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保存有近千件宋元禅僧的墨迹，这些墨迹是中日禅者对话的产物。东传日本后，首先作为寺院宝物被珍藏；16世纪以后，作为日本茶人与禅僧对话的媒介，成为抹茶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明治维新以后，成为“数寄者”的收藏品；随着20世纪前期各类文化机构的创立，这些墨迹成为人们鉴赏与研究的对象。这一过程生动地表明：日本藏宋元禅僧墨迹既是文化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并成为特定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探寻以宋元禅僧墨迹为代表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之背后深藏的本质与规律，乃是我们理解与把握中日文化交流、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乃至人类人明史的有效进路。

在日本的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寺院以及个人收藏者的藏品中，有大量宋元禅僧的墨迹。对此，日本学者曾进行过比较全面的搜集与整理，在此基础上，有关墨迹的作者群、墨迹与日本茶道的关系、墨迹的书法艺术等研究也颇有成果[1]，然而，对于墨迹在日本的流传经纬尚缺乏全面细致的梳理，对墨迹在日本传播现象反映出的中日文化关系更有待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日本藏宋元禅僧墨迹的形成与传播过程，探讨其反映的文化现象及文化意义。

一、墨迹的诞生：宋元时期禅者间对话的产物

宋元时期，中日官方虽无外交关系，民间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却是十分活跃，尤其是日本僧人的来华，颇为引人注目。现有研究表明，北宋时期有名可查的来华日僧约为32人[2]，南宋时期为180人[3]，元代则激增至300余人[4]。北宋及南宋早期，来华日僧多为天台宗、真言宗、律宗以及净土宗的僧侣，到了南宋中晚期，随着禅宗东传，来华日僧已多为学禅而来。这些僧人“旅居中国往往一、二十年。研究佛学（主要是禅学），兼及儒学、汉诗文学、书法、绘画、建筑、印刷等各种学艺。” [5]在他们归国的行囊中，除了佛经典籍、佛具法器，还有不少中国僧人的墨宝，这些墨宝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法语、诗偈、赞语、序跋、印可状、疏、道号偈、碑铭等，有的是师僧道友专为他们所作，有的则与他们并无关系，只因是祖师高僧的手迹而被他们视若珍宝。

除了日本僧人来华，宋元禅僧赴日也是一道颇为亮丽的风景。南宋晚期，开始有中国禅僧东渡日本。目前已知的宋元时期赴日僧人至少有26名，包括宋僧11名、元僧15名。他们在赴日前后与日本僧俗交往密切，留下了颇多墨宝，亦是今天日本藏宋元禅僧墨迹的重要组成部分。

接下来，我们将着重探讨墨迹在中日僧侣交往过程中的形成方式。

（一）以笔代舌

据《宋史·日本传》记载，北宋时期来华的日本僧人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6]。径山寺首座明极楚俊曾为到访的日本文上人写过一则法语，其中有云：“僧从异国来，远访瑞云顶。语音殊未谙，道理却能省。”[7]。皆明言来华的日僧不会说汉语。即使有留学经历的日本僧侣，归国时也未必能掌握华言。例如，曾于淳祐四年（1244）入宋参学的上野长乐寺（位于今群马县）住持一翁院豪（1210-1281）在回国后给赴日僧无学祖元的信中写道：“但语音不通，不能细叙委曲，今托笔舌，略申大概。”[8]以上记录说明，初到宋元的日本僧人与当地人的交流多数情况下还是需要依赖笔谈。

图1：明极楚俊禅师顶相 日本岳林寺藏

至于赴日的宋元僧侣，大多是应邀前往，出国前几乎没有学习日语的经历，与日本僧俗的交流一方面依靠身边的侍者（多是有留学经历的日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笔墨往来。例如，天历二年（1329）应邀赴日的径山寺首座明极楚俊（1262-1336）在博多（位于今福冈市）停留期间，与当地守护大友贞宗（？-1333）有过短暂的接触，他在日后寄给贞宗的两首诗文中提到了自己初到日本时面临的语言困境：“万里凌波到岸时，民音国语未谙知。但闻口里吧吧说，不解言中历历辞。”进而提到了两人交往的情形，所谓“客舍邻居未久时，缔交来往熟相知。通心吾以笔传舌，领意君将眼听辞”[9]。从中可知，明极楚俊一行人在博多停留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与大友贞宗往来颇多，言语不通的两人通过笔谈的方式进行交流，竟至相熟相知的程度。

