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显学的瓶颈与迷惘：从江南史研究的反思说起

       20世纪80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依旧是显学，源于当时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历史上江南等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为众多论者所重视，商品经济、市场体系等原来作为资本主义萌芽背景的论题得到了专门的研究。但从整体上来看，急剧的演化也在进行中，尤其是海外相关领域新观念、新范式的引进在史学研究中发酵，一方面瓦解了原有的宏大叙事构架，另一方面也引导了研究的实证化和经验主义趋势，导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由理论思辨向经验、实证研究的重要转向，或者说由务虚到务实或“碎片化”的演变。在这样的学术语境里，无论是否自觉受到新理论、新范式的影响，区域研究中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特质都明显增加，重视实学和微观研究的学风在江南史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成果颇丰。但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现状只是量的增加、面的扩展，质的方面却没有突破20世纪90年代的总体水平，细碎化的研究似乎缺少范式的突破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微观研究与理论假设的关系，这就形成了所谓史实、真相与理论预设、演绎假设之间的紧张关系。科学范式与具体历史总是存在冲突。微观或细碎化研究要解决的主要是具体问题，经验主义的史学训练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文献搜集、整理、甄别、注释，文本、文件的阅读和解释都属于对经验材料的实证处理。然而，除了接近纯粹的考证史家，多数治史者都有超越叙述的动机和渴望，试图探索表象下带有某种规则或因果联系的普遍性问题。不少研究者都有宏大的问题意识，或力图将个案研究放到宏大叙事中去，从时空经纬两个坐标放大具体研究的内容和意义。更何况，我们读解历史、讨论历史本身就隐含理论前提或问题预设，而且思辨本身也自然含有假设。所以，研究者面临的一个主要困惑是如何在归纳、提升经验的同时，避免先验理论的主观诠释②。

       理论预设规范了宏大叙事的性质。宏大叙事预设和思维常常被批评为具有强烈的一元论、因果论、目的论或决定论的特色，但嫁接历史事实与理论预设以构建宏大叙事的问题意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纠缠着探求历史真相的研究者，这在历史学受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影响的当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提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1]76-100，任放对之进行了较为准确的总结：“历史学家惯用叙述手法罗列资料，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具有问题意识，在其指导下寻找问题的具体材料，同时建构某种注重结构分析的理论体系。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产生的最重要影响，是用系统分析取代叙事式描述，把重点放在结构分析和有时间连续性的行为体系上，由此导致历史研究的中心由国家政治层面转移到布罗代尔所说的‘社会现实’。”[2]49吴承明同样认为：“历史研究本来应当具有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两种功能。因而，一方面，应当将所论事物放在当时的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察，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另方面，要用当代的现代化概念和历史观，对所论事物及其潜在效应做出评价，也就是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方法论。”[3]3吴承明虽主张“史无定法”，但强调重点是不拘于僵化教条，根据问题采用合宜的方法。

       理论范式绝大多数是西方学者从西方历史经验里提升和抽象而来的。纵然当今西方学者、中国学者都自觉地反对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主义，却也无法否认西方模式在世界历史研究中作为主要参照系的作用，况且以西方现代化经历凝练出来的近代化、工业化、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现代科学技术、民族国家等概念成为带有一些普遍性的参照。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理论范式的适用程度或局限性，不能因其产生于西方就抹杀其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并扣之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帽子。2014年9月18日，余英时在领取“唐奖”汉学奖的感言中提到，在冲破西方中心论的同时，要警惕采用完全孤立的研究方式导致坠入中国中心论的陷阱。

       江南史研究始终笼罩着各种问题意识，常常被置于多个宏大叙事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在关于中国历史走向及演变趋势的讨论中，往往把晚期帝制时代的江南作为考察和验证的中心，并将江南意义上的中国与世界(西方)的历史进程进行比较，形成了诸多整体性的判断，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可以说江南是测验理论、假说、范式的一个重要历史场所，吸引了几代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甚至可以被视为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变异。之后，在学术脉络上具有延续特征的“早期工业化”等问题的探讨更是明确以江南为中心。检视与江南史研究相关的“大问题”、“大关怀”、“大观念”，追索它们的起伏、更替、得失，可以为未来的研究趋势提供依据。

