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文化源流、特征及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 杨建华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浙江省社科院智库首席专家，省政府咨询委员会资深委员，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主编《浙江社会发展蓝皮书》和《长三角蓝皮书》，著有《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经验中国：以浙江七村为个案》等。 专访节选 吴越文化特征 吴越国别的“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文化类型，并有其鲜明的共同标志形式，如舟揖、农耕、稻作、印纹硬陶、土墩墓、断发文身、好兵斗勇，淫祀，先秦典籍多有记载。这两支文化之间在经济形态、生活习俗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共性。在长时期的发展中，互相交往、互相影响。到了包含 有几何形印纹陶的高祭台类型文化时代，便逐步融合成为吴越文化的主流。吴越文化是长江文化的一个典型子文化系统。它的文化特征主要有： 第一，稻作文化。农业是吴越史前文化的主要经济形态，而水稻则是当时农业的主要栽培作物。水稻栽培的成功是于越先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并由此而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稻作文化丛”。这一文化丛包括水稻的生产工具、运输工具、加工工具、食用器具以及生产形式、社会惯例、宗教禁忌等多种文化特质。于越人水稻耕种方式之一是 “鸟田”，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凤鸟崇拜文化因子，如会稽鸟耘、凤鸟司历、鸟占鸡卜以及鸟纹、鸟人、鸟田、鸟语等等。而于越的族名正与这 稻作文化及凤鸟崇拜直接相关。 第二，舟楫文化。吴越文化发生于太湖流域，在上古属“扬州”。其间三江相环，河流纵横、湖泊棋布，东南为大海所抱。这是一片湖泊沼泽地带，肥沃却不易耕种，同中原易于垦植的黄土有很大差别，更不像中原地带的一马平川。这里人们外出多数以舟代步。河姆渡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木桨，良渚文化时期，木桨形制得到进一步改进，有宽翼、窄翼等式样。 自 1958 年后，在江苏武进淹城护城河的淤泥中，就先后出土四条独木舟，其中一条长度有 11 米。《越绝书 ·纪地传》中说：“越人之性，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春秋时期，吴国多次以舟师与楚、齐作战。《左传·哀公十年》有“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并且在《左传》中还记载着许多吴国舟船的 名称，如“余皇”、“楼船”等。《越绝书 ·纪地传》有“戈船三百艘”的记载。吴人挖邗沟也正是为了用船来运载军器、粮食以便同齐作战。“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吴越的造船业在春秋时期就已非常繁盛。如果说中原地区的人们以车打破了地理的界限，促进了诸国的融合，那么吴越人们则正是以船征服了水堑的阻隔，扩大了文化的交流，并对吴越人的性格有着巨大的冶铸作用。 第三，丝织文化。吴越人很早就掌握了纺织技术。在属马家浜文化吴县草鞋山遗址的最下层，出土了我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以葛为原料的三小块炭化纺织物残片。在属良渚文化的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世界迄今为止最早绢片、丝带之类的丝织品，其纤维原料都属家蚕丝， 先缫而后织。同时在吴江梅堰发现黑陶器上有浅刻蚕纹的图案。干越生葛絺，“冬披毛裘，夏披絺绤”。可见，吴越人的服饰质料多是用绮罗纱葛。著名的西施就是一个浣纱女。越王勾践被吴释放归国后，“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由女工织成“黄丝之布”十万匹，“以求吴王之心”。在服饰中，衣是风俗的中心。由于夏季暑热，吴越人衣着的形制一般是紧身短衣，有所谓 “短绻不结，短袂攘卷”之说。其衣襟向左开，即“左衽”，袖口窄小，腰间常系有丝带或短裙。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吴越文物人形柄匕首上的人像，其袖子在左手腕处打结，腰间系短裙，上有尖角形和条形图案。这种形制不同于中原的峨冠博带、宽袍大袖。吴越人的服饰对楚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记·叔孙通传》中就有“衣短衣，楚制”之说。 第四，玉器文化。玉是于越人的一项独特工艺创造，并随着政治权力的神化，在玉器上也熔铸了更多的观念性的东西，如将玉琮、玉璧作为祭天地鬼神的法器，视作神权的象征，将玉钺作为军事统治权的标志等。