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杭州的城市蔬菜供应存在供应不足、季节性紧张以及质量低等问题。为此，该市采取了多种举措完善城市蔬菜供应：首先，确立了“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稳固菜田面积；其次，积极推动郊区合作化以解决蔬菜生产所需的资金、技术等问题；最后，通过全国试验场网络，试种蔬菜新品种以完善蔬菜供应结构。这些举措有效改善了城市蔬菜供应，不仅供应数量大幅增长，全年供应时间延长，而且供应种类日益丰富，为此后城市蔬菜供应的进一步改善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蔬菜供应；杭州；“郊区为城市服务”；农业合作化   粮食压力

［作者简介］訾夏威，历史学博士，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蔬菜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古代即有“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谷以养民，菜以佐食”的说法。蔬菜在城市居民生活中更是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的蔬菜供应与种子、化肥、土地等息息相关，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城市的蔬菜供应问题。早在 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便明确指出：东野政治部所拟十六条口号中“‘实行土地改革’一条，实行于大城市附近的种菜地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以下简称政务院）于 1950 年 11 月颁布《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明确提出城市郊区的菜园、果园等“均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使用”。1953 年 1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副食品大部分是农民副业产品，而为城市及工矿区广大居民每日生活所必需，较主食消费比重还大”。这里所指副食品就包括蔬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也曾明确指出：“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城市的蔬菜供应是件大事，我们要千方百计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如何满足城市居民的蔬菜需求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目前，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蔬菜的供应问题关注较少，已有研究主要是从调运、销售等方面分析了城市蔬菜供应问题，或者是在论述郊区农业结构等问题时对此有所提及，对这一问题缺乏系统研究。杭州地处华东，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其蔬菜供应问题在全国大中城市中颇具代表性。自 1958 年起，由于城镇和工矿区人口猛增等原因，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杭州蔬菜供应进入新的阶段。为此，本文以该市为例，结合档案等文献，考察 1949—1957 年杭州城市蔬菜供应面临的问题、应对措施及其成效。

一、供应不足情况及其原因

随着南宋在临安（今杭州——笔者注）建都，经济日益繁荣，市郊的蔬菜种植迅速发展。当时“东门绝无居民，弥望皆菜园”，有“东门菜”之称。《咸淳临安志》亦记载“城东横塘一境种菜最美，谚云东菜、西水、南柴、北米”。为了满足城市居民需求，郊区民众不但发展了大片菜园，而且精心培育了数十种蔬菜。此后，杭州的蔬菜生产不断发展。到 20 世纪 30 年代，杭州的蔬菜种植面积约 8000 余亩，主要集中在东郊，品种包括冬瓜、茄子、大白菜等。解放以后，杭州采取措施稳定蔬菜生产，保证了该市蔬菜的平稳供应。1949—1953 年，杭州蔬菜生产大致延续以前的格局，主要分布在江干区、艮山区、笕桥区，春夏以茄果类为主，秋冬以叶菜类为主。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虽然杭州蔬菜供应在不断增加，但同时也还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一）供应不足1.供应数量较低1936 年，杭州市郊共有菜地 2.2 万亩，年产蔬菜 59.7 万担，以当年全市 58.9 万人计，每人每天供应 0.28 斤。新中国成立后，杭州市郊的菜地面积和产量均有所增长。其中，面积从 1949 年的 3.8 万亩增长到 1953 年的 6 万亩 ，产量则从 0.97 亿斤增至 1.29 亿斤 。考虑到杭州蔬菜的外运以及滞销等因素，这一供应仍属较少。例如，1953 年杭州外销蔬菜占总销量的 26.7%。除去外销，当年杭州蔬菜人均供应量仅有0.48 斤。而以当时一般城市民众每人每日所需 0.6 斤计算，每年蔬菜缺口约 2370 万斤。总体来看，城市蔬菜供应数量较低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1954 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指出，全国 11 个大城市中大多数城市蔬菜供应不足约 30%—50%。其中，据中南区对 10 个城市的统计，每年共需蔬菜约 10.6 亿斤，而市郊年产蔬菜仅约7.9 亿斤，相差约 2.7 亿斤。2.