28]。《宋史》“本纪”部分的史源为宋修《国史》，史料价值较高。以上诸处，国会图书馆本《宋史·岳飞传》正确，而百衲本误，体现了国会图书馆本的文献价值。国会图书馆本亦有与百衲本皆误的，如绍兴六年（1136）九月，记“刘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之“猊”上漏“侄”字；绍兴七年（1137）时“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江南”之“江南”为“河南”之误；绍兴十一年（1141），“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纺言”之“景著”为“耿著”之误，皆为相同[29]。《岳飞传》后附有岳飞五子，及史官“论曰”，如上皆出自《宋史·岳飞传附岳云传》。

国会图书馆本在出自《宋史》的《岳飞传》后附有岳飞著述，史源则为《金陀粹编》。其小序云：“靖康初，二圣蒙尘，中原之地多为金人所据。鄂武穆王以忠义自许，屡见于词翰之间，惜乎未遂恢复，而卒为权奸所诬，使人千载之下，三复其词，未尝不击节叹恨。因采其著述大㮣，附于史传之末云。”具体内容包括：《跋》一，《御书屯田三事跋》；《檄》一，《奉诏移伪齐檄》；《题记》四，《五岳祠盟记》《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东松寺题记》《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律诗》二首，《题翠岩》《寄浮图慧海》；《词》二首，《满江红》《小重山》；最后为《飞御军之术大端有六》。如上内容除《满江红》词外，皆见于岳珂所编《金陀粹编》，《跋》出自《经进鄂王家集》卷之一，《檄》《题记》《律诗》《词》出自《经进鄂王家集》卷之十，《飞御军之术大端有六》节录自《经进鄂王行实编年》卷之六《遗事》[3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载《满江红》词，这是文献中最早记载岳飞《满江红》词。词曰：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金阙！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五年刻本《精忠录》卷一《满江红》词

其中，“饥餐”二字异体写作“飢飡”，“金阙”二字另起行顶格书写。这牵扯到岳飞《满江红》词的创作年代和真伪问题。早在1958年，余嘉锡在其《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中指出，岳飞《满江红》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所编《岳武穆遗文》，是据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杭州岳庙词碑收入。余先生认为该词“来历不明，深为可疑”[31]。从而引起对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的讨论，众多学者介入其中[32]。对此，邓广铭指出，岳飞《满江红》词见于1769年朝鲜铜活字本《精忠录》，并据该书所载商辂《精忠录序》等序跋认为，该书由袁纯编辑于景泰二三年间，付刻于景泰六年(1455)，是岳飞《满江红》词出现的最早年代。而在汤阴岳庙发现的岳飞《满江红》词石碑，由庠生王熙书写于天顺二年（1458），皆早于余嘉锡所提出的年代，因而认定该词非伪作[33]。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受限于所见版本，邓先生对《精忠录》成书及刊刻年代的判断有误。如前所述，袁纯初编《精忠录》的时间下限，不早于天顺三年七月，初编本并未收录岳飞《满江红》词，亦未见刊刻。《精忠录》初次刊刻，是在成化五年，该初刻本收录有岳飞《满江红》词，这是纸本文献所见岳飞《满江红》词的最早出处。至于其史源，或为立于汤阴岳庙，由庠生王熙书写于天顺二年的石刻。

河南汤阴县岳庙天顺二年王熙书《满江红》词碑

考天顺二年庠生王熙书写的岳飞《满江红》词碑，由汤阴本地人发现于1981年，现存于汤阴县岳庙[34]。岳庙《满江红》词碑文字与“国会图书馆本”所录《满江红》词相同，只是个别字的写法不同，“凭栏”的“栏”字异体写作“闌”，“饥餐”二字异体写作“饑餐”，而“朝金阙”则相同，但未顶格刻写。书写者“庠生王熙”，据《汤阴县志》，王熙为汤阴人，元侍御公王辅五世孙，成化四年（1468）举人，后于成化年间任山东泗水知县[35]。按明代科举制度，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同步，参加乡试者一般为地方各府州县学的学校生员，王熙于成化四年中举，则其天顺二年时为汤阴县学庠生的身份是可信的。前文介绍成化五年汤阴知县尚玑增补刊刻《精忠录》时，在卷四《七言律诗》部分，便增补有署衔汤阴举人王熙的一首诗作。那么，尚玑在成化五年为刊刻《精忠录》而增补岳飞著述时，将立于本县岳庙、由王熙书于石刻的岳飞《满江红》词收入，也是顺理成章的。

