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汉钱唐县治何在？按照南朝刘宋文帝之时钱唐县令刘道真（一说为刘真道）的记载，说是在“灵隐山下”。但后人对灵隐山的解释却又十分笼统宽泛，称其南至五云山，西、北至粟山石人岭和西溪，东到宝石山，所定范围太大，令人难以理出头绪来。于是，清朝学者便有人主张在“钱湖门外”，而倪鲁玉则说在今灵隐法雨寺的粟山上。可“钱湖门外说”，近年曾在四宜路发现过汉墓，说明此说不能成立；而粟山山势陡峭，倘作为县治，饮水困难，交通又不方便，也无考古文物佐证，有悖于常理自不待言。
1985年，曾有学者经实地考察后，从地理学角度着眼，并结合古文献探索，独辟蹊径，主张秦汉之时的钱唐县治应在杭州市西南的转塘附近一带，即“环绕凌家桥——转塘——龙坞——中村范围”（此即“转塘说”）①；也有人认为“秦和西汉时的钱唐县城市在今浙江大学（即今玉泉校区）到玉泉一带的山麓缓坡地上”（此即“浙大玉泉说”）②。其实，“转塘说”既无文献记载等依据，又无考古文物佐证；而“浙大玉泉说”却因浙大玉泉校区到植物园等地都发现过大片的汉代墓地，从而遭到了否定。
自1984年以后，文物考古部门曾在半山、刘文村、皋亭山、黄鹤山、崇贤、石塘及沈家浜一带发现有春秋战国、秦汉及至六朝之时的遗址、墓葬及水井等，因此，有人于1995年发表文章，“认为楚灭越后，楚就设立了钱唐县或钱唐城。其故址当在黄鹤山下的石塘和刘文村之间，而秦始皇设置的钱唐县仅是楚设的钱唐县的延续和发展” ；“东汉后期复置后的钱唐县，就迁移到了西湖附近”（此即“半山说”③。表面看来，此说以考古发现为据，似有一定道理，但却全无文献史料支持。须知道，古代一座城市的长距离搬迁，谈何容易？即使搬迁，必会为史家记录，尤其是方志已渐流行的东汉以后，地方文献当有所载及。所以，“半山说”也实在无法令人信服，林华东先生早已对此说提出了批评意见④。
然而，最近在《杭州日报》和《今日早报》又刊发了对某先生的采访报道，认定“灵隐山下说”虽然影响颇大，“但从地理环境，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显示这里作为县治并不具备条件”⑤，秦汉之时的“钱唐县或者钱唐城故址极有可能在半山石塘一带” ⑥。学术争鸣有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本是好事。但如无新证据，再将早被否定的观点提出来，那就会有失偏颇，误导读者了。由于《杭州日报》、《今日早报》读者众多，秦汉钱唐故址又是市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加上最近杭州市区又有新的考古发现，所以我们想就此问题再揭示于下，以供大家讨论。
其实，半山黄鹤山下的石塘、刘文村、沈家浜及至崇贤一带，常有春秋战国墓葬发现确是事实，甚至有的等级较高，从随葬品风格特点来看，应是春秋末期至战国之时的越国墓。如果说它是战国晚期的楚国墓则不正确，并进而推断为楚所置的钱唐县治更属于臆测。我们以为半山这里应是越国的军事要地，也是秦汉钱唐县通向由拳（嘉兴）及至故吴都（苏州）的古杭州北大门所在，或许较符合史实。设若说这里确是秦汉钱唐县治所在，为何古文献全无载及？为何迄今并未发现西汉早、中期以前等级较高的墓葬？沈家浜一带曾发现有西汉晚期至六朝古墓、遗址及水井和板瓦、筒瓦与瓦当等等，但因其分布范围不广，规模不大，且墓葬等级也不高，尤其全无任何文献记载的蛛丝马迹，实在无法支撑起作为县治的诸多条件，所以，半山这里当时应只是一处聚落要地，但却不会是秦汉钱唐县治所在谅无大错。
