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古代青瓷》（全二册）

作者：郑建华、谢西营、张馨月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1月

　　本书是首部通史类浙江古代青瓷专著。

　　青瓷是最早的瓷器品种，浙江是青瓷的故乡，也是古代世界主要的青瓷产地。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历史始于夏商之际，从原始青瓷之滥觞，至明清时期龙泉窑衰落，三千余年间，绵延不绝。在几乎贯穿古代中国历史时期的维度内，浙江地区的瓷业产品，始终以青瓷为主流，名窑辈出，蔚为奇观。浙江古代青瓷不仅以高超的工艺技术执青瓷生产之牛耳，而且与境内外的其他区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这种交流，既表现为大规模的产品输出，也表现为烧制工艺的传播与引进，还表现为审美取向与生产组织形式的彼此影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浙江古代青瓷还存在官民两系，既供给民间社会，也满足朝廷需求。正所谓“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

　　浙江古代青瓷窑业遗存至为丰富，不仅代无所缺，而且分布广泛。这些遗存是手工业考古的重要门类——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但是，重要性远不只此。对于历史时期考古而言，城址、墓葬、塔基、窖藏、港口、沉船等，出土（出水）的遗物多为陶瓷，瓷器更是大宗。瓷窑遗址考古实在有着基础性地位。若不能识别窑口，判断年代，掌握瓷器特征之演变，历史时期考古有时可能会寸步难行。瓷器为博物馆常见的收藏品类，浙江省内的博物馆，更是多数以青瓷为大宗，博物馆的研究和展陈，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形。古代瓷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既是一种经济技术行为，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还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因此，瓷窑遗址考古与古代瓷器研究的重要性，还要远远超出考古学本身。浙江青瓷窑址考古与古代青瓷研究，重要性其实无须多言。

　　2019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之“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课题立项，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先生邀约承担“浙江古代青瓷”研究。因深感责任重大，才学不足，甚觉忐忑。斟酌再三后，方才偕同谢西营、张馨月二位，接受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经反复酝酿，我们明确以下思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既有考古与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采用新材料，选取新视角，运用新方法，得出新结论；书稿撰写，有主有次，力求系统性、科学性和创造性。我们以浙江古代青瓷发展历史为主线，划分出滥觞期、成长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等五大历史时期；以官民两系中的“官”为辅线，还原贡瓷、官窑和哥窑的演化历程；以产品输出和工艺传播为次辅线，介绍青瓷流布与技术辐射的范围。我们的论述，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其中又以窑址考古材料为主，文献史料结合使用。我们追求论证的逻辑性，结论的严谨性，对于陶瓷科技考古成果，在有所甄别的同时，尽可能参考借鉴；对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工艺成就，均做专门总结，并注重剖析产品特征与工艺演进的互动关系。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传统的考古学和史学视角外，还采用了工艺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我们特别引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文化传播）的研究方法，分析总结浙江古代青瓷的时代特征、地域特色和窑业体系。

　　一　文化结构与文化圈

　　以往的古陶瓷研究，有着以地域命名窑口的传统，诸如越窑、龙泉窑、定窑、湖田窑之类，均如此。对于这些窑口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内涵，学者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解读，这是一个让人困扰不已的问题。考古学文化分析方法的运用，无疑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但是，窑业及其产品反映的是古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局部，如何既考虑到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又不与事关成果继承的传统完全割裂，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从浙江的实践看，引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这种学术困局的化解。

　　（一）文化结构

　　研究古代瓷业遗存时，产品的胎、釉、装烧工艺、造型和装饰等方面特征，通常是我们的着眼点。这些要素的提炼，堪称精准，但因为缺乏层次分析，要素之间的主次与结构关系往往不甚明晰。有鉴于此，我们将瓷业文化结构分为核心层、中间层和浅表层三个层次。

图1 瓷业文化结构图

　　胎、釉制备处于核心层。古代瓷器生产，胎、釉原料普遍就地取材，选择与配制受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制约，往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旦发生变化，就是革命性的。比如，胎料由单一的瓷石到瓷石加紫金土，釉料由钙釉到钙碱釉，都是涉及核心层的革命性变化。

　　烧成工艺处于中间层。窑炉类型的选择与建造，坯件的装盛与入窑装烧方式、温度与气氛的控制等，会受到工艺传统的强烈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窑炉类型的稳定性最强。诸如明火裸烧到匣钵装烧、垫圈支垫到垫饼支垫、M形匣钵到漏斗形匣钵等，都属于中间层的变化。