综此，本文对岳飞《满江红》词的出现年代可作新的结论如下：立于汤阴县岳庙、由县学庠生王熙书写于天顺二年（1458）的岳飞《满江红》词石刻，是目前石刻及文献资料所见岳飞《满江红》词出现的最早年代；成化五年（1469）尚玑初次刊刻的《精忠录》，是纸本文献记载岳飞《满江红》词的最早出处，其史源或许为汤阴岳庙王熙所书写的石刻，袁纯在景泰、天顺年间编辑《精忠录》时未收录该词。至于王熙书于石碑的岳飞《满江红》词的来源为何，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进而，《满江红》词的创作者是否确为岳飞，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同样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如上，讨论了成化五年汤阴知县尚玑首次刊刻《精忠录》时，在袁纯初编本基础上的增补情况。总结来说，增补的内容有两部分，一是《宋史本传》及其岳飞著述，史源为《宋史》及岳珂所编《金陀粹编》的《经进鄂王家集》和《经进鄂王行实编年》部分。其中新增的《满江红》词是纸本文献中首次出现，史源或为立于汤阴县岳庙、由庠生王熙写于天顺二年的岳飞《满江红》词石碑；二是祭悼岳飞的诗文，作者为成化初年（成化五年前）任职于河南省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彰德府与汤阴县及其周边府县的官员士人。

（二）成化五年以后的递编重刊

《精忠录》在成化五年由汤阴知县尚玑初次刊刻后，历经多次递编重刊，形成多个版本的《精忠录》。目前所知的版本，有成化八年（1472）后刊本、弘治十四年刊本，正德五年刊本，和以弘治刊本为底本的李氏朝鲜铜活字印本等几种[36]。现针对前人研究之不足，就其递编与流传考述如下。

《精忠录》在成化年间有两次刊刻，除在成化五年初次刊刻外，还有一次，这就是藏于安徽省图书馆的《精忠录》。对于其刊刻者和刊刻时间，涂秀虹据书中所收诗作有署衔浙江按察使朱绅者指出，朱绅由浙江按察副使升为按察使是在成化八年四月，认为该本《精忠录》的刊刻时间不早于成化八年，且谓无法确定此本的增补和刊刻是否由袁纯完成，同时分析了该本的编纂过程[37]。对于刊刻时间，由于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论证，涂秀虹的说法可从。可以确知的是，此本的增补和刊刻并非出自袁纯，欲探明刊刻者及准确的编纂过程，需对其内容结构进行分析。

安徽省图书馆藏《精忠录》“两战常州”图

安图本《精忠录》的内容构成为图一卷正文三卷，各卷与成化五年刻本相比皆有变化，其中变化较大的，是新增的图，这也是该本价值最高的部分。图为满叶全幅大图，图上角有方框图题，共25幅，描绘岳飞的生平事迹。其中第1幅为半叶残图，未见图题，第24幅作“原无题目”，余23幅为满叶全图，图题依次为：两战常州、战太行山、战竹芦渡、战南熏门、战承州、次洪州、蓬岭大战、渡江誓众、次虔州、襄阳鏖战、复郢州、战庐州、湖襄招降、战刘复雄、屯襄汉、破杨么、都府议事、拐子马、复邓州、大举伐金、归庐复请、遣云援王贵、原无题目、伪诏班师[38]。

安徽省图书馆藏《精忠录》“归庐复请”图

以上诸图的图题位置并不一律，个别处有明显错误。自“两战常州”至“蓬岭大战”，图题排布一律，在上半叶左上方，且字体较大；“蓬岭大战”以下，图题字体较小，其排布不规律，在下半叶右上方、下半叶左上方、上半叶右上方、上半叶左上方间变动。“蓬岭大战”次一幅，无图题，其下一幅，上半叶右上方图题为“渡江誓众”，下半叶右上方图题为“次虔州”，显然有误。观察该幅图上、下半叶所绘内容，为岳飞与将士乘船渡江，显然为“渡江誓众”，则“蓬岭大战”与“渡江誓众”之间无图题者，当为“次虔州”，这也与岳飞行迹相合，“安图本”在版刻时弄错了位置。又，第24幅图题写作“原无题目” ，介于“遣云援王贵”和“伪诏班师”之间，画面上半叶诸人作推车载物、牵牛及作揖状，比对朝鲜铜活字本图，内容与“战朱仙镇”类似，亦与《宋史·岳飞传》的记载相合：“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39]综此，该“原无题目”的图题，当为“战朱仙镇”。循此思路，也可确定首幅半叶残图的图题，该图画面为士兵持兵器排列站立，比对朝鲜铜活字本图“战太行山”之前几幅图的内容，与“张所问计”上半叶图类似，此图当定名为“张所问计”。另外，以上诸图的排列顺序有误，致误原因大概是装订时顺序颠倒，发生错误，详见下文。

