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安城的界

南宋临安城在厢和坊之外，还有较为特殊的一种区划单位：界，其具体名目见于《干道临安志》卷二《界分》[3]：

钱塘县：南城界、西城界、温泉界、中路南上分界、中路南下分界、中路北界、外河界、州内界、西湖门南界、西湖门北界、三教门界、吴山北界、西一界、西二界、东一界、东二界、东西一下分界、净因寺界、三桥南界、三桥北界、灞北界、开道坊界、中棚界、井亭桥北界、桥南界、桥北界、后杭界、木子东界、木子西界、西庄界。仁和县：中濠南界、众安东界、小新营界、东营界、妙慈界、沙河东界、灞东界、中濠北界、永新桥界、仁和界、西营界

这里罗列的诸界分在南宋文献中绝少可资参证的记录，目前仅得两条线索。一为《两浙金石志》卷八《宋石观音院题名》[4]：

临安府钱塘县霸北界□□坊居住奉三宝弟子□□同妻□氏□家眷等……皇宋绍兴五年岁次甲寅仲冬□□谨题。

二为葛澧《圣宋钱塘赋》[5]：

绮分瓜列，各抚界分，时则有坝南、坝北、南城、西城、开道、奉国、温泉、水明、中棚、清波、朝天、清平，巡逻纠禁，昼警宵绳。剖析途巷，标题坊号，时则有通和、延福、广文、常庆、兴礼、会昌、义和、从训、慈孝、清飌、安国、延定、通宝、丰财、紫云、立政，大书深刻，夸诩争胜。

由此可知，界在南宋初年之前就已设立，上辖于县[6]，下统有坊，担负治安警巡之功能。但干道以后，志书以外文献中几乎没有相关界的记载。在此期间，临安城中真正起到治安消防作用的是铺[7]和隅[8]。《梦粱录》卷一〇《防虞巡警》[9]：

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或有闹炒不律公事投铺，即与经厢察觉，解州陈讼。更有火下地分，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盗贼。盖官府以潜火为重，于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驻军兵，及于森立望楼，朝夕轮差兵卒卓望，如有烟烻处，以其帜指其方向为号，夜则易其灯。

厢下设铺本系开封城制度，绍兴二年临安城仿效设置。因此，绍兴以后界的建制即便存续，其实际作用也值得怀疑，恐怕只是列载志书而已。

二、温州城的界

温州城的城市管理，《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四四[10]的一段记载常被引用：

（嘉定）四年正月七日，温州言：本州岛并海，每遇深冬，骤风时作。忽于十一月初十日夜在城监前界居民遗漏，知郡即同当职官躬率官兵并厢界义社，前往救扑。……

这里“在城监前界”的词义，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11]，结合其他文献则可明了。

何白《汲古堂续集》卷一二《塔研铭》[12]云：

余旧从颓墙中，得古塔石，方径尺，傍有刻字数行，云：“右厢监前界永安坊杨正言，舍钱造阿育宝塔一所，奉荐先考杨廿三郎、先妣张氏，凡同生净土”云云。

是知“监前界”是介于“右厢”和“永安坊”之间的建制。又据刘宰《漫塘集》卷一〇《回严州陈寺丞畏》[13]：

顷岁青溪之盗，永嘉得刘教授部分城下为四厢八界，了不相紊，与其他规画皆可举而行，行之亦易，得人信从。

此事详载于《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七《防寇》[14]：

宣和庚子冬，方腊起帮源，连陷杭、歙、婺，至遂昌，州民望风奔遁。闾丘守鹗、江倅端本皆以城圮，遂无固志。刘教授士英……乃分城为八界，初集市东界兵于崇信寺……次日集监前界兵于天宁寺，会二界兵及来人。三月二日集南郭东界兵，及七百人。……再集南郭西、新河、西北、市西、市中五界，及八千人。于是每界以一官统之，各据界防守，昼修城，夜巡警。