二、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与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

       仲伟民十多年前曾简要地将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分为四个时期：(1)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问题的最早提出及理论定调；(2)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对经典结论的证明；(3)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大讨论的接续；(4)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反思[4]224-227。这样的分期和概括符合讨论的整个过程及其阶段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退潮以来，就开始出现总结和检讨，近三十年里，关注虽然有起有伏，却始终没有被放下，并且随着学术界整体热点的变换，对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评估的视野和标准也在变化。

       如仲伟民的综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早期左翼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并为当时的中国寻找出路有关。1939年毛泽东署名的一文中有一段经典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③这段论述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基调。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具有领军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投入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带动起整个史学界的热潮④。

       “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激励着史学研究，其时史学研究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新启蒙运动的精神也渗透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资本主义萌芽说在空前的质疑、争论和探索中得以进一步讨论。同时，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等理论与范式被广为介绍和应用，一些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进行质疑，甚至否定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1985年出版的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半个世纪以来该问题讨论和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后，资本主义萌芽迅速淡出学者的视野，包括吴承明本人也不再问津这一概念和学说⑤。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没落，代之以区域史尤其是江南区域史研究兴趣的高涨。江南史研究不再局限于社会经济方面尤其是生产关系上，而是领域、视野、内容、范围都在拓宽，深度在延伸，在量与质上都有长足的提高。虽然从事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阶段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在研究商品经济、市场、城市化时索性在形式上抛弃或虚化了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束缚，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何以没有自行“走出中世纪”的问题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情结。

       如同大约在同一个时段凋谢的其他“金花”一样，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转化为相关联的议题后直接或间接地延续。也如仲伟民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余响即是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检讨和反思。奇怪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证特色贯穿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但“细碎化”的诟病也接踵而至，表现出学者们对宏大课题未泯的关怀，这同样体现在21世纪初以来弗兰克《白银资本》、彭慕兰《大分流》、李中清《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等讨论“大问题”的著述引介后的热烈反响上。这些新热点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世界视野是相符的，即把传统中国的发展和变化纳入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语境里。这里有必要在世界历史运动的整体视野下，从经济与社会沿革的问题关怀来重新检讨资本主义萌芽学说及其相关问题。

       如众多论者所称，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从其破土到绽开为“金花”，是处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不是作为一个学术假说，而是基于一个一元的、线性的、进化史观并将之作为前提和框架(或曰预设结论)去“发现”萌芽，制作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谱牒。为此，几代学者力图证明中国开埠之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而之后现代帝国主义、各种现代商品和资本对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自然经济产业结构的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潜在发展。于是，在出现教条化、简单化论调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系统的、实证性的具体研究，所以内中价值需要拨开“萌芽”的迷雾来发现。总的说来，资本主义萌芽说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使它们成为显学。其中，经济、市场发达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新现象的区域(尤其是江南)受到学界的关注，从而推动了区域史研究。

       李伯重把“资本主义萌芽”称作中国经济史学中凭“主观愿望去构想历史”的一个“情结”，但肯定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把中国纳入世界史、以欧洲作为参照系的努力[5]22-23。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性质在于“以生产关系为中心”：“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虽然也谈生产力，但其研究的主要着眼点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只不过是被作为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条件而已……生产关系则被视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6]125-126而生产关系被简化为雇佣劳动问题，那么据以判断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问题上就明显存在争议⑥。

       科大卫同样认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被设计出来以回应曾经繁荣、发达的中国为何在近代落后的问题的。雇佣劳动可以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作坊和资本主义的工厂。工厂“并非由手工作坊演变而来，而是19世纪上半期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而且工厂里实行作坊里所缺乏的制度，即“把会计的方法用于生产的管理”[7]59。