卷一题作《会纂南宋岳鄂武穆王传略一》，涂秀虹指出《传略》是对旧本《宋史本传》的节略[40]。实际上，本卷内容除了对《宋史•岳飞传》有省略、改写外，依据岳珂所编《金佗稡编》之《经进鄂王行实编年》有新添写的内容。也即本卷的史源以《宋史•岳飞传》为纲，补充了《经进鄂王行实编年》中的相关内容。而这正是《会纂南宋岳鄂武穆王传略》中“会纂”二字的缘由所在。此处可举前三段内容为例比勘说明。

卷首“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这句之后，对《宋史•岳飞传》介绍其家庭出身的文字悉数省略，后紧接“少负气节，沉厚寡言”句。将《宋史•岳飞传》“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一句，改写为“学射于乡豪周同，能尽其术”；第二段，增写“杀贼首张超”，将《宋史•岳飞传》“以铁骑三百往李固渡尝敌，败之”一句，改写为“靖康初，以铁骑三百往李园渡当虏军，战于侍御林，败之，杀其枭将，转成忠郎。”第三段，将《宋史•岳飞传》“战开德”一句，改写为“建炎二年，战开德、殪金人，夺甲马弓刀以献。”以上不见于《宋史•岳飞传》，而新添写的内容皆见于《经进鄂王行实编年》[41]。尤其是，对《经进鄂王行实编年》中的错误也照袭，如“李园渡”，乃“李固渡”之误，本卷袭《经进鄂王行实编年》之误，亦作“李园渡”，这是一个史料同源明显的例子。另外需要附带指出的是，《宋史•岳飞传》有“尝敌”一语，明显不通，实乃在改编其原始史源《经进鄂王行实编年》时，将“当虏军”之“当”（繁体作“當”）误作“尝”（繁体作“嘗”）所致。

该卷内容对《宋史·岳飞传》删减较多，总体篇幅较小，这也是称为“传略”的原因所在。由于改写较为粗糙，又造成新的错误。如上举第三段中，将“战开德”系年于“建炎二年”，但其下第四段叙事又曰“康王即位”，其次第五段则为“建炎二年”，则第三段的“建炎二年”显误，这个错误是怎么造成的呢？让我们回到《经进鄂王行实编年》的文本，“战开德”前，文曰“靖康二年，是年改元建炎。”[42]这样，致误原因便明白无疑，“建炎二年”乃“靖康二年”之误，《传略》作者在抄写时不细心造成错误。

卷二题作《会纂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二》，其编纂方式与卷一相同，同样在《宋史·岳飞传》的基础上，因袭改写《经进鄂王行实编年》的相关记载而成，个别处参考了《宋史》相关列传的内容。如建炎元年记事，“秉义郎岳飞犯法将刑，留守宗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会金人攻汜水，泽以五百骑授飞，使立功赎罪。飞大败金人而还。升飞为统制。”悉数抄自《宋史•宗泽传》[43]。由于编纂不精，一些叙述在涉及较复杂的时间、人物、事件时，往往出现混乱，令人无所适从。如卷首第一段的记载，文曰“靖康丙午元年，飞居汤阴”，接下来有“刘韐宣抚真定，募敢战士，飞与焉”，但此事据《宋史•岳飞传》在宣和四年（1122）。又，接下来写“至是以见王，补承信郎”，没有交代“王”者何人。据《宋史•岳飞传》，在“补承信郎”前有“康王至相”一句，此处的“王”即康王[44]，但文中没有明确的交代。甚至将岳飞绍兴十一年事迹系于绍兴十二年（1142），而岳飞被杀是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此尤疏漏。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正文前的图，正是以本卷内容为蓝本绘制。如前所述，图的排列顺序有误，可根据本卷内容重新排定。原图“两战常州”在“战太行山”前，据岳飞行迹，“战太行山”在建炎元年，“战南薰门”在建炎三年，“两战常州”在建炎四年初，因功迁通泰镇抚使，并于九月救往援楚州，战于承州，当置“两战常州”于“战南薰门”后；原图“渡江誓众”后，为“襄阳鏖战、复郢州、战庐州”等。岳飞在平定江西内乱后，于绍兴四年率军渡江，前往京西收复由伪齐等占据的襄汉六郡，进军方向自南而北，先后收复郢州、随州，大战于襄阳，收复邓州、唐州、信阳军等诸郡，一举平定襄汉，遂使长江上下游形势相接，因功拜节度使。九月金齐围庐州，岳飞率兵解围。则“渡江誓众”之后当为“复郢州、襄阳鏖战、复邓州、战庐州”；

