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章太炎是一个难以忽视又与众不同的人物。辛亥革命胜利后他旋即回国，投身到了议会政治的大潮中，组建中华民国联合会，领导在保守派别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统一党，与不同阵营的关键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章太炎的政治行动都广受质疑。他不认同代议制和议会政治，却热心于政党活动；在辛亥以前是革命派的意见领袖，辛亥之后却频频站在同盟会的对立面，一度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却最终因反袁被幽拘数年。一次又一次的顿挫与妥协似乎构成了章太炎的政治参与，尤其是政党活动的底色，但这是否说明章太炎在政治上是短视而肤浅的？章太炎对议会制的态度是否是前后矛盾的？他是否出于与同盟会的意气之争，而破坏了革命党人的团结，从而间接促成了袁世凯的独裁？[1]详细梳理1912—1916年间章太炎的政党实践，探寻他数次转变的线索和因由，有助于找出潜藏在其看似左右支绌的党派立场下的思想暗线。实际上，章太炎的齐物哲学体系可能是提供理解其政治活动多变性的重要依据。
一
在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对于政党、议会政治的反对态度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章太炎明确反对代议政体，认为代议制是封建制的变体，而中国去封建之世已久，君主一人秉权于上，对民间的控制能力较弱，且民众之间较为平等，没有贵族阶级，旧有政体“名曰专制，其实放任也”，[2]如果横置一议士阶层，既会牵制政府，又会压迫平民，对国权和民权有害无益。此外，他认为中国地广人稠，要在数十万人中选举一名代表，“数愈阔疏，则众所周知者，愈在土豪”，[3]通选、限选、单选、复选均非善策。因此，章太炎认为“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4]政党政治作为代议制的附属物，在章太炎看来无非是结党营私、交结豪强、贿赂选举，于救国利民一无可取。其次，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对支持预备立宪的“新党”大加鞭挞，究之《箴新党论》《诛政党》两文，他的批评不限于政见，而是更偏重道德，与传统价值中对朋党的贬抑如出一辙。他认为“近世朋党者，新党所从出，政党又新党之变相”，[5]相较于旧党，新党的道德底线更低，更倾向于攀附权贵。《诛政党》中述及的七类党人“操术各异，而竞名死利相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6]最后，章太炎对于自身所处的革命团体也不甚满意，1909年就因“伪民报”事件与孙中山、黄兴、汪精卫等人反目，1910年又脱离同盟会，与陶焕章共同成立了光复会，与同盟会在筹款等事宜上发生了许多冲突。可见，章太炎并不信任政党在变革中的积极作用。但不久后，章太炎就完全转变了他的立场，尽管仍对共和制有所保留，但1911年底回国后，他立即着手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于1912年1月召开大会、发布章程、创立机关报，并于同年3月宣布改党，更名为统一党。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章太炎发表了他的政治纲领，主张总统直选、成立议会、政府对议会负责、三权以外另立教育、纠察二权。联合会成立后不久他就致信孙中山请求组织参议院，统一党的政治纲领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建立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可见此时章太炎已在事实上接受了代议政体和议会政治。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政党主张有两个特点，一是希望以此参与国家建设和政府创制，帮助中华民国早日由临时状态过渡到正式状态。