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太宗朝汉军万户设置由丛杂走向正规，还增设西路分支。刘黑马居“三万户”、“七万户”及西路万户之首，考察其名称、内部建构及“宣命”，可窥汉军万户正规化之滥觞。1240年后，西路增设郝和尚、梁瑛、李彀、奥屯世英、张扎古带等多名万户且征行、奥鲁皆备，“宣命”亦有推广。无论是东部主体，还是西路分支，朝觐“宣命”等乃整编关键。凡获“宣命”者即为朝廷正规万户，以往将帅“承旨”、诸王令旨等滥用者或黜退、或搁置。紧扣“宣命”，不仅能廓清太宗朝汉军万户走向正规的真相，还可探知蒙古汗廷集权与“汉法”两种因素的早期混合。关键词：元太宗 汉军万户 西路增设 宣命
汉军在蒙元军队中人数最多，也是灭金平宋战争中“骑射驰突”、“尤为猛鸷”的主力之一。元太宗窝阔台时期，依据灭金前后的政治军事需要，设立以刘黑马为首的“三万户”、“七万户”及西路分支等，形成了蒙元汉军万户的正规建置及上层框架。元初汉军“七万户”是20世纪争论的热点，屠寄、唐长孺、李涵、黄时鉴、王颋、胡小鹏、赵文坦等各抒己见，开拓良多，但又存在万户诠释“版本”增至20有余，以及东部主体与西路分支相纠缠等问题。问题症结在于只关注万户名衔、封授时间或军队实力，未能充分重视太宗初“宣命”等正规整编。2009年，西安南郊出土《大朝故宣差都总管万户成都路经略使刘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刘黑马墓志铭》”）及子孙碑刻中的“宣差”、“宣赐”等信息，恰说明该环节的关键作用，对解决“七万户”谁属或西路万户问题有所助益。笔者参考相关碑传文献，重点就刘黑马万户建构、西路万户增设、“宣命”定制及“七万户”、“九万户”辨析，试作新的探讨。