又，原图“湖襄招降”后为“战刘复雄、屯襄汉、破杨么”。绍兴五年（1135），岳飞转向湖湘，平定杨么后，还军鄂州。绍兴六年（1136）张浚谋北伐，命飞屯襄阳，除京西、湖北路宣抚副使，成为京湖防区最高军政长官。九月刘豫侵淮西，飞遣将与伪五大王刘复战。但图题却作“战刘复雄”，本卷载“有伪五大王刘复雄迎敌”，乃其致误之源。考《经进鄂王行实编年》，作“有伪五大王刘复拥兵出城迎敌”[45]，则“刘复雄”的“雄”乃“拥”字繁体“擁”字之误。五大王名刘复而非刘复雄，乃伪齐皇帝刘豫之弟[46]，且本卷下文亦有“李成率刘复等”之语。需要指出的是，岳珂在编写时亦有误，所谓“有伪五大王刘复拥兵出城迎敌”，所迎击者乃岳飞军，称“迎敌”则是以我为敌，尤为不训。如此，则图的排序当为“湖襄招降、破杨么、屯襄汉、战刘复（雄）”；

又，原图“都府议事”后，为“拐子马、复邓州、大举伐金、归庐复请、遣云援王贵、战朱仙镇、伪诏班师。”绍兴七年（1137）张浚谋北伐，岳飞上书伐金以论恢复中原，得到高宗支持，一度决定将淮西军划归岳飞统帅。但高宗很快变卦，张浚召岳飞于都督府讨论淮西军的归属，岳飞见无法归并淮西军，遂弃军上庐山，经属官死请复还军。绍兴十年（1140）金军南侵，岳飞率军北伐，郾城之战大破金军拐子马，颍昌之战遣子岳云援王贵，进军朱仙镇，后奉诏班师。则图的排序当为“大举伐金、都府议事、归庐复请、拐子马、遣云援王贵、战朱仙镇、伪诏班师。”

《会纂南宋岳鄂武穆王传略》与《会纂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二文，因其“会纂”性质，全文以岳飞事迹为线索编纂，但凡与岳飞直接有关的皆录，而与岳飞无直接关系的则不录，导致某事的线索不连贯，甚至前后事件捏合，造成失真，如前述几事。而且注重岳飞的武功，凡战事浓墨重彩，但将其置于南宋初期的军事和国家重建形势中，来观察岳飞的功绩，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岳飞官衔的变化，意味着岳飞所负责防区的开拓和变动，以及在南宋初边防中的作用，本书对岳飞任官履历则较少提及，只见战事不见战功，不能很好地表现岳飞的功绩。如岳飞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任通泰镇抚使、京湖宣抚使的名称以及拜节度使均漏写，总体而言价值不高。

卷二后附有岳飞著述，其序文和岳飞著述皆抄自成化五年刻本。所不同者，是在岳飞著述后又附有岳珂诗叙二篇，题曰《附孙岳珂诗叙》，分别为：《排律》，《经进百韵诗》一首；《叙》，《吁天辨诬通叙》一篇。史源为《金佗稡编》，《吁天辨诬通叙》为节录[47]。文末曰：“若夫辩冤之说，《金佗稡编》编之详矣，不欲复赘。”出自编者之手，也说明了其史源为《金佗稡编》。

卷三题作《集古今诰文诗歌》，为历朝追封、祭祀、凭吊岳飞的文字。对此涂秀虹已做过较为细致的研究，涂先生认为，从卷首宋元之文的诰、谥、评论、序文，到标明“国朝”的祭文、御制《孝顺事实》，以及赞、词、古诗、律诗、歌行、绝句等，“是相对完整的一部著作的规模和架构，是卷三所因袭的‘旧本’最早的规模。”[48]所谓“旧本”，据原文当指“袁纯搜集旧版”的袁纯据以编辑的原始本子。比对成化五年初刻本可知，“诰、谥、评论、序文，到标明‘国朝’的祭文、御制《孝顺事实》，以及赞、词”皆为此次新增。其直接史源或许是所因袭的“旧本”，但也有可能是此次刊刻才首次增加的。由于未能确定其“旧本”的面貌，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这里仅就新增部分最初的史源作一分析。