他在《中华民国联合会缘起》中写道：“创设中华民国联合会，期在联合全国，一致进行，以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7]在全国范围内和各社会层级上实现统一、促成国家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是章太炎的主要诉求。二是倾向于两党制，在南通共和党分部成立的演讲中，章太炎提出“政党最好以两党为适宜。一国若仅一政党，恐限于专制。有两党，则或为缓进，或为急进，皆可得调和之用。”[8]两党制的主要目的是制衡同盟会，为此，章太炎尝试联合同盟会以外的力量。在与张继的书信中，他一改前见，声称谘政院、谘议局人士及立宪党人并非一味拥戴皇权，而同盟会与南京政府已经改变了革命初衷，“海内视同盟会，盖与贵胄世卿相等”。[9]在与梁启超的书信中，他批评同盟会“气焰尤盛，暴行孔多”，[10]因此他颇有愿与立宪、保皇二党冰释前嫌，联合制衡同盟会之意。在统一党的立党纲领中，章太炎也有意与同盟会做出区分，“以稳健为第一要义”，[11]强调同盟会重民权，统一党重国权。章太炎的此次转变是容易理解的，与担任《民报》主编时期的纯粹批判性不同，此时《齐物论释》基本成书，真俗两行的思想已经确立。“回真向俗”的哲学旨趣意味着章太炎对政治的关切更注重现实层面，强调随顺故俗，希冀从历史经验、良法美俗中寻求安立政事的可能道路。正如张继的回信中所说，“先生既愿入地狱，与政客作缘，当降格以世法论”。[12]在共和政体既成事实之后，章太炎对两党制、政党内阁、责任内阁等“世法”仍寄予希望。但是，章太炎对现实政治的妥协很快再次遭遇挫折。尽管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成立时试图联合前立宪党人和旧官僚，并一度赞同与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工会、国民党等政团合并，共同组建共和党，但章太炎不久又与张謇等人产生嫌隙，在1912年5月9日共和党成立大会后一周即宣布统一党独立，并数次发表文章和演说，陈说统一党不参与合并的理由，诸如未能满足章太炎提出的“四条件”、支部党员多不愿合并等，他认为合并事宜在程序上有失公允，且有名无实，“俨然是一联邦政府”。[13]但章太炎反对合并主要还是出于对政局的考量，此时南京临时政府已经解散，同盟会势力稍弱，而党派之间愈加激烈的纷争使得内阁骚乱不断，政府于国计民生无所作为。章太炎认为民社一派耽于名利，其祸较之同盟会更为深远。在一次演说中他声称“今同盟会之弊，不过暴乱，而老立宪党及官僚派，则为巧言令色足恭者。暴乱易灭，腐败难医。譬如中枪弹者，取出即愈，传染花柳病者，乃终身不可治。然则立宪党、官僚派之害，过于同盟会远矣。”[14]他因此不愿与之结党，而希望统一党能够置身于党争之外，起到居间调停的作用。在1912年5月合党一事至1913年3月宋教仁案之间的近一年时间里，章太炎对议会政治的热情不断消退，终至宣布脱离统一党，将振兴政事的期望付与袁世凯、黎元洪。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政党活动与主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主张无党总理、超然内阁。在唐绍仪内阁倒台事件中，章太炎认识到共和、同盟二党所争不在国事而在私利，双方“外似平夷，阴相猜忌，昌言救国，系心在官。知同时交位，内阁必不能猝备也，故以辞职相要，知两党混成，群情必不能尽允也，故以连持相制”，[15]因而政党内阁势不能成；他转而提议乘唐阁解散之机，由素无党籍的总理组建内阁，选取兼有名望和才学的旧官僚担任阁员，即便其中有在党人士，也可由总理调和纷争。[16]章太炎的这一动议，一方面意在减弱党争对内阁施政的挟制，另一方面也是对他强调历史经验、先综核后统一的一贯立场的重申。第二，再次批评立宪政体，要求加强总统权力，支持黎元洪、袁世凯。内阁闹剧及借款、裁兵等事的延宕使章太炎对代议制愈加不满，较之辛亥革命前对议员垄断权力、压迫平民的顾虑，他现在更担忧参议院中党争不断、效率低下，致使政府无能、国力衰弱。在他看来，立宪之祸已足以亡国，而拯救危亡的办法则是所谓“开明专制”。[17]7月下旬，章太炎赴鄂拜谒黎元洪，不久后在书信中写道：“见黎公之风采，非特主持公道，且能遇事立断，真足与项城伯仲，以二公左提右挈，中国党不致沦亡。”[18]在与黎元洪的电文中，他更直言“大总统总览政务，责任攸归，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19]此后，章太炎与黎、袁越走越近，年底更是被袁世凯任命为东北筹边使。