一、刘黑马首封万户的名称、内部建构及“宣命”滥觞

刘黑马居汉军“三万户”和“七万户”之首，也是最早奉命征川蜀的汉军万户。考订该万户的名称和构成，对廓清西路万户增设乃至太宗朝汉军万户“宣命”定制等，十分必要。
《刘黑马墓志铭》载，“己丑岁，宣赐虎符，授山西两路太原平阳等路万户”，而在《元史·刘黑马传》中名曰“平阳、宣德等路管军万户”。王颋认为后者是该万户全称。刘黑马及其子孙墓志中还有“河东陕西等路都总管万户”、“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及“山西西路奥鲁万户”、“山西东西两路征行千户”等名称，这些又关联所属千户及征行、奥鲁（即突厥语和蒙古语A’uruq，意为蒙古军出征时留于后方的辎重“老小营”）等。究竟哪个名称较为确切呢？
金代山西地区设有西京路、河东北路和河东南路，入元后相应改称大同路、太原路（冀宁路）和平阳路（晋宁路）。唯1235—1263年一度设山西东路，治宣德州，又称宣德路。山西东路遂与西京路并称“山西东西两路”或“山西两路”。刘黑马之子刘元亨任“山西东西两路征行千户”、另一子刘琰任“山西西路奥鲁万户”，皆由此而来。《大元马政记·抽分羊马》中的“山西东西两处”或为其别称。刘黑马原籍威宁县，隶属宣德府，其祖刘伯林自威宁“缒城”归降成吉思汗，授“都提控”，升“西京留守，兼兵马副元帅”。揆以威宁和“山西东西两路”是刘伯林、刘黑马祖孙发迹和兵员根本之地，刘黑马首封“山西两路太原平阳等路万户”，将“山西两路”置于前，合情合理。1218—1219年刘伯林南攻太原、平阳及潞、绛、火山、闻喜诸州县，“部曲所获俘虏万计，悉纵之”说明太原路和平阳路乃南下攻略及兵员扩充区域。《刘黑马墓志铭》撰于中统三年（1262）初，比本传早百余年。故笔者拙见，《元史·刘黑马传》将平阳置于宣德之前，或偏重路府大小及郝和尚万户分立（详后）；至于“河东陕西等路都总管万户”，则体现1240年刘黑马“改授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及1260年长子刘元振袭职前后的名称。比较而言，“山西两路太原平阳等路万户”是较准确的名称，符合该万户的原本形态。
张藻《评事梁公之碑》载，“及与太傅总领也可那颜、宣差万户，扈从车驾，西入长安、凤翔等路”。碑文中的“车驾”实指拖雷；此“宣差万户”，周清澍认为是耶律秃花的附加官职，然始终未见耶律秃花任万户的记载，其裔孙秃满答儿改命“成都管军万户”，也是在1270年不得袭用“太傅、总领、也可那颜”之后。揆以《刘黑马墓志铭》题额“宣差都总管万户”及本传1229年“始立三万户，以黑马为首”，“宣差万户”非刘黑马莫属。
接着讨论该万户所属千户。
1. 石抹高奴千户
石抹高奴与刘伯林同为契丹后裔，一起在威宁降蒙古。1229年窝阔台汗“置三万户、三十六千户以总天下兵”，高奴授千户。此情节仅见《元史·石抹狗狗传》，但可与《元史·刘黑马传》及《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以下简称“《史公家传》”）“始立三万户”互证，“三十六千户”分属“三万户”，也和蒙古军队十进位编制大体相符。此时授千户者还有张柔、梁瑛、田雄等，故本传“高奴为千户”说基本可信。揆以高奴及其子孙南下攻略行踪与刘黑马一致，所谓其子常山“权都总管万户”和孙乞儿“领本万户诸翼军马”，实即刘黑马万户。石抹高奴千户无疑是该万户麾下最早的千户之一。
2. 梁瑛千户
梁瑛，山西平遥人。魏初《故征行都元帅五路万户梁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梁瑛神道碑》”）言其1218年归降木华黎，升任元帅左监军、征行都元帅等。1229年入觐窝阔台汗时“特授金符，御前千户”。张藻《评事梁公之碑》亦载，“至己丑年，公（梁瑛——引者注）不远万里之地，躬诣阙下，朝见。上嘉其意，亲授金牌，宣命令充明安之职，掌握兵权”。此处的“明安”乃蒙古语Mingγan的音译，意为千户，足见梁瑛系最早的“宣命”千户长之一，其兵员应主要来自平遥县及太原路。不过，《梁瑛神道碑》所言“御前千户”稍显牵强，盖与大汗“御帐前首千户”风马牛不相及。据魏曙光研究，蒙元“御前千户”特指《元史·察罕传》“御帐前首千户”，即拉施特《史集》中所谓“成吉思汗的御前千户”，“由他的四大斡耳朵的全部侍臣与隶属于那些斡耳朵的人们组成”，后又称“四斡耳朵怯怜口千户”，波斯文意为“私人的千户”。准确地说，《梁瑛神道碑》所谓“御前千户”，当是前揭窝阔台御前“亲授金牌，宣命令充明安之职”。现藏山西芮城永乐宫《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中“征行千户悬带御前金牌刘珍”和“悬带御前虎符都功德主忽押忽思”，可为大汗御前亲授的佐证。从1230年后其攻略活动轨迹等几与刘黑马相同看，梁瑛亦属太宗朝前期刘黑马万户麾下千户之一。此外，据“丁未岁……冥安梁英摄关中万户府事”可证迄1247年，梁瑛或仍为千户。但在1240年设置郝和尚五路万户后，梁瑛改，而与郝和尚同掌五路万户（详后）。
3.田雄千户
李庭《故宣差京兆府路都总管田公墓志铭》（以下简称“《田公墓志铭》”）与《元史·田雄传》皆言，1211年，田雄降蒙，随木华黎攻略中原，承制授“隰、吉州刺史，兼镇戎军节度使，易金符”。1230年，田雄自告“出死力”，“更赐符印，升千户，充御前先锋使”，随征金朝，跻身窝阔台汗亲擢的千户长之一。因先前“平汾西霍山诸栅”和“隰、吉州刺史”官职，以及1234年“以太原平阳两路军皆隶麾下”，该千户兵员或主要来自平阳路西部及太原路西部。而后，田雄“从攻西和、兴元诸州；又从攻夔、万诸州”。可证他也是西征川陕前后刘黑马万户麾下的千户长之一。
4. 郝和尚千户
关于郝和尚的身世和授千户等，《元史·郝和尚拔都传》与王磐《故五路军民万户河东北路行省郝公神道碑》（以下简称“《郝和尚神道碑》”）的记载略同，皆言其保定安肃人，幼为蒙古军掳掠，善译语，初任九原府主帅。1232年，因军功“宣授行军千户，佩金符”。1236年随都元帅塔海征蜀，“横驰阵中”，以善战名。他宣授千户稍晚于石抹高奴、梁瑛和田雄，又曾是察合台位下“随地所属”军将，但因相近的征川蜀行踪，迄1240年升任万户前，郝和尚是刘黑马万户麾下的千户之一，该千户兵员主要来自忻州（旧名九原）和太原路。
5. 郑鼎千户
郑鼎，山西阳城人，其父郑皋系金末“义旅”头目，降蒙授忠昌军节度使，郑鼎成年后“管领泽、潞、辽、沁军马，为千夫长”。关于郑鼎担任千户的具体时间，王磐《元中书右丞谥忠毅郑公神道碑》和《元史》本传失载。揆以郑鼎逝世于至元十四年（1277），享年63岁，“弱冠”即20岁任千户，依此推算，其任千户当在1234年左右。此千户是否蒙廷“宣命”，史焉不详，但考虑到任千户时间较晚且太宗中期相关制度已较健全，“宣命”的可能性不小。从他率军“随逐塔海绀不出军，攻取二里散关、凤翔、褒斜、兴元、剑阁、成都、重庆等处”及“留驻秦中”、“解兴元之围”等观察，郑鼎大抵属于刘黑马万户麾下的千户，因其“管领泽、潞、辽、沁军马”皆在平阳路，该千户兵员当主要来自平阳路。1260年，郑鼎“以功迁平阳、太原两路万户”，也与原千户兵员出自平阳路有关。
五名千户率多“宣命”及前述首封万户“宣差”，诚为汉军万户“宣命”之滥觞和正规化示范。
刘黑马万户的征行与奥鲁亦值得探究，而且恰是和“成都等处万户”、“山西两路太原平阳等路万户”及其与耶律朱哥子孙共同掌管等，存在某种对应关联。
“成都等处万户”见于《元史·兵志三·屯田》，其他文献又作“成都管军万户”、“西川管军万户”，当是同职异名。1260年，刘黑马因杀密里火者之功升成都路军民经略使，“长子元振袭授都总管万户职事”。翌年，刘黑马病逝，刘元振袭任成都经略使。1270年，“会有言勋旧之家，事权太重，宜稍裁抑者。遂以例减降，授公（刘元振——引者注）怀远大将军，复为行军副万户”。《元史》中又作“遂降为成都副万户”。刘元振长子刘纬因守潼川和攻宋合州有功，后“迁副都元帅，复授管军万户”，“进四川西道宣慰使”，其“管军万户”也大抵指“成都等处万户”。此外，耶律秃花裔孙忙古带“兼管军万户”、火你赤“袭万户”，秃满答儿弟阿察赤任管军万户，或许也是成都管军万户及其西南的征行调遣。部将刘恩原为百户和“太傅府经历”，1266年因入蜀军功“授成都路管军副万户”，1272年“升管军万户，戍眉州”；其子刘德禄亦“袭成都管军万户”。可见，“成都等处万户”、“成都管军万户”或“西川管军万户”，大体是1270年“总领、也可那颜”和“都总管万户”的统辖体制完结之后，耶律朱哥子孙和刘黑马子孙共同掌管的川蜀征行万户。
接着谈与征行对应的奥鲁。《刘黑马墓志铭》载：

庚子岁，入现（觐），授都总管万户，俾专意征蜀，拔成都，定五十余城。公专以宽慈为务。癸卯岁，应州郭志全叛，捕获八十户，计家五百余口。公曰：彼皆胁从者，无辜而死，悉皆放去。

