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下，在奚教授的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万历《杭州府志》《钱唐县志》谓东汉建武六年时，钱唐县被并入余杭县，当非凿空之言。”但据笔者查看该两《志》，均无此记载；有此记载的是康熙《杭州府志》和《钱塘县志》，都没有提供佐证。是笔误，或是刊误？

1995年出版的《杭州市志》综合了《后汉书》、康熙《杭州府志》和奚柳芳教授的意见：“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钱唐县并入余杭县。

灵帝光和二年（179），封朱儁为钱唐侯，钱唐县复置（一说公元107—125年间钱唐县已复置）。” 新编《余杭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余杭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的记载与此说大 致相同。2015年出版的《杭州市志（1986—2005）》说 得 更 简 洁 些 ：“建武六年（30年），钱唐县并入余杭县。光和二年（179年），钱唐县复置（一说公元107年—125年间钱唐县已复置）。”

但是——钱唐县果真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时被“并省”了吗？

笔者仔细学习了奚教授的论文后，发现了钱唐县并没有被并省的线索。

我们先来看该文第一段里的这一节文字：“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在合并郡县的同时，又普遍地撤销了郡的都尉官。东汉钱唐县的并省⑦和会稽西部都尉的撤销，也当在这一年。”文中的注⑦就是笔者在本文开头提到过的《后汉书•郡国志》收录县名的原则。奚教授根据这个原则判断出钱唐县在东汉时被并省了。我们再来看该文第二段里的这一节文字：“永建四年吴郡、会稽郡分立，钱唐县以在浙江北岸，遂改隶于吴郡。由此可以断定，钱唐县恢复建置的时间必然早于永建四年。永建在永和之前，《郡国志》既依永和年间的册籍断限，显然失载了钱唐县。”在这里，奚教授判断出《郡国志》里失载了钱唐县。如果按照奚教授的后一个判断，《郡国志》里应该补上钱唐县；而按照奚教授的前一个判断，钱唐县如果出现在了《郡国志》里，就说明钱唐县没有被并省。那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前一个判断就不成立了——钱唐县在东汉时期其实没有被并省过。

这个结果不是没有可能。不是也有一些历史文献没有记载东汉钱唐县“废复”的事吗？

我们不要忘记了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并省郡县”的初心。光武中兴，以“官多役烦，乃命并合”地方郡、县。并合的原因，除“官多役烦”外，更主要的是自王莽末年以后，长期战乱及饥饿疫病所造成的户口的锐减。在一些地方，偌大的一个县，人口凋零，生产萎缩，完成不了朝廷下达的税赋任务，自然要被并省。可是，钱唐县自西汉为会稽郡西部都尉治所以来，一直人丁兴旺，经济繁荣。虽经莽乱，却仍被改名“泉亭”，作为官亭驿站送往迎来，应该不会太寂寞。而后成为浙江北部一带的中心县城，未伤元气，故至东汉初期为都尉治所未变（即使到了三国孙吴时期，仍然在钱唐县设吴郡都尉）。这样的一个钱唐县为什么要被并省呢？

笔者再引录民国《杭县志稿》中的记载来说明：“更始元年十月，（刘玄）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 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 以任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郡尉。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同时杜延年、孙彰，以王莽居摄，避地钱唐。铚侯范馥以避王莽之乱适吴，后为钱唐人。.....然《任延传》不载兵事，都尉镇抚之功可见。又钱唐地濒海，为中州人士避乱之地，户口当有增无减。建武省县为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发，钱唐断不与其列。而中原文化渐被浙西，此时亦一关键焉。” 王莽末年的战乱不但没有殃及江南，反而引发北人南移，给江南、钱唐之地带来了众多的名人贤士和先进的中原文化。如此发展的钱唐县，怎么能与“百姓遭难、户口耗少”的地方同日而语？“钱唐断不与其列”——说得何等干脆利落。