尽管受到后世指责，但章太炎倒向袁世凯并非所谓“变节”。他素来不认为中国的旧有政体是专制，而袁世凯作为“众选元首”，更不同于世袭君主，因此“虽亿兆总己，委任责成，其去唐、宋、明帝制已远，又况异域所谓专制者乎？”[20]对他而言，清政之失，本就在于官常废弛，方镇秉权，权力不是过于集中，而是过于分散，能够矫清之弊的，本就不是民主宪政，而是他反复强调的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他认定“官制刑书，粲然布列，则宪法可以无作”，[21]而在当时，他认为堪当大任的就是袁世凯。第三，在同盟会和共和党之间游走，仍希望促成党派间的均势。在退出共和党合并之后，章太炎发表宣言，宣布统一党“超然自举”，不与他党结盟，“行而当，则各党皆吾友朋；行而不当，则各党皆吾敌对”。[22]在唐绍仪阁员的纷争中，章太炎也数次宣称争斗的双方是共和党和同盟会，而统一党处于中流，与二党在政策主张上各有异同，但在权势地位上并无竞争，虽于调停之事力有未逮，但“薄于私利，急于公图，差为二党所服”。[23]章太炎不参与共和党合并，有促成两党均势的考量，而在7月孙黄回国、同盟会逐渐做大之后，章太炎又欲与共和党合作，以图在国会中获得更多席位，阻止同盟会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一家独大，选举孙中山为总统。[24]为此，章太炎的对策是邀请时任共和党理事的黎元洪担任统一党名誉总理，自己担任共和党理事，从而在不合并的前提下加强合作、互相提携。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章太炎以中流自期，但在民初政局中，同盟会始终视他和统一党为敌对力量，攻击他“并无正当政见，惟以詈骂同盟会、毁诬同盟会为最得意之事”，攻击统一党“党员皆章徒，以挑衅速祸为能，与平日名望大不相符”。[25]在对民初政党的研究中，统一党亦从未被视为居间调停的第三党，而是与共和党一系、袒护袁世凯政府的保守力量。第四，退出统一党，组织根本改革团。尽管身为统一党总理，但章太炎的主张并不能代表统一党的立场。一方面，政党活动之于章太炎始终是一种妥协，他从未在制度层面上认同议会政治这一现代政治形式，即便投身其中也只是希望以此集结道德上高度纯洁、抛却私利的同道之士，以绝对的公心共同担当起国家的命运，而非赞同不同团体的利益代表可以通过协商和竞争实现公共福祉。所以他不仅攻讦同盟会、共和党成员道德败坏，对统一党自身也颇有微词，因此渐生退意。他在与黎元洪的书信中说“与其随逐乱流，终为罪首，岂若超然象外，振起群伦”，[26]不久又在孙中山组织的茶话会上吁请孙、袁、黎“皆不用党，亦不必以党为凭借”。[27]另一方面，从合党失败开始，统一党就已逐渐分裂，[28]统一党成员认为章太炎“器宇太隘，难引外部之人才，观望迁延，左右支吾，而吾党遂为民国赘瘤矣”，[29]与他离心离德。最终，1912年9月，章太炎脱党，此后虽仍有往来，但统一党的领导权已经转移到王赓、张弧等人手中。同年11月，章太炎又与陈绍唐发起根本改革团，批评政府无能、立宪党人无耻，希望能够另起炉灶，推动政治革命，实践他一贯以来的政治主张。根本改革团虽然提出了淘汰阁员、任用良吏、惩治腐败、解决俄库条约问题等要求，但并未见诸行事，不久就消失在历史洪流中。
二
1913年初担任东北筹边使赴东三省考察、筹措经费的经历使章太炎真正认识到了专制势力的强大，同年3月发生的宋教仁案及其背后的阴谋打破了他对袁世凯政府的幻想，改变了之前“清弊不在专制”的立场。同年4月，章太炎“托事南行”，自东北来到上海，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宣言北方政府延续下来的腐败专制比南方革命的暴烈激进危害更大，“欲扫除劣政治，产生良政治，非先从医治国病，铲除专制劣根下手不可……当仍以猛进之手段，循文明的步调，急求破坏专制恶根，拼命力争共和二字，此后方有建设可言。”[30]当然，此时章太炎希求的仍是政体内部的稳健改革。二次革命前，他数次致电袁世凯请求惩治恶佞、了结宋案，同时与黎元洪密切联系，希望借黎之力拨乱反正，但显然都未能如愿。同年6、7月间，袁世凯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章太炎不得不彻底放弃对强人政治的指望，在这样的情势下，重拾政党活动、团结各党中的反袁力量成为他“力争共和”的必然选择。