那么，秦汉钱唐县治在哪里？我认为刘道真《钱唐记》所载“灵隐山下”比较正确。书云：“昔一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址犹在”。刘道真是刘宋文帝元嘉年间（公元424～453年）时钱唐县令，距东汉才200多年，对钱唐轶闻故事不会没有耳闻，文中“一境逼近江流”，并不是说县治逼近江流，所记“基址犹在”，说明他曾经实地调查，结论自然也就较为可信。《水经注·渐江水》载：“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如莲花。昔有道士长往不归，或因以稽留为山号，山下有钱唐故县。”文中狭义的灵隐山即飞来峰主峰，其位置颇类“四山之中”；而“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应指飞来峰龙泓洞、青林洞、玉乳洞等。至于“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如莲花”句，至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还记云“孤石可四十围，开瓣若千叶莲花”，此石在莲花峰，即今普福岭。惜“石莲”今已无存，然地名犹在，今石莲寺、石莲亭均得名于此。“昔有道士长往不归，或因以稽留为山号”句，所指即稽留山，今已音讹为“鸡笼山”，地靠南天竺（即南高峰北侧）。显然，文中是指广义的灵隐山，它包括北高峰、飞来峰、莲花峰、鸡笼山、老和山、宝石山，以及凤凰山、吴山等附近诸山在内，也即泛指西湖的南、北、西三面诸山，可见那种把汉时钱唐所有的山峰“统名武林，六朝谓之灵隐”，甚至连半山、皋亭山在内都称武林山的说法是欠斟酌的。其实，今玉泉、杭州植物园的西部有山名“灵峰山”（在北高峰至老和山之间），附近村民也称作“灵隐山”，这应值得重视。郦道元所载灵隐山的飞来峰、莲花峰和鸡笼山的山名、方位至今仍确然可考，那么，我们便可认定：郦氏所记灵隐山下的“钱唐故县”，应在宝石山、老和山、灵峰山、北高峰、飞来峰、鸡笼山、南高峰及至凤凰山、吴山一带范围之内去寻找。
探索秦汉钱唐县治所在，除应关注历史文献记载和地理环境之外，尤应重视汉代墓葬的分布地点，以及相关的遗迹和遗物的出土之地，并以这些历史信息为座标基点，然后才有望正确地勾勒出钱唐县治的方位来。
一座城市的崛起和发展，是当地历史文化积淀与聚落形态升华的结果，必有历史文脉传承的轨迹。今日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内，原称老和山，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就发现有良渚文化遗址以及马家浜文化遗物，说明这里至少应是良渚先民的聚落所在，也是原始社会之时的杭州先民住地。此外，在黄龙体育馆，以及拱宸桥边的吉如遗址，也发现有良渚文化遗址或遗物⑦。迨至西周，在浙大玉泉校区内，不仅有土墩墓，而且还见有烧造印纹陶的工场以及战汉时代的青铜戈。至于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墓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浙大玉泉校区青芝坞石壁山和玉泉桃源岭、灵峰探梅停车场等地都有大量的发现，总共已有百余座。1954年12月，在建造“杭州饭店”时，岳坟凤林寺后面仅1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有16座西汉时期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据参加发掘的汪济英先生回忆，当时在“杭州饭店”一带开挖地基时，发现的汉代土坑墓“数以百计”（远非100平方米）⑧，这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除了浙大玉泉小区青芝坞石壁山，玉泉桃源岭和栖霞岭南麓岳庙至杭州饭店（香格里