　　产品器类、造型和装饰等外化的文化要素，一般来说，通过模仿就能实现跨地域甚至跨时代的传播，与核心层和中间层相比，稳定性最弱，对外部需求和刺激的反应最敏感，变化最快。这个层次属于浅表层。

　　作瓷业文化分析时，最敏感、变化最快的浅表层，自然是首先要关注的对象，但三个层次要系统分析，由浅入深。只有这样，才能梳理、总结出瓷业文化的演变规律和不同瓷业文化系统的特征。

　　（二）文化圈

　　某一窑系的形成，自有其时空范围。这种时间范围，不会是短暂的时段，而是有着历史跨度的。一个窑系的空间范围，往往包括中心区和外围区，有时还有辐射区。中心区内，必定有一个或若干个核心区。

图2 瓷业文化圈示意图

　　中心区尤其是核心区的瓷业文化特色，常常比较单一，保持着较强的“纯正性”。从核心区向外，中心区到外围区，瓷业文化的纯正性依次递减，离核心区越远，纯正性越弱。外围区的窑场，数量和密集度低于中心区，多数情况下产品质量也要稍逊一筹，有时还会与其他窑系甚至瓷系的窑场形成交叉或重叠。在这种交叉或重叠区域，该窑系的文化因素会逐渐被外来瓷业文化抵消或吸收。如果该窑系的文化传播力强劲，还会产生“溢出效应”，在远离中心区的区域，出现产品与其相似的窑场，是为辐射区。

　　界定窑系的时空范围，还应在瓷业文化结构和文化传播分析的基础上，将时间跨度、自然和人文地理、历史背景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古人的生产力水平、克服自然地理空间限制的能力，与当今世界不可同日而语。瓷器的生产和输出，又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和山河水系条件。自然地理因素对窑场集群形成的强大约束力，天然存在。中国古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多顺应山形水势和自然地理边界，年代越早，越是如此。在长期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在某一地域、特别是某一行政区域内，若无外力触动，人口构成与社会结构，生业状况和人文传统，常常有着较强的稳定性，因此，不同地域会形成不同的人文地理特色。一般来说，行政区划、特别是州府一级的行政区划，保持基本稳定的时间越长，该地域的人文地理特色会越鲜明。某一窑系的兴起，总是在某种历史背景下，发生在合适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而伴随其发展历程的瓷业文化特色的形成，自然有着来自民间和官方需求的影响，同时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但是，发挥打底和绘形的关键性作用的，主要还是所在地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

　　从浙江的研究实践看，窑系核心区的边界比较明晰；中心区的范围虽然与历史上的州府界划大体相合，但边界没有核心区那么清晰；外围区的边界往往是模糊，或者与其他的文化圈犬牙交错的。至于辐射区，不仅瓷业文化面貌与中心区多有差异，在自然和人文地理上亦无关联，属于远离中心区的飞地。

　　二　历史分期

　　主要基于文化结构分析，可以将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历史概括为三个“代表”时期，两个“主导”时期。从瓷业文化体系看，可分为原始青瓷代表时期、越窑代表时期和龙泉窑代表时期。从青釉类型看，前两个时期以钙釉（薄釉）为主导，后一时期以钙碱釉（厚釉）为主导。具体说来，又可划分为五大历史时期，其间，工艺技术形成了四个高峰，生产中心经历了三次地理转移。

图3 浙江古代青瓷历史分期图

图4 浙江古代青瓷生产中心转移示意图（地图来源：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网站）

　　（一）滥觞期

　　从陶到瓷，是陶瓷工艺史上的一次大跨越。夏商之际到东汉早中期，是浙江古代青瓷、实际上也是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瓷器生产的滥觞期。夏商之际，在浙北的东苕溪流域，先民们率先成功烧制出原始青瓷。原始青瓷出现，晚于印纹硬陶，不仅是在其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常常与其同窑共烧。春秋末至战国早中期，原始青瓷工艺达到巅峰，形成了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第一个高峰。

图5 商代原始青瓷双耳尊（长兴博物馆藏）

图6 战国原始青瓷兽面鼎（余杭崇贤老鸭桥出土）

　　此后，虽然质量不复既往，但原始青瓷的工艺传承并未中断。所谓的秦汉“高温釉陶”，与商周原始青瓷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瓷业文化结构的浅表层，核心层和中间层的工艺要素无实质性变化，因此，仍然可以归入原始瓷的范畴。