可知北宋末年温州城曾设置有四厢八界，所谓八界，即市东界、监前界、南郭东界、南郭西界、新河界、西北界、市西界、市中界。然四厢八界之设，实早于宣和，已知三则金石史料可证北宋情况。景佑元年（1034）至庆历三年（1043）所建瑞安慧光塔建塔助缘施主名位[15]云：

温州永嘉县右厢市东界都商税务西居住奉三宝弟子严士元并妻陈氏十一娘……

元佑年五年（1090）至八年（1093）所建龙湾国安寺千佛塔盖砖铭文[16]云：

右厢南郭西界五马坊弟子蒋直佑并妻张三十二娘……

崇宁三年（1103）至政和五年（1115）所建温州白象塔塔砖铭文[17]云：

温州在城右厢新河北界棣华坊太平东巷居奉佛女弟子王氏四娘……

同塔铁覆盘铭文[18]云：

温州在城右厢新河北界棠阴坊浴堂前居信女丘氏五九娘……

南宋情况除前引《宋会要辑稿》所记嘉定四年事例外，另见三则。《南柳黄氏宗谱》所录绍兴八年黄衮告身[19]云：

本贯温州永嘉左厢南郭东界育材坊为户……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20]记第五甲第八十四人林思永籍贯云：

温州永嘉县右厢新河北界棣华里。

王之望《汉濵集》卷七《温州遗火乞赐降黜奏札》[21]：

臣契勘本州岛自（干道五年）今月十七日西北风大起，遂预作凖备，点检防火之具。十九日风甚，巳时，新河南界居民叶八家火发，烟焰所冲，六处并起。臣与通判赵不流躬诣火势猛处救应，分遣诸头项军兵百姓并力向前，至未时扑灭，烧过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间约计六百二十余间，并岑山尼院一所。是夜二更后，城外南厢居民遗火，亦实时救灭，烧一十五家，计二十间，并系茅屋。臣等终夕巡警，浇泼余烬，不敢少懈。翌日，风势依前猛急，至未时，市东界杜秀家火发，五处俱作。臣等又如昨日极力救护，至酉时扑灭，烧过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瓦屋相间约计一千一百七十余间。龙兴宫、开元观、嘉福院，并当风头，不容拆救，内龙兴宫有市舶务一所，并皆焚毁。飞火出城南，烧却民居七十家，及造船营一所五十六家，计草屋一百四十二间，打造未成粮船四只。除此之外，两日所烧别不曾延及仓场、库务、官司屋宇。

从以上材料可知两宋温州城厢界坊的设置均较为稳定。

三、湖州城的界

南宋湖州城设有四厢十七界[22]，据《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23]：

坊名乡地久废，官司乡贯止以界称，今为界十七，分属四厢。

其后所列厢界名目为：左一厢：南门界、崇节界、飞英界、报恩界；左二厢：崇新界、归安界、中界、迎春界；右一厢：南市界、鹅行界、石鼎界、鱼楼界；右二厢：西市界、乌程界、仓场界、济川界、中书界。

尽管志书明言界辖于厢，但石刻史料中却存有另外一类记录，如绍兴二十五年飞英塔题记中可见“湖州归安县仁风乡南门界”的称谓。于是可知湖州城内县与界之间还有乡的设置，似与学界一般认为的城内设厢坊城外设乡里发生矛盾[24]，这便引出了新的问题。其实南宋城内设乡非止湖州，平江、庆元[25]都是明确的例证。就平江而言，根据《洪武苏州府志》及《姑苏志》的记录，城内设有十乡，每乡对应一里，分属于吴县、长洲县。这十乡里的设置在南宋时就已经确立，将一些石刻及藏经题记中所涉及的街巷、桥梁名称与《平江图》相比对，便可以推定各乡在城内所在大致方位[26]。

平江城乡里地名表[27]

