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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代州县城市城区布局的几个特点
来源:包伟民  作者:  日期:2015-07-03

随着从唐代到宋代城市的开放式街市制的形成,两宋时期城市州县的城区布局较之前代已大有改观,但它们的主要特征,仍维持了其作为州县行政城市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的维持,可以作为我们观察中国古代城市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视角,因此值得关注。下文以子城为中心,略及其它,爰成小文,以求教于师友。

 


  中国传统行政城市城区的布局,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至秦汉时期形成了基本的样式,对后世影响致深。无论是都城还是一般州县城市,都是如此。学者对此研究不少,朱玲玲分析古代都城平面布局,总结出整齐划一性、贯穿全城的中轴线、以宫殿为主体结构、宫殿建筑的高台化等四项基本特性。[ 朱玲玲:《中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的特点》,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编《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63页。] 马正林等则提出古代城市布局设计的中心布局、对称布局、街道分割、方块居住、市场固定等五个“原则”。[ 参见马正林主编:《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467页。] 这些基本特性的具体表现,前后期自然有一些差异。例如秦以前宫殿建筑左右对称格局已比较清晰,但整个城区的对称分布尚不严格,要到东汉以后纔相对明确。又前期宫殿区多在城市的南面,且同时建有多个宫殿。东汉以后,宫城开始集中,逐渐单一化,到曹魏营建洛阳城时,已经完成了宫城的集中与居北的定位。[ 参见刘庆柱:《北魏洛阳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谈北魏洛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地位》,2005年6月9日至12日韩国清州忠北大学“通过城市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大会论文。] 同时,由于从东汉中晚期以来展开的宫城单一化,使得一些非皇城建筑的中央官署移出宫城,为了便于与皇城的联系,这些官署就都集聚于宫城周围,后来就形成了主要部署中央官署的内城。秦汉时期,既为了便于城内工商经营区与居民区的防御,更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块的管理,古代城市封闭式的坊市制已初露端倪,到北魏修建洛阳城时,遂形成一种规划周详、棋盘式的坊市制城区布局。此后坊市制持续了数百年,到唐代后期纔逐渐瓦解。
  两宋城市城区布局在唐后期格局的基础上继续演进,主要表现为新的开放式街市制完全取代旧的封闭式坊市制,条状的街取代块状的坊市成为城市商业与市民公共活动的空间,以及城区在多方面的扩展,其它方面则基本维持旧貌。北宋开封府与南宋临安府可为典型。开封府由外城、里城、宫城三重城组成,每城外皆有护城河。里城即唐代汴州城,位于外城中央偏西北。宫城又位于内城中央偏西。宫城南正门为宣德门,由宣德门南经里城正门朱雀门,直达外城南正门南熏门,这就是御街,宽达“二百余步”,[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二《御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页。] 组成开封城中轴线。宫城内主殿大庆殿及紫宸殿位于中轴线上,全城街市围绕御街展开。南宋临安府因受河山之阻,以及初年国势危急、无力大规模营建等因素的影响,沿用的五代吴越国时期旧城而略加改建。皇宫位于城南凤凰山麓,为吴越国旧制,从皇城南门凤山门向北穿过全城的御街为临安城的中轴线。

 