　　随着时间的推移，浙江的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生产不断扩散，总体走向是，从钱塘江以北的东苕溪流域向钱塘江以南的浦阳江和曹娥江流域扩散，这与于越的活动范围在北方势力的挤压下不断南移，趋势是一致的。原始青瓷生产工艺的巅峰时期，正是越国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

　　（二）成长期

　　东汉中晚期到初盛唐时期，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成长期，其中，三国两晋时期的工艺水平最高，此为第二个高峰。

图7 越窑熏炉（奉化东汉熹平四年墓出土）

图8 越窑狮形烛台（新昌西晋元康九年墓出土）

　　以成熟青瓷的成功烧制为始端，以越窑为代表，早期青瓷生产体系逐渐形成，生产中心完成第一次地理转移——从浙北的东苕溪流域转移到了浙东上虞的曹娥江流域。除越窑外，浙北（德清窑）、浙西金衢盆地（婺州窑）和浙南(瓯窑)等地域，也生产青瓷。这些地区的青瓷，基本面貌与越窑相似，但程度不同地各具特色，其中德清窑的黑釉瓷占比较高。

　　从夏商之际到东汉中晚期，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唯有浙江境内，窑业技术传承脉络清晰，生产体系完备。完整的瓷器发明历程，始于浙江，成于浙江。作为瓷器的发明地，浙江实至名归。

　　（三）发展期

　　盛唐至两宋之际，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大发展时期。在此期间，越窑进入中期发展阶段，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工艺水平迅速提高，在“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中，牢牢占据了“南青”的主导地位。生产中心的第二次地理转移——从上虞曹娥江流域到慈溪上林湖地区，于本期完成。晚唐至北宋早期，浙江古代青瓷生产进入第三个高峰期，这也是越窑秘色瓷烧制的黄金时期。

图9 唐越窑八棱净水瓶（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10 北宋越窑盆（内蒙古多伦辽统和十一年萧贵妃墓出土）

　　北宋中晚期，越窑逐渐衰落。这种衰落，并非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的急转直下，而是伴随着生产中心从上林湖地区向周边和更广阔区域扩散、转移，逐步衰退。转移的主要走向是，从浙东的宁绍地区转向浙西南的瓯江上游。在此过程中，居于两大区域之间的台州地区，作为地理上的中间跳板，充当了产业转移的主要中转地，在窑业技术交流融合方面担当了关键性角色。龙泉窑在浙西南地区的崛起，端赖于此。

　　发展期浙江境内其他区域的青瓷生产，无不受到越窑的辐射和影响，浙西南（龙泉窑）如此，浙南（瓯窑）、浙西（婺州窑）也如此。越窑的工艺技术影响，超出了今天的浙江境域，波及中国南北，远播朝鲜半岛。

　　（四）鼎盛期

　　南宋至明代早中期，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鼎盛期，也是最富活力的时期。以本土的越窑技术传统为基底，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来的乳浊釉青瓷工艺，龙泉窑和南宋官窑均烧制出了工艺水平登峰造极、富有特色的乳浊釉青瓷，其中，多次施釉的薄胎厚釉青瓷工艺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图11 南宋龙泉窑凤耳瓶（浙江松阳博物馆藏）

图11 南宋龙泉窑凤耳瓶（浙江松阳博物馆藏）

图12 南宋官窑折肩瓶（老虎洞窑址南宋层出土）

　　以紫金土制胎、钙碱釉施用、素烧技术推行、支烧方式变革为主要标志，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产品面貌一新。继秘色瓷之后，粉青釉青瓷成了又一种高端青瓷的代表作。由此，青瓷生产的第四个高峰，于南宋中晚期到元代早期形成。发展期就已开始启动的生产中心的第三次地理转移——从浙东宁绍地区到浙西南瓯江流域，于本期最终完成。

　　南宋早期，越窑步入晚期阶段，经历低岭头类型短暂的复兴以后，生产历史迅速终结。龙泉窑在续接越窑的辉煌的基础上，元代达到生产规模顶峰。在浙江古代青瓷的鼎盛时期，中国南北各地名窑林立，龙泉窑作为青瓷窑系的杰出代表，独占鳌头。龙泉窑工艺技术系统，在浙江境内的青瓷窑场可谓一统天下。浙江以外，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均有仿制龙泉窑青瓷的窑场；海外的日本、东南亚和中东地区，也竞相仿造，影响所及，龙泉窑几乎成了中国青瓷的代名词。