《元史·刘黑马传》相关记述略同，唯《刘黑马墓志铭》入觐“改授”记作庚子岁（1240），应州纵胁从事记作癸卯岁（1243），兹从之。就是说，1240—1243年，刘黑马“专意征蜀，拔成都，定五十余城”，无疑是“征行”于川蜀。但1243年曾离蜀北返，“寻命巡抚天下，察民利病”和处理应州反叛胁从案，或是奉命回归奥鲁所在山西东西路及应州负责地方事务。1262年，袭父职“正授都总管万户”的刘元振率军在西川作战，刘元亨任“山西东西两路征行千户”听命于麾下，刘元礼、刘琰、刘元德三兄弟分别担任“都总管奥鲁万户”、“山西西路奥鲁万户”和“山西等路管民总管”，掌管西京、宣德等后方事务。这完全合乎元初汉军世侯父子亲故“参错”“共掌军民之政”及奥鲁尚未归属路州管民官的旧制。其中，“都总管奥鲁万户”当为该万户奥鲁总官署，而“山西西路奥鲁万户”和“京兆路奥鲁万户”相当于两个分支。此外，至元初耶律朱哥孙忙古带“袭父职”，“为随路新军总管，统领山西两路新军”。表明该万户根基所在的山西东西两路，依然是耶律氏和刘氏共掌“成都等处万户”的新军兵员签发地。《元史·兵志二》“戍西川者，多隆兴、西京军士”，可佐证。总之，元初刘黑马万户内曾呈现川蜀征行“管军”与“都总管奥鲁万户”、“山西西路奥鲁万户”、“京兆路奥鲁万户”的南北并存。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刘黑马、耶律朱哥及其子孙的万户职衔、驻守和奥鲁等，不时和陕西、京兆路等牵连在一起。如刘黑马“改授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佩金虎符，河东陕西等路都总管万户”；刘元振长孙刘文起“受明威将军、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刘元礼任“京兆路奥鲁万户”；朱哥之弟买住以“太傅、总领、也可那延，行省兵马都元帅兼陕西事”，买住长子明安答儿以太傅“守京兆”。个中原因，或是刘黑马万户先后征戍秦蜀、朱哥等担任关中军政首领，以及京兆路较早成为西部军政大本营所致。在这个意义上，京兆路又近似于该万户的第二奥鲁老营。
与此相关联，刘黑马、耶律朱哥及其子孙相继南迁寓居乃至定居京兆路及成都路。萧《大元故怀远大将军成都经略使行军副万户刘公夫人郝氏墓志铭》载，1253年，刘元振赴成都“摄行都总管万户府事”、“摄主军务”，夫人郝柔同行，而后长时间寓居成都。刘元振母贾氏则常年居留京兆路，郝柔每月派人问候起居，附致美味佳肴，隔年还亲往省侍。世祖末修建成都刘黑马祠庙以供吏民享祀，郝柔曾亲自操办，“庐其侧督之”。刘黑马家族的坟茔皆在京兆路而非原籍威宁县。最早是刘黑马“中统三年三月十六日葬于京兆府咸宁县洪固乡永宁村之凤栖原”，子孙踵其后，未见一人归葬威宁。如至元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刘元振在成都病逝，“葬于京兆万年县贵胄里凤栖原，从先茔也”；大德五年（1301）十一月，郝柔病逝于成都，翌年“五月丙申，附怀远公（元振——引者注）咸宁县洪固乡贵胄里”。此外，1250年，耶律秃花裔孙忙古带出生于“京兆治九耀里”，1260年又“徙居蜀第”，迄1315年举家仍寓居成都。百家奴或称“成都帅”1290年，其弟秃满答儿病逝于成都，翌年正月葬于京兆路长安县华林乡少陵原之先茔。田雄也于1249年正月葬咸宁县洪固乡凤栖原。
京兆和成都，系1229—1235年蒙古军攻入陕西、四川先后占领的两个中心城市，相对于宣德威宁和西京大同的奥鲁老营，二者曾是征行营地或镇戍据点。刘黑马、耶律朱哥及其子孙相继南迁寓居京兆路和成都路，应是该万户以京兆路为第二奥鲁老营、以成都为征戍据点所引发的长官及家眷居所移动，也算是较为特殊的“即营为家”。

二、1240年后西路汉军万户的增设及“宣命”推广

从1235年宋蒙战争肇始到南宋灭亡，攻宋的蒙古军、汉军长期分为东部主攻和西路迂回包抄两大部分。耶律秃花、刘黑马率领的河东山西汉军遂形成西路分支。《通制条格》“西路凭乙卯年（1255——引者注）军籍”语，当是蒙元西路汉军的较早出典。特别是1240年以后，西路汉军陆续增设郝和尚、梁瑛、李彀、奥屯世英、张扎古带等多名万户。西路万户增设及“宣命”推广，同样是太宗朝汉军万户研究必须关注的。
（一）郝和尚及梁瑛五路万户
王磐《郝和尚神道碑》载：

公生九岁，为国朝所得，隶乞忒郡王帐下……辛卯岁夏，宣授行军千户，佩金符……庚子岁夏五月，朝太宗皇行宫……进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易佩金虎符，隶兵二万……自丙申岁分河东为皇兄二大王分地，官吏随地所属，公以壬寅岁朝王于西域感匣之帐殿……甲辰岁，朝定宗皇帝于宿兔都之行宫，受命发五路未起之兵，复征西蜀。

1231年郝和尚“宣授行军千户”后，从都元帅塔海征蜀，“所向克捷”。1240年夏，“进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成为刘黑马麾下千户中首位提升万户者。《户县草堂寺碑》云，“铁哥丞相传奉皇太子令旨，教对金长老，道与铁哥都元帅、也可那衍、刘万户、和尚万户、抄剌千户等官”，“和尚万户”即郝和尚。此1247年令旨碑中，郝和尚万户已紧随耶律朱哥、刘黑马，之后，俨然是西路汉军的第三号人物了。
朝廷签军为元代汉军的重要来源之一，五路万户的兵员和名称或许与1235年的签军直接关联。《元史·兵志一·兵制》载，“（太宗）七年七月，签宣德、西京、平阳、太原、陕西五路人匠充军”，所签发五路军中，前四路与《郝和尚神道碑》同，唯第五路有陕西而无延安。因延安在金朝陕西四路之列，故《元史·兵志一·兵制》所言大致不差。1235年蒙廷签五路军在前，郝和尚“进拜”五路万户居后，是年所签军遂构成五路万户的基本兵员。1244年，郝和尚又奉贵由汗命，“发五路未起之兵，复征西蜀”，换言之，郝和尚提升万户前，大抵是统辖忻州及太原路汉军。而1240年“进拜”五路万户，应该是两次签取五路汉军，连同原辖千户而组建的。该万户的兵员和名称虽来自上述五路，但因郝和尚身兼察合台位下“随地所属”军将，其基本地盘仍然是太原路。
《郝和尚神道碑》载，该万户组建之初即“隶兵二万”，迄1247年所属千户等部将有完颜拿住、赵林、杨粲、李慥、阎镇、杨士衍、耿大用、蒙古陈才、吴泽等10人，陈玮已作详考。需补充的是，王利用《故左副元帅权四州都元帅宣授征行千户周侯神道碑》云：

