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魏峰：文天祥文集《瑞山康氏族谱序》考-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文章出处：《唐宋历史评论》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摘要：出自崇祯本文天祥文集的《瑞山康氏族谱序》，从其内容分析应是出自明人的伪托。此谱中关于康氏家族始迁祖的历史追述，正统前后出现变化，并增加了文天祥撰写该篇序言的内容。万历时期康氏家族成员通过约请泰和当地文人撰写谱牒序跋，逐步确立文天祥序言的可靠性，并致使其在崇祯时期被编入文天祥文集，成为康氏家族历史叙述的重要依据。

宋代谱牒传世极少，目前可确认者仅有宋代宗室谱牒残卷，研究宋代宗室以外家族谱牒可据之资料，主要依靠传世文集中的谱牒序跋。传世晚宋文集中，又以文天祥文集中谱牒序跋为多，学人据以讨论其涉及的家族。但文天祥文集成书时已经入元，版本形成过程复杂，个别序跋篇目在不同版本系统中存留颇有异同，其形成年代尚需考辨，其所反映家族之时代宜当再论，笔者以为《瑞山康氏族谱序》所涉及资料尚需进一步辨析，遂不揣浅陋，拟以文天祥文集此篇谱序为例，探讨其形成时代及其过程，以就教于师友。

文天祥文集版本研究，以邓碧清《〈文山集〉版本考》较为全面，她比较文天祥文集诸版本，考订其刊刻传布为两个系统，即以元代刻成道体堂刻本为祖本的景泰刻本系统，以及以清雍正年间刻成的家刻本系统。其中，因道体堂刻本所据为明代内阁存留元刻本，初刻为景泰六年（1455）韩雍、陈价在江西所成的《文山先生文集》，故又称景泰本。景泰本是之后诸刻本的直接源头。[2]刘德清在《宋集珍本丛刊·文山先生文集》提要中，对文天祥文集版本源流亦有梳理，但也指出明清各代诸刻本，致力于文集翻刻和附录资料的累积，忽视遗文搜集和版本比勘，《文山集》迄今尚无一完善之本。[3]邓、刘两文皆提及文天祥文集尚有元代刻本存世，即台北图书馆所藏标称为元刻的《文山先生集》。笔者比较其内页，第十五卷附有《与府理钱升叟书》，又据该书信息，其卷五、卷六并记有“孝子张里瑞重刊”，[4]据邓碧清研究，此为张祥正德九年（1514）刊刻记，则可知所谓元刻本，实为晚于景泰本之正德刻本，其相关版本特征皆与标称元刻本一致；之所以定为元代刻本，当系为抄配元人许有壬“文山先生传序”所误导。据此，已知现存文天祥文集以景泰本为最早，应代表了文天祥文集较早的面貌。然景泰本中并无《瑞山康氏族谱序》一文。进一步比较景泰、正德两版，及其后的鄢茂卿嘉靖刻本，此文皆未见，至明崇祯四年（1631）张起鹏刻本始见此篇。

文天祥以气节为明代士大夫所重，这是有明一代其文集被多次刊刻的动因。历次刊刻又以文天祥故里江西吉州为多，景泰四年陈价按行吉州，始有景泰本刊刻之举。其中出力甚大的尹凤岐，即为吉水人。正德九年刻本，由文天祥故里富川人张祥主持。张氏更是搜检遗文，力求完帙。但是直至崇祯年间钟岳重新编校文山集，《瑞山康氏族谱》始见收录，而所述之家族竟就在吉安属县泰和，也就是张祥所居，不免启人疑窦。