在与统一党成员伯中的书信中，他明言“今欲纠合党会以谋进取，惟取各党中革命人材纠合为一，辅以学士清流，介以良吏善贾,则上不失奋厉之精神，下不失健全之体格，而国事庶有瘳矣”。[31]他对共和党、国民党的态度渐趋中允，认为“共和党近不袒护政府”、国民党“较前颇为平和”，对党际合作也更为宽容，希望统一党与共和党能够精诚合作，“消界限于无形，于以监督政府”。[32]他对共和党和国民党的联合也认为“无妨听其跨党，结以恩信，自为一家”。[33]值得注意的是，当议会政治成为他退无可退的最后选择时，章太炎终于认识到政党之所以不可靠、党员之所以道德败坏是有其深层原因的：“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国民党有其一，无其一，共和党则逾不逮，后忧正不知何底也。”[34]遗憾的是，1913年8月11日返回北京后，章太炎就被袁世凯幽禁，直至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重获自由。其间三年，他的片纸只言都受到严密监视，任何政论都无由发舒，他的政党活动及思想与民初的议会政治实践一样夭折了。章太炎被幽禁期间的思想动向虽然难以获知，但从获释后的演说可以看出，他确实深入思考了辛亥革命以来代议制与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在浙江国会议员欢迎会的演说中，他谈到尽管黎元洪已下令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但此举并不足以恢复颓势、维持共和，因为国会虽名为民选，但一方面缺乏武装力量的保障，另一方面也无民众的支持，无力对抗军政府和政党的操纵。“国会既不得国民为之后援，复无军队为其保障，则八百之议员虽日日开会，日日议决，其能强政府以必从耶？”[35]因此，他认为挽救危亡必须从消除党见和发展教育两方面着手。1916年9月至11月，章太炎出访南洋，在多地的欢迎演说中反复阐述这两点。他坚称今日之中国尤不宜有政党，多党并立必致各党间“化公愤而为私仇”，相互攻讦无关乎政见同异，只指摘个人私德，“于道德智慧，皆进步阻碍之最深者”。[36]他主张彻底消除党见，实现所有党派间的联合，虽然反复申告“消除党见非即不党之谓，盖欲消除各党之畛域，而成一大民党”，[37]似为成立新党派立言，[38]但他的目的是改变党争为保守势力利用的局面，最大限度地寻求革命力量的团结。更重要的是，他终于认识到要动员革命就必须开启民智，“欲子弟不甘为奴隶，则教育尚已”。[39]他强调教育的要点有二，一是“使破坏者谋其建设”，[40]放弃了前期起用有学识和政治经验的旧官僚的想法，认为立场比知识更关键，与其图谋转变旧官僚的立场，令其与帝制党断绝关系，不如教育革命党人，使其具备改革政府、建设国家的政法和经济知识；二是筹设中学，教授普通法学及本国历史地理知识，“使学者得知本国情形，而发生爱国之真忱，其风土人情、物产地势及古今往来英雄豪杰之事业，了然于心，则政治改革，不难参与其事也。”[41]消除党见和振兴教育这两项主张表明，与此前在诸多党派和保守势力之间摇摆不定不同，章太炎最终意识到，政治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重任是无法在现存势力之间取舍斡旋中实现的，建立更强大的统一战线，动员人民、培育新的有生力量才是出路所在。正由于此，在余下的二十年生命中，章太炎不再参与党派活动，将大量精力投诸国学教育。
三
纵观章太炎的议会政治历程，可以看出尽管他的具体观点变化不定，但仍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征。一是他从未真正信任过议会政治，参与政党和维护代议政体对他而言始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在被袁世凯幽禁后，他在书信中坦言“吾昔在东京，本不取代议政体。及共和宣布，成事不说，于是树立政党。涉历岁余，已明知政党鲜益，然犹主持共和党者，以他党尚在，则此党不容独消也”。[42]他投身议会政治，是出于对“成事不说”的妥协，而反复退却、多次宣扬消弭党见才是他对议会政治的真正态度。