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根本没有用玉传统，但进入夏、商、周后，却也将玉看成了祥瑞之物，有所谓“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说法。商周时代的琮、璧与良渚文化的同类形状没有差别，只是琮上没有兽面纹。商周的其他一些玉器，如璜、环、 玦、珮等，也都可以在良渚文化、甚至早于良渚文化的菘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中找到。中原商周文化的用玉传统，以及玉器的大多数种类如琮、璧等，都是继良渚文化而来的。商周铜器的兽面纹、云 雷纹和主要纹饰布局，与良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商代的铜钺和良渚文化的玉钺都是一种代表着杀伐之权的礼器，作用类似于权杖。除去材质和因材质决定的个别地方不同之外，其他都基本上一样，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渊源的关系。 第五，宗教文化。《史记 ·封禅书》记载：“越人勇之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 而以鸡卜。”吴越人以为，这样可以捕捉到那不可把握的、偶然的命运。并能将时空所规定了的有限生命向无限扩展。因此越王勾践向文种询问如何灭吴，文种进以“九术”，其中第一术便为“尊天事鬼，以求其福”。据史书说，勾践“乃行第一术，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洲”，结果是“事鬼神，一年国不被灾。越王曰：‘善哉，大夫之术！愿论其余’。” 《隋书 ·地理志》也说：“江南之俗……信鬼神，好淫祀。”在众多鬼神敬祀中，水神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对象，“春祭三江，秋祭五湖”。祈求通过虔诚祭祀，获得水神庇佑，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据台湾学者凌纯声先生所云，龙船正是这种祭祀时所驾之舟。 第六，尚勇文化。先秦时期吴越民众以尚武为风气， 吴越人正是以船征服了水堑的阻隔，在这种对水的征服中，铸就了他们那冒险精神与慷慨气节。越王勾践说：“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不少典籍亦称：“吴越之君皆好勇”、“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逃亡吴国，路遇渔夫与濑水之女，得到他们慷慨救助，然伍子胥怕露形迹，要渔夫、女子隐匿其馈食的盎浆，渔夫、女子乃以为辱没其耿介的人格， 便先后自沉于江水中，他们死得何其豪迈、壮伟，这是一种向真自己、真血性里掘发的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它根本不同于中原一些儒者的乡愿之俗。宋以后更有壮观的持旗踏浪与大潮一较身手高低的弄潮习俗。潘阆《酒泉子》词：“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第七，精雅文化。在先秦，钱塘以北为吴，钱塘以南为越，“吴中烟水越中山”。这是对吴越两地人文地理的很好概括。晋室南渡后士族文化特质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开始成为中国文化中精致典雅的代表。吴越人因生活于水网密集、地域辽阔的平原地带，形成温婉秀美秉性，且独多风流倜傥的文人学士。所谓“吴兴山水发秀，人文自江右而后，清流美士，余风遗韵相续”，多温柔敦厚、风流儒雅，讲求自然平和，强调精神上的自由。比较柔婉，吴语细软优雅，有吴侬软语的美称；吴越饮食以香甜可口为特征；吴越地区辈出文人墨客和科学家。宋代以来，吴越文化愈发向精致的方向生长。历代典籍也不约而同地对江南人这样评论道：越人“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吴越多秀民”，越人“人性惠柔，善进取”。随着近代工商业的萌芽，吴越文化又形成了经典雅致的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 首先是对百越民族文化的影响。“百越”是中原人士对散居于南方各地众多土著民族的泛称，它最早称“越”，《尚书·禹贡篇》曰：“淮海惟扬州， 彭蟸既猪（潴），阳鸟攸居。”《周礼·职方氏》曰：“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尔雅·释地》亦曰：“江南曰扬州。”扬州即越州，上古“扬”与“越”是同音异字，可通假。故《尔雅·释音》曰：“越，扬也。”《吕氏春秋·有始篇》亦云：“东南为扬州，越也。”由于这一地区的土著民族为数甚众，到战国时期，便以“百越”称之。《吕氏春秋·恃君篇》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师古注引臣瓒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百越民族究竟有哪些？根据《史记》、《汉书》及宋人罗泌《路史·后纪》所罗列，主要有于越、勾吴、瓯越、闽越、山越、 南越、滇越、骆越、夷越、牂牁、夔越、苍吾、桂国、干越、蛮扬、目深等，其分布范围大致是今天长江南岸的江浙、闽皖、台湾、湘赣、贵滇、两广一带。