分析本序文字，实有与史传抵牾之处。为详细讨论，现据崇祯本移录全文如下：

士君子立身天地间，必求所以为忠为孝而已。夫忠所以事君，孝所以事亲，舍此无他焉。然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天祥之友康君可与是矣。可与与天祥有一日之雅。天祥方欲举以靖国之难，暇时进其谱系一帙与天祥校雠。因追论先世，黜其所以不情者三之一，即欲丐弁其端。呜呼，天祥岂暇为哉！然是亦可与尊祖宗、崇孝道之一端，移孝，忠不难也，因为序之。按谱，其姓本于卫康叔之后。初祖如绚，仕唐为华山刺史，历皆显宦。数传至国辅，南唐时娶司马氏，一产三男，以为人瑞，皆封将军。我太祖皇帝定江南，仁恤李唐之后，及其懿亲，许择便地以居，始繇金陵徙来吉之泰和。国辅三子：正将子文析居桐庄，参将子忠居横乾，副将子信居古瑞山。子信实为瑞山初祖也。三族子姓繁衍，硕大翘楚有人望。信后尤克修厥德，毅勇奋发。蹈忠履孝有如可与者，国辅十世孙，真可谓不忝矣。继今而往，可与不得媕娿，益当严其家训，以寿汝子孙。宝此信书，不使他人昏冒，则孝道贻遗，不斩于今日。天祥之浮沈不可得知，脱有所征召，可与当奋然一来，同济大事，以全汝忠孝也，宜哉！[5]

据谱序所述，康氏以唐代华山刺史康如绚为祖，居于今南京地区，数传至康国辅，时为五代南唐治下，因其夫人司马氏产下三胞胎，被视作祥瑞，三子康子文、康子忠、康子信分别受封为正将、参将、副将。南唐灭亡后，康氏自金陵移居泰和，散居于铜庄、横乾、瑞山三地，居于瑞山的康子信即为本支始祖。康国辅有十世孙康可与者，因与文天祥有“一日之雅”，故请为序言云。

全序并无纪年，仅可推知或在文天祥起兵前后，难以与文天祥行实进行比较；康可与也于史传无载，无法了解其生卒家世。序文中对康氏自唐以来的世系叙述极为粗略，仅述康如绚任华山刺史。查唐代刺史设置，并无华山刺史一职。南唐时人康国辅同样于史无征。又所谓“懿亲”，系指至亲，谱序所言当是指南唐国主李氏一系，但是康氏不过是受封将军，显然与李氏懿亲相去甚远。开宝九年（976），后主李煜携其亲族五十五人北上至开封，封号是颇示折辱的违命侯，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去世于京师里第。[6]其弟李从善雍熙四年（987）卒后，葬于开封，祔于其母凌氏墓。[7]南唐亡后，李氏亲族显是聚居于开封，所谓太祖仁恤南唐李氏、亲族任其择地而居之言，有悖史实。

再从谱序所载职官来观察。康氏长幼三人入宋后有所谓正将、副将、参将，其中参将显非宋制，而是明代职官。正将、副将、参将之序列，也系明洪武时期出现的出征高级武官序列，[8]参将在洪武二十年（1387）前后偶有设置，但职衔为“左参将”或“右参将”，在明代镇戍体制建立后，地方镇戍参将的设置是明仁宗初年。[9]永乐以后，以将军、副将军为总兵官带衔，参将作为总兵、副总兵之下的级别，与将军、副将军构成上下序列。[10]正将、副将、参将的高低序列，反映的是明人而非宋人的军职排列认知，据称为文天祥所撰的谱序，竟然出现了明代官职，谱序的作者和撰成年代自然大有疑问。

谱序中既然出现了明代官职，笔者遂尝试从明代文献中寻找康氏家族的痕迹，发现明代文献中有多篇与这一标明为文天祥所撰谱序相似的表述。追康如绚、康国辅一系为祖先的康氏，本文可称之为“三将军康氏”。

检诸明代文献有关泰和康氏的谱牒序跋有多篇，以泰和人、明代名臣杨士奇为早。永乐九年（1411），原任中都留守司断事官康鹏去世，康鹏之子康振迹其父世系行义，请杨士奇为撰墓碣。康振，永乐间任望江县训导，[11]正统元年任四川提举学事佥事。[12]其文述其先世曰：

其先居金陵，唐大理评事如绚之孙国辅娶司马氏，一乳生三男，子文，子忠，子信，俱仕南唐，官至将军，而封国辅京兆伯，赐司马氏姓李，封伯夫人，子文宋初迁太和之铜庄，世称三将军家。[13]

《瑞山康氏族谱》与康鹏家世追述必同出一源，如世系皆自康如绚传至康国辅，康国辅妻司马氏，三子分别为子文、子忠、子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永乐年间的叙述中康氏的先祖康如绚，其官职只是大理评事，而非刺史，康如绚与康国辅为祖孙关系，不是数传，康国辅受封为京兆伯，其妻司马氏赐姓李，三子是先后仕至将军，并无正将、副将、参将的职衔。

