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两浙海外贸易的兴