这种城内设置的乡里与厢坊不同，实际是一种地域概念而非行政单位。《永乐大典》卷二二一七引《江阳谱》[28]：

今惟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至于官府税籍，则各分隶耆下，故结甲日以耆冠都。

泸州城外的税籍管理以耆为单位，乡里仅仅具有籍贯表达的作用，平江类同。反观湖州，绍兴年间乡里仍是城内的地域称谓，飞英塔题记云“归安县仁风乡南门界”，《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则有“归安县仁风乡迎春里”、“乌程县霅水乡仓场里”。在《嘉泰吴兴志》中，左二厢有迎春界，右二厢有仓场界。由此可以推知，湖州城内东部为左一、左二两厢，下辖八界，西部为右一、右二两厢，下辖九界。同时，东部地属归安县仁风乡，西部地属乌程县霅水乡，乡下有里，已知二里名均与界同，界具有与里相等的地域识别意义。这样一来，志书所谓“官司乡贯止以界称”也就容易理解了[29]。

五、其他城市的界

宋代城市界的设置，除了以上三例材料较为丰富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例证，如：海州，见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天圣四年（1026）银棺铭文[30]：

海州西市界弟子谢□□

广州，见韶关南华寺庆历五年（1045）至八年（1048）木雕罗汉铭文[31]：

（004号）广州第一厢第一界……

（022号）广州第一厢第二界居住女弟子秦九娘……

（196号）左第一厢第二界……

（026号）广州右第一厢第四界住止女弟子邓氏六娘……

（157号）广州右第一厢第五界住□庚子生弟子吴文亮……

（025号）广州右第一厢第六界女弟子谭一娘……

邓州，见元佑元年（1086）赵荣地券[32]：

邓州武胜军右厢第四界居住弟子赵怀伏为父赵荣……

襄州，见崇宁三年（1104）张氏二娘地券[33]：

京西路山南东道襄州左厢第二界居住夫主刘密……有妻张氏二娘……

青州，见黄裳《演山集》卷一四《青州坊门记》[34]：

青以两城居民始为十六界，以别居民之地分。崇宁改元，裳来为青，顾吾属言：夫用十六界之别居民之地分，其义安在哉！盍废界设坊三十有六，为之门，名各有物，庶乎其有义也。迎春之类，以辨坊名之也；延宾之类，以遗事名之也；文正之类，以人才名之也；自正之类，以道化名之也。胜游以之乎东湖，兴云以向乎南山，朝元以趋乎天阙。使之观其名异则相识别，思其居同则相亲爱，此为坊门之意欤！

至道三年云门山佛龛邓氏题记[35]：

靑州益都县南和界住人淸信男弟子邓□……

大中祥符九年千佛殿石香炉记[36]：

大宋国靑州益都县将乡诸王村维那安守忠等于大中祥符九年岁次丙辰正月十三日兴造千佛殿内石香炉壹坐永充供养记……西城界张演合家施钱贰贯文……

唐天宝十二年云门山李栖梧题记后补刻题名[37]：

城西界信人维那头聂□

六、小结

综上所论，界的设置至少在北宋早期就已经出现，南北方州城均有一定数量实例，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在设厢的城市，界受辖于厢，两者之间关系比较密切，因而其意义也主要在于所谓“巡逻纠禁，昼警宵绳”，带有比较强烈的警巡色彩，同时还用于标识籍贯。界与坊的关系则可能比较复杂，在部分城市有厢界坊三级设置，更多城市仍为厢界或厢坊两级设置。尤其到南宋时期，设界的城市有所减少，情况有所变化。在临安城，界的治安功能似由铺、隅来替代；而在湖州城，界却又起到与乡里相似的地域识别作用。

就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认为“宋代的城市行政制度……由北宋前期厢统坊的“厢坊制”，到南宋干道五年（1169年）前后，向三个方向发展……另一部分大中城市则开始实行厢统界，界辖坊（巷）的‘厢界坊（巷）制’”[38]的看法固然是难以成立的（甚至是相反的），但若完全否认界曾经作为城市管理单位的作用，恐怕也不合适。尽管唐宋代城市管理制度的发展脉络已经趋于清晰，但仍不可忽视某些时段某些城市所体现的个性因素。日后如能结合城市布局复原的结果，将各类城市管理单位落实到具体空间来考察，应该更加有助于其性质的明确。

2011年3月初稿，2013年10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