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方言“耍子”，也就是玩的意思。住在西湖边上的人们会“耍子”，这是远近的人们都一致公认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感叹他们会享受，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多彩多姿、有滋有味的。有人说这个风气一直要追溯到南宋小朝廷，这话题就似乎有些沉重了，暂且不去深究。不过毕竟西湖天生丽质，风光迷人，这一带的自然条件又确实比别处要优越些，遇上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岁月，人们在劳作之余往往要寻找一些乐趣，多讲究点休闲之道，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于是大凡说西湖风俗，也就少不了会扯到休闲的话题上来。说赏花，是欣赏花卉的婀娜多姿；说养鸟、养鱼，自然也是陶醉于这些小生命的机灵可爱、善解人意。花样尽管不同，骨子里还是差不多的。 

西湖边是养鸟的好去处，自不待言。养鸟的人们总喜欢一清早提了鸟笼到西湖边来遛鸟，相沿成习，至今不衰。明代杭州籍学者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有《沈鸟儿》，记当年发生在西湖边的一桩奇案。说的是一个人在西湖边遛鸟，有人为了夺他的鸟而将他杀害，官司追查，居然一下子牵连了五条人命。杭州人从此便多了一句俗语，把“沈鸟儿”比喻为祸殃根。后来冯梦龙又把这个故事改编为拟话本小说，这就是颇有些名气的《古今小说·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小说家添油加醋，居然又增添了两条人命。不过按《七修类稿》记载，则很可能是真人真事。由此可见，西湖边上养鸟的风气实在是很盛的。

如果说养鸟主要还是为了观赏的话，那么养蟋蟀的乐趣主要就在于搏斗了。西湖南北山，旧时多坟茔，杂草丛生，乱石嶙峋，正是蟋蟀繁殖的好去处，一过白露，遍地都是蟋蟀声，好不热闹。据说西湖一带的斗蟋蟀始于唐而盛于南宋，明清以降，则蔓延不绝。斗蟋蟀都在秋天，所以民间俗称“秋兴”。

斗蟋蟀

斗蟋蟀虽说是休闲小事，不过过于沉溺，却也是要误大事的。西湖历史上就有过这样一段掌故，是不得不提的。话说南宋权奸贾似道，当年凭借裙带关系青云直上，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煊赫地位，便在葛岭一带造起半闲堂、养乐园，日肆淫乐，以至累月不朝。当时元兵围攻湖北襄樊，羽书告急，他却只顾与姬妾以斗蟋蟀为乐，置国事以不顾，以致襄樊失守，元兵长驱南下。明代沈石田诗：“正是襄阳多事日，却将征战试秋虫。”说的就是这件事。后来贾似道恶贯满盈，在漳州木绵庵被人捶毙，百姓才算出了这口闷气，那已经是后话了。据说贾似道编过《促织经》，大谈蟋蟀之道，人称“蟋蟀平章”，也就更见其荒唐了。

还有“济公斗蟋蟀”的故事，曾经在西湖边口耳相传，经久不衰，也自然是从斗蟋蟀引发出来的。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这一带的斗蟋蟀风俗确乎由来已久。

民国初年，斗蟋蟀依旧在杭城的街头巷尾盛行。迎紫路，即今解放路西段，有个鸟儿茶店，则是当年的蟋蟀赛事中心。那时候街头常会贴出一种红纸，上写“秋虫开斗”四个大字，同时注明具体赛事的时间和地点，广而告之。那些蟋蟀迷见了，顿时便会辗转相告，相约赴会。

到了这一天，各路人马准时入场。那里早有专人在负责接待。先给蟋蟀登记编号，交纳斗费，俗称“交彩”。接着还要给各只蟋蟀称体重，用黄纸一一写清，贴在蟋蟀盆上，以便按体重分级别，编组参赛。

开斗了，监场高呼几号、几号登场，参赛的蟋蟀便在各自主人的卫护之下，进入赛场。蟋蟀盆有“养罐”、“斗罐”之分，将蟋蟀从各自的 “养罐”引入“斗罐”，便意味着开斗。双方先是各居一角，似乎互不相干。监场一声“起斗”，各自主人用草逗引，双方的蟋蟀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冲了上去。两虫相斗，张口就咬，僵持不下，称为“交口”。有的蟋蟀经不起斗，三下五除二的，就败下阵来，被称为“孬种”。不过也有旗鼓相当的，就有好戏看了。两只蟋蟀撕打在一起，以致不断翻滚，不分彼此的，称为“滚球”。两只蟋蟀都用头去顶对方，以致前爪悬起，犹如斗牛，则称为“撑板凳”。

蟋蟀天生好斗，威武不屈，跌爬滚打，决不气馁，誓死拼搏，惊心动魄，这种气氛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无不屏声息气，咬紧牙关，似乎比自己参加搏斗还要用力。最终，总能决出胜负，胜者振翅长鸣，穷追猛打，引得四周一片喝彩声，才算定局。经过许多回合的较量，终于决出冠军。当年，还有围观者以现金赌输赢的。胜者则往往要请客祝捷。