图2：明极楚俊禅师墨迹 《与禅林振首座赋》 

日本根津美术馆藏

遗憾的是，对话的笔谈手稿留存甚少，目前所知的仅有至元十六年（1279）五月赴日的无学祖元（1226-1286）与其弟子高峰显日（1241-1303）的一段问答语，形成于弘安四年（1281）显日赴镰仓建长寺拜访祖元之时，目前仅存残篇三件，皆被日本政府认定为“重要文化财”。

第一件内容如下：

图3：图片引用自《禅林墨迹》

（祖元曰：）但来相叫老汉足矣，何必有重费，使我不安。（显日曰：） 显日特来礼拜和尚，更不采一茎菜，不费一粒米，供养和尚去。（祖元曰：）老汉老饕承供养，鼻下一坑深万丈。横吞罗汉竖吞佛，却道今日欠盐酱。[10]

第二件内容如下：

（祖元曰：）你且来。（显日曰：）已方丈里吃茶了。（祖元曰：）汝只可借路去，不可借路来。（显日曰：）步步无踪迹。（祖元曰：）老僧要汝出草。（显日曰：）山顶涧底，一见便见。（祖元曰：）汝一期如此，他日有悔在。（显日曰：）庆快平生是今日，谁言千里赚吾来。[11]

图4：日本京都大相国寺藏

第三件内容如下：

（祖元曰：）我要你在此伴我三两月，老怀方快活。（显日曰：）敬随和尚贵命，虽然，争如杖策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祖元曰：）非此之谓也。我年老心孤，要真正知心暖（后脱）。[12]

图5：日本京都大相国寺藏

上面三段对话生动地体现了祖元接引弟子的方式，既有活泼幽默的机锋相辩，又洋溢着浓厚的师徒情谊，也透露了身在异国的祖元老年孤独的心境，值得细细品味。

（二）以言相赠

除了笔谈，宋元僧人也常常赠日僧以墨宝，既有主动赠与，也有应日僧之请而作，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赠日僧开示法语或偈颂，宣说禅理禅意；2、赠日僧道号，并作偈说明其含义，也有以日僧原有道号为题，作偈述其深意；3、在日僧结束学业归国，或前往他处游历时，以“饯别偈”相赠；4、应日僧之请，为其师僧道友之墨迹、语录、诗文集、画像等题写序跋、像赞；5、为开悟的弟子书写印可状。凡此种种，笔者曾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13]，这里仅举中峰明本写给远溪祖雄的两则墨迹略作说明。

中峰明本（1263-1323），元代临济宗禅僧,高峰原妙（1238-1296）法嗣。长年隐遁江湖，拒绝住持大寺，所住之处，皆名“幻住”，晚年主要在杭州西郊的天目山幻住庵弘法，以深厚的佛法修证、高洁的道德情操受到世人的尊崇，被誉为“江南古佛”，声名响彻海内外。元代来华的日本僧人中，至少有21位曾随他参禅，并有7位成为其嗣法弟子[14]。据笔者初步调查，现藏日本墨迹中，据说是中峰明本所书者至少有49件，包括法语、偈颂、像赞、尺牍等，其中，有两件是他给日本弟子远溪祖雄的法语和像赞。

图6：中峰明本顶相 日本福岡聖福寺藏

远溪祖雄（1286-1344），大德十年（1306）来元，随明本参禅开悟，十年后嗣法归国。回国后，他效仿师僧，先在筑前（今福冈县）某岩穴潜居十余年，后回家乡丹波（今兵库县）瑞岩山筑草庵隐修，四方僧俗慕名而来，草庵渐成大刹，便是今天的高源寺。

日本人编纂的《天目明本禅师杂录》（约完成于1769年）中有题为“示雄禅人”的法语四则[15]，其中第一则法语的手稿现藏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比《天目明本禅师杂录》所收法语多了“老幻明本书”的落款。在这则法语中，明本指导祖雄以“四大分散时向何处安身立命？”提起话头，参话头要做到“不断头、蓦直做、向前去”，进而告诫祖雄参禅“第一须是放得从前知见解会底禅道佛法净尽；第二须把生死大事顿于胸中，念念如救头然，若不顿悟，决定不休；第三须是作得主定，但是久远不悟，都不要起第二念向外别求” [16]，以十分平实透彻的语言帮助祖雄树立正信正见。