       把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如明清时代的江南出现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作为“萌芽”来看，不如放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谱系进行考察。这样，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过程，姑且去掉“萌芽”，考察资本主义的兴起应该更有切实意义。不妨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提法，马克思仅有的一点涉及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是在谈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点”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所说的一段话：“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8]823这里的关键问题是：16世纪开始的、后来被大家当作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及其物质表现并没有产生在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的地中海沿岸，而是在似乎没有“萌芽”的尼德兰和英格兰。换言之，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资本主义不等于商品经济、雇佣关系等个别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

       当然，“资本主义”本身的定义就是个问题。刘光临正本清源，对西方学界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和逻辑的谱系做了十分清晰的梳理[9]14-26。资本主义产生在欧洲，有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不仅作为一种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甚至科学技术，还涉及法权、政教、精神文化等。所以，对资本主义发生的探讨更有意义。

三、资本主义发生问题的探讨：顾准和黄仁宇       

       (一)顾准的思索

       20世纪80年代初，顾准写于“文革”后期的遗稿《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10]发表。该文认为，资本主义是西方或欧洲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中国的土壤无法自行酝酿出资本主义来。虽然简短，但其思路与一些精彩论断不仅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概念的理解，而且与中外学术界许多讨论的议题和观点有相通之处。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原始积累以及《共产党宣言》的有关论述展开，顾准首先指出，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主导的中世纪“商业城邦”、“城市共和国”其实秉承了古希腊、罗马“航海”、“殖民”、“商业”的遗产，进而批评了一种“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是无条件适合的。因此，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萌芽来云云。”这是对前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经典论述之预设前提的否定。

       诚然传统中国从不缺少商业、发达的城市、航海业，但“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相反，“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的欧洲中世纪城市之兴起，与“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系”。按照“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因此，他断言：“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这种孕育资本主义的土壤只有欧洲具备，但这只是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

       鉴于资本主义没有诞生于希腊、罗马商业城邦，顾准进而推论：“有了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我们后来所谓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也没有在中世纪意大利商业城邦共和国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发展起来，尽管现代银行、会计乃至文艺复兴滥觞于兹。地理大发现后，威尼斯等商业城邦衰弱了，显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来的”。但是，“如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只以城市为取得征服扩张的财源之所，而不保护她成长的话，那也是长不出资本主义来的”。后者的事例为曾一度称霸海洋的西班牙。

       那么，为什么只有在英格兰，“市民阶级”才转化为“资本家”？顾准进而探讨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背景为何，无可回避地触及资本主义概念的定义。无疑，马克思所称的“‘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创世纪的秘密”，但中外历史上更早的时候并不缺乏自由劳动者。顾准指向了其他的因素：“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十六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

       但18世纪中期产业革命之前，“世界历史并未证明希腊罗马的特殊的优越性”。欧洲先进法权体系和思想体系的“潜在优势”通过产业革命才“实现为强大的物质力量”。那么，回到老问题：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在英国？顾准认为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是“多种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历史事变聚合的结果。但产业革命一旦发生，则传播到全世界。不过到了20世纪，广义上的“现代化”概念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可与产业革命分开。顾准虽然仅仅听说过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但却认同从精神文化等多视角理解资本主义产生的观点。

       总的说来，按照顾准的说法，催生资本主义的因素植根于欧洲土壤，其在时间序列上逐步发酵并表现为一定现象的空间存在中心则在西欧和南欧不同地方移动，而且一些偶然因素的出现终于使逻辑上的“必然性”在特定的时空里变成现实性。以欧洲的经验作为标准，帝制中国不具备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法权体系、政治制度、阶级结构、精神文化以及海外殖民、产业革命。另外，将自宋元以来近千年里经济持续发达、繁荣的江南、岭南等极少数地区的某些生产关系领域里出现的现象归诸“资本主义萌芽”，以证明社会进化的所谓普遍规律，显然是缘木求鱼。