建文朝状元、泰和人胡广也曾为康鹏家族的谱牒撰写序跋，他以为修撰家谱贵乎其真、不应喜为夸张之言，不然后世子孙不免为拜他人，并称许康氏家谱合于古制，不枉为攀附之语。[14]在该谱序中，胡广多肯定康鹏修谱体例，对所谓三将军的世系亦甚少言及。

“三将军康氏”家族世系为何，是我们进一步追索此序的基础。这从同为泰和人的余学夔为康氏家族所撰的墓志铭可略见。余学夔为永乐二年（1404）进士，他替泰和人康永之妻余氏撰写墓志，余氏生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统八年（1443）卒，余学夔为其撰写墓志，除追述康氏自金陵迁泰和、康国辅及其三子为将等见于杨士奇文集的语句外，记载康永高之父康履谦“英伟雄杰，元季为会昌兵马，国初掌万石田赋”，[15]所谓“万石田赋”应是指其任粮长。粮长制初建于洪武四年（1371），洪武十年推行至江西地区，税粮万石地区可增设副粮长一名。[16]康履谦与泰和人刘崧有中表之亲，并曾从刘崧之父学，康履谦早孤，但能奉养寡母，抚育幼弟，更是号召强壮以卫乡里的豪杰，[17]康氏因此号为泰和名家，其女康柔定嫁给袁克睿，墓志也出于杨士奇之手。[18]

杨士奇、刘崧、胡广、余学夔都曾为称为“三将军康氏”后裔撰写墓志、序跋，但是均未提及文天祥曾经为康氏撰有谱牒序文。刘崧洪武七年（1374）任职北京，曾获观文天祥手书信札，[19]也未提及文天祥曾经为康氏家族写有文字。永乐十四年（1416）胡广还曾为文天祥重撰《丞相传》，[20]若康氏有文天祥所撰谱牒序文，岂能不在文中大书特书。可见，当时的“三将军康氏”家族不论是康鹏一系还是康永高一系，其家族文字的传承中并没有文天祥为其家族撰写谱序的内容。

杨士奇曾为泰和另一康氏家族谱牒作序跋。据谱序，这支康氏是以北宋康稠为始迁祖。康稠也是南唐旧臣，本姓匡，入宋后因为避太祖之讳，遂易匡为康，以康为姓。[21]为与“三将军康氏”区别，本文称之为“匡康氏”家族。这一家族在元明之际是泰和望族，曾为庆州书院山长的康震（字宗武）从学于大儒吴澄，并请吴澄为其祖康瑞孙撰写墓志铭。[22]康震还请永丰人刘鹗为其六世祖康桂撰写墓表，以述其家世代。[23]康震与杨士奇祖父相交莫逆，杨士奇之姑嫁给康震之子康矩（字仲矩），[24]兄入赘于康氏，[25]妹嫁给康震孙辈康彦英，康氏所出子康荣自十一二岁即从学于杨士奇，随侍身边二十余年。[26]在追述中，杨士奇提及“匡氏出鲁匡宰句须，以邑为氏；康出卫康叔，以谥为氏，不可以淆也”，认为匡、康两姓是判然分别的两支，本支康氏当复为匡姓氏。可见，在明初的泰和，“三将军康氏”与“匡康”两个康姓家族，在追述家族世系方面是判然两分的。

笔者搜检明人文集发现，较早在“三将军康氏”族谱序跋中提及文天祥谱序者，是正德三年（1508）进士、泰和人欧阳铎。其文与明初杨士奇、余学夔所撰又有不同：

康先金陵人也，南唐时国辅娶司马氏，一产而得男者三，唐主以为人瑞，皆封将军，唐亡三子者来吾邑，伯子文正将，居铜庄，仲子忠参将，居横乾，季子信副将，居古瑞山。[27]