明本还曾将自赞顶相付与祖雄，以示印可传法。该顶相现藏祖雄开山之高源寺，赞语内容如下：

破情裂识，知雄守雌。笑瞿昙尚存诸见，嫌老氏犹带群疑。争似渠侬单提所，参话当处绝玄微。绳床终日坐堆堆，谁将佛法挂唇皮。风前有问明何事，笑指春潮涨远溪。

远溪雄上人求赞幻相云。天目山幻住道者明本书。

老氏有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之说云。[17]

图7：中峰明本顶相 

日本高源寺藏

此赞未见于《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九《自赞》。明本从远溪祖雄的法名中联想到老子《道德经》“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之说，以诙谐幽默的语言诉说禅理，一位得道高僧清逸随和的形象跃然纸面。

（三）诗偈唱和

元明时期的中日禅林，诗文唱和之风颇为盛行。笔者曾介绍过中日僧人在天历二年（1329）东渡扶桑的海途中以“洋中漫成”、“苦无风”、“祷风”、“喜见山”、“过碧岛”、“到岸”为题所作的三十余首唱和诗[18]。此处再举一则月江正印与日僧友山士偲的唱和之作。

月江正印，生卒年不详，元代临济宗僧，虎岩净伏法嗣。俗姓刘，自称松月翁。连江（在今福建福州）人。曾住持今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多所寺院，包括位列五山十刹的湖州道场寺和宁波阿育王寺等。有《月江正印禅师语录》三卷行世。月江正印声名享誉日本，是日僧来华后参学的主要对象。据笔者初步调查，现藏日本的墨迹中，据说由他撰写的墨宝至少有28件。

友山士偲（1301-1370），日本临济宗禅僧，南山士云（1254-1335）法嗣。俗姓藤原，道号初为“友云”，后改为“友山”，山城国（今京都府南部）人。日本嘉历三年（1328）来元，随月江正印、南楚师说等人参禅，至正五年（1345）归国。后历住甲斐国净居寺（在今山梨县山梨市）、京都的安国寺、东福寺、临川寺等。有语录《友山录》三卷行世。

据《友山和尚传》记载，友山士偲初到月江正印门下时，月江正印已退隐松江真净寺，士偲以一偈相呈，文曰：

士思九拜上

圣谛分明自廓然，不拘梵语与唐言。华鲸吼破霜天晓，玉兔挨开碧海门。

鹫岭真机全漏泄，少林密旨许谁论。因思当日永嘉老，一宿曹溪达本源。

见此偈，正印即以一偈相和，文曰：

山河大地本天然，何用千言与万言。拈却新罗并渤海，倒骑佛殿出三门。

风头稍硬难回互，煖处商量就计论。三十乌藤轻放过，要知一滴出曹源。

松月老比丘正印迅笔奉酬友云藏主一笑[19]

图8：图片引用自田山方南编『續禪林墨蹟』 

日本常盘山文库藏

书有诗偈的手稿被士偲带回日本，现藏日本神奈川县镰仓市常盘山文库，1959年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文化财。这则唱和偈指出了禅宗是帮助习佛之人开悟的最高法门，同时，揭示了禅宗所追求的“本来面目”并不在语言和文字之中，不论梵文、汉语，都只是作为表达途径的方便，并非是究竟，作为究竟的“鹫岭真机”“少林密旨”都必然要通过自我思想的省悟实现。

（四）书信往来

除了面对面的交流，中日禅林间的书信往来也比较频繁，只因书信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保存下来的并不多。现存书信的往来情况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宋元僧人写给归国后的日本僧人；二是从日本归国的宋元僧人写给日本的道友弟子；三是宋元僧人写给日本未曾谋面之人。

第一种情况相对较多。既有师僧与日本弟子的书信往来，也有同门道友之间的鸿雁传书。其中，颇值得关注的是无准师范与日本弟子圆尔的往来信函。

无准师范（1178-1249），破庵祖先（1136-1211）法嗣。四川梓潼（今绵阳市梓潼县）人。自嘉定六年（1213）始，先后住持明州清凉寺（在今浙江宁波）、镇江府焦山普济寺（在今江苏镇江）、庆元府雪窦寺（在今浙江奉化）、阿育王寺、临安府径山寺（在今浙江杭州）等。有《无准师范禅师语录》五卷、《无准和尚奏对录》一卷存世。