       (二)黄仁宇的叙述

       凭借《万历十五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坛引起轰动的黄仁宇，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问题的思辨同样令人耳目一新。《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开篇即考释“资本主义”一词的来源，提到韦伯也清楚“新教伦理”的唯心主义限制，认识到“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即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亦即不能发生一个现代经济的体系”[11]8-9。如此，受唯物史观支配或影响的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史路径显得十分必要。但如同顾准的质疑，黄仁宇也指出过分强调经济视野的局限，即“如果说商业以远距离之姿态行之，批发商能干预零售及制造即能算资本主义”，明清时期有许多类似“外放分工办法”的例子，若将之归诸“资本主义萌芽”的话，那这种“萌芽”何以几百年也没有开花结果[11]12-13？

       如同顾准，黄仁宇也认为：“资本主义对世界文明之贡献，可以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成效来看。”[11]16他也同样从中、西“组织与结构的差异”思考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而资本主义与产业革命有逻辑关联。他认为，资本主义“可视为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其发轫及发展是在欧洲“主流”地区和国家进行的[11]31。

       第一步是“威尼斯经验”。13、14世纪的威尼斯作为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但萌芽能否长大成“一种理性的系统”则需要适宜的政治环境和体制。“意大利大陆上各城市国家的经验，则是无从产生一种政治体系，来继续培养资本主义之成长。”[11]78

       第二步是“荷兰共和国经验”。17世纪荷兰的成功在于新形成的民族国家保证了将“历史上市镇自治的特色充分发挥到货币银行、水上交通和远洋冒险诸方面去”[11]129。而宋以来的中国纵然出现资本活跃的情形和全国市场的雏形，也缺少体制的保障。

       第三步是“英格兰经验”。英国在光荣革命(1688年)前后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家时代”[11]202。与缺少中央集权的荷兰不同，英格兰日渐成熟和强大的民族国家从政治上和法制上确保了已经生成的以私人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组织和制度。同时，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也与光荣革命同时。可以说，“资本主义已于1689年前后在英国立足”。“这种情形也证实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体制，必与国家和政府互为表里。否则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出于无结构之冲动；或者资本主义的理想没有行动支持，都属于泛言，既难能捉摸，也无法论断。”[11]243

       黄仁宇强调了资本主义成长过程中从企业会计到国家财政、国家按企业资本规则经营的理性与“数目字管理”的作用，认为英国“全国可以有如一个城市国家样的以数目字管理”[11]246。中华帝国虽然实行中央集权，但明清时期在“洪武型”的财产制度和财政制度下，作为国家运转机器的官僚——“政府的中层缺乏后勤的能力与责任”，加之内陆国家“‘非竞争性’的国际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进”[11]466。

       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持同样立场，即以(近代)西方为圭臬，认定近代西方入侵前的传统中国社会是落后、僵化的，无法自我突破走向良性循环或发展—这是研究的前提预设。由是，他认为儒家无为而治、藏富于民的思想逻辑在传统财政体制(贯穿明代始终的洪武体制)和国家官僚制度下无法良性运动和调节，是由内在矛盾决定的。所以黄仁宇与很多论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中国王朝循环下的社会演化是“传统内变迁”；而资本主义在传统中国社会好像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帝国的制度缺陷使然。这种对中华帝国的定性可以归诸“韦伯情节”。