拉饭店）一带发现有为数众多的西汉墓与东汉墓之外，1985年，在浙大路南侧的西湖公安局附近、曙光路百合花饭店、西湖交通大队附近、龙井路上的中国茶叶博物馆3号工地、茅家埠、老和山北麓（原称古荡）的杭州市第7医院内、秦亭山北的城西旅馆、灵峰山下、黄姑山路的杭州电视机厂内、文二街铁佛寺故址（今省委团校），以及孤山、紫阳山麓等地也先后发现有汉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浙大玉泉校区青芝坞和栖霞岭南麓的杭州饭店，以及老和山（古荡）北麓的秦亭山墓葬分布十分密集，且西汉墓较多，有的墓中设有二层台，棺椁齐备，随葬品较精，也较为丰富，反映出墓主人生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尤其是1954年5月在老和山（古荡）北麓曾出土过西汉之时的鎏金环首青铜刀（通长66厘米）和青铜戈（长24.3厘米）各1件。1958年又在古荡发掘清理了朱乐昌夫妇合葬墓，这是迄今为止杭州发现的汉墓中，墓主人身份最高的墓葬，由此表明钱唐县治应在其附近，而不可能远在杭州北部半山的黄鹤山下的石塘至刘文村一带。
我们再从刘道真《钱唐记》中所载钱唐“县南江侧有明圣湖，在县南二百步”等史料分析，据陈志坚先生考证，明圣湖即金牛湖，位置就在后代的涌金门、涌金池、金牛寺一带，“涌金池”很可能就是当年明圣湖（金牛湖）的一个缩小版。它和西湖“在更早的时候，应该是相通的，可以说是一个湖，后来则分开了，成为两个湖。” ⑨准此，我们便可推论出当时的钱唐县治，实应在明圣湖以北“二百步”谅无大错。
史载宝石山东部的昭庆寺（今少年宫）后面原有一座小山叫霍山，又名棋盘山。自霍山东转而下，有哇哇宕，方志载为元顺帝至正十八年，杭州路总管达鲁花赤哇哇改筑杭城，取石于此而成为宕，故以名之。按钟毓龙所说共有三宕，“中一宕极深，峭壁横岭，方广可三四亩”。宝石山东北又有一座弥陀山（《淳祐临安志》称西观音山，在今省政府大院内），其西又有石阜，高约数丈，大逾数亩，民国初被轰炸成平地。在今凤起路口的原都锦生织锦厂附近又有一座虎林山，《梦粱录》有载，《淳祐临安志》记钱唐门内太一宫道院高士堂后土阜即是，或云一名武林。至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土阜陂陀，高可三丈，广不满百步。宋杨至质记：‘耆旧言，钱氏有国时，此山敻在郭外，丛薄蒙密，异虎出焉，故名虎林。吴音承讹，转虎为武耳’”。尤应引起关注的是，这座虎林山（武林山）又名“祖山”，原曾建有祖山寺；且南朝梁大同二年，又早就建有大中祥符寺。既然五代时有虎出现，同时，又是“杭之主山”，说明古代山体较大，地势较高，属宝石山余脉。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发现有许多南朝至唐、五代的越窑青瓷片⑩，可知其时早有居民生活于此是很清楚的。
然因历代的城市建设，上述小土山或石宕，现在多已无存，有的山体也已变小，但在秦汉之时，宝石山东部地势较高却是事实。根据古人往往择高地而居的传统特点，我认为秦汉之时的钱唐县治地望应在这一地带，即大致东至延安路，南抵庆春路口，北达天目山路，西沿杭大路至宝石山东麓山下一带范围之内。今湖滨路与环城西路连接处为古钱唐门所在，系隋开皇十一年杨素筑城所设的城门，众多学者均认为是因唐代钱唐县迁于门内南侧，故名钱塘门，其实也不可排除系因其北面附近便是古钱唐县治而得名。
