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隋唐五代余杭的遗存，最著名的当数大运河了。

清康熙《续余杭县志》云:“南渠河,在县治南一里。自在城隅葫芦桥东起至余杭塘河，至钱塘长桥止，计长二十里。盖由江南京口闸以通水道抵此而止。隋大业六年，诏浚江南河至于余杭，广十余丈，以利漕运。”《嘉庆余杭县志》亦云:“余杭塘河在县东南三里，阔三十步，深一丈许，连南渠河。自安乐桥四十五里至杭州之运河，通舟楫。水盈可胜三百斛以上舟；遇旱水涸，亦胜百斛舟。其河自府城北武林门外，卖鱼桥以西至县而止。”

齐召南《水道提纲》说：“浙西运河，大抵发源于天目，盖以苕溪为之委输也。苕溪支流大抵出余杭县西南二里之南湖，流入南渠之西溪，入杭州府北十里北关河入于运河，以济漕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运河之水来源有三：一自府城西北三里西湖之水；一自府城东北德胜坝上塘河之水，俱汇于城北之江涨桥，一又有余杭塘河之水，亦由江涨桥西北会运河，出北新关至唐栖镇，接嘉兴界,此河即江南河。隋大业中将巡会稽，乃发民工开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历代因以修之，以通漕运。”综上所述，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在余杭，苕溪、南湖、南渠河和余杭塘河是运河的源头之一。现在，余杭古镇南渠河终端岸边立有一通太湖石碑，上刻“京杭古运河南端”七个大字，为原浙江省文化厅厅长钱法成所题。

而唐时遗存当首推唐太宗草书“贞观屏风碑”。此碑原在余杭县衙大堂内。清康熙《余杭县志•碑碣》云:“千古鸿文，勒之金石。而世久年湮，断碑残碣，半埋没于蔓草荒烟，良可惜也。邑有贞观屏风、太宗飞白二碑.....”贞观屏风碑亦名折角碑，旧从永安寺地中发出即折角，拭之，知为唐文皇御笔，遂徙置县厅之左，其详见祝宽夫跋语中。文皇自为真、草屏风书，此其草书耳。《王弇州集》评此帖‘轻俊有右军、永兴风度。’历几千载，为茗墨宝焉。”（《旧县志》）

唐太宗书屏风的背景，出于魏征于贞观十四年（640）间上疏条陈政事，指出自贞观以来逐渐滋生暴露出来的十种缺陷和错误，特别是奢侈享乐，苛责大臣，使臣下谨小慎微，无所作为，惟恐以小节而受大谴。魏征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多次规劝唐太宗以隋亡为鉴，他指出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太宗嘉纳之，谓侍臣曰：“朕虽平天下，其守之甚难。”魏征曰：“臣闻战胜易，守成难。陛下之及此言，宗庙社稷之福也”。太宗书此屏风以示群臣，故其文多指述前代得失治乱之迹，以自儆戒。事见《旧唐书•魏征传》。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以疾卒，太宗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自制碑文为书石。太宗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今魏征逝，朕亡一鉴矣。”

唐太宗资政碑（折角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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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屏风碑的来历，也颇具曲折传奇。原本是十幅写在绢素上的唐太宗正草书。南宋绍兴初（1127）,祝季平的从祖为江西漕属，以重金购之于北人南渡者，其上杂绘禽虫、水藻之文，隐隐可辨。祝季平的从弟祝宽夫借观月余，心甚爱之,乃亲摹得一本，而以真本还之。这是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冬天的事。后来，祝季平游都下（今杭州），真本为好事者攫取之而不归，时在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十月间。此书真本曾两次经姜夔（白石）鉴赏题字。到了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十月望日，余杭知县王允初不知从何种渠道得此十幅屏风书，因治石刻碑立于县堂，其自为《记》曰：唐文皇贞观之治，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论者皆谓魏征劝行仁义之效。今观此书，其间多指述前代得失治乱之迹，以自儆戒，盖其天资高明，识见深远，中材庸主所不能及，则当时治效，征岂容于专美。于此三叹三咏，因治石以广其传，是不特宝玩其书法而已也。嘉泰甲子冬十月既望,奉议郎知临安府余杭县主管劝农公事王允初谨书。”

“屏风碑”南宋嘉泰刊立后，成为余杭文化至宝。宋末战乱，余杭人为保护此碑，将它迁于永安寺埋于地下。元延祐丙辰春（1316），余杭县尹王昌访知从永安寺地中发出，知为唐文皇御笔，遂徙置县厅之左壁，传世六百余年，为保存这一珍贵文物立下一大功劳。此碑发出时，已缺右上角，故亦称“折角碑”。

王昌字缐荣，元初山东益都人，曾在镇江路总管府提控案牍，因而奠居镇江。后被征辟为通政院椽史，曾建言立站二十余所。又授通州及姊仓监支纳、池州建德县尹。延祐元年至至治三年(1314—1323)任余杭县尹。就任前，临安县民许椿上告朝廷，称各县田税不均。朝廷命平章张闾处理，结果使余杭县增赋十分之二。王昌到任,面对上司的雷霆震怒，冒斧鉞加身之险,力辨于江浙行省，终于恢复原来的赋额，周边数县百姓得免无端加重负担。百姓立德政碑赞颂他：“奸民诬告，敢与力争；复其旧额，以慰民生；不避斧钺，不畏雷霆；江左浙右，以安且宁。”