比照传为文天祥所作序言，可以看出两篇谱牒必有关联。其一是此序中仅称康国辅娶司马氏，而未如杨士奇所述，封康国辅京兆伯，司马氏李姓，是以“懿亲”二字难以解释，故欧阳铎亦产生疑问：“岂司马氏赐李姓，而三将俱有名位邪？”其二是自正将、副将、参将的高低序列两谱相同，这是明初诸人所撰志铭序跋所无。可见“三将军”后裔的康氏族谱中的文天祥序言，是直至欧阳铎所处时代前后才渐次形成，并且被康氏子孙通过向官僚士大夫请序的方式，逐步从本族内部的私人叙述，成为由知名文人“背书”的可信史料。

通过欧阳铎所撰序言可知，除了称南宋名臣文天祥之外，曾主持《永乐大典》纂修的明代才子解缙也成为康氏族谱序言的作者。文天祥、解缙同为康氏谱牒作序的叙述为后来不少康氏家族成员所继承，并加以“完善”。

隆庆五年（1571）进士、泰和人郭子章，与同乡康冏卿（字用光）自幼“同研席”，其“四子一孙皆用光弟子”，康用光三子也皆是郭子章门人。康冏卿后随郭子章在川黔各地任职，两人“昕夕不能离”。[28]万历十九年（1591），郭子章以两浙参政督运粮食入淮，驻于宿迁，其间为康用光家族谱牒撰写跋语，名曰《书古瑞山康氏文解二先生谱序后》。文中郭子章以文天祥曾为康可与、解缙曾为康永高两位泰和康氏族人撰谱序为依据，强调康可与和文天祥、康永高与解缙之间的关系，一如自己与康用光之亲密。[29]此文中郭子章欲以文、解二文集为康氏家族的谱系背书，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文天祥文集直至崇祯年间始有这篇谱序，而现存解缙文集诸版本中，并无解缙为康氏所撰谱序。[30]解缙文集在天顺、嘉靖时已经整理刊布，其中嘉靖本所收诗文数量是天顺本两倍之多。作为解缙同乡兼好友的胡广在为吉安的庞氏[31]、孙氏[32]两姓谱牒所撰序跋中都提到解缙此前为两家的谱牒撰有序跋。庞、孙两姓谱序跋皆见于解缙文集之中。[33]然胡广为康鹏家族谱牒所撰序言中，却并未言及解缙曾为康氏族谱执笔写序，足见郭氏所言并无实据，不过采信康氏谱牒之说。

“唯恐世家之文泯焉无征”是郭子章宣示的撰写动机，但是其文章本意则是试图以“世家之文泯灭”来解释，何以康氏家族与文天祥、解缙两位吉安名臣有如此深厚的联系，却鲜有文献的证据，而他手书文、解两个谱序就是试图替康氏补全这个遗憾。但是据前文的讨论可知，文、解两个谱序的来源显然是康冏卿家族谱牒，而非文、解两人文集。郭子章通过文字，还试图建立康可与和文天祥、康永高与解缙的联系，并强调“予与用光友，犹丞相（文天祥）、学士（解缙）之与可与、永高也”。但是谱序中的“一日之雅”实在与郭子章所言相矛盾。而且在余学夔所撰的余氏墓志铭中，可以看出康永高的父亲康履谦在元代是泰和县内的豪民，以家资雄厚闻名，[34]入明后以粮长任征粮之任，康永高因为其父罪被充军于辽东，依靠其妻余氏的经营才得以恢复家族产业。余学夔曾被解缙选定参与《永乐大典》的编纂，在余氏墓志铭中竟无一字言及解缙与康永高之渊源。

与郭子章曾同讲学于青原山的邹元标，泰和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他为同乡康某[35]撰写了谱序，在序中康某自述家族历次修撰族谱，起自康振（学宪公中振）而未成，初成于康彦灰、康万寿，其所据即此谱并文天祥所撰谱序。[36]康彦灰，当是康彦恢，泰和人，其两女分别嫁给万安人刘广衡[37]、杨子珮[38]为妻，皆为泰和人王直执笔撰墓铭。刘广衡出任员外郎时，王直为之写序，称许其为官，而请王直写序的分别是他的三位至亲大理评事康宜清、刑部主事欧阳广汤、监察御史欧阳广沫。[39]康宜清，即康颒，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其父康岳（字孔高）仕至王府纪善，杨士奇为撰墓志铭，在墓志中追述康氏“故匡氏，唐有匡胄为吉州判官始家西昌祁洲”。[40]康颒之所以与刘广衡为至亲，是因为刘广衡娶康彦恢之女，康颒、康彦恢必是同宗亲族。既然康颒是“匡康”的康氏一族，康彦恢也定是其同宗。明初判然两分的“三将军康氏”和“匡康氏”两支的家族世系，在邹元标的谱序中已经含混不清了，其所宣称的家族谱牒修撰历史当然也是令人怀疑的，此谱中的文天祥谱序也显然是出自明人之手。