另一个特征是他的许多主张显露出相当强的保守性，这并非单谓他一度站在同盟会等激进派政党的对立面，或他曾向袁、黎“投诚”，而是指他不以建立新的政体及实现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为目标，反倒总是回向历史，希望从前革命时代的政治土壤中汲取养料，寻求解决眼前困境的具体方法。在革命前，他的很多言论甚至比无政府主义更加激进，但在革命后，他的统一党标榜“稳健”，谴责同盟会“暴烈”，数次寻求与前立宪党人及旧官僚合作，试图在现有政体下征实而行、裨补政事。结合这一时期章太炎业已成熟的齐物哲学，这两个特征能够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首先，章太炎无法认同议会政治，是由于他认定“个体为真，团体为幻”。在本体论意义上，政党与国家相类，是不具自性、并非实存的虚假认识，“凡云自性，惟不可分析、绝无变异之物有之；众相组合，即各各有其自性，非于此组合上别有自性。”[43]只有不可再分的极微之物是有自性的实有，极微聚合而成的事物则皆无自性。当然，章太炎根本上认为不存在原初物质，从究竟义上来说万物都是无自性的，但是相对而言，众个体集成的团体相较于众物集成的个体更加虚妄，因此“国家既为人民所组合，故各各人民，暂得说为实有，而国家则无实有之可言。非直国家，凡彼一村一落，一集一会，亦惟各人为实有自性，而村落集会，则非实有自性。”[44]政党既是一种团体，又是从属于政府和国家这种更大的团体结构中的一个环节，其虚妄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作用上，政党与“公理”相类。章太炎在《四惑论》中批判的公理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认法则，而是指社会性为人的本质属性、集体优先于个人、公高于私的观念。他认为这种观念会造成以公意凌压个人的结果，更会制造并加深更多的是非之见，时人论政党，常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分党之心，人皆有之，时曰不党，必天下无是非而后可”。[45]但对章太炎而言，党派之间相互立异纷争不断，称名公理实为私利，“所争固不在政策，是故衅隙滋深”，[46]导致国民之中横分畛域，人人执私见为极则，终致以私害公，与“齐物”这一真正的“公”背道而驰。《齐物论释》谓“圣人内了无言，而外还顺世。顺世故和之以是非，无言故休乎天钧”。[47]依照真俗两行的原则，他认为对于世俗的是非之见，可以“随顺言说”，任其存在，但随顺言说终究要以性离言说的真如之道为前提，即便“成事不说”，与既定的议会政治“和光同尘”，也必须首先明确其虚妄性和次要性。要言之，政党就是章太炎早年在《訄书·明独》篇中所说的“小群”，“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48]在现实政治中，政党这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组织方式既压制个人自由，又阻碍国家建设的合理化。[49]这便足以解释他对议会政治的参与以“军起党消”[50]始，以消除党见终。他在1912年9月对孙中山“行事而当，发言而止，人心助顺，孰不风从草堰，是四万万人皆其党也，又安用私党为哉”[51]的劝告，正是十余年前《明独》篇中“与群而成独，不如独而为群王”[52]主张的延续。其次，章太炎的保守倾向需要放到他“政治革命”的总体主张中来理解。如前所述，在辛亥革命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务之后，章太炎对政体的变革并不热心，认为移植美国或法国政体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发刊辞中，他写道： 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我中华国民所望于共和者，在元首不世及，人民无贵贱，然后陈大汉之岂弟,荡亡清之毒螫，因地制宜，不尚虚美，非欲尽效法兰西、美利加之治也。议院之权过高，则受贿鬻言，莫可禁制；联邦之形既建，故布政施法，多不整齐。臧吏徧于市朝，土豪恣其兼并，美之弊政，既如此矣；法人稍能统一，而根本过误，在一意主自由。民德己媮，习俗淫靡，莠言不塞，奇邪莫制，在位者无能改革，相与因循，其政虽齐，无救于亡国灭种之兆。中国效是二者，则朝夕崩离耳！夫推舟于陆，行周于鲁，世知其不能也。