供应品种较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郊区农民对营养好但成本高、难培植的番茄、辣椒、四季豆等“细菜”较少种植，也不注意改良品种，因此这类品种供应量少，且品质差，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即使是葫芦、毛豆、本豇豆等成本低、较易培植的“粗菜”，菜农也担心利润过低，不愿用心栽培，产量不高。蔬菜品种的来源主要包括外地引种和本地培育，其中外地引种困难更多，本地培育则相对容易。经过长期培育，杭州郊区有了诸多优良蔬菜品种，如萝卜有“笕桥红”“钩白种”，白菜有“早油冬”“黄芽菜”等。但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对于“细菜”的需要日益增加，萝卜、白菜等“粗菜”品种显然难以满足需求。对此，杭州市人民政府也明确提出应加强对郊区蔬菜生产等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提高蔬菜质量。3.供应季节不平衡1954 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指出，东北、华北大城市是冬季缺菜，南方城市一般是夏季缺菜。可见，城市蔬菜供应的季节性不平衡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蔬菜种植需要一定的周期和环境条件。杭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其蔬菜供应旺季是每年的5—6 月、10—11 月，缺菜季节则是 1—2 月、8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一年中至少有3个月属蔬菜短缺季节。与此同时，因蔬菜供应总量较低、品种较少，所以在一些节假日期间存在供应不足、价格波动较大的现象。例如，春节时期，杭州蔬菜等副食品价格波动大，政府将稳定蔬菜价格作为工作重点。  对此，中共中央曾指出：“副食品特别是蔬菜和水产季节性很大，因此，做好季节性的调剂工作，是加强副食品供应工作的重要一环”。陈云也强调，每逢节假日，城市的副食品需要陡增，往往呈现紧张状态，时间虽不长，但影响却很大。（二）供应不足的原因1.农业政策上对郊区蔬菜生产不够重视1950 年 1 月，杭州市民政局召开全市农业生产会议，号召近郊各区增产粮食一成，蔬菜供应等至少应保持现有生产水平。可见，在当时全国面临严峻的粮棉供应压力下，郊区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了增产粮食、棉麻，而非蔬菜。次年，杭州提出郊区粮食应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再增产一成，缩减蔬菜种植面积。显然，在一段时间里，郊区的蔬菜生产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1953 年底，杭州反思当年郊区工作的主要缺点，就是对“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与任务不明确，具体表现之一即重视粮食和棉麻经济作物而放弃了对蔬菜及其他副食品生产的领导。2.因城市建设侵占了部分菜地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市郊土地被大量征用，其中就包括大片菜地。对此，陈云曾明确指出：“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城市附近建筑面积不断扩大，占用菜地很多，新扩建工程又很少预留菜地，致使蔬菜种植面积不断缩小，加之菜园又非一年施肥即可种好，种菜需一定的技术，因此蔬菜供应量减少，而需要量却日益增大，供需不敷的情势日益显露”。据统计，自 1949 年 5 月至 1957 年6 月，杭州共征用土地 3 万余亩。被征用的土地主要来自郊区，如 1956 年被征用的近 0.9 万亩土地中，94.4% 的土地位于郊区， 菜地被占在所难免。为此，内务部党组早在 1952 年 12 月便明确提出：“国家建设在郊区用地时，郊区的菜园地也使用了，这就减少了城市的蔬菜供给，北京、沈阳等地已发生蔬菜供应困难的问题，各大城市亦须注意计划如何发展菜地”。3.蔬菜育种等技术更新较慢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有人注意到在杭州等地发展蔬菜早熟栽培的意义，并呼吁大力发展。杭州部分菜农为争取夏季蔬菜早日上市也自发采用温床育苗，但处理不当，往往有烂秧情况。1953 年冬，该市杭江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成立，社员即采用温床培育蔬菜秧苗，由于缺乏经验，他们并不明白如何培土、如何保持温床的温度。与此同时，杭州也开始尝试引种外地品种，以改善该市的蔬菜供应结构，但成效较慢。例如，由于杭州当地的黄芽菜品质逐渐变差，因此民众希望能引种山东大白菜。对此，杭州决定先行试种，并对栽培方法进行指导。总体来看，这些试种不仅规模小，推广速度也较慢，难以有效改善蔬菜供应不足的问题。总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城市蔬菜供应不足问题日益凸显，既阻碍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也不利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为此，党和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并出台了相关措施，以解决上述问题。

二、党和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