尤为重要的是：1984年8月，杭州环城西路扩建工程中，在凤起路口原都锦生织锦厂至杭州十四中学路段施工中，曾发现有五口东汉时期的水井遗迹，井中尚存有陶井圈，井底出土有较多的东汉陶板瓦、筒瓦和弦纹陶罐（壶）等文物；在遂安路口至教场路口段，也有东汉的水井遗迹及瓦片和陶片发现；望湖宾馆一带也发现有汉代陶片和两晋之时越窑青瓷片等等。1986年保俶路扩建中，我们也发现有汉代陶片和东汉瓦片，在弥陀山下的省政府大院内，也有类似的发现。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湖疏浚工程中，在锦带桥至六公园一带水域中，不仅有良渚文化晚期至商周石器、东周铜农具、铜镞，以及汉代铁斧和“五铢”铜钱出土，而且还发现有王莽时期铸造的“大泉五十”铜钱的残钱芯。这些遗迹、遗物及墓葬的发现，正是我们探索钱唐县治所在的主要证据。
2005年9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曾在吴山西麓的四宜路与四宜亭交界处附近，发掘清理了一座西汉晚期的竖穴土坑墓。2013年上半年，杭州地铁工程在延安路与凤起路交界处的地下商场施工中，又发现王莽之时铸造“大泉五十”铜钱用的叠铸陶范，共达100多件（片）。每件陶范均呈委角方形，边长7×7.2、厚0.8厘米左右，正面有四个“大泉五十”铜钱印模，系篆体阴文，中有浇铸孔。陶范有的较完整，有的则残损不一，还有的出土时仍然数件整齐相叠粘结在一起，如同方柱体（见照片）⑪。据说去年在原浙大湖滨（医大）校区（武林路南段之东、延安路之西），也出土有相同的王莽时的“大泉五十”陶范好几个，以及三国至西晋时的越窑青瓷残片等此外，还有报道说在余杭东西大道的废土堆中，发现了数件铸造西汉五铢钱的叠铸陶范，“而这些废土源头，则是杭州延安路龙翔桥、工联大厦段造地铁时，挖出的废土。”⑫
上述这些重要发现如属实，那么，我们便可以认定：秦汉之时的钱唐县治（城）和西部都尉治故址应在宝石山东部，大致东至延安路，南抵长生路，北达天目山路与环城北路，西沿杭大路至宝石山东麓山下一带范围之内。其中心地带在今日的少年宫、弥陀山（省府大院）、凤起路西的杭州第十四中学和原都锦生织锦厂（古武林山）、武林路、环城西路和古钱唐门（望湖宾馆附近）一带。唐朝时的钱唐门，“其实也不可排除系缘自其附近便是古钱唐县治而得名。”⑬
林盈盈：杭州出版社，电话13738039323
①奚柳芳：《钱唐故址考》、《学术月刊》1985年第5期，第28-31页。
②吴维棠：《杭州的几个地理变迁问题》，《历史地理》1988年第5辑，第176-185页。
③杜正贤：《钱唐故址新探》，《杭州考古》1995年12月（总第10期），第6-9页。
④林华东、钱桂庭：《秦汉时期的杭州——钱唐故址考兼论西部都尉治》，《南北朝前古杭州》（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272页。
⑤王夏斐：《跟着文史专家寻找杭州“城市答案”》，《杭州日报》2013年11月11日，第8版。
⑥欧艳萍、魏皓奋：《钱唐城故址可能在半山一带》，《今日早报》2013年11月10日，第6版。
⑦马黎：《杭州拱宸桥边发现良渚文化遗址》，《钱江晚报》2013年11月21日，第12版。
⑧汪济英：《杭州考古漫忆》，《杭州考古》1996年12月(总第11期),第5页。
⑨陈志坚著：《杭州初史论稿》，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⑩据汪济英先生告知。
⑪林盈盈：《揭开秦汉钱唐县治之谜》，《浙江日报》2013年8月28日，第13版。
⑫边晓丹、赵典：《延安路造地铁挖出的一个小玩意，很可能将全新定义西湖的历史》，《杭州日报》2013年9月11日，第7版（延安路龙翔桥、工联大厦出土西汉五铢钱陶范，非笔者所见，是否属实？尚待确认）。
⑬有关秦汉钱唐县治的全面论述，详见林华东、林盈盈著：《秦汉以前古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180页。 作者简介： 林盈盈——杭州出版社编辑 林华东——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