抗日战争以后，此碑不知下落，幸有拓本尚存，今据拓本重新立碑，在上文山小白菜文化园内，总算留下了它的部分风采。余杭旧县城在溪南，周围六里二百步。东汉熹平二年(173），县令陈浑徙于溪北。后复治于溪南。后唐时,号为清平军城，钱玄肃王修广其濠（即南渠河，以为护城河），扩大了县城范围，使南渠河—带成为商贸区、水路码头，商店林立，促进了余杭的经济繁荣。

通济桥跨大溪，连接溪之南北，本名北溪桥。在县治东半里。汉熹平年间建，名隆兴。五代钱武肃王重建，改名安镇。

旧时余杭镇最有名的古井是香泉井，在香泉坊内。父老云，钱武肃王在香泉坊（今人和弄）凿井一口，直径约二米，井上盖大石板一块，上凿四眼，方便多人汲水。水深不可测，甘冽清甜，大旱不竭，遂名四眼井。后邑人柯氏在井上作亭，又名柯家井。

吴越王钱氏重道兴佛，在都城杭州及各州县大兴寺庙，在余杭最著名的道观是大涤山天柱观。大涤山大涤洞前有汉武帝元封三年始建的宫坛，为投龙简祈福之所。唐高宗弘道元年（683），敕建天宫观。四维千步以内禁樵採，为长生之林。中宗朝，敕赐观庄一所。有唐一代，高道、隐士、诗人慕名居此，举不胜 举。年久坍废，乾宁二年（895）钱武肃王与闾丘方远先生相度山势，重建天柱观。武肃王自为《重建天柱观碑记》，详叙名山胜景，洞府幽奥，及宫观起始之原，人文灵迹之存，洋洋洒洒，鸿文丽词，高古杰特，在余杭文化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

景福二年（892），钱武肃王在大涤山创建玄同草堂，以居闾邱方远，方远号玄同先生，武肃旬旦入山问道。御史中丞罗隐尝入室问学。天柱宫外溪上有玄同桥，武肃入山，玄同先生常于此迎送。桥为单孔拱洞石平桥，南宋淳祐间重建 ,今保存完好。

安乐寺位于县东南三里安乐山之阳，旧名庆善院。唐永贞年间，杭州刺史张纲建仓城于此，有仓廒42间，周围四里200步，缭以墙垣，为余杭最早最大的粮仓。年久渐圮，吴越钱氏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在仓城废址建庆善院，礼请风穴延沼禅师开山。寺前安乐山上旧有吴越国王太子养病的草庵，病愈后改桃源山为安乐山，在山顶建安乐塔，原为5级，塔外有塔檐，至明代加为7层，但年久塔檐朽废，重修时未能恢复。安乐寺前有放生池，俗称狮子池，因安乐山山形似卧狮。安乐寺周围山清水秀、竹木茂盛，钟声梵呗，塔影亘河，为古镇胜景之一。

安乐寺开山祖师延沼,俗姓刘，余杭人。幼习儒典，应进士未第。初剃发于越州钱清(今浙江绍兴钱清镇)顺德大师。后游襄州，至汝州(今河南临汝)投南岳怀让法嗣南院和尚。延沼入门, 夺和尚拄杖就打，南院曰“老僧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黄面浙子打。”遂传师之法。后居汝州古风穴寺，聚徒讲学，法道大振，世称风穴延沼。其接引学子别开生面，不依经据典，令学人教外别悟玄旨。有僧问:“如何是佛”？师曰：“嘶风木马缘无绊，背窗泥牛痛下鞭。”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一言截断千江水,万仞峰前始得去。”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镇州萝卜重三斤。”问: “如何是梵音？”师曰：“驴鸣狗吠。”种种教外别旨，不胜枚举。后归余杭，吴越王钱氏创庆善院延师开山，传曹溪六祖慧能大师真传，宗风大盛。

由于重视农桑，余杭的造纸业发展迅速，余杭造纸业历史悠久,晋代拳山藤纸声名卓著；吴越钱氏时，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与由拳纸相仿,然产者少，吴越王蠲其赋役令制纸，故号“蠲纸”。北宋至和 (1054—1055)以来 入为贡品，权贵求索浸广，而柔户力已不能胜矣。熙宁七年(1074)六月，诏降纸式下杭州，岁造五万番，自后公文常用纸长短广狭，毋得用宣纸相乱。宋室南渡后，由于文化重心的南移，造纸业和印刷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余杭有由拳纸，又名藤纸，造纸的原料有竹、藤、楮皮、桑皮等，本地出产很多，就地取材造岀的纸洁白柔韧，坚固耐用，入水不濡，是官府公文和书画用纸，享有极高的声誉。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2年第2期 作者 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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