1953 年 10 月，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便明确提出：“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11 月，陈云在主持起草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应“按人口比例保持必需数量的菜园”。1954 年 7 月，中共中央批复《农业部党组关于四年来农业生产工作基本情况和今后方针任务报告》， 同意其提出的“大城市郊区及工矿区附近农村的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是有计划地提高蔬菜生产，保证供应，同时适当地发展肉类、乳类、水果的生产”。由此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很早就认识到了郊区的特殊性，明确郊区要多产蔬菜。根据中央政策精神，结合杭州城市蔬菜供应现状，该市也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以解决城市蔬菜供应不足等问题。（一）明确“郊区为城市服务”方针，扩大与保障菜田面积1954 年 1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农业厅专门召开城市郊区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强调郊区应贯彻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根据自身特点发展蔬菜生产等，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对此，杭州也积极调整农业政策，明确了郊区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针，不再将络麻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放置首位，而是强调要加强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生产。1955 年，中共杭州市委再次强调，郊区生产总的政策是“满足城市人民需要，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巩固工农联盟”。而且，杭州还明确让出部分种植粮棉麻的土地作为菜地，以满足城市人民的需要。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杭州市郊的蔬菜种植面积不断增加。1954 年杭州菜田面积共 6.7 万余亩，1955 年增至 7.6 万余亩，1956 年则进一步增至 8.9 万余亩。与此同时，城郊农民种植蔬菜的热情也不断高涨。例如，笕桥乡合作社社员认为，“一亩小米收 200 斤，不如一亩蔬菜稍微好一点就够了”。为了保证城市蔬菜的供应，杭州还对蔬菜生产进行了总体规划。例如，1955 年 12 月，杭州市人民委员会郊区办事处发布《杭州市郊区农业生产规划初步方案（1956—1957）》，对 1956—1957 年的郊区农业用地做了详细规划，其中，蔬菜生产区划分为常年和季节两个区：常年区以近郊的乌龙乡为中心，共有农户 5038 户，耕地 2.2 万余亩，四季均以种植蔬菜为主，全年生产蔬菜 98.9 万余担，占全市全年总产量的 50%；夏季蔬菜主要为茄果类、豆类和瓜类，冬季则以叶菜类为主，并种植春花作物。季节区包括远郊的弄口、北草庵、笕桥等乡，共有农户 4822 户，耕地 3.3 万余亩，全年栽培两季蔬菜，夏季以茄果类、瓜类为主，冬季基本全部为根茎类蔬菜；两季共生产蔬菜 69 万余担，占全市总产量的 35%。这一规划进一步贯彻了“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既有利于保障菜田面积的稳定，也避免了蔬菜生产的盲目性。同时，季节菜田的规划还有助于调节蔬菜供应淡旺季。（二）加快城郊合作化进程，着力推广蔬菜生产新技术1953 年 11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关于大城市蔬菜生产和供应情况及意见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应“积极试办蔬菜生产合作社”。“蔬菜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表现在：能合理地调配劳力，便于完成季节性的突击劳动，统一集中资金扩大再生产，在技术上取长补短，因地种植，调剂茬次和解决蔬菜生产互助组中所特有的又是难以解决的‘抢工、抢季、抢价’等矛盾”。结合中央政策精神，为实现蔬菜供应“产量高、质量好、品种多”的目标 ，杭州加快了郊区尤其是蔬菜产区的农业合作化进程。截至 1954 年初，杭州郊区的互助合作组织已有一定发展，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1 个、常年互助组 337 个、季节性互助组 952 个，入社入组人口数近 5 万人，占农业人口的 60.2%。至 1955 年底，全市郊区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 300 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84.7%；以种植蔬菜为主的乌龙乡基本实现合作化，合作化基础比较差的望江和新民两个“蔬菜乡”入社农户也达到农户总数的 68% 以上。到 1956 年 1 月，入社农户比例进一步增至 99% 以上；年底，郊区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99% 的农户加入其中，杭州郊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郊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温床育苗等蔬菜生产技术的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较单个农户，互助合作组织具备更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可以在技术失败之后继续尝试，直至成功。