其中，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六月《追封鄂王》诰，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赐《谥》，《金佗稡编序》及戴洙《金佗稡编后序》皆出自《金佗稡编》[49]。《评论》部分的“吕东莱曰”，出自吕中《大事记》，但吕东莱为吕祖谦，而非吕中。又“不置之死地不止”下，有“‘莫须有’三字以傅会，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千载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寃，直欲吁天而无从也。”则出自何俌《龟鉴》[50]。大概是因为该句中“‘莫须有’三字”，与吕中“附会其事，无所不至，而‘莫须有’三字”的“‘莫须有’三字”相同，导致抄写时串行抄错了。“史臣脱脱论曰”则出自《宋史·岳飞传》。《序文》部分的谢起岩作《纪事实录本末》，和吴安朝作《又》一篇，则出自谢起岩的《忠文王纪事实录》[51]。以上，皆为抄撮自宋人他书增入的。

《国朝》以下，《祭文》有“维某年某月，浙江杭州府某官等，敢昭告于宋少保鄂国武穆王之神。”[52]这一句尤为重要，说明重编此书的主事者为杭州官员，可明证安图本《精忠录》的编纂、刊刻并非出自袁纯之手。这也意味着，该本《精忠录》是代表杭州府官员及浙江地方士人对岳飞的祭悼之作，《精忠录》一书承载的祭悼岳飞的地区重心，从河南汤阴县转移到浙江杭州府。关于这一点，下文所见新增的诗文多为杭州府官员，且对河南官员诗作的删减亦可证明。《御制孝顺事实》为永乐帝所作，其后附七言绝句两首。其下，为署名王柏的《赞》，王柏为南宋后期时人，曾于浙东讲学。这两篇为从他处摘录而增入的。

《词》部分仅收刘改之的一首；《古诗》部分，作者为姚黼、陈政德、吴子华、翟宗仁、孔天碧、韩中村等六人；《律诗》作者自赵子昂到径山僧康元翁；《歌行》作者为方秋崖、郑明德、霍惟肃、程正辅、周越道、朱希颜、宇文子贞、张思廉等八人；《绝句》仅收杨廉夫一人诗作。以上诸人，除张思廉、张光弼二人外，皆见于可观编集《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其中姚黼为钱黼之误[53]。但张光弼见于初刻本《精忠录》，张思廉即张宪，明初曾寓居杭州。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部分所见诗人与成化五年初刻本所见诗人相同，但所选诗作却有不同，如柯敬仲、潘子素、苏大年等的诗作。这说明，杭州府官员在编集该本《精忠录》时，同样见到了可观所编集的《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并据此选材。但为了与之前汤阴县官员主导编辑的《精忠录》相区别，在遇到《岳忠武王庙名贤诗》收录某诗人两首以上诗作时，往往选不见于前本《精忠录》的诗作，而自有其特色。

《国朝名贤诗歌》以下，涂秀虹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关于所收录诗作作者的年代，及其成书过程的判断，其说可从。总结而言，自《律诗》以下至《歌行》，作者为明初到成化年间任职浙江的士大夫，为此次增补的内容；另起一页刊刻的《读鄂王传》到卷末的部分，出自袁纯所编的旧本，此次编集时得以保留。

以上为“安图本”的增补递编情况，以成化五年“初刻本”为底本增补而成，刊刻时间为成化八年后，主持刊刻者为杭州府官员。该本《精忠录》具有浓郁的杭州特色，这集中反映在与据以重编的底本的区别上。相较于成书于汤阴地方官之手的“初刻本”，杭州府官员主持刊刻的“安图本”不仅增加了图，对原本卷一的“《宋史•岳飞传》”加以删添改写，形成两卷《会纂南宋岳鄂武穆王传略》和《会纂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更在所收《古今诰文诗歌》部分，删减了汤阴因素，而增加了杭州因素的比重。如杭州府官员重编时，所增加的南宋朝廷对岳飞封诰、赐谥的公文，南宋文人之评论，所体现的是建都于杭州的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尊崇。在选编元代杭州路及其周边文人，对杭州岳飞鄂王墓和岳忠武王庙的悼咏之作时，为与汤阴官员主持编辑的《精忠录》相区别，尽管所选作者有重合，但所选诗作却多有不同。对进入明朝后的相关内容，则大幅削删汤阴地方创庙、祭祀之文，及其河南文人悼咏之作，而代之以杭州本地祭祀之文，和浙江士大夫的诗歌。杭州府官员在此次重编时，着力突出的一条主线，便是自宋元明一脉相承的杭州印记，以与杭州地域相匹配。随着“安图本”在此后不断递编重刊，其所带杭州印记愈发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精忠录》“初刻本”原有的面貌，使《精忠录》和岳飞与杭州的关系愈加紧密。