　　（五）衰落期

　　明代中晚期至清代，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衰落期，硕果仅存的青瓷窑体系——龙泉窑谢幕。这一时期的龙泉窑，规模急剧萎缩，窑场偏于龙泉及其附近的一隅之地，生产中心逐渐转移至庆元县的竹口溪流域，产品质量几乎呈断崖式下降。

图13 龙泉窑三足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浙江省博物馆藏）

　　与此同时，非浙江本土传统的青花瓷业兴起，甚至在龙泉窑的中心区，还出现了青瓷与青花瓷同窑共烧现象。

　　目前已知，瓷窑遗址几乎遍布浙江全境，除未见于平原水乡嘉兴，鲜见于海岛舟山外，其余9个设区的市及其所辖多数县（市、区）均有发现。青瓷之外，古代浙江还生产过青白瓷、黑釉瓷、彩绘瓷、窑变釉（乳浊釉）瓷、青花瓷等多种瓷系产品。

　　三　窑系与地域

　　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在原始青瓷阶段以后，分别被越窑和龙泉窑两大瓷业文化系统主宰。越窑和龙泉窑两大窑系的中心区，分别与历史上越州、处州的范围大体吻合。

　　早期越窑以上虞曹娥江流域为核心区。

图14 早期越窑文化圈示意图（地图来源：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网站）

　　中期越窑以慈溪上林湖一带为主核心，以宁波东钱湖和上虞曹娥江流域为次核心。

图15 中期越窑文化圈示意图（地图来源：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网站）

　　这些区域都在曹娥江、余姚江、甬江水系范围内的浙东地区，唐开元年间明州析置以前，均属越州辖境。中心区的瓷业文化面貌相当纯正，堪称“青一色”。在中心区附近和周边，同时期的青瓷生产，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中心区的影响，形成了外围区。外围区的瓷业产品特征与中心区程度不同地存在差异。晚期越窑窑场仅见于慈溪古银锭湖片区。

　　龙泉窑的情形与越窑类似。龙泉南区和龙泉东区为双核心，地域涉及龙泉、庆元和云和三县（市），均分布于浙西南瓯江流域上游，历史上都为处州所辖。中心区的瓷业文化也可谓“青一色”，只不过南宋时偶有黑釉瓷点缀，明清时期，龙泉窑烧制历史即将谢幕时，青花瓷的文化影响抵达。由于龙泉窑的文化传播力更加强劲，外围区的范围更加广大，该区域内青瓷文化的同一性更加明显，与中心区的趋同性也更加突出。但在外围区内，存在龙泉窑系青瓷窑场与其他瓷窑系窑场重叠或杂处的同样。

图16 龙泉窑文化圈示意图（地图来源：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网站）

　　宋元时期，在浙闽赣三省毗邻区域，曾经形成青瓷、青白瓷和黑釉瓷三大瓷业文化圈交叉重叠的壮观景象。

图17 宋元浙赣闽瓷业文化圈交汇示意图（地图来源：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网站）

图18 德清窑、婺州窑、瓯窑区域示意图（地图来源：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网站）

　　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各自在一定的地域内、某些历史时期，生产过具有一定特色的产品，但与越窑和龙泉窑相比，自身主流文化特色不够鲜明。

　　四　官民两系

　　从产品的供给对象看，浙江古代青瓷存在官、民两系。

　　毋庸置疑，浙江古代青瓷窑场大多数属民营性质。与黄河流域窑场主要满足境内需求不同，与福建和岭南地区宋元及其以后的窑场大量生产外销瓷也不同，以越窑和龙泉窑为代表的浙江古代青瓷生产，总体上兼顾境内和境外两种市场。

图19 北宋越窑盏（印尼井里汶沉船出水）

图20 元龙泉窑荷叶盖罐（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出水）

　　浙江古代青瓷工艺水平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提高，无疑与市场需求刺激密不可分，来自官方需求的直接推动作用，更是不可小觑。