清康熙年间的进士何焯著有《义门读书记》一书，其中有对此事的一段评论 ：“但《前（汉）书》有钱唐，灵帝时朱雋封钱唐侯，而今《志》无之。按《戴就传》‘扬州刺史欧阳参收就于钱唐狱’，明当时未尝并省，盖阙文也。”乾隆年间的进士王鸣盛在所著《十七史商榷》书中对何焯的评论进行了辩驳：“钱唐盖于后汉初曾并省，《郡国志》系据顺帝永和，永和以后盖又复置，灵帝之事不足相难。而何氏据之，何氏似不知《志》据永和者。至戴就，见《独行传》，..... 则就在钱唐狱必是永和五年以后复置钱唐县耳，当永和五年前钱唐固尝并省，故《志》无 之。何云‘未尝并省而《志》阙文’，恐误。欧阳参为扬州刺史，成公浮为会稽太守，疑亦必在永和以后，但未有据，俟再考。” 笔者查看《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戴就》中的记载：“戴就字景成，会稽上虞人也。仕郡仓曹掾。扬州刺史欧阳参奏（会稽）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从事薛安案仓库簿领，收就于钱唐县狱。幽囚拷掠，五毒参至。就慷慨直辞，色不变容。”戴就受尽酷刑，不屈不挠，既没有自己领罪，也没有诬陷太守。薛安“深奇其壮节，即解械，更与美谈，表其言辞，解释郡事。征浮还京师，免归乡里。”太守成公浮和戴就都无罪释放。后来，会稽郡的太守刘宠还“举就孝廉，光禄主事”。这就说明，戴就被囚时，钱唐县尚属会稽郡，时在分会稽郡另置吴郡的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之前，而不是王鸣盛所说的在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以后复置的（已经属于吴郡的）钱唐县。这也就是奚柳芳教授认为“钱唐县恢复建置的时间必然早于永建四年”的原因。王鸣盛没有深入考察“欧阳参为扬州刺史，成公浮为会稽太守”的时间，只是“疑亦必在永和以后”；更疏忽了钱唐县隶属于会稽郡的时间下限为顺帝永建四年，所以才说出了“但未有据，俟再考”的话。因此，王对何的辩驳并非无懈可击。

民国《杭州府志•建置沿革考》在“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官，又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并省四百余县”条下，先备注了咸淳《临安志》、何焯《读书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相关内容，然后发了一篇按语：“《论衡•书虚篇》云：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又云：馀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论衡》作于章和二年（按：时为公元88年）以后，是章帝时有钱唐也。《吴地记》诏：司空王袭封，从钱唐江中分，向东为会稽，向西为吴郡，是顺帝时有钱唐也。此后则灵帝封朱雋为侯。其未尝并省，何氏创论实确论。”又在“顺帝四年分浙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钱唐、馀杭、富阳、海盐隶吴郡，於潜隶丹阳郡”条下发了一条按语：“《郡国志》无钱唐，依何氏《读书记》补，详前。” 明确同意何焯的意见，钱唐县在东汉时期没有被并省过，《郡国志》里应该要补上钱唐县。

《郡国志》吴郡下有“十三城”，应该就是顺帝永建四年时从会稽郡析出的浙江北部十三个县，但是少了钱唐县，却多了个“安县”。这里出现的“安县”真是有点莫名其妙。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老师1947年写了一篇文章《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 论 浙 江 各 地 区 的 开 发 过程》，在对文内《浙江省历代所设县治表》中的“钱唐县”作注时说：“《续汉志》吴郡有安县而无钱唐，安县今地无考，当系钱唐之误。”（按：《后汉书•郡国志》常被简称为《续汉志》） 其实，钱大昕早 已 经 过 考 证，认 为“安”字为“娄”字之讹：“《前汉书》、晋、宋《志》（指《晋 书•地 理 志》和《宋书•州郡志》）皆无此县（指安县）。本《志》（指《续汉志》）又不言何年所置。前无所承，后无所并，疑即‘婁’之讹。因‘婁’讹为‘安’，校书者不能是正，疑有脱漏，又增‘婁’于‘无锡’之后，并改十二城为十三。.....《汉志》婁县下云：‘有南武城，阖闾所起，以备越。’《续志》安县下注引《越绝》云：‘有西岑冢，越王孙开所立，以备春申君，使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两《志》俱有备越遗迹，益足证‘安’为‘婁’之讹矣。”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全文收录了钱大昕的此段考证，仅把“因‘婁’讹为‘安’”一句改动为“因‘婁’脱其半而为‘安’”。王先谦的此段《集解》又被中华书局作为《校勘记》〔104〕附录于点校本《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四》正文后。所以，应该把《郡国志》吴郡下的“安县”去掉，而补上钱唐县。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周振鹤编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也持“钱唐县失载”说。该书在《东汉郡国沿革考证》篇中列载各郡、县的沿革时，于会稽郡（28—220年）下载“钱唐县（28—129年）”，于吴郡（129—220 年）下载“钱唐县（129—220年）”，明确钱唐县的建制在东汉一代是连续不断、没有空缺的。并说 ：“《续 汉 志》无此县，《汉志》属会稽郡，《后汉书》卷81《戴就传》载，就曾因会稽太守成公浮案被收于钱唐县狱，据此载可断定在顺帝永建四年前会稽郡即领有钱唐县。而钱唐在浙江北岸，会稽析置吴郡时，应改隶吴郡，故《续汉志》显然失载该县，当补。” “当补”——口气是如此的斩钉截铁。