圆尔（1208-1280），别名辩圆，骏河（今静冈县一带）人，日本嘉祯元年（1235）来宋，随无准师范参禅，淳祐元年（1241）归国。归国后不久，圆尔受请担任博多崇福寺开山住持，他致函师范告知了此事，师范在回函中表达了“慰喜”之情，并告诉他“既为主法人，当行平等慈，以接来学”，要“专于方丈之职”，“亦当时时自警”，同时，付与他“锦法衣一顶”[20]，“以表付授不妄”[21]。次年（1242）秋，圆尔应请担任博多承天寺开山，他亦将此消息写信告诉了师范，并请后者为寺院题写大字。师范接到书信后，欣然提笔，亲书“承天禅寺”及诸堂额、牌匾大字[22]，并在回函中亲切地写道：“所言大字一一写去，又恐寺大而字小，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后便寄声，又当书去矣。”同时，提到了径山寺遭遇火灾之事[23]。

图9：无准师范笔 日本京都东福寺藏

闻此消息，圆尔向侨居日本的临安商人谢国明求助，后者为此筹集到千枚板木，以助径山重建。板木运达宋土后，师范致函圆尔表示感谢，并告知板木运达的具体情况，同时，提到“尝闻日本教律甚盛，而禅宗未振，今长老既能竖立此宗，当一一依从上佛祖，所行无有不殊胜矣”[24]，鼓励圆尔将禅宗在东瀛发扬光大。日本宽元元年（1243）八月，收到师范信函和法衣的圆尔提笔回函，首先，言及自己留学期间承蒙师范“开示方便”，从此“时时自警”；继而，提到收到师范来信后，“百拜启读，怀仰不已”，并对师范特赐锦袈裟一顶，“感激之私，铭纂肌膂”；最后，报告承天寺“自去岁八月始起，今年一周圆备”。[25]翌年（1244），迁任京都东福寺的圆尔又托印上人给师范带去了信函和宝塔，得此喜讯，师范在回信中表达了“（圆尔）住四名刹，安众行道，殊慰老怀”，期待他“力弘此道，使一枝佛法流布于日本”，告诫他“只贵始终一节，介然不改耳” [26]。

第二种情况不是太多，因为宋元僧人赴日后，大多终老日本，归国者除去一些不知名者，所知仅有两人：兀庵普宁（1197-1276）和西涧子昙（1249-1306）。前者也是无准师范的嗣法弟子，他于景定元年（1260）东渡日本，住持镰仓建长寺，日本文永二年（1265）返宋。后者于咸淳七年（1271）赴日，七年后归国，元大德三年（1299），伴随元使一山一宁再次赴日，日本德治元年（1306）示寂。两人归国后，皆与日本方面保持着联系。目前所存墨迹中，有四通是兀庵普宁写给日本道友及弟子的信函[27]，另有一通是至元十七年（1280）寓居净慈寺的西涧子昙写给日本梦庵道契藏主的长函，现藏五岛美术馆，1952年被认定为“重要文化财”。兀庵子昙在信函中除了问候对方的情况，也汇报了自己的近况，特别提到“天童、育王皆为火废”、“浙东气象，萧索不如旧日”，表达了自己想再度赴日，且“不复有再归之愿”的心情[28]。

图10：西涧子昙禅师墨迹《与梦庵尺牍》 

日本五岛美术馆藏

第三种情况也是少数，颇具代表性的是中峰明本写给大友贞宗的回函[29]。丰后国（今大分县大部分地区）守护大友家族历代信奉禅宗。大友贞宗（直庵居士）一方面通过入元的贤禅人送给中峰明本信函和砂金，另一方面托入元的日僧无隐元晦请求中峰明本赠与顶相及自赞。明本在给他的回函中感谢后者赠送砂金，并答应了后者的请求。

图11：中峰明本禅师墨迹《与大友直庵尺牍》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综上所述，墨迹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它的形成过程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十分具体且生动的文化交流图景，在这一图景中，有或为弘法，或为求法，不畏海波之险，往来于中日间的两国僧侣，有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引异国学僧的中国高僧，他们彼此间以诚相待、以心相交，在对话和交流中加深理解、加强情感，这是佛教的平等心和慈悲心使然，也是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包容性以及中华民族一贯的亲仁善邻、礼尚往来之处世之道的必然。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