我大元有授千户侯者，讳献臣，字梦卿，宋金以来，世居忻州定襄县……庚寅秋，车驾南征……赐以银符。继而取洛阳，平蔡州，镇关中，伐西蜀，侯暨行省郝公，咸预其列。庚子，行省条侯始终之绩以闻，上嘉之，宣授征行千户，佩以金符，太原路卒伍隶焉。

周献臣曾与郝和尚分别担任“九原府左副元帅”和“主帅”，后皆南下灭金并转战川陕。1240年郝和尚宣授万户，同年周献臣“宣授征行千户，佩以金符”，很可能是接替郝和尚掌管太原路兵马，成为该万户辖下排名靠前的千户。
世祖朝后，郝和尚五路万户又有“重庆五路万户”、“重庆河东五路”、“河东行省五路军民万户”、“重庆五路守镇万户府”等名称。查《元史·地理志三》，平宋后四川行省人口较少，重庆虽设四川南道宣慰司，然所属仅有重庆、夔路两路。故重庆五路万户当是镇戍重庆一带的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军队。五路万户同样有征行与奥鲁的分野。1244年，郝和尚奉定宗旨“复征西蜀”；1247年，“仍有旨：命公出军”，是为征行。1248年，郝和尚“奉诏还治太原……罢远输税粮，蠲减本路盐课”；翌年，“特命升万户府为河东北行省，所有军民、人匠、税课、盐铁、山河泊、金银丹粉窑冶皆隶本路，得以便宜行事”，迄1252年病逝，郝和尚“莅事”太原“凡四年”，其万户府及河东北行省，相对于川蜀前线，就是奥鲁。这四年间，郝和尚当主要掌管太原路军民事务及奥鲁，所部千户阎镇也曾升任“太原奥鲁万户”。郝和尚五路万户分为太原奥鲁和川蜀征行两部分之际，又有“冥安梁英摄关中万户府事”，郝和尚子郝天祐任“陕西奥鲁万户”，另一子郝天麟任“京兆等路诸军奥鲁万户”。笔者拙见，此三官职或是五路万户在陕西的奥鲁分支官署。
再说梁瑛接续郝和尚掌管五路万户。据张藻《评事梁公之碑》，1241年梁瑛即以万户“见留镇守于兴元”。魏初《梁瑛神道碑》载：“丁未（1247）……诏公（即梁瑛——引者注）充西京、平阳、太原、京兆、延安五路万户，诏（治）太原，以子翼袭行军千户。”1253年《平遥崇圣公给文碑》亦云“本县长官梁瑜并万户梁瑛等经诣本府”。《郝和尚神道碑》言，郝和尚奉旨“出军”时，“即以长男山哥摄府事，冥安梁英摄关中万户府事”。如何解释上述记载歧异呢？笔者理解，郝和尚和梁瑛曾同为刘黑马麾下的千户长，一个来自忻州，一个来自平遥，同属太原路，又先后提拔为万户。不过，从“冥安梁英摄关中万户府事”看，梁瑛任镇守兴元万户可能也是摄或权之类，定宗二年（1247），郝和尚“出军”川蜀，“诏公（梁瑛）充西京、平阳、太原、京兆、延安五路万户”，才是“宣命”正式提拔。故梁瑛不在太宗朝汉军万户之列。《郝和尚神道碑》述梁瑛千户旧职及“摄”万户，不无道理。《郝仲威墓志》还载，“行省公（即郝和尚——引者注）捐馆，名爵扫地”。郝和尚卒于宪宗二年（1252）三月，所谓“名爵扫地”，是指他死后五路万户和河东北路行省等官爵全被免除。直到1261年忽必烈即位后，其子郝仲威因从征云南之功，特命复任五路万户。此“名爵扫地”，恰能佐证梁瑛接续郝和尚或以奥鲁、征行方式共同掌管五路万户属实。
（二）李彀万户
有关李彀万户事迹，文献记载颇简略。《元史·李守贤传》云，李彀为大宁义州人。父李守贤金末“归款于太师、国王木华黎”，先委任为锦州临海军节度观察使，不久，“自锦州迁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1228年，“朝于和林，加金紫光禄大夫，知平阳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1231年后参与攻略河中府、汴梁、洛西，1234年卒。李彀嗣职，“岁丁酉（1237——引者注），从太师塔海绀布征蜀汉，有功……辛丑（1241），朝行在所，授河东道行军万户，兼总管。己巳，进兵攻成都”，后又随蒙哥汗亲征川蜀。李彀虽于1262年“改河东路总管，佩金虎符，移京兆路”，但之前戎马川蜀20余年，《元史》本传所载基本可信。李彀当是1241年窝阔台汗亲自封授的西路汉军万户之一。
（三）奥屯世英万户
1227年，定居陕西蒲城的女真人奥屯世英降蒙，成吉思汗“俾隶朵火鲁虎彻立必麾下效用”，“仍赐虎符”。朵火鲁虎（Doqolqu）《蒙古秘史》作朵豁勒忽，系成吉思汗万人怯薛千户长及散班轮值四长官之一。奥屯世英先充万人怯薛的下属随员，后从窝阔台汗亲征陕西，旋随拖雷鏖战三峰山，又“奉上命镇守河中”，“偕塔海都元帅累岁征南”。
关于奥屯世英授万户，李庭《大元故宣差万户奥屯公神道碑》言之颇详：1241年奥屯世英受人诬告，被夺虎符。拖雷妻大怒，上奏窝阔台汗，又命“蒙哥大王亲草懿旨”，还其虎符，“仍授以万户之职”。赵文坦认为奥屯世英于1241年第三次授万户，此说尚待斟酌，或许是将授虎符等同于授万户。迄世祖前期，某些管民官等仍能佩“前职”金虎符，直到至元十六年，元廷才严格实施“追收军民官牌面”和唯万户以上军官佩金虎符的制度。之前，奥屯世英“奉成吉思汗皇帝圣旨锡此虎符”，未见授万户。窝阔台“命有司草制”，仅是授其“河中府尹之职”，亦非万户。《扎古得请钦公疏》末题名曰乙巳年（1245）“四月□日，宣差总管夹谷义，宣差万户奥屯大哥”，奥屯大哥即奥屯世英，说明在乃马真皇后称制的1245年，奥屯世英已然位居“宣差万户”。若此，前揭“蒙哥大王亲草懿旨”是指给还虎符；“仍授以万户之职”，则可能是窝阔台宣授“宣差”，这应是李庭《大元故宣差万户奥屯公神道碑》额题“大元故宣差万户奥屯公”的来由。《大元故昭武大将军嘉定路总管奥屯公神道碑铭》言，1252年奥屯贞奉诏“嗣万户”，当袭任其父奥屯世英1241年的“宣差万户”。
（四）张札古带河东南北路船桥万户
关于张札古带、张万家奴祖孙三代任河东南北路船桥万户，主要见于《元史·张万家奴传》：太宗朝札古带“破金有功，赐虎符”授万户；其子万家奴1261年朝觐世祖“授以父官”；其孙孝忠奉诏“为船桥万户”，至元末仍“以本军万户镇成都”等，翔实有序。故赵文坦认为，张札古带当是西路增设的另一位万户，授职或早于郝和尚。不过，《扎古得请钦公疏》末题名有乙巳年“四月□日……宣差河中府船桥随路都总管扎古得（即札古带——引者注）”。两处记载歧异，或《扎古得请钦公疏》“都总管”后脱“万户”二字，或本传“都总管”后衍“万户”二字。考虑到窝阔台、拖雷等分三路渡黄河及汉水、嘉陵江等包抄灭金，后又调兵攻略山川险峻的西蜀，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组建此船桥万户，殊为必要，笔者暂以本传“都总管万户”为确。由此，张札古带任船桥万户当在1233—1245年，且“宣差”二字披露系窝阔台汗任命。
此外，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载，1212年五月，女真人夹谷常哥与刘伯林一同“将兵千二百人来降”，被擢为万户招讨使，镇守威宁四年。1216年，夹谷常哥死，子龙古带嗣万户。后随塔海绀不征川蜀，倡言屯田兴元。然而，夹谷常哥任“万户招讨使”与刘伯林授万户类似，均属金末降将滥称及蒙廷权宜认可，况且威宁一县设两个万户，令人费解。屠寄、唐长孺、李涵、黄时鉴、王颋、胡小鹏等不予认可，显然有其道理。再者，“太祖赐威宁之诏”讲的是裂土威宁及便宜行事。《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还说1232年“徙六州民留田威宁”和1236年夹谷龙古带“制”授安抚使、“赐虎符”掌管兴元军民屯田。而袭千户升总管的石抹常山和总领、也可那颜耶律买住都曾掌“兴元诸军奥鲁屯田”，可证该屯田属刘黑马万户等征蜀之军需供给。“宪宗授以军民万户，再赐虎符”语，表明夹谷龙古带是蒙哥汗初才“宣授”万户。
据前揭《田公墓志铭》等，田雄1230年“宣授”千户长，曾参与攻金及三峰山激战，“论功尤最”，按理说有资格和郝和尚等一样晋升万户。但该墓志明言“宣差京兆府路都总管”，“癸巳（1233）诏书命公镇抚陕西”。1247年田雄死后，贵由汗“诏长子大明袭京兆府等路兵马都总管……次大成袭陕西京兆府等路都总管”。《元史·田雄传》亦云“授镇抚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孟攀鳞《十方重阳万寿宫记》言，田雄“锡以虎符，尹兹西土”，“下车之始，立纲纪，设官府，宽恩以抚摩疮痍，峻法诛锄□□”，“长子大明嗣用于兵政……三子大成袭任于总管”。太宗末汉军万户“宣命”、“宣差”委任业已定制（详后），定宗朝军民分治或有雏形。以上皆只字未提授“万户”，说明“宣差京兆府路都总管”不能等同“宣差”万户。联系到前述刘黑马万户征蜀后逐渐以京兆路为第二奥鲁，田雄父子担任“宣差京兆府路都总管”之类的管民及奥鲁官，亦说明或留在该万户之内。
学者注意到，前揭夹谷常哥与刘伯林在威宁降蒙并被擢为二万户，有重叠交叉；《刘黑马墓志铭》“俾专意征蜀，拔成都，定五十余城”，与《田公墓志铭》“以太原、平阳两路军皆隶麾下”，“俾专意征蜀，拔成都，定五十余城”，亦有重叠交叉。而《元史·刘黑马传》载，“辛丑（1241——引者注），改授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恰恰只提此二人，却不提1240—1241年宣授万户的郝和尚、李彀、奥屯世英等，自有其缘由。可能性较大的是，1241年之后夹谷忙古歹、田雄仍然留在刘黑马万户内，前者负责兴元军民屯田，后者掌管下属太原、平阳两翼军队且接续耶律朱哥子孙掌管京兆路及奥鲁。
谈到西路汉军万户数量，确实需要和河东山西原籍奥鲁、京兆路第二奥鲁及川蜀前线征行的并存，联系起来考量。在奥鲁改由管民官兼领前的近30年间，常见同一万户内两名万户长分任奥鲁或征行等情状。譬如，前述1247—1253年梁瑛与郝和尚交替掌管五路万户征行或奥鲁。李彀所任河东道行军万户征川蜀后，肯定还有并存的奥鲁万户之类。这样才能避免万户数的重复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郝和尚、李彀、奥屯世英及张扎古带四万户的宣授时间大多是1240—1241年。这与1240年刘黑马“授都总管万户”时间重合，表明1240年或许是西路汉军万户增设及统辖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240—1270年，西路汉军诸万户曾实行耶律朱哥“总领、也可那颜”和刘黑马“都总管万户”的正副统辖。耶律秃花是最早归附成吉思汗且“同饮班术河水”的契丹军将之一，曾在太宗朝初担任汉军诸万户之统帅。其子耶律朱哥及其子弟买住、忽林带、百家奴，相继袭太傅、总领、也可那颜，且转任西路汉军诸万户的统帅。关于“都总管万户”刘黑马“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等权力，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直辖河东两路太原平阳等万户，“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二是以“都总管万户”，辅佐耶律朱哥统辖郝和尚、李彀、奥屯世英及张札古带等新授万户。另据《元史·刘黑马传》，1257年蒙哥汗亲征川蜀，刘黑马曾获“就命管领新旧军民小大诸务，赐号也可秃立”的新官职。“秃立”《华夷译语》中作“帖里温”（terihün），《蓟门防御考·译语》作“托罗害”，皆为蒙古，语“头”之意；“也可秃立”汉语意为“大头目”。这与“都总管万户”基本相通，也和乃祖刘伯林“天下兵马副元帅”、“佥太傅府事”等一脉相承。