像钱唐县这样被“失载”的情况，在《续汉志》里恐怕不是偶尔。这里再举几个例子：1.徐州广陵郡所属海陵县。海陵县本属徐州临淮郡，于建武十三年（37年）改属广陵郡，直至汉末。《续汉志•郡国三》徐州下邳国〔临淮郡于永平十五年（72年）更名为下邳国〕下已无海陵县，当是；而广陵郡下仍无此县，乃属漏载。2.扬州会稽郡所属东冶县和候官县。西汉末，会稽郡领二十六县，地域广大，为百三郡国之冠。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会稽郡北部析置吴郡后，仍领十三县（其中，西汉时的回浦县和冶县在东汉初期已更名为章安县和东冶县）。顺帝永和三年（138年）以章安 县东瓯乡置永宁县，永和五年（140 年）前置候官县。而《续汉志•郡国四》会稽郡下缺载东冶县，又把候官县误写成东部侯国。3.益州犍为郡所属堂琅县。东汉初年，犍为郡为公孙述所据。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公孙述败亡，犍为郡属汉，领堂琅等十二县。安帝永初元年，堂琅、汉阳、朱提三县一起别属犍为属国。《续汉志•郡国五》于益州犍为郡和犍为属国下都没有记载堂琅县，当属遗漏所致。4.幽州辽东郡所属辽队县。东汉辽东郡下本有辽队县和候城县，辽队县终东汉一代一直存在，而候城县于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别属玄菟郡。《续汉志•郡国五》已于幽州玄菟郡下记载了候城县，当是；又在辽东郡下重记了候城县，却漏记了辽队县，其所载候城为衍文，应改为辽队。5.幽州辽东属国所属扶黎县。辽东属国原为东汉辽东郡之西部都尉，约于安帝永宁二年（121年）分置为辽东属国都尉，领六城（内有扶黎县）。《续汉志•郡国五》已在幽州辽东郡下记载了无虑县，当是；又在辽东属国下重出了无虑县，却漏载了扶黎县。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在辽东属国“无虑”下先引顾炎武说：“辽东有无虑县，此不应重出，案此扶黎也，后人传写误耳。”又引钱大昕说：“无虑既属辽东，不应重出，窃意此‘无虑’，当是‘扶黎’之讹，因声相近而误耳。”

最后，对2019年出版的《浙江通志•政区志》里关于东汉钱唐县“废复”之事的记载讨论一下。该记载原文如下：“东汉初，恢复钱唐县、余杭县、富春县、余暨县旧名。永建四年（129年），分会稽郡浙江（钱塘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余杭县、富春县属吴郡，余暨县属会稽郡，於潜县（东汉时，於朁改为於潜）仍属丹阳郡。光和二年（179年），封朱儁为钱唐侯，钱唐县复置〔一说汉安帝时（107—125年）钱唐县已复置；一说三国吴时复置〕，属吴郡。”笔者以为这段记载中有几处可以商榷。首先，它没有明确写钱唐县被并省了，何时被并省了。从字面上看，东汉初有钱唐县的，而到了永建四年分会稽郡置吴郡时，钱唐县“不见”了，什么原因没有说。其次，前面没有说“并省”，后面哪来的“复置”？第三，如果是到了永建四年钱唐县才“不见”了（暂且认为是被“并省”了），那么钱唐县再被“复置”的时间就应该在永建四年（129年）之后了，怎么还会有“汉安帝时（107—125年）钱唐县已复置”一 说呢？第四，“三国吴时 复置”一说可以被排除了（本文前面已经论述），不应该再赘述；否则，“晋复置”也可以列为“一说”。第五钱塘江，古名浙江，亦名渐江；三国时始见“钱唐江”之名，当时仅指流经钱唐县境的河段；到了民国时期，“钱塘江”方作为全江的统称。故东汉永建时的浙江还不能称为“钱唐江”，更不能称为“钱塘江”。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2年第2期 作者 徐舜年

余杭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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