政治、法律，皆依习贯而成，是以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其要在去甚、去奢、去泰。若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弗为。[53]章太炎对政体与政事做出区分，认为尽管民主立宪制在政体层面上实现了人人平等，但具体的政事上不可能处处得宜，美国和法国的制度都有权力不够集中、过于自由的问题，政府无法限制议会、地方或富民，不能统一施政并实行改革，而民国建制的任务不是要移植一套先进政体，而是要解决清政遗留下的问题。“清之失道，在乎偏任皇族，贿赂公行，本不以法制不善失之”。[54]他认为弊病本就在于大臣督抚不能守法，因此法美之制不适用于当时亟待整肃的民初政局。可见章太炎不是要依照某种普遍原则进行制度建构，而是希求因地制宜地解决实际政治问题。他将前者视为“国体革命”，[55]后者才是“政治革命”。在1912年底发起根本改革团时，他重申了政治革命的任务：“所谓政治革命者，非谓政体形式之变迁，易君主为民主，改专制为立宪也；亦非以今为假共和而欲有所改更也。民之所望在实利，不在空权，士之所希在善政，不在徒法……有志改革者，当顺实事以进行，察前清之所以亡，而施今之所以补救。”[56]政治革命和国体革命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历史的逻辑中理解现实，而章太炎对历史的重视则与他的齐物哲学密不可分。齐物哲学的前提是万物无自性。基于唯识学三自性学说，章太炎认为要排遣遍计所执性，依靠依他起性、证成圆成实性，遍计所执性之所以是全然的虚妄，不但因为其执着心识幻化、认定名言为实有,而且因为这种“实有”具有普遍性和排他性。因此，排遣遍计所执性就是要破除普遍性，通过指明其虚妄性来实现荡相遣执、去妄存真。这就导向了对一元论和绝对真理的否定。因此，在历史观上，他自然反对单一的历史目的论、否定进化论。在1906年的《俱分进化论》中，他指出“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57]如果以求善、求乐为目的，那么善恶俱进、苦乐俱进的境况就不可谓之“进化”，所以他不认同严复《社会通诠》式的对人类历史野蛮文明二分的线性理解，不认为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标举的理性、自由、民主等价值是人类历史的终点，更不以民主立宪、代议政体为现实问题的终极答案。齐物哲学的致思路径以“无”为旨趣，是纯然否定性的。在《五无论》中，章太炎认为历史应当由目前的状态，首先发展到无政府、无聚落，然后达到无人类、无众生，最后实现无世界，这种“无生主义”作为“真”，对于现世，即“俗”，不是建设性的辩证否定，而是全然的灭弃。可此世生活往何处去毕竟是亟需面对的问题，“无生主义”只是对“内了无言”的真谛的陈述，而齐物哲学必须完成真俗两行的承诺，从全无规定性、只提供反对普遍性这一形式指引的“真如”中寻找安立世法的依据。正是在这里，章太炎重新发现了历史本身的价值。历史是他替代普遍价值，为安顿现实秩序提供的一个答案，历史是具体的、个别的，并且是既有的、现实的。章太炎认为历史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前言往行本身,而不在目的论的历史哲学之中，事迹本身是现成的、固有的、不可抹杀的，能够对抗普遍性的规训。他反对以某个孤悬的目的地指引当下所处的时间节点向前行进，这就是对遍计所执性的排遣，而主张从历史出发理解现实、补救现状，就是对依他起性的肯定，他将这一路径称为“随顺故俗”，是从否定性中诞生的积极力量。因此，他才会以《官制索隐》《五朝法律索隐》这种历史考据的形式，从恤无告、平吏民、抑富人等传统治理逻辑出发，提出自己的政治构想，才会反复重申“专制非无良规”“无新无旧，唯善是从”，要求保存中国旧有的良法美俗。
四