近年来，斗蟋蟀之风又在悄悄兴起。在一些花鸟市场上，常常有人经营着蟋蟀生意，专门供应蟋蟀及泥盆、蛐蛐罩等一应用具，外地的蟋蟀爱好者也会赶来采购。这里的蟋蟀身价，往往会被抬得很高，一只“虫王”卖好几百元钱，也是常有的事。蟋蟀的品种甚多，诸如红铃、月额、白牙青、拖肚黄、金束带、青金翅等，颇有些讲究。行家里手一看，就能分出优劣。据说青色为上品，黄、赤、黑色则次之，白色为下。还必须没有仰头、卷须、练牙、踢腿这四种毛病。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九云：“促织与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斗，吴中人多能辨之。”明代有个皇帝宣宗，据说就是个蟋蟀迷，还曾下过密诏，要苏州知府况钟进献千头蟋蟀，以致于当地流传过一句民谣：“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说的便是这个掌故。苏杭相隔很近，当年这股风想来也一定吹到了这里。

西湖里养金鱼，也是一大特色。西湖十景中的“花港观鱼”，便以观异鱼为胜；清代西湖十八景中又有“玉泉鱼跃”，那里悬挂着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手迹“鱼乐园”，这也是游客们必定要去的一个好地方。

明代有两位杭州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提到了金鱼，看来养金鱼的风俗也是与西湖有着不解之缘的。

朗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三云：“金鱼不载于诸书，《鼠璞》以为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苏子美《六和塔诗》云：“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东坡亦曰：“我识南屏金鲫鱼”，南渡后则众盛也。据此，始于宋，生于杭。今南北二京内臣有畜者，又异于杭。其红真如血色，然味比之鲋、鲫也远不及。杭又有金鲤，亦佳。二鱼虽有种生，或曰食市中污染小红虫，则鲋之黑者变为金色矣。《桯史》又曰：“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色为金色。问其故，不肯言。然予甥家一沼，素无其种，偶尔一日，满沼皆金鲫。”此又不知何故，恐前二说非也。”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四“委巷丛谈”中也提到了金鱼：“杭州金鱼，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苏子瞻尝读苏子美《六和塔诗》，有“沿桥待金鲫，竟日欲迟留”，不喻此语。及倅钱唐，从塔后观金鱼，以为奇物，投饵出之，不食而没。始悟“竟日迟留”之意，以为难进易退，不妄喁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潜泳如故，可谓寿矣。予谓鱼之寿，非以不食致然也，数月不食，则腹腴尽消，头恢尾削，块然死矣。……南屏万工池，旧有金鱼，苏子瞻诗云；“我爱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近者西湖金鱼，惟玉泉最盛，大者长数尺，投饵则竞集焉。吴山大井中，有金鱼数十头，父老云：“已一二百年，自来无施食者，兼以寒泉阴窦，仰蔽天日，而久久不毙，殆神物也。”……邺侯井中，亦有五色鱼，其源通西湖，故孳乳日伙，又与吴山井不同也。金鱼自有种，《桯史》乃言以红虫饲之而致然，非也。”

以上两说，不尽一致，不过有一点还是可以大致上肯定的，那就是说杭州的金鱼，北宋时已经在六和塔寺池中供人观赏了，有诗人苏舜钦（字子美）的诗为证。后来苏东坡到那里寻访，果然又一次见到了那些金鱼。至于苏东坡在另外一首诗里提到的金鱼，则是南屏净慈寺前万工池中的那些小生命。

南宋建都临安，金鱼愈发繁盛起来，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有“小经纪（他处所无者）”一节，其中就提到了“鱼食”和“鱼儿活”这两种行业。由此猜测，当年的金鱼大概不仅仅被豢养在西湖景区，而且已经进入了许多家庭，否则也就不可能有做生意的人以贩卖金鱼以及它们的食料为生了。《武林旧事》在这一节文字的结尾处提到，“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藉以为衣食之地，皆他处之所无也”。可以想见，南宋杭城的养金鱼，确实已经蔚然成风了。明清以降，此风愈盛。甚至城里的一些大井中，居然也都有金鱼在那里悠然自得地游戏，杭州人爱金鱼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宋《群鱼戏藻图》局部

说杭州人会“耍子”，光说斗蟋蟀和养金鱼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话题一扯开，便会没完没了，我们不能一一例举。这里再说一种“禽戏”，有点像后世的马戏团表演，不过当年的艺人别出新裁，训练的全是些小动物，诸如鸟龟、虾蟆、蚂蚁、小鸟之类，让它们训练有素，为人们作精彩表演。这些风俗，至迟在明代的西湖边上就已经相当出彩了。这里不妨抄录《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九“术技名家”中的一段文字，以为佐证：

“陶九成言，在杭州尝见为禽戏者，蓄龟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龟几上，击鼓以喻之，则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从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六等之背，乃竖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状，谓之“鸟龟叠塔”。又见蓄虾蟆九枚，先置一小墩于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余八小者左右对列，大者作一声，众亦作一声，大者作数声，众亦作数声。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点首作声，如作礼状而退，谓之“虾蟆说法”。余近见杭州禽戏，有曰 “蚂蚁角武”者，其法，练细蚁黄、黑二种，各有大者为之将领，插旗为号，一鼓对垒，再鼓交战，三鼓分兵，四鼓偃旗归穴矣。有曰 “灵禽演剧”者，其法以蜡嘴鸟作傀儡，唱戏曲以导之，拜跑起立，俨若人状。或使之衔旗而舞，或写八卦名帖，指使衔之，纵横不差。或抛弹空中，飞腾逐取，此虽小技，殆有神术焉。”

说得相当明白，这是两种传统禽戏表演，前两种为陶九成所亲见，后两种则为作者田汝成所亲见，均流传于杭州，称之为历史文化遗产，恐怕是一点也不为过的。遗憾的是如此精彩的表演，如今已经失传。由此想见，如今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技艺绝活，可能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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