       顾准和黄仁宇都强调了欧洲社会的特殊性和偶然的契机。但与欧洲不同，中国本土及周边有广大的市场，尽管明清时期江南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经济有向海外扩张的要求，而且在明中后期主要以走私的形式参与了全球化的市场与经济交流，但毕竟不像英、日岛国以及拥挤的西欧、南欧的经济扩张那样，靠国外市场和殖民地的开拓打破瓶颈。另外，长期以来，学者认为被当成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与中国近代开埠以来的现代实业没有衔接起来。但近二十年的江南史研究证明，江南等较少受到政府策略干预的个别传统发达地区在近代没有如想象的那么衰微，不少旧有的金融和企业组织成功转型，得到新发展，而明清时期作为市场经济桥头堡的市镇开埠后在上海等沿海城市带动下成为新兴实业和商业的基地，其败落则是20世纪50年代初集体化以后的事情[12]187。然而，无论比较的立论、视角、路径如何不一样，关于产业革命所标志的中西社会的分流是不争的共识。

四、21世纪初以来早期现代化、工业化讨论      

       (一)现代化理论的标准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话语的褪色，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范式也渐渐被有关现代化的论述所取代。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现代化即西化、资本主义化，历史上现代化的发生是与西方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的，而工业化显示了现代化在物质力量上的优越性。吴承明总结了历史上关于西欧现代化的各种有影响的理论，认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3]5-6当然，现代化不同于工业化，前者含义更为广泛，“现代化过程包括物质、制度、思想多层次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态多方面”[3]13。总之，工业化、现代化、资本主义都是用“进化”的理念分析社会发展过程，进步与否成为衡量社会变动的决定性标准[14]。因此，关于早期现代化理论为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实质延续的说法亦无不可[15]117。

       如同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现代化和现代化的趋势或萌芽是否在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普遍性？吴承明在为王国斌《转变的中国》中译本所作的序中谈到历史发展的多元化问题，并且援引傅衣凌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但还是承认中国以及其他欧美以外的社会都最终“未能摆脱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推到世界历史中来了[16]中文版序。

       基于上述认识，研究现代化之前的“早期现代化”就有助于辨识各个社会、各个文明之间的异同。而主要基于江南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加州学派对早期现代化、早期工业化的阐释以及学术界的各种回应成为21世纪以来的一个焦点。加州学派的问题意识立足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全球性比较和综合的研究视野：“如果我们以欧洲为世界体系中心的话，就无法理解1800年以前的全球性关联；我们有的是一个多中心同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的世界。全球性关联通常有利于西欧，但并不一定是因为欧洲人创造了这些关联或对其施加影响。”[17]2这就需要研究导致“大分流”的工业革命之前的早期工业化或早期现代化。

       (二)加州学派的观点与争议：江南道路与英格兰模式

       被划归为加州学派的中国学者李伯重将“早期工业化”定义为“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他认为：“虽然早期工业化并不能必定导致近代工业化，但是前者仍然可以被称为后者的一个先行阶段，为后者的出现准备了若干必要条件。”[18]前言，第6页

       关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讨论多集中于明清江南史研究领域。李伯重指出，“大分流”史观其实是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史”史观的一部分。由于江南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的重要性，江南经济史研究在“全球史”和比较视野中具有一种显要地位。国际经济史学会第15届大会的闭幕式上，特别安排了一场题为“Why 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tish”的辩论会，中国是重要话题；而在谈到中国时，主要都是针对江南[19]63。

       按仲伟民的观察，传统的比较研究大多较为笼统，在涉及东西方比较的时候多采用“中国与西方”、“中国与欧洲”、“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等表达。彭慕兰《大分流》则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是根据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选取英格兰与中国江南、欧洲与中国两组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比较的单位。同时，尽管英格兰与江南的比较是该书的重点，但作者强调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因为英格兰和江南这两个区域的命运最终产生分流，与它们息息相关的大区域有密切的关系[20]144-145。

       加州学派的研究角度首先是经济史角度。以全球史视野切入，加州学派试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视角中看待中国问题，重新估量中国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21]53。更有评论者指出，加州学派的学者重塑了关于清代中期经济活力与发展的看法，特别是彭慕兰，他将工业化首先发生于英国的原因归结于廉价煤炭以及通过殖民地获得土地密集型商品的优势，而不是政治、法律或其他制度因素上的优势。这类大胆的结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激起人们从事横跨欧亚的实证比较研究的努力，并将中国经济史从狭小的专业领域推向全球史研究的焦点”[22]47。