　　早在商周时期，浙江出产的部分原始青瓷，可能就已经是贡品。六朝时期，早期越窑也很有可能曾经烧制贡瓷。制度性贡瓷，唐代已有，确凿无疑。中晚唐及其以后的贡瓷，主要通过贡赋体系，由以越窑和龙泉窑为主的民营窑场烧制。至迟晚唐时，烧制贡瓷的窑场就有“贡窑”之称。

图21 唐光启三年“贡窑”铭墓志罐（上林湖出土）

　　贡瓷的烧制，有来自官方的不同形式的监管，但多数情况下，贡瓷不是监管的主要或唯一目的。

图22 吴越国“省瓷窑”务都勾押官俞府君墓志（宋开宝三年）

图23 越窑委角套盒（杭州五代天福七年钱元瓘墓出土）

图24 越窑鼎式炉（寺龙口窑址南宋地层出土）

图25-1 南宋越窑系玻质釉青瓷龙纹盘（临安城遗址出土，西湖博物馆总馆南宋官窑馆区藏）

图25-2 南宋越窑系玻质釉龙纹青瓷盘（临安城遗址出土，西湖博物馆总馆南宋官窑馆区藏）

　　烧制贡瓷的窑场，亦非全属纯粹的民窑。吴越国官窑、南宋早期的余姚官窑和临安府官窑，都曾经制瓷贡进。这些窑场具备官窑和贡窑的双重身份，前二者因为采取“官民合作”的运营方式，实际上同时具备官窑、贡窑和民窑的三重属性。在古代浙江地域，由朝廷直接运营管理、产品自用的所谓中央官窑，确定的只有位于都城临安的南宋官窑。

图26 南宋“修内司窑”铭荡箍（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

图27 南宋官窑簋式炉（乌龟山窑址出土）

　　明代龙泉御器厂，可能采取的是“央地”共管方式，产品也并非全供朝廷自用。

图28 明龙泉窑碗（大窑枫洞岩窑址TN16W3⑦：14）

图29 明龙泉窑壮罐（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说到底是官窑的衍生品，是仿官→哥窑→仿哥这种文化风尚的阶段性产物，年代属元代，窑场性质为民窑。

图30 元乳浊釉青瓷贯耳瓶（上海任仁发家族墓出土）

　　本书系统梳理了浙江古代青瓷的发展脉络，对各时期、各阶段青瓷的窑场分布、发展轨迹、产业兴衰、产品特征、工艺成就等，做了尽可能完整的呈现。对于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诸如原始青瓷工艺曾否中断、越窑历史时期与阶段的划分、越窑与龙泉窑的承接转换、乳浊釉青瓷的渊源流变、龙泉窑的起始年代、龙泉窑黑胎青瓷的性质、贡瓷与置官监窑、龙泉窑和老虎洞窑与哥窑的关系、明代龙泉窑是否存在御器厂等，均阐述了我们的认识。与此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并予以论证，诸如越窑衰落与产业转移相伴随、秘色瓷含义有“两个不一样”、龙泉窑淡青釉与翠青釉青瓷有共存期、吴越国官窑是具有一定垄断性的官营手工业、余姚官窑运营采取官民合作方式、南宋官窑设立以临安府官窑为基础、南宋官窑系青瓷工艺历经三阶段演进、哥窑缘于“仿官”风尚等。

　　浙江古代青瓷，历史久远，遗存丰富，海内外的发现既多且广，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资参考者甚多，研究课题要想达成理想目标，殊属不易。加之学力不济，又有课题时限，难免有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之憾。虽如此，依然期待本书对读者诸君略有助益，期待考古界、史学界、博物馆界、工艺美术界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陶瓷鉴赏等领域的人士批评指正。

　　书稿撰写采取合作的方式，执笔分工如下：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至第三节、第五节，第五章第一至第四节、第六节，第七章，郑建华；第二章，张馨月；第三章，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五节，第六章，第八章，谢西营。全书框架构思和统稿工作由郑建华负责。（本文的部分内容，曾以《浙江古代青瓷综论》为题，发表于《文物天地》2022年第11期）

专家推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任世龙

　　《浙江古代青瓷》依托考古成果，借助古陶瓷研究科技数据，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厘清浙江古代青瓷发展的脉络及其生产管理体系，总结其历史成就，是一部难得的学术专著。就其课题设计和形成的学术成果而言，堪称格局宏大，结构严谨，论述系统，逻辑严密。不仅是浙江古代青瓷研究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也可以说是陶瓷窑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新的分支学科以来，浙江瓷窑址考古异常活跃，新成果不断涌现的一次科学总结，可谓新刻度、新标杆。