二 


  秦汉以来,各地州县城市仿照都城建制,其布局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两宋时期,随着街市制的确立,作为州县城市行政特性标志的,城墙之外,主要是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官署区,在州军一级城市中,围绕官署区一般还筑有子城。下文略作阐述。
  州县城市是专制政府分驻各地行政机构的驻地,官署的存在是设立城市的主要背景和依据,仿照都城,由官署占据全城中心地带,是州县城市这种基本特性的必然结果。两宋时期城市的经济功能不断强化,但上述反映行政特性的表征未见稍有变更。大多州军城市在官署区周围都筑有子城,子城不少为前代所建,也有个别城市因旧城狭小扩建外城,而将旧城留作子城的。[SITESERVER_PAGE]
  修筑子城的目的与筑外城一样,首先是为了更好地防御外敌,保护全城最为重要的区域。北宋皇祐二年(1050)广南侬智高之乱,兵至广州,“外城一击而摧,独子城坚完”。[ 文莹:《湘山野录》卷中《魏瓘二知广州》。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25页。] 广州知州仲简“婴子城拒守,城外蕃汉数万家悉为贼席卷而去”。[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戊子条记事。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点校本第17册,第5768页。] 南宋初金兵南侵,东南各地多修筑城池,知滁州向子伋于是“修子城,治楼橹,欲为守御”。[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二,建炎三年十月十五日庚寅条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下册,第963页。] 建炎三年(1129)九月壬申日,潭州发生兵乱,其将领遂“至子城,反关拒之”。[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九月壬申条记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A。] 绍兴二年(1132)冬,虔州叛军谢达进犯惠州,守臣范漴置州城于不顾,“入保子城”,等叛军退去,范漴“遂尽取贼所杀居民首以效级,州人怨之”。[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一,绍兴二年年末条记事。页14A。]
  因此,每当各地因财力不足无法修筑外城时,多先修筑子城。岭南地区于宋初平定之时,下令拆除城垣,后来地方打算重修,又多碍于费广役大,难于兴工。前述广州就是因为外城太大,无力修筑,于是在庆历五年(1045)应前守臣任中师之请,“恐缓急无以御盗”,先修子城,数年后竟果罹兵乱。[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四月壬戌条记事。点校本第12册,第3772页。] 福州也是数次有修筑外城之请,都未能实现。至熙甯元年(1068)章岷为守,提出“只就旧基修筑子城”,得到宋廷批准,于是到第二年兴工修筑。[ 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子城》。海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3页。] 南宋初,廖刚出知漳州,条具民间利病五事状,也提出“福建诸州军往往无城……若外城,诚未可轻议。……臣欲乞随宜且修子城。”[ 廖刚:《高峰文集》卷五《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A。] 不少州军城市外城与子城俱全,相比而言,子城都比外城修筑得更为坚固,墙面大多包贴砖石。如北宋潭州子城即“用砖甃砌”。[ 胡宿:《文恭集》卷二六《赐潭州通判李丕绪等修子城敕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B。] 南宋嘉定年间镇江府守臣赵善湘补筑旧城,也将子城“甓以固之”。[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9页。] 前述绍兴二十年新州守臣黄某“取野竹骈植之”,以权充外城,其内城却是兴工版筑的,“新子城楼观雉堞”。[ 胡寅:《斐然集》卷二一《新州竹城记》。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第453~454页。] 子城之所以受重视,优先修筑,虽有工程相对较小,容易措置的原因,另一重要原因更在于子城之内为府衙官署集中区,理应重点守御。
子城一般面积一般不大。现据文献记载所及,列为下表(表1)。
表1                       两宋的子城

州军

子城城墙周长

修筑年代

文献

明州

420丈

821年

《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子城》。

台州

360丈

1228~1233

《赤城集》卷一《重修子城记》。

漳州

860丈

旧筑

《高峰文集》卷五《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

徽州

1里42步

855年

(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城社》。

镇江

12里70步(子城并东西夹城)

旧筑

《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

常州

7里30步

892年

《咸淳毗陵志》卷三《地理三·城郭》。

秀州

2里10步

1119~1125年

《至元嘉禾志》卷二《城社》。

滁州

3里

旧筑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二建炎三年十月十五日庚寅条。

严州

3里

1119~1125年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城社》。

台州

4里

旧筑

《嘉定赤城志》卷二《地里门·城郭·州》。

建康府

4里265歩

1132年即旧基增筑

《景定建康志》卷一《留都录一》。

荆南府

4里315歩

旧筑

《忠肃集》卷一○《荆南府图序》。

永兴军

5里40步

旧筑

《长安志》卷一九《县九·奉天》。

福州

950丈

五代

《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子城》。

越州

10里

旧筑

《嘉泰会稽志》卷一《城郭》。

广州

5里

104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四月壬戌条。

 