从章太炎自身的哲学思想来看，将他的政党主张视作前后矛盾、摇摆不定，或以保守落后来框定他的政治立场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但他的政治哲学仍然值得反思。一方面，他无疑正确地指出了制度移植的不可行性。如其所言，“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58]民国初年的中国缺乏西方议会式政党制的政治和经济土壤，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政党都没有坚实的军事和物质支持，不仅不足以与国内外的反对力量抗衡，甚至不得不依赖大小军阀、旧官僚和外国侵略势力；并且党派成员的现代政治素养也良莠不齐，既缺乏公民意识和民主观念，又抛弃了传统政治伦理对士大夫的道德规训，导致了无序的党争；更重要的缺陷是民众和阶级基础空疏，党派不是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既不代表中下层人民也不对其负责，代议制结构根本不成立。因此，民初政局中本就存在反对和赞成移植两派声音，反对政党制度移植者也意见纷杂，袁世凯一派以“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59]的说法搪塞政党诉求，也混杂于去政党化的声音之中。而章太炎则不同，他对议会政治的反对首先是他反普遍的哲学话语的一部分，和他对代议制的批评是一体的。具体来看，在辛亥革命之前，他的反对既出于对传统政治文化中朋党政治的反感，也出于当时革命派对“革命党”和“政党”的分析；而在政党活动屡屡受挫之后，他对中国不宜有党的分析更为翔实，认为政党没有实业、军人和民众的支持终究无法成为政治革命中的建设性力量，因而将视野从政党转向了政党的基础，致力于以历史教育培育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智识。但在另一方面，章太炎并没有真正从历史中获得挽救民初政局的灵药，以因循沿袭而非创造再生的态度看待历史，是他一度倒向专制势力的原因。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他对代议制的理解上。尽管并非对代议制在西方兴起的思想背景和具体过程一无所知，但章太炎仍然以比附的方式，在中国的历史逻辑中看待代议制，认为代议制政体是封建贵族制的变体，将众议院与《周礼》中的“外朝以询万民”及汉代盐铁议等量齐观。他断定魏晋以降，中国已革除封建制，没有施行代议制的土壤。对于代议制指向的平等民主价值，章太炎并非不以为意，但他认为千余年来，中国民无贵族黎庶之分，官职不世袭，因而已近平等，纵有官吏贼民、宦家武断等弊端，也不应当“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宪之制”，[60]开议院“未足佐民，而先丧其平夷之美”。[61]他对如何限制官吏、保障民权多有论说，强调以法律为治是维护平等的良策，但他真正信任的也不是西方分权学说，而是专业官僚和文官制度，主张“诸司法官由明习法令者，自相推择为之，咨于政府，不以政府尸其黜陟”，[62]法律和法吏都由“明习法令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63]立法和司法权都掌握在既不由政府任命也不由人民选举的专业官僚手中，从而不受制于官府或豪强。但是这些无所阿附、执法严明的法吏究竟如何产生和选任，章太炎并未进一步论说。他用以替代代议制的制度设计仍无非是“考课有官，除授有法”的传统文官制度，替代议会政治的也仍是道德自律的士大夫政治。囿于历史，他看重传统中的良政美俗，并未整体性地反思过专制政体，对明君良相抱有幻想，在宋案发生后仍一度认为问题只在“佞臣主使，法吏鞠囚”，[64]致电袁世凯请求罢免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四凶”，甚至说“此愿大总统决机刚断，而不必委咎约法之苛者也”，[65]对袁世凯强人政治的期望多过民主立宪。尽管不能将章太炎在议会政治上的反复和对待代议政体的保守倾向视作变节或倒退，而应该同情地理解他基于自身学理和民初政局做出的判断，但是，在全然否定、不具内容的出世法下，通过随顺故俗来安立世法，借重历史来重构革命后的新秩序的方案，即便不是失败的，也是未完成的。在这里，章太炎的学理建构和现实政治形成了一种对照关系：在思想理论上的彻底否定和政治社会的全面革命之后，对于确定性和秩序的重建不可能乞灵于向某种旧有之物的回归。历史或许可以为“自国自心”提供合法性论证，也有助于理解现实，但不足以为现实困境提供答案，改造现实需要更具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和面向未来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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