杭州府官员对《精忠录》的再一次递编重刊，是在弘治十四年。弘治十四年本《精忠录》（以下简称“弘治十四年本”）国内未见收藏，其书面貌见于以该本为底本所刊的朝鲜铜活字本。关于“弘治十四年本”的内容，石昌渝、涂秀虹已有详细的研究，涂秀虹指出是以安图本《精忠录》为底本增补而成，此处仅就其编纂过程略作补充。

见于“铜活字本”的“弘治十四年本”，保留了弘治十四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陈铨所作《精忠录序》。据序文，镇守浙江太监麦秀，“间尝阅是《录》而慨然有感，因取而表章之，序其战功，列图三十有四，增集古今诗文，凡若干篇，刻而传之。”又赵宽《精忠录后序》曰：太监麦秀“即旧板行《精忠录》，躬为校正而翻刻之。”[54]该本共有图一卷，正文六卷。

卷一《宋史本传》，与今本《宋史·岳飞传》及《宋史·岳飞传附岳云传》同。卷二《武穆事实》，是对“安图本”的“会纂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删减而成，后附《武穆御军六术》《武穆诸子》；卷三《武穆著述》，《律诗》部分，增加《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但该诗已被清代学者王昶证明系明人伪作[55]。《满江红》词最后一句由“朝金阙”，改为“朝天阙”，与今日常见版本同。推测其中缘由，“金”字容易令人联想起“金朝”，“朝金阙”易犯朝拜北族政权的忌讳，改字当与此有关；卷四《古今褒典》部分，增《皇朝敕赐忠烈庙公移》，是天顺元年九月明庭颁下杭州府祭祀岳飞“忠烈庙”的公文及祭文；《古今论述》部分，增元儒虞集《跋宋高宗亲札赐岳飞》《题岳飞墨迹》，元人陶宗仪《叙岳武穆王墓》，及明人瞿佑《叙岳鄂王墓》、徐有贞《汤阴鄂王庙碑》和屠滽《重修忠烈庙记》。其中屠滽《重修忠烈庙记》一文，记述了弘治十三年（1500）至弘治十四年御马监太监李某等与杭州府官员重修“忠烈庙”的始末；卷五《古今赋咏》，增明初刘基、张羽二人诗赋，和弘治年间任职或出身浙江的官员李旻、邱濬、江澜、杨峻四人诗作；卷六《律诗》，增弘治十三、十四年间重修杭州“忠烈庙”时，任职于浙江及杭州府的官员陈铨等三十人的诗作[56]。

“弘治十四年本”价值最高的部分，是书前的图。相较于成化八年后杭州府官员主持刊刻的“安图本”图，该本图的数量从25幅增加到34幅，风格上一改此前拙朴粗放的构图刀法，变得细腻秀丽。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所见到的是万历十二年时才传入朝鲜的活字本，插图风格符合万历时代的[57]，并不意味着代表弘治时期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此前的图仅有图题而无说明文字，而该本的图分为两栏，在上方框内写有说明文字释图，下方为图，亦有图题。这种上文下图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于版刻插图，反映了明后期版刻插图技艺的成熟。图文并茂的刊刻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书和岳飞故事的传播。

“朝鲜铜活字本”《精忠录》“战承州”图

图画内容的来源，石昌渝认为大多根据《宋史》岳飞本传，少数采自野史稗官[58]。实际上，图画内容及图上栏的说明文字，其史源大部分为“安图本”的《会纂南宋岳鄂武穆王传略》和《会纂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另有少部分来自《宋史·岳飞传》，并无另外来自野史的内容。如首幅“祀周同墓”史源为“安图本”的《会纂南宋岳鄂武穆王传略》，第二、三、四幅“战汜水关”“张所问计”“战太行山”史源为《会纂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第五幅“战竹芦渡”史源为《宋史·岳飞传》。图所引说明文字除了将“岳飞”改称“王”外，其余一仍其旧。这一情况说明，弘治十四年增补重刊《精忠录》时，图与正文是分别增补的，图据底本成化八年后本《精忠录》增补重绘，而非等正文编纂完成后据以重绘。