三、太宗朝初“宣命”定制与“七万户”、“九万户”辨析

上文论及刘黑马万户建构和西路万户增设及较普遍的“宣命”、“宣差”。本节着眼蒙元全境汉军万户，讨论太宗朝初“宣命”定制与“七万户”、“九万户”谁属。
成吉思汗攻金，特别是全权授予木华黎“太师、国王”经略汉地之际，大汗、诸王和木华黎等曾不甚正规地委任了一批带万户官衔的归降军将，此即前述汉军万户丛杂猥多累计20名以上的由来。太宗初，遂施行“始立三万户”和“增立七万户”。诚如黄时鉴所云，设置汉军“七万户”是“用蒙古军制来组成了汉军”；王颋称是将世侯军队改编为“直属于大汗的蒙古国国家武装”；胡小鹏也视为“用蒙古军制重新编制此前派系复杂、名号混乱的汉军”。在此“重新编制”过程中，要害即整编委任，重头戏恰是朝觐“宣命”、“宣差”等，这是理解太宗朝汉军万户设置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不妨先从窝阔台汗“始立三万户”来窥探隐含其中的整编委任。除前揭《刘黑马墓志铭》“己丑岁，宣赐虎符，授山西两路太原平阳等路万户”外，李源《石抹公墓志铭》载：

石抹公契丹迪剌乣人也。高曾祖不记名字，扎剌儿亡□时统领军兵屯驻河州，自甲戌年率众乣军归顺太祖皇帝，充右监军……丁丑年，充行省都元帅，己丑年，换受哈罕皇帝（窝阔台汗之特称——引者注）宣命金虎符充管把兴州、北京、懿州、临潢府、平滦州、燕京、顺天府等路管军万户。

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中的《丞相史忠武公》引《史公家传》云：

太宗即位，公（史天泽——引者注）入觐。朝议方选三大帅，分统汉地兵。上素闻公贤，以杖麾公及刘黑马、萧札剌居右，诏为万户，其居左者悉为千户长，遂以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诸侯兵隶焉。