追索“三将军康氏”的家族文献可以看出，在正统（1436～1449）之前，康氏家族的谱牒修撰历史中并没有文天祥为其家族撰写谱序的内容，康氏始祖的表述也与传为文天祥所撰谱序者多有不同，文天祥与解缙为其家族撰写谱序的记载必是出于后来的康氏族人，并在万历中期以后形成。郭子章、邹元标等人的跋文，为《瑞山康氏族谱序》的可靠性提供了支持，最终在崇祯时期文天祥文集刊刻时被收入文集，成为文天祥传世文章中的一篇。

以南唐“三将军”为始迁祖的家族历史追述，在明代泰和地区家族的记述中并非个例。正如学者指出，建隆二年（961）南唐中主李璟迁都洪州，原在金陵的一些非豪强的家族随之迁徙到江西地区，逐渐培养出一种故家旧族意识，形成了南唐故家情结。[41]元末明初，吉安地区战乱不止，匪患乱兵频起，地方士绅或结族自保，或流徙他方，编修族谱成为敬宗收族的需要，这是包括“三将军”康氏家族谱牒修撰的社会动因。康氏家族的历史从南唐三将军后裔，逐步构建出先辈与文天祥的情谊，应是其家族期望以此自高门第，从为乡里粮长的豪民转变为宋末抗元的忠义之家，这一过程通过泰和当地士大夫的序跋不断得到强化，最终以序跋刊入文天祥文集而得以完成。同时，相关家族的历史也从明代被“制造”到宋元时期。公开流行的文集，成为其家族历史可靠性的最佳佐证。乾隆年间纂修《泰和县志》，康氏家族三将军传承的记载已经补入其中。[42]康氏家族历史追述，成为地方官修方志的叙述。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志位列于“征荐”一门的萧瓒、康子文，在万历七年刊刻的泰和志中独见萧瓒，这与康氏家族谱序多见于万历中期应有关联。

笔者曾就族谱文献中有关宋人的记载，通过明代地方志编修而成为地方历史叙述进行研究，提出明清地方志中部分有关宋人记载实出于明代谱牒，多与宋代史实不符，需审慎利用。[43]明代《泰和县志》中亦有其例，如南宋淳熙中有康景明者，任梧州同知，此职是明代职官，显是来自谱牒。[44]《瑞山康氏族谱序》的形成过程则提示，宋人文集在明清刊刻时也会有族谱文献进入其中，尤其是部分家族世传、谱牒序跋，有来自明代以来宗族谱牒的可能性。清人卢文弨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为其友人吴骞家谱所撰序言中言及，“近世以来之为宗谱者，其弁言必援古闻人之笔以为重，间尝阅数谱矣，无论张王李赵，其前率载宋文丞相之词，其他煌煌大篇，类皆出自前代之高官达人，匪是弗华也。前在湖南得翻刻李文正《怀麓堂集》，掺入族谱序数篇，于其中考之初刻，则无有。夫以一序言尚不惮假籍缘饰以为光荣，其所推溯而上之遥华胄可尽信乎？”[45]《怀麓堂集》为明人李东阳所著文集，初刻于正德年间。可见，文集刊刻中谱牒序跋掺入自明以来屡见不鲜。

明清时期的谱牒文献，通过地方志编修、文人文集刊刻等方式，将私家关于宋代家族的历史叙述渗入地方历史记载，在公开的官修地方志和流传的文集中建立其家族叙述，并在家族谱牒的后续编辑中起到证实记载真实性的效果。从宋代相关制度考订其记载，从版本源流中辨别其先后，从传世谱牒中寻找其痕迹，适可找到如《瑞山康氏族谱序》此类文献中真实的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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