由于底本的图排列顺序有误，该本图的排序亦受到影响而产生错误。其中，该本图“蓬岭大战”与“大举伐金”之间的排序为“次虔州、复邓州、复郢州、渡江誓众、襄阳鏖战、战庐州、湖湘招降、复蔡州、归庐复请、屯襄汉、破杨么、破刘复（雄）”。据前文所述，正确的排序当为：“次虔州、渡江誓众、复郢州、襄阳鏖战、复邓州、战庐州、湖湘招降、破杨么、归庐复请、屯襄汉、复蔡州、破刘复（雄）”。特殊之处在于“归庐复请”。据“安图本”，该事发生于绍兴七年“都府议事”后。但据弘治十四年本说明文字，为“王丁周国夫人姚氏忧，扶亲还庐山”，时在绍兴六年四月。说明文字显然与原图不符，当按原图置于“都府议事”后。如此，弘治十四年图的顺序当为：祀周同墓、战汜水关、张所问计、战太行山、战竹芦渡、战南薰门、战广德、两战常州、战承州、次洪州、战南康、次金牛、蓬岭大战、次虔州、渡江誓众、复郢州、襄阳鏖战、复邓州、战庐州、湖湘招降、破杨么、屯襄汉、复蔡州、破刘复（雄）、大举伐金、都府议事、归庐复请、贷谍反间、战郾城、拐子马、遣云援王贵、战卫州、战朱仙镇、伪诏班师。以上对“安图本”和“弘治十四年本”所见版刻插图的内容和说明文字来源、排列顺序，以及存在的讹误做了说明，希望引起研究版刻插图学人的注意，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朝鲜铜活字本”《精忠录》“大举伐金”图

“弘治十四年本”其后流传至朝鲜，先后有三个版本。据李氏朝鲜铜活字本《精忠录》序跋，“弘治十四年本”于“万历甲申”，即万历十二年（1584）传入朝鲜，万历十三年（1585）李朝宣祖令词臣李山海作序、柳成龙作跋，以铜活字“命芸阁印出”增入“首尾俱有序跋文”的《精忠录》，是为宣祖印本；126年后，李朝肃宗在宣祖印本基础上，“图绘阙像”“又别幅作赞”“题诗卷首”，亲制序文并“作为四卷”，于己丑岁（李朝肃宗李焞己丑岁，公元1709年）印出，此即肃宗印本；60年后，英祖又增入《御制后序》，及分别为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三位忠臣所作《御制永柔县卧龙祠致祭祭文》三篇印出，时为“皇朝崇祯戊辰纪元后三己丑孟夏丁丑”，即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此即英祖印本[59]。大塚秀高认为，增入“武穆像”及“精忠录图”是在1769年[60]，则是误读记载此事的《肃庙御制序》。该序文写作时间为“岁在己丑春正月辛巳序”，为肃宗己丑岁；而于“当宁己丑孟夏”书，即于英祖己丑岁重新缮写，之间相差一甲子，1769年是重新缮写时间而非增入刊刻时间，故其结论有误。朝鲜铜活字本后流入日本和国内，国内国家图书馆及复旦大学图书馆有藏，为图与序跋完整的英祖印本。

此后，《精忠录》再次重刊。正德五年（1510），镇守浙江太监刘璟重修杭州岳飞墓与庙，据李春芳《重刊精忠录后序》，刘璟在“弘治十四年本”基础上增入新的凭吊岳飞的诗作，“躬为厘正而翻刻之[61]，是为正德五年本《精忠录》（以下简称“正德五年本”）。该本未见，嘉靖年间刊刻的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附有《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保存了“正德五年本”的后半部内容，增补的诗文见点校本《精忠录》附录三[62]。

“弘治十四年本”和“正德五年本”，是目前所见《精忠录》在明代最后两次递编重刊，国内未见收藏。这里对其中的缘由稍作解析。众所周知，岳飞故事的广为流传，有赖于其文本的集大成者《说岳全传》，该书由清朝时杭州仁和人钱彩编著，全称《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主要由明人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无名氏《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邹元标编订的《岳武穆精忠传》演变而来，而《精忠录》一书是最初的源头。据朱希祖《郦亭藏书题跋记》载，“乾隆《禁书总目》仅列钱本为禁书，则在乾隆时李、邹二本已鲜流传。”[63]说明在清中期，载有岳飞故事的书籍已成禁书，鲜有流传。这是“弘治十四年本”和“正德五年本”在国内未见收藏的原因所在。需要附加说明的是，在清朝，清庭对岳飞祭祀和岳飞相关书籍的流传也并非一味禁止。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乾隆帝经过汤阴时，“中巡临幸岳忠武鄂王庙，遣官致祭，御制祭文”并作“御制诗”一首[64]。汤阴本地官员并因此趁机重刻了《汤阴精忠庙志》。