此三则关于窝阔台“始立三万户”的较权威记载，言简意赅地显示刘黑马、石抹扎剌儿、史天泽“三万户”的授予时间、金虎符和万户官衔，朝觐“宣命”、“宣差”、“宣赐”，万户军团实体等。这也是学者一致认可“三万户”的缘由。
第一，授予时间。《刘黑马墓志铭》曰“己丑岁”，《史公家传》记“太宗即位”，《石抹公墓志铭》曰“己丑年”，与《元史·刘黑马传》及《元史·史天泽传》“岁己丑，太宗即位，始立三万户”等吻合。刘黑马、石抹扎剌儿、史天泽“三万户”授予时间是太宗元年（1229）。
第二，金虎符和万户官衔。《刘黑马墓志铭》曰，“宣赐虎符，授山西两路太原平阳等路万户”；《石抹公墓志铭》曰，“换受哈罕皇帝宣命金虎符，充管把兴州、北京、懿州、临潢府、平滦州、燕京、顺天府等路管军万户”，授金虎符和万户俱载。《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及《元史·史天泽传》仅言“授公为万户”，金末降蒙高级军政官员授金虎符颇普遍，史天泽袭兄天倪之都元帅，自当袭原赐金虎符。1229年蒙廷授予万户仅此三人，最为显赫，史氏碑传只书授万户稍存缺憾，但也无大碍。
第三，朝觐“宣命”、“宣差”。自窝阔台汗始新任大汗即位，相沿而成两项惯例：一是诸王驸马和各地军政大员赴“忽里台”聚会拥戴并觐见新汗；二是更换颁发牌符和重新委任官职，即“祖宗宾天，所授臣下制书、符节，悉收还之”的故事。《史公家传》记“太宗即位，公（史天泽）入觐”，是为前者；《刘黑马墓志铭》记“宣赐虎符，授山西两路太原平阳等路万户”与《石抹公墓志铭》记“换受哈罕皇帝宣命金虎符”，是为后者。表明凡此前木华黎等将帅“承制”授予和诸王令旨授予者，须改换为“哈罕皇帝宣命”，才算蒙廷认定的正规万户。其间，蒙古新汗更换那颜官长牌符的惯例与“宣命”、“宣差”定制，均于太宗初首次面世，又不期而遇。
1229年开始的“宣命”、“宣差”，严格地说，仅是大汗亲自委任的意思，其本身也存在从口头委任到文字“宣命”委任的定制过程，起初似无中原传统王朝式的“宣麻制诰之事”。前揭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7《丞相史忠武公》引《史公家传》所云“以杖麾公及刘黑马、萧札剌居右，诏为万户”，正是窝阔台在新汗帐殿施行此种“杖麾”和口头委任的写实。太宗三年八月耶律楚材、粘合重山、镇海任中书令、左右丞相并分掌汉、蒙“宣命”文书以后，即采用较正规的文字宣敕命官制。唐长孺认为窝阔台汗时中书省官实乃必阇赤，“唯掌文书及宣布命令之印章而已”。其“宣命”文书在耶律楚材主持下采用唐宋金制度及汉文书写，末尾更有来自蒙古克烈部的右丞相镇海“亲写回回字云：付与某人”，“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且钤盖所掌印章“宣命之宝”。此处的，“回回字”，实乃“国语”畏兀儿体蒙古文。镇海所行使的最终审核监督权与其首席“国语”必阇赤长及右丞相身份完全吻合。表明太宗初的“宣命”已然是蒙古、汉地二要素的交融体。随后，上引汉文士所撰《刘黑马墓志铭》《石抹公墓志铭》《评事梁公之碑》“宣赐”、“宣命”、“宣差”等措辞渐多。史称，窝阔台汗“取金符亲赐之，授以汉字宣命”，又面谕奥屯世英，“囊之所许，今当相付，命有司草制”等，皆为佐证。这也是马可·波罗所云军官既赐金银牌符又授宣敕“委任状”的来由。
受唐宋金制影响较多的元代宣敕命官制度规定，“由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九品为敕授。敕授则中书署牒，宣授则以制命之”。“宣命”、“宣差”和“宣授”均偏重在“宣”，所谓“宣，天子亲赐命诰也”，“宣差”就是皇帝亲自差遣之意。自“始立三万户”着手，窝阔台汗正是用朝觐场合的“宣赐”金虎符和“宣命”万户，对“盗”名滥用、丛杂猥多的诸多万户及千户官等加以甄别遴选，改造其中功劳大、军力强和堪信任者，并亲自命为正规汉军万户及千户。在这一层面上，朝觐、更换牌符与“宣命”、“宣差”，难以分离。
第四，万户军团实体及世袭。金末归降蒙古的军将起初获得“万户”等官衔及“金虎符”，往往与军政实力地位不甚相符，充其量不过是“随事创立，未有定制”，“或因其旧而命官”，“随所自欲而盗其名”。刘黑马、石抹扎剌儿、史天泽则不然，他们于1229年所，授万户皆是长期存续的实体军团且为子孙世袭。如前述刘黑马“山西两路太原平阳等路万户”，麾下有5个以上的千户，1234年征戍秦蜀，后又称“成都等处万户”，正、副万户由耶律秃花裔孙秃满答儿、忙古带、火你赤、阿察赤及刘黑马子刘元振、孙刘纬和刘文起等担任。史天泽最初“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征宋南下戍邓州，遂易名邓州旧军万户、真定等路万户，史天泽侄史权、子史格，史格子史荣等世袭。据有关研究，石抹扎剌儿“充管把兴州、北京、懿州、临潢府、平滦州、燕京、顺天府等路管军万户”，后名毗阳万户，相继由“长子重喜暨孙忙古、重孙绍祖、玄孙驴驴奕叶袭受”。
巧合的是，在“始立三万户”刘黑马、石抹扎剌儿、史天泽时，无例外地见到金虎符和万户官衔、朝觐“宣赐”或“宣差”、万户军团实体及世袭等率先实施，由此隐含的朝觐“宣命”等随而定制。之后新增四万户而成的“七万户”、“九万户”及前述西路增设万户等，一概循此定制而行。
依“始立三万户”之例，在1234年前后增立张柔、严实、塔不已儿“三万户”时，分别以“召赴行在，赐佩金虎符，升为万户”，“以宝书锡命”，“朝于和林城，授东平路行军万户”，“事太宗”，“授金虎符，改征行万户”等方式，完成“换受哈罕皇帝宣命”之类的整编。张柔、严实、塔不已儿相继进入正规汉军万户序列，而后分别以顺天万户、保定等路管军万户、亳州万户、东平路行军万户、宿州万户、蕲州万户等，几与元朝共始终，又无例外允许子孙世袭。