       加州学派所遭受的批评恰恰是过分局限于经济学角度，特别是执着于从经济学角度对经济发展动力的分析。例如杜恂诚等认为，加州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一种资源至上的唯生产力论史观，忽视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进步对一国转型和发展的重要性[23]167。赵鼎新也认为，《大分流》仅仅以经济和生活质量为指标来衡量中国和英格兰向工业资本主义突破的可能性会陷入经济决定论。彭慕兰对大分流的讨论忽视了国家和宗教对政权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几乎有违于当下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和国家中心主义理论)[24]161。

       王家范曾分别撰文评价彭慕兰《大分流》和弗兰克《白银资本》。在他看来，《大分流》“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视”，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13]46。他对《白银资本》的批判更加犀利。他指出，弗兰克有关“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的答案全是经济方面的，而且多数是从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学里推导出来的陈旧见解，其原因是弗兰克犯有“制度忌讳症”。他将《白银资本》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相比较，后者虽然认为近代早期的欧洲与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颇为相似，总体差距不大，但王国斌并不主张放弃以欧洲为标准的比较，只是要扩大比较，加之以用中国的标准来评价欧洲。《转变的中国》把分析重点放在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国家维护秩序三方面，进行细致的中西互动比较研究，将“制度环境研究”作为全书的核心。王家范十分赞同吴承明在该书序言中的说法：“当以本书中编(即‘国家形成’)运用最为成功。这是因为：根源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西之间在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远较双方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为大。政治比之经济有更大的选择性。”[25]

       其实，制度环境也是加州学派的研究重点。罗森塔尔和王国斌《分流之前与之后：中欧经济变革的政治》是典型的此类研究[26]。该书在以中国审视欧洲方面，与彭慕兰《大分流》并无大的区别，但他们不同意彭慕兰将分流归因于18世纪的英国能轻易获取廉价煤炭和新大陆资源的解释，认为到15世纪或16世纪，欧洲已经转向一种独特的资本密集型经济秩序。在他们看来，资本密集型机械生产是欧洲独特的政治无序状态的意外结果。欧洲的地方性割据和持续战争使得工业更加需要一种城墙内的安全状态，而中国农村的原始工业则保持正常发展。在前现代的城市，由于死亡率惊人，资本—劳动比率通常远高于乡村。因此，在欧洲的工业中，劳动力迅速成为最昂贵的要素。欧洲人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不得不尝试将劳动力成本降到最低，而这恰恰催生了他们寻求节省劳动力、资本密集型机械生产的强烈愿望。他们还认为，城市为中心的生产有利于财政改革，进一步降低了欧洲资本的成本。与此同时，欧洲持续的军事技术革新经常应用到民用领域。他们细心地察觉到，地方割据与战争本身不足以促成工业发明，非洲和东南亚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毋宁说，这些条件综合在一起造就了有利的制度环境[27]1010-1011。

       加州学派成员的具体观点不尽一致，而且不少论述也在探讨中发展，但在基本立场上取得了共识。其中，戈德斯通展现了加州学派对英国工业革命的一般性看法：“英国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起因于政治、经济和生态趋势相当偶然的结合。这些趋势产生了一种宽容的宗教文化、多元的政治体系和煤炭动力的加热、机动、冶金。的确，我曾提出，要不是这种罕见而不太可能的偶然结合，1800年左右的英国将同荷兰或者中国长江三角洲、日本关东平原十分类似，后者是高度发展但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社会，这些社会是致力于大规模国际贸易、在保守贵族精英统治下保有城市文化和富商阶层的社会。”[28]180