这一地区在文化习俗上有较多共性，如种植水稻、干栏民居、印纹陶器、铜鼓龙船、崖葬罐葬、断发文身、雕题凿齿、洪水传说等等。 百越民族具有如此之多的文化共性，一部分是因南方自然条件相同而造成，另一部分是各族在文化上互相交流所使然。在这种互相的、多向的文化交流中，由于于越族的文化具有显著的先进性， 是这一地区内出现最早、亮度最强的文化中心，因此，它自然地成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内核，而百越的其他部族则成了它的外缘地带，是受容文化区。《周礼·职方氏》的 “其山镇曰会稽”，正是就它作为文化、经济中心而言的。于越民族通过人口迁徙、物质交流乃至战争不断地把自己的先进文化传播到百越的其他地区， 致使这一广袤的地区或多或少地带有于越文化的特质， 加速了百越民族间的融合。由于于越文化具有高强力度文化辐射性与广泛的代表性，故现代有学者提出，南方或东南文化，也许可以统称为“越文化”。 其次是对楚文化的影响。于越与荆楚是长江流域两大部族，他们各自以丰富而灿烂的文化建构了长江流域的文明。在这一建构中，两支文化不断地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战国以前，楚文化更多地是受着越文化的影响。考古工作者在楚的文化中心——江汉地区已发现许多具有于越文化特征的遗物或遗迹。例如，扁平足微外撇、扁圆腹、平底、方耳外撇的陶鼎、铜鼎，属典型的于越族器具，这在楚都纪南城东北郊的九店、雨台山楚墓内已有出土。商周时期的条形、长足、宽底的越式鼎、靴形铜斧、铜钺、印纹硬陶以及器物中盛行的龙纹、S 形纹、回纹等在楚墓内也都有发现。 另外在考古发现中，还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楚式剑、楚式矛与越式剑、越式矛竟非常相像，难于区别。于越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器物上，而且还体现在文学、艺术、哲学等观念性的思想文化上。这在战国中后期还能明显地看到。如《楚辞》“兮”这一感叹虚词的大量运用，就是源于于越民族文学的。现流传于世的楚国《人物夔凤帛画》所体现出来的天人观念也与于越文化中凤鸟崇拜直接相关。由于这种文化的强烈影响， 使文化习俗也有了较多的相似之处。《史记·货殖列传》说，越、楚同有三俗；《汉书·地理志》亦云，其“民俗略同”。 第三是对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传统观念认为，中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首先进入文明时代，然后像太阳升起那样，光芒普照大地，于是，其他地区在它的照耀下，也相继跨入文明的门槛。这种观念导致了一种错觉， 即只中原文化是辐射文化， 其他地区的文化只是受容文化。但北方红山文化与南方河姆渡、良渚文化的发现，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原是中国文明唯一 发祥地的观点。 考古资料证明，中原最早的三个王朝夏、商、周都吸收并继承了已跨进文明大门的良渚文化的许多因素。例如，玉是于越人的一项独特工艺创造，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根本没有用玉传统，但进入夏、商、周后，却也将玉看成了祥瑞之物，中原商周文化的用玉传统，以及玉器的大多数种类如琮、璧等，都是继良渚文化而来的。商代的铜钺和良渚文化的玉钺都是一种代表着杀伐之权的礼器，作用类似于权杖。除去材质和因材质决定的个别地方不同之外，其他都基本上一样，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渊源的关系。 以吴越文化为基础的江南文化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并充满鲜明的自身特色的文化。它不仅有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和饮食、居住、服饰等生活方面的独特的风俗和习惯，也有着与中原地区异趣的文化心理和宗教观念，有自己的哲学、文学、艺术乃至其他思想文化领域的杰出创造。江南文化的文化在其早期文明的发展中，一方面始终走着自身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又以其开放的性格不断与毗邻的中原文化、荆楚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参与和推进整个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塑造。历代商品经济最先在吴越这个地区得到发展、繁盛，也正是这种开放型文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给具有较大稳定性的中原文化吹送着海洋文明气息。这都说明多元的区域产生了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文化又在不断冲突、交流中产生了新的复合文化结构，从而使中国早期的思想文化亦呈现出一种四荒辐凑、南北云集的纷繁复杂、百花争艳景象。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