第四个新增万户谁属？略显隐晦疑难。胡小鹏、王颋分别主张是石抹孛迭儿或张进。笔者注意到：第一，《元史·张荣实传》称霸州保定县人张进“金季封北平公，守信安城。壬辰岁（1232——引者注），率所部降太宗，命为征行万户”。此时万户“宣命”业已定制，故张进“征行万户”当属窝阔台汗“宣命”。因张进系被迫归降，蒙廷对他并不十分信任，“所部信安守军亦被收编”，其部将张仁义转而“率其部曲”随宗王合丑攻略河南。又兼1234 年张进被金将国用安“劫杀”于徐州，其子张荣实仅“充征行水军千户”，未能袭职万户。张进任万户时间短暂，理应有接续者。第二，石抹孛迭儿在霸州降蒙之初，曾由木华黎“奏为万户”，一度被拣选为“拒镇水泊”的名将，任“霸州等路元帅，佩金虎符，以黑军镇守固安水寨”，“且耕且战”与信安抗蒙武装对垒。尽管1230年“朝太宗于行在所，赐金符”之际，未获“宣命”万户，但石抹孛迭儿的资历、官职应高于一般千户。第三，张进系霸州保定县人，其子张荣实中统元年“授金虎符，水军万户”，“兼领霸州民户”，仍以张荣实之子“颜代为霸州七处管民万户”。此时，汉军万户奥鲁尚未归路州管民官兼管，张荣实父子所任“霸州七处管民万户”或为该万户奥鲁的别称。石抹孛迭儿父“徙霸州”，归降地为霸州，所镇守的固安元初亦隶霸州。《元史·兵志一·兵制》中统元年称石抹孛迭儿及其子为“霸州萧万户”，霸州一地同时存在两个汉军万户实体，于规制不合。
鉴于此，1234年张进死后，石抹孛迭儿接续他担任第七位汉军万户的可能性较大。在此前后，“霸州七处管民万户”张进原领军士奥鲁等与石抹孛迭儿镇守固安“黑军”有可能被混合编组为同一个万户，此即中统元年“霸州萧万户”名称及而后石抹孛迭儿子继续率此万户攻略南宋的缘由。在这个意义上，张进“征行万户”—“霸州萧万户”或为接续共掌的第四个新增万户。仅暂备一说，有待进一步考订。
关于“增立七万户”的时间，唐长孺、李涵认为是在灭金前后，黄时鉴、王颋和赵文坦主张是三峰山战后的1232年，胡小鹏认为是1234年忽里台大会所决定的。1234年，张柔、严实“朝于和林城”并正式宣授万户，史书言之凿凿，且与《元史·太宗纪》其年五月“大会诸王百僚”相吻合。《元史·兵志一》塔不已儿于1236年统领数路签军，可与本传互证1234年为是。故1234年增立张柔、严实、塔不已儿及张进、石抹孛迭儿接续共掌的霸州万户，较为稳妥。
此外，保定行唐人邸顺授万户时间晚至1239年，似难跻身“七万户”之列。但本传载1220年前后邸顺因击败武仙军功，“赐金虎符”，“充山前都元帅”，1239年授万户时奉命“管领诸路元差军五千人。从大军破归德府，留顺戍之”。可与魏初《重修北岳露台记》“诏公以万户统诸道兵围宋师于归德，取之……以功诏镇归德”互证，尤其是“诏公以万户统诸道兵”，实乃“宣命”。入元后，其子孙和族孙多人袭归德万户和颍州万户，故屠寄主张列入所增五万户。由此推断，1239年邸顺授宣命万户基本属实，视之为“七万户”之后的第八个万户，是没有问题的。
王磐《郝和尚神道碑》曰：“皇朝肇造区夏，分汉地城邑军民，立九万户府……其在太原者，曰五路万户郝公。”王磐于中统年间即任益都等路宣抚副使和真定宣慰使，颇熟悉元初汉世侯万户等军政典故；后“居翰林二十年”，朝廷诰命制辞及大臣碑传（包括史天泽、张柔、刘元振、郝和尚及郑鼎等汉军万户）多出其手，且有“为文冲粹典雅，得体裁之正，不取尖新以为奇，不尚隐僻以为高”等称誉。
1229年始，窝阔台汗已在包括西路公支的汉军诸万户范围内，普遍实施万户及千户的“宣命”等正规整编，这就具备了划一统计万户总数的必要和可能。既然“宣授行军千户”、“朝太宗皇行宫”、“进拜”皆备的西路第二位万户郝和尚，被王磐列入“汉地城邑军民”“九万户”，而前8人基本确定，那么，此包括郝和尚的“九万户”和《刘黑马传》“增立七万户”，均不可能单纯指东部主体抑或西路分支，当是指1234—1240年全国“宣命”汉军万户的总数。换言之，《郝和尚神道碑》所云“分汉地城邑军民，立九万户府”，与前揭王恽《史公家传》“选三大帅，分统汉地兵”一脉相承，显然是指全境汉军万户。至于前述西路增设李彀、奥屯世英、张扎古带、梁瑛等万户，大抵在1240年以后，故不能算入“九万户”。而《元史·太宗纪》1240年初“命张柔等八万户伐宋”，郝和尚肯定不在当年夏“进拜”之列，倒可能在“九万户”之内。
此外，因以“宣命”为核心的正规整编，部分原任万户等被黜退或搁置。
首先是木华黎等“承制”授予者被部分淘汰。如归附木华黎的“号长汉万户”王玉，1229年后仅“权真定五路万户，假赵州庆源军节度副使”；金季率众二万降蒙而“授万户”的杨彦珍，太宗朝攻淮北“升将千夫”；木华黎擢升的万户王兴秀，太宗末改任祁蠡深三州匠局达鲁花赤。由此，太祖朝“因其旧而命官”，“或诸王、大臣总兵政者承制以命之”的汉军万户，多半被黜罢或降职了。
其次，某些诸王令旨授予行省等或被搁置，或被逐步收编。《元史·张荣传》未载太宗朝张荣授万户，仅言降蒙后“授金紫光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以及窝阔台汗“赐衣三袭，诏位诸侯上”。钱大昕认为《元史·张荣传》不载授济南路万户系修史疏阔，唐长孺、李涵和黄时鉴以为是。笔者拙见，世祖朝张荣已任济南路万户属实，济南路万户军团实体长期存在且由张荣子孙承袭也属实。然主要依据忽必烈授张宏诏令“可遵奉先朝圣旨，依旧悬带虎符，授济南府行军万户”，就断言张荣是窝阔台汗新增四万户之一，证据明显薄弱。或正因此，王颋、胡小鹏持否定看法。更重要的是，1226年张荣率众降蒙古，最初“纳款于按亦（赤）台那衍”，且“引见太祖”，长子张邦杰17岁时便“以质子侍王藩，娶阿可亦真氏”“三十有一，袭父爵”。其“山东行尚书省”显然非窝阔台汗所授，而是由按赤台，大王令旨委任。1244年按赤台大王令旨委任济南军将孟德为万户，或与张荣类似。鉴于此，“增立七万户”之际张荣或暂时搁置，其被收编为蒙廷“宣命”汉军万户可能晚至蒙哥汗前后。
因史传文献中李璮官职仅为益都行省和江淮大都督，始终未见万户官衔，故对其是否属于新增四万户颇有争议。唐长孺、李涵说，“无论从李璮本身的实力地位看，或从蒙古统治者对他的优容重视看”，李璮“最有条件”列入新增四万户；黄时鉴则认为，此“推断是不能成立的”，“势力大小并不是当时设置万户的出发点”，笔者基本赞同黄氏观点。需要补充的是，李璮子李凤山“乃搭察儿妹生”，后被“搭察国王取去”充质子。郝经《班师议》亦曰，“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鉴于此，李璮很可能和张荣情况相近，乃是东道蒙古诸王塔察儿位下委任的益都行省，其较长时间担任位下益都行省而“宣命”万户被搁置，或与此有关。换言之，在有按赤台、塔察儿、察合台等黄金家族显要成员的场合，如张荣、李璮、孟德等因诸王命官颇受尊重保护，大汗“宣命”相应被搁置也不足为怪。