说明:凡始筑时间不明者,均作“旧筑”。
上表所统计的这些数据,虽然涵盖面有限,应该反映了两宋时期子城规模的一般情况。


  子城大多位于郡城中心地带,或稍偏北,如北宋江甯(建康)府子城在“城内之北”。[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地理图·旧建康府城形势图考》。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296页。] 南宋江安县“自县谯望南城楼,直如引绳”[ 解缙等编:《永乐大典》(残本)卷二二一七第十七页“泸”字韵引南宋《江阳谱》“坊巷街道”。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16册,页16B。]。
  有些州军因地势之别,有不同的情况。如苏州子城即在“在大城内东偏”。[ 王鏊:(正德)《姑苏志》卷一六《城池·子城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A。] 据前表可知,子城面积大多有限,极少有超过1平方公里者,因此一般仅供修建府衙官署。明州子城“庶府有司仓库公宇皆在其中”。[ 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八《城邑考上·本路》。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影印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第6259页。] 江甯(建康)府子城“宋初为府治”,至南宋改为行宫。镇江府“子城仅周府寺”。[ 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影印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刻本,第2335页。] 舒州官署居于子城之中,“民居皆子城之外”。[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一○《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三)。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8册影印清抄本,第367页。] 徽州“州衙在子城之西北,正南曰设厅,防守库在东厢之楼,甲仗库在西厢之楼,仪门在其南,军资库、公使酒库分为左右,在仪门之南,又南则旧谯楼在焉”。[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官府》。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嘉庆十七年刻本,第7610页。] 严州郡治则在“子城正北”。[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一《郡治》。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光绪二十二年《渐西村舍汇刊》本,第4355页。] 正因为子城主要安置地方政府官衙,有些子城径称衙城。[ 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应天府,艺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为南京,诏即衙城为大内,正殿以归徳为名。”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16页。] 有些州军子城稍广,其中所营建的官衙等机构就多一点。越州(绍兴府)子城周10里,镇江府子城加东西两夹城也达12里有余,甚至超过前述某些州城面积,是当时较少见的。越州(绍兴府)地方志有子城之内街桥官衙布局的详细描述,特引述如下:
今子城陵门亦四,曰镇东军门,曰秦望门,曰常喜子城门,曰酒务桥门。水门亦一,酒务桥北水门是也。其南秦望门去湖亦仅百步,虽未必尽与古同,然其大略不相远矣。由秦望门而入,直北曰莲花桥,又北走即府治所也。秦望门街之东,曰雄节营,曰五通庙,曰酒务坊,曰夏麦仓,曰都酒务;街之西曰第七营,曰第四营,曰车水桥巷,曰提举司干办公事厅,循城而西曰念三营。由酒务坊而东,经丰宜馆、三圣庙之前,东走酒务桥门,由车水桥巷而西,过桥之南,有大池曰龙喷池,池正方,可三十亩,池北曰佥判厅,池西曰社坛,自此西走逾大郎桥,会于常喜门,莲花桥北街之东曰司理院,西曰卧龙坊。由卧龙坊而西数百步,西南走威果营,又数百步抵城隍庙路。及西园南趋清泠桥,出常喜门。府治之南左曰提刑司干办公事厅,曰作院,右曰通判南厅,今为察判厅,由府治而右,手诏亭下少西,曰府院,曰下马院,由府治而左颁春亭下东走,即镇东军门,街之北曰佥厅,少东曰通判北厅,街南曰通判东厅。[ 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一《子城》。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影印嘉庆十三年刻本,第6724~6725页。][SITESERVER_PAGE]
  越州府治也在子城正北。除府治、通判东、北厅及其下属机构外,子城之内还有设治于越州(绍兴府)的提刑司干办公事厅,以及军营与各类库务等。此外还有社坛与祠庙。这一则记载未提到的设于子城之中的还有都物料场、城隍庙、护国旌忠庙等。[ 参见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四《库务》(第6778页)、卷六《祠庙》(第6801~6802页),等。] 其它州军子城内也多见有祠庙等设施。[ 参见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四《祠庙》等。第43787~4380页。] 可见子城之内集中了地方政府主要的行政机构与宗教设施。
  由于子城面积有限,官署又常有扩充,因此很多州军并非所有官署都集中在子城之内。如严州州衙虽在子城之内,依郭建德县的县治却设于子城之外。[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五《建德县·官廨》。第4385页。] 江甯(建康)府北宋时即设通判两员,南宋又增添差通判一员。北宋所设的通判东、西两厅都在子城之中,南宋所添差的通判南厅,就被挤到子城之外了。[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四《官守志一·通判厅》。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点校本第2册,第1131页。]
  少数州军子城之内还偶有民居。崇宁三年(1104),黄庭坚(1045~1105)谪居宜州,起初居住在城门外的关城,当地官府可能感到不便于监管,令他迁居入城。于是黄庭坚于十一月甲戌“抱被入宿子城南”,僦舍于“上雨旁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的喧寂斋。[ 刘琳、李勇先、王贵蓉点校:《黄庭坚全集》卷二五《题自画卷后》。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册,第645页。] 福州子城设子城厢,分四坊,其中东衙坊“今皆为民居,小巷经纬二”。[ 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子城坊巷》。第38页。] 不过子城之内的民居似极少见,即如福州东衙坊,也是“旧官廨所在也”。福州本为五代闽国政权所在地,官衙较多,大概自五代入宋后,这些地域被废弃,纔逐渐被民居侵占。
在州军城市中心地带修筑子城,集中官衙,除利于守御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以此突出政府机构的中心地位,以作为国家机器权威的象征。北宋治平元年(1064),越州新修子城完工后,毛维瞻作《新修城记》,明确指出:“州之子城颓垝,邸里亡有限隔,非所以为国家式遏海外之意也。”[ 毛维瞻:《新修城记》,载孔延之辑《会稽掇英总集》卷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B。] 南宋明州子城城濠因“民居跨壕造浮棚,直抵城址”,不但阻塞运路,而且有碍于子城的威严。淳祐三年(1243)春,守臣陈垲下令拆除浮棚,重修子城,“限隔内外”。[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公宇·子城》。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第5023页。]