1954 年 12 月，杭州市蔬菜生产经验交流会对改善温床育苗方法等做了介绍，市郊主要蔬菜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技术员、生产小组长等参加了交流会。由此，杭州郊区的主要蔬菜产区乌龙、新塘、弄口、笕桥和北草庵等乡各农业合作社开始普遍推广新的蔬菜生产技术，建造温床育苗，播种番茄、辣椒和茄子等高档蔬菜。1955 年春，“杭州郊区用于蔬菜育苗的温床面积达 50 万平方尺”。年底，杭州计划推广冬季改良温室 500 座，面积 84 亩，其中试验场 20 座，每个蔬菜生产合作社 20—40 座，以增加冬季茄果类蔬菜供应，并提倡各品种蔬菜有计划分期先后种植，以延长供应期。除温床育苗外，杭州还大力推广其他有利于蔬菜早熟的技术。例如，1956 年杭州主要推广了夏季蔬菜早期育苗等试验，使番茄等提前 7—10 天上市。以往番茄上市时间是 5 月底，1956 年则提前到 5 月中旬，使番茄每亩产值提高到 163 元。在杭州郊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温床育苗及其他蔬菜生产技术不断推广，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杭州的城市蔬菜供应。（三）加大引种力度，丰富城市蔬菜供应种类杭州郊区大量引种蔬菜是在 1954—1955 年方才开始的。1955 年，杭州试种了球茎甘蓝、秋番茄、秋黄瓜等，均获得成功。为满足淡季蔬菜供应，增加市场上蔬菜的种类，1956 年杭州引种了 50 余种新蔬菜，其中成功的约有 15 种，如南京娃娃红萝卜可在 4—5 月蔬菜缺少的季节供应，此外，早熟花椰菜和一年三季的包心菜基本上也取得了成功。对于已经试验成功的花菜、大白菜以及大萝卜等蔬菜，一些合作社提出扩大种植面积。对此，杭州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计划举办一次训练班，重点布置试种新品种的计划和推广栽培技术，并联系广东、福建、北京等地，待采购其他蔬菜新品种种子后，重点进行试种，以做到稳步发展、少受损失。截至 1957 年 4 月，杭州已从全国各地引进 30 多个蔬菜新品种，其中从北京引进了秋黄瓜、实心芹菜、自封顶番茄以及皮青心红质脆味甜的“心里美”萝卜，从广州引进了广东菜心、广东白花甘蓝，从天津引进刺黄瓜等，蔬菜种类日益丰富。在蔬菜引种过程中，农场及试验场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为试种和推广各种新品种蔬菜，杭州市农场在 1956 年初改组为专业性的蔬菜试验场。该试验场从东北、天津、上海等地引进多种辣茄，结果以上海甜辣茄最好，不但果形大，生长也较其他地方为好。该品种可在沿江、新塘、七堡靠钱塘江一带的夜潮地里栽培。与此同时，广大农民也为蔬菜引种贡献了许多智慧。例如，蕉藕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形如美人蕉，根块可以食用，花可以作蔬菜，茎叶可以作猪饲料。1956 年杭州郊区农民在浙江省农业展览会见到后便购买了部分蕉藕，在荒废地上播种，收获颇多。通过引种，杭州的蔬菜品种和产量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三、成绩与不足

在上述措施的推动下，杭州的城市蔬菜供应总量得到明显增长，品种愈加丰富， 季节性供应不足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缓解，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潜藏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一）取得的成绩1.供应总量大幅增长1955 年，杭州蔬菜产量达 198 万担，其中，单夏季蔬菜便比 1954 年增加了36.3%。1957 年，杭州蔬菜产量达 243 万担，为 1949 年的 2.5 倍，比 1952 年增加了1倍多。由于产量较多，杭州蔬菜不但可以满足本地需求，甚至还可以大量运往其他城市。仅当年上半年，杭州北运的蔬菜就多达 48 万担，运往包括北京、天津等 20 多个城市。杭州蔬菜供应总量不断增长的幅度由此可见一斑。2.蔬菜品种愈加丰富经过引种，杭州的蔬菜品种日益丰富。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全年大量种植的蔬菜就有数十种：夏季蔬菜有番茄、茄子、辣椒、黄瓜、南瓜、冬瓜、丝瓜、长豇豆、毛豆、马铃薯等十几个品种，冬季蔬菜有菠菜、芥菜、黄芽菜、包心菜、花椰菜、萝卜、青葱等 19 个品种。其中，花椰菜、榨菜分别是从福建和四川引种的，均具有产量高、味道好、营养丰富的特点。蔬菜品种的增加，也进一步改变了蔬菜的供应结构。番茄、黄瓜、辣椒等“高级蔬菜”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冬瓜、毛豆等一些容易滞销的蔬菜种植面积有所减少，呈现出“高级蔬菜”不断增加、“低级蔬菜”持续减少的趋势。丰富的蔬菜品种无论是对调节民众日常饮食还是提高营养水平，均具有重要作用。3.蔬菜供应季节性不平衡问题有所缓解1957 年 4 月，《杭州日报》的一篇报道提到：“本市的家庭主妇们这几天每天都可以在菜场上买到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不用象往年一样在这蔬菜生产淡季的四月为怕买不到蔬菜而发愁了”。可见，杭州春季蔬菜供应不足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与此同时，冬季蔬菜供应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例如，1956 年 12 月，杭州的蔬菜迎来大丰收，包心菜、芹菜、韭芽、大葱等大量上市，其中还包括引种的山东大白菜。此外，杭州蔬菜淡季的持续时间大为缩短，以往缺菜的春节也能够保证一定种类、一定数量的蔬菜供应。