这两次刊刻的《精忠录》虽在国内未见收藏，但由于在明中期以后流传较广，被吸收编入不同种类的书。如嘉靖时，李濂辑《朱仙镇岳庙集》十二卷，徐阶辑《岳集》五卷，万历时李桢辑《岳武穆集》六卷，张应登辑《汤阴精忠庙志》十卷，徐缙芳辑《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类编》八卷等。清后期又有黄邦宁编《岳忠武王文集》十卷，冯培辑《岳庙志略》十卷，钱汝雯辑《宋岳鄂王文集》三卷、《宋岳鄂王年谱》八卷等。成书于明晚期及清代的这些和岳飞有关的书籍，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众多版本《精忠录》的体例和内容，在促进岳飞事迹和爱国精神广泛传播的同时，也部分地保存了《精忠录》的内容。

三

结语

《精忠录》是岳飞祭祀史、事迹编纂史和爱国精神弘扬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初刻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厘清该书的编纂和流传过程。《精忠录》一书由河南汤阴县教谕袁纯初编于明景泰、天顺年间，编成时间下限不早于天顺三年七月，编成后受英宗朝政治形势的影响而未刊刻。初编本共有三卷内容，其中出自袁纯之手的有两卷，内容包括在汤阴县创立岳飞精忠庙之事实始末，以及河南本地士大夫歌咏悼念岳飞的诗作。另一卷收录宋元时人咏悼杭州岳飞鄂王墓及庙的诗作，则节录自元顺帝时杭州褒忠衍福寺住持可观所编《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其书与抽印自《宋史》的《岳飞传》一并刊行，影响了此后《褒忠录》及《精忠录》的产生。

成化五年，由汤阴知县尚玑在袁纯初编本基础上，增补岳飞传记著述，和河南本地官员祭悼岳飞的诗作后初次刊刻，是为《精忠录》的初刻本。书中所载岳飞《满江红》词是该词在纸本文献中首次出现，其史源或为立于汤阴岳庙、由庠生王熙天顺二年所书写的石刻。此后《精忠录》在杭州府官员主持下，以成化五年初刻本为基础，增补浙江本地官员诗作并版刻插图，历经多次递编重刊，先后产生成化八年后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和正德五年刻本三个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在万历十二年流入朝鲜，产生宣祖印本、肃宗印本和英祖印本三个铜活字印本。铜活字本之后又流入日本，而国内仅见成化八年后刻本，和复流回国内的铜活字英祖印本，未见收藏成化五年初刻本和弘治十四年刻本及正德五年刻本。

《精忠录》的多次递编重刊，对主持其事的士大夫来说，通过祭祀岳飞、营建祠庙、赋诗撰文，加强了官员交际，彰显了地方文化。明代主持递编《精忠录》的主体，其中心经历了从汤阴到杭州，再到朝鲜的转移，而最早的源头同样是在杭州。在此过程中，汤阴、杭州成为国家礼典认可的岳飞祭祀中心，在宋代以来岳飞祭祀的鄂州、朱仙镇、杭州、汤阴四地格局中，取得核心地位，本地也打上岳飞的深刻印记，其遗风至今犹存。万历时《精忠录》传入明朝的附属国李氏朝鲜，增入朝鲜国王御制序文、词臣序跋，再次以铜活字印出，体现了朝鲜王朝的宗明意识，甚至在明亡后再次刊刻《精忠录》，表现了强烈的思明和中华意识。

《精忠录》内容以岳飞行迹、著述，和身后历朝的褒典、凭吊诗文为主，着力弘扬的是岳飞的爱国精神。岳飞坚决抗金和矢志收复失地的事迹，体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精神，这在其身后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南宋时对岳飞的追封和祭祀，直接起因是孝宗时金朝的再度南侵，和南宋后期面临的来自蒙古的边防压力，宋庭希望通过尊崇岳飞凝聚人心，以抵御外敌。明代在汤阴立庙和编纂《精忠录》的直接动因，同样是当时明庭面临的来自瓦剌的边防压力。这其中，也内涵着华夷之别的意识，如吴讷《褒忠录序略》所谓“愤夷狄滑夏之祸，志欲殄灭以雪其耻”[65]。这对由少数民族入主的政权和统治者而言，有着内在张力，岳飞祭祀和相关书籍在元朝和清朝受压制都是明显的例子。但元顺帝时一改元初以来漠视岳飞祭祀的传统，加封岳飞“保义”之号[66]，以及乾隆帝亲至汤阴岳飞庙并御制祭文，也说明元、清的统治者同样肯定岳飞的爱国精神。对他们而言，其统治下的“中国”已超越一族一姓之私，是代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中国。这也从侧面生动地诠释了多元一体中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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