 


  子城还有两个建筑尤为重要,是除子城城墙本身之外作为国家机器权威的主要标志物:一是城子正门“谯门”另一是州军官衙正门“仪门”。
  谯门均建有高大门楼,因此又称谯楼。南宋周必大(1126~1204)说:“本朝帅藩督府参用周制,其门三重,余二而已。仪门之外,谯楼巍然,以高为贵,殆皋门之遗制欤?”[ 周必大:《周益文忠公集》卷五八《广徳军重修谯门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9册影印明澹生堂钞本,第271页。] 谯门为子城正门,因此庆元府(明州)“郡自谯楼入子城”。谯门之上均有大幅匾额,上书州军之名。庆元府谯门匾额为“庆元府楼”。[ 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一《西子城门楼》。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影印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第5939页。] 绍熙元年(1190),徽州更换谯门等匾额,据说还因此招致一场火灾。[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一四《州县牌额》。中华书局2005年点校本上册,第389页。] 一般州军子城位于城中偏北,由此直达城南门为主要大街,所以谯门都是南向的。有些州军子城位置不在北侧,谯门朝向也有不同。徽州北宋时谯门东向,南宋改为南向。“绍兴二十年火灾,市人以为承平时谯门东出,则城中列肆不耗,士子登第者众,乃迁州榜及鼔角于迎和楼,而虚南向谯楼不用”。[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城社》。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嘉庆十七年刻本,第7607页。] 有些州军因地制宜,也有借用其它城门以为谯门的。南宋严州子城谯楼在淳祐年间(1241~1252)遭火灾被毁,于是改将谯门“因州门为之”。[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一《城阙》。第4355页。][SITESERVER_PAGE]
  谯门作为城中间隔市井民居与官衙区的主要标志物,门楼之上均置报警的鼓角。同时,它还是官府发布文告的地方,前引记载所说徽州的“州榜”,即指此。地方官学考试后发榜,也张贴于谯门之前。南宋曾丰《校艺排号次成二絶呈元辅》诗曰:“明日谯楼榜已开,网疏宁免有遗才。诸生莫作冬烘看,二老曽经眊矂来。”[ 曾丰:《撙斋先生缘督集》卷十三《校艺排号次成二絶呈元辅》。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5册影印清钞本,第127页。] 谯门发布文告尤有意义,作为由官(子城衙署区)向民(外城区)发布信息的地点,同时也就兼具两个不同区域分界线的标志。
  谯门之内,就是州军官衙的正门仪门了,又称“衙门”。[ 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三山志》卷七《公廨类一·府治》。第67页。] 南宋陆游(1125~1210)说:“天下郡国,自谯门而入,必有通逵,达于侯牧治所。”[ 陆游:《渭南文集》卷一八《铜壶阁记》。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陆游集》本第5册,第2139页。] 仪门朝向自然与谯门一致,多为南向,所以宋人称“州县治率南面”。[ 赵与时:《宾退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点校本,第13页。] 帅藩督府等行政地位较高的州军,在谯门与仪门之门还有府门,一般州军则无。因此建康(江宁)府“府门在仪门之南”。[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四《官守志一·府治》。点校本第2册,第1125页。] 明州(庆元府)也是“仪门,直府楼门之后,二子门翼之……”。[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公宇·仪门》。第5023页。] 仪门为官衙正门,非同一般,因此两侧列戟,以示威严。帅藩督府等列戟十四,一般州军列戟十二。北宋李觏(1009~1059)作《建昌军仪门记》,称“唯中门立戟,非出入不开。东西两夹门,趋走之士,绅笏磬折于其外,非召呼不敢前,以此异于他官舍。谓之仪者,有意也哉”。[ 李觏:《李觏集》卷二三《建昌军仪门记》。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249页。] 同时,仪门外还设有“州县官于此下马”之牌,按理进了仪门,就只能步行了。南宋官员多乘轿,常进仪门后仍不下轿,“背肩舆直造客位”,周必大认为不合于礼。[ 周必大:《周益文忠公集》卷四六《平园续稿六·题祖妣秦国潘夫人书》。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9册影印明澹生堂钞本,第164页。] 仪门之前往往还有一个较大的空地,以供举行公共活动。南宋刘克庄(1187~1269)说汀州“郡治之前可立万马”,当然是夸张了。[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八《汀州重建谯楼记》。《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9A。]
  有些州军城垣不完,未筑子城,却仍立仪门、谯门,以标志国家权力之所在。如徽州在宣和三年(1112)方腊事变平定后重修城墙时,“不复为子城”,却设仪门、谯门如制:“于仪门外直南数十百步为谯楼,面势雄正。”[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城社》。第7607页。]
  宋代县邑无子城,不过其官衙区之肃穆威严,一如州军。北宋景祐初(1034)龙泉县移建县城于瓯江之北,据何嗣昌所作记文:
以正中为县治,若前后左右衢道沟浍,一一列定厥位,经画分明。……先作正堂三间,听政临民,……堂之南面作仪门三间,以肃其出入。堂之前,东为皇花使馆,西为廉宪分司。其余戒石有亭,丰衍有库,更鼓有楼,以及学舍、同官廨舍,司狱司吏胥之舍诸所宜设者,次第极其整备。
  龙泉县新城虽无子城,其正中所立县治的官衙机构一应齐全,实属州军城市的缩小版。不过县治面积有限,不便更在仪门前设谯门,大概是将县城南门作为谯门了。[ 何嗣昌:《迁创龙泉县水北城治记》,见曾栆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八引《乾隆龙泉县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册,第421~422页。] 因此县衙发布文告,就只能张贴在县城的城门了。