例如，1957 年春节全市蔬菜每天供应量在 16 万斤—20 万斤，其中青菜、菠菜等都有剩余。由于供应充足，蔬菜价格也较为稳定，为保障民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存在的不足及原因虽然杭州做出了一些努力，但蔬菜供应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其蔬菜供应量仍然较少，尤其是人均供应量还处于较低水平。例如，在国家统计数据中，1957 年杭州人均日蔬菜供应量仅 0.3 斤。这一数据确实反映了该市蔬菜供应存在的不足。一方面，与人体所需相比，杭州蔬菜供应数量较低。中华医学会营养委员会建议民众每日至少食用 1 斤蔬菜。而杭州蔬菜供应距离这一标准尚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杭州蔬菜供应也较少，低于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的平均供应水平。与此同时，在当时条件下，蔬菜种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当遭遇自然灾害时会影响蔬菜收成和供应。例如，1956 年 8 月，杭州遭遇“近百年所没有见过的”台风，给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也严重影响了蔬菜生产。此外，蔬菜供应的季节性不平衡、种类较少等问题仍然存在。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杭州蔬菜供应的季节性不平衡问题才得以进一步解决。杭州蔬菜供应不足之所以未得到彻底解决，除前述诸多原因外，既与农业发展方针有很大关系，也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有直接关系。一方面，城郊存在比较突出的菜粮矛盾。前文已经指出，为保证蔬菜供应，郊区的不少耕地被划为菜地，这势必影响郊区的粮食生产。1957 年 12 月 12 日，杭州市郊区粮食管理所发布《关于郊区当前的粮食情况与今后粮食工作的意见》，既强调“郊区是个缺粮地区，要别的地区支援”，同时也批评了“郊区特殊性，比别的地区要多吃一点”的观念。也就是说，尽管杭州郊区确实需要别的地区支援，但粮食供应水平不会比别的地方高。同月底，杭州在当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总结中明确批评“片面地从经济作物收入多的经济观点出发而盲目改种经济作物”的做法，强调了种植粮食的重要性。可见，多种蔬菜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粮食用地，而多种粮食则又必然侵占蔬菜用地，二者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用地矛盾，进而影响到城市蔬菜的供应。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低下制约了蔬菜的生产。除扩大种植面积外，提高单产则是解决蔬菜供应问题的另一个途径，但化肥、种子等问题却长期制约着单产的提高。其中，针对化肥供应不足问题，杭州提出以“农家肥料为主，商品肥料为辅”，要求农民积极积累“土肥”，以解决肥料缺乏问题，但“土肥”本身的肥力较化肥要弱，且也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良种有利于提升蔬菜质量和产量，除农民自己留种外，杭州还从其他地方采购种子 ，但蔬菜种子供应依旧难以满足需求，成为影响蔬菜单产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技术、劳动力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也影响了蔬菜的生产。例如，为解决蔬菜生产中的技术问题，杭州专门成立了蔬菜技术推广站，但全站仅有 2 名工作人员，且技术水平也较低，难以解决实际问题，这大大限制了蔬菜单产的提高与新品种的推广。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采取多种措施，使城市蔬菜供应显著改善，但囿于各种原因，蔬菜供应仍处于较低水平，难以完全满足市民的需要。可见，要完全解决城市蔬菜供应问题，确实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杭州通过采取保障菜田面积、推动郊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等举措，有效缓解了城市蔬菜供应紧张、季节性不平衡及品种匮乏等问题。这使得城市民众的饮食结构得到改善，不仅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有利于增强民众的身体素质。受制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状况，蔬菜供应问题虽有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难题并非杭州独有，而是各大中城市普遍面临的困境。对此，党和政府有着清醒认知。1957 年 7 月，陈云在全国 13 个省、市蔬菜会议上明确提出：“大中城市郊区要有足够数量的蔬菜种植面积”；“大中城市除了靠郊区生产蔬菜外，还必须另有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必须有‘安全系数’”。这些重要论述既指出了城市蔬菜生产所面临的问题，也阐明了保证蔬菜供应的措施，为此后城市蔬菜供应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遵循，影响至深。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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