结     语

元太宗窝阔台时期，汉军万户设置经历自丛杂猥多到正规的演进，在以刘黑马万户为首的东部主体和西路分支内，相继实施了“宣命”等整编及定制。考察太宗朝汉军诸万户设置，需重视朝觐“宣命”等整编及其引发的根本性变化。凡获“宣命”、“宣差”者，即为蒙廷正规汉军万户。厘清“宣命”整编且兼顾奥鲁，就能避免诠释“版本”反增，以洞悉太宗朝汉军万户设置真相。“三万户”、“七万户”、“九万户”等汉军上层建置由此逐渐正规化，并为元朝汉军制度的完善开辟了路径。
总体看，以汉军万户“宣命”为核心的正规整编，是元太宗终结木华黎国王经略汉地和蒙廷集权的组成部分，也是来自汉法、蒙古法两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隐含着耶律楚材“设万户总军”，“若树置官吏，必自朝命”，“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等诸多努力。另一方面，还能，看到大蒙古国“唯以万户统，军旅”制度向汉军系统的移用，右丞相镇海“亲写”畏兀儿体蒙古文，必以此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以及蒙古新汗更换那颜牌符惯例与“宣命”定制的邂逅。这表明此时汉军万户“宣命”整编已然是蒙古、汉地二要素的交融体，某种意义上可折射蒙古游牧君主集权与“汉法”因素的早期混合，也是在耶律楚材辅佐助推下“汉法”开始融入蒙廷政治的表征之一。后者或可视为30年后忽必烈“附会汉法”（包括针对汉军的罢黜世侯、兵民分治等）奠定元王朝蒙、汉二元体制的先声。
（作者李治安，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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