       按照加州学派的观点，开埠前的江南及中国其他发达地区没有突破以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大为内容的斯密动力主导的“斯密型增长”瓶颈，也没有发生在欧洲、准确地说在“英格兰模式”下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及扩散之产物的总量与人均产出同时增长的所谓“库兹涅茨型增长”或“现代经济增长”[18]290-292。虽然加州学派高度评估“江南道路”所带来的财富和发达市场，但还是与他们所批评的黄宗智对开埠前江南经济的定性没有根本区分开来。黄宗智以自己对江南和华北的研究为例，用内卷(involution)或过密性增长表述“没有发展的增长”，认为：“商品经济不一定由资本主义式的谋利生产单位推动，它也可能由谋生存的小农家庭生产单位推动。它不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可能促使小农经济进一步过密化。这就是伴随人口压力而来的过密型商品化，也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29]自序，第5页相比之下，吴承明的观点颇为公允：“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但富的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由于理性主义中断，我以为，这时中国在科技和在制度(尤其法律和经济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30]5

五、结语：永无休止的范式探讨与扬弃

       历史学家并不满足纯粹事实的考证，而且也无法穷尽所有史料，因而必须实现对史料的超越[31]157。正如王家范所说：“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没有概念作为演绎工具，即便是单纯的史料编纂也做不起来；没有理论的归纳与提升，何论历史学诠释的发展？”[13]51-52黄宗智的习史历程经历了从经验主义到理论探讨的纠结，他认识到：“历史探究要求在经验和概念之间不断地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的用处就在于帮助一个人在证据和观点之间形成他自己的联系。理论也许是我们的刺激、陪衬或指南，它从来都不应当成为现成的答案。”[32]127

       那么，什么是理论？杜赞奇对“理论”的宽泛解释颇有道理：“指在历史知识基础上的反思，包括历史概念的预设、历史学家的作用、再现历史的手段等。”[32]9其中，问题意识是思考的起点、研究的规范、学术的指归。如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今天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是范围广泛的比较性资料，使他们能够探索和分析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结构中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也要努力发现出乎意料的明显的无规则性和变异性的深刻原因”[1]164。在这里，从具体社会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理论范式可以很有效地运用到其他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去，所以不应将这种努力一概贴上“欧洲中心论”的标签。

       纵观近百年来江南史研究历程，可以说问题意识贯穿了各个阶段，而且都被置入比较的视野中，试图寻索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这种对范式的永无休止的探讨往往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并将遭到质疑、批评，遇到瓶颈，随后继之以突破瓶颈，产生新的范式，史学研究和认识就这样在范式的扬弃中不断推进。诚如吴承明所言，“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的或者认识不清楚的过去的实践”，这种永无止境的认识和再认识过程“不是复旧，而是创新”[33]315-316。

注释：

       ①2008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江南史研究中心”承办的“明清江南史研究视域与方法回顾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海盐召开。与会的三代江南研究专家从自己的学术经历出发对过往的明清江南史研究进行回顾、鉴定和评价，许多议论发人深省。论文会后结集出版为王家范主编的《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

       ②黄宗智早在1991年即宣称美国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史领域处在范式的危机中”。他寄希望于一些内含矛盾假设的命题和悖论，如“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分割的“自然经济”和一统化的市场、没有公民权利的公共空间的扩张等等。参见P.C.Huang,"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Vol.17,No.3(1991),pp.299,314-322。

       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有细心的学者发现了这段话与邓拓的渊源，参见钞晓鸿《明清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133页。

       ④新中国成立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主要编入如下几种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田居俭等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进行了详尽整理，参见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下)，(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

       ⑤不过，一些老一辈学者至今并不认可对资本主义萌芽及其讨论的否定。方行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新中国学术界的一桩“盛事”，因为明清阶段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客观事实”。参见方行《不要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152、157页。

       ⑥傅筑夫认为称存在雇佣劳动现象的战国时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亦无不可。参看傅筑夫《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经济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69-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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