 


  由谯(仪)门向南贯穿全城的街道是州(县)城市的主要大街,全城据此分为东西两城区。两宋各地州县城市以方形与长方形据多,东西两城区因此大致对称,宋代地方志所附州县城区图可为我们提供一些直观的资料。如建康(江宁)府、严州(建德府)等城,可称典型。有学者研究存世的宋《平江图》,认为今苏州五州路南段路面正中部位,“正是当年子城正门外大道”。据此向南,即今皮市街、五州路及乌鹊桥弄一线,为当年平江城的中轴线。据此中轴线,“即可清楚看出全城东西两部分基本上是对称的布局特点”。[ 杜瑜:《从宋〈平江图〉看平江府城的规模和布局》,载《自然科学研究》第8卷第1期(1989年),第90~96页。] 据今存广西桂林的宋代《静江府城池图》,静江府城也是“一条南北大街纵贯城中”。静江府子城位于城北偏西处,因此东城区面积显比西城区为大,图中也画出了东城区的几条主要街道。[ 张益桂:《南宋〈静江府城池图〉简述》,载《广西地方志》2001年第1期,第43~47页。] 当然宋代州县城市因地形之别,各有特点,对称布局绝非唯一,而只是相对典型的一个类型。
  南北主街大多也是全城最重要的商业区,地方官整顿市容,多着意于此街,这与当时京城御街的地位颇为相似。基本倾向是要使此街整齐宽畅,以保证某种通达、优先的气势。北宋欧阳修(1007~1072)记景祐二年(1035)尚书驾部员外郎朱某出守峡州,修建城市,首先“甓南北之街,作市门市区”。[ 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峡州至喜亭记》。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2册,第564页。] 湖州也是“谯门前覆以长石”。[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1914年《吴兴丛书》本,第4686页。] 南宋福州主街两侧有沟,中为街道,沟另一侧为民居。当地居民多“于沟外设店铺,中为廊,以便行者往来”。干道四年(1168)吴龟年出知福州,认为“街南北与谯门相望,不宜偏狭”,令民户店铺向两侧退后建造,沿街的廊篷因此就被拆除了。[ 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子城坊巷》。第38页。] 汀州的情况与此相似,通往城南门的主街由于两侧居民侵占,开店设铺,“肆中通线路”,街道极狭。绍定六年(1233)李某出守汀州,令将侵街民居移往别处官地,拓宽街道。[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八《汀州重建谯楼记》。页19A~20A。] 淳祐年间(1241~1252),张榘为句容县令,也因“县之门道仅容一车,非所以起民视”,令撤拆侵街的民居店铺,拓宽街道两边,“留隙地各丈许,而门与道相直”,且将主要街道以砖石铺设。[ 张榘:《砌街记》(淳祐年间),见杨世沅、芷湘甫辑《句容金石记》卷五。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9册,第6491页。]
  在官衙区(子城)与主街设置的影响下,当时州县城市除多形成对称布局之外,还应该有其它的一些共性,相关研究尚有待深入。杭侃研究宋元时期北方地区24座城址,提出它们可以分为十字街和丁字街两大类的意见,并认为十字街城区反映了隋唐时期坊里制城市对后世的影响,丁字街城区布局则始于南宋,主要出于防御的考虑,[ 参见杭侃:《中原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北京大学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授宿白。] 可给我们一些启发。

  中国古代州县城市的城区布局,必然受不同地区地理条件的制约,各据山川形便,极其复杂多样的。前文所述,主要集中在两宋时期州县城市受行政因素制约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要素。不过,这些要素对于当时的城市是如此的重要,以致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学界此前多所强调的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所赋予城市的一些新特征,可能只是事物的一个侧面而已。总体观察,作为帝国的行政据点,仍然是州县城市最为基本的性格,前人的讨论或有矫枉过正之嫌。

 

作者简介: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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