　　基于考古学文化分析的“瓷窑”和“窑系”，如何与历史上传统的瓷窑概念相衔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该书作者引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文化传播）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把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历史明确地划分为滥觞期、成长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五大历史阶段，并以“原始青瓷”“越窑”“龙泉窑”为三个代表时期，以钙釉（薄釉）和钙碱釉（厚釉）为两个“主导”时期，具有独到见解和深厚学养，观点新颖。

　　在浙江青瓷历史研究领域，该书论者结合历史上的贡赋体系，将浙江古代瓷业的生产经营性质区别成民窑、贡窑和官窑三种类型，且特别就“贡窑”和“官窑”两类窑业系统进行了深入系统、精深独到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并作出了逻辑严密的详尽论述，其研究成果堪称古瓷研究的一种典范。

　　该书把瓷业文化结构区分出“核心层、中间层、浅表层”三个层次，又在“窑系”时空范围的划定中，划分出“中心区、外围区、辐射区”，并指出窑系界定应在瓷业文化结构和文化传播的分析基础上，将时间跨度、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背景诸多因素综合考虑。在具体论述中推出了“越窑”和“龙泉窑”两个代表性窑业系统，兼论其他的窑业遗存。对于学界长期关注的许多问题，也做出了精彩的论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陈元甫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而浙江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也是古代世界主要的青瓷产地，浙江古代的青瓷生产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本书抓住了这一古代浙江人民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作出最大成就和独特贡献的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对于历史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促进作用。

　　本书以第一手考古成果为依托，梳理历史文献，借助古陶瓷科技成果，对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觉的梳理、研究和总结。资料全面、翔实、丰富、可靠，研究深入细致，是目前第一部系统地整理、研究、总结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发生发展历程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全面反映浙江古代青瓷生产水平的高水准学术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书的公开出版，对于反映和展示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发展历程和历史成就，凸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研究视野开阔，对当前本领域的研究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和足够的把控能力。思路清晰，逻辑严密，使用资料准确充实，研究方法科学适当，学术结论有理有据。对目前尚有异议的一些主要学术问题，都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研究后的观点。有些观点显得视觉独特，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本书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或系统理论观点，例如，提出需引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文化传播）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窑和窑系问题。再例如，认为杭州老虎洞窑和乌龟山窑的早期早段产品，都可能曾是南宋朝廷正式设窑之前的临安府官窑产品，以此可厘清老虎洞窑和乌龟山窑早期乳浊釉产品的工艺技术来源和两窑之间的早晚关系等问题。这些鲜活而有特色的研究思路与观点，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学术价值颇高，是突出的亮点之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胡继根

　　浙江古代青瓷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更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浙江研究古代青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浙江是我国乃至世界青瓷发源地，在业界享有“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的美誉。围绕浙江古代青瓷的各种研究专著和论文数不胜数，但这些研究和争鸣多着眼于某个窑系或某个问题的探讨，鲜有宏观层面的论述。《浙江古代青瓷》以其全面、系统的特点弥补了这一缺憾，填补了浙江青瓷系统研究的空白。

　　本书的结构新颖独特。全书以越窑和龙泉窑为主干、以同一时期不同的窑系为支脉；以科学的考古资料为主、经过考证的文献资料为辅，全面系统、繁简有序地阐述了浙江古代青瓷的发展轨迹，各窑系的文化特征及相互关系，既照顾了传统意义上的窑系，又不纠缠其中。为今后编写浙江青瓷史提供了新的视野、构建了良好的框架。

　　以考古学文化分析方法研究古代窑业遗存，是该书又一创新之处。以文献为依据命名窑口，以行政区域划分窑系，以造型和装饰等作为产品的研究对象，是传统古陶瓷研究的主要方式。而文献记载常常不够全面，行政区域也时有变更，造型和装饰则是审美情趣的主要反映，凡此种种，既阻碍了研究的进展，亦使许多问题纠缠不清。本书以考古学的分析方法，将窑系的确立标准归纳为核心层（胎釉特征）、中间层（烧成工艺）、浅表层（造型装饰），将不同窑系的分布区域划分出核心区、中心区及外围区，从而抓住了各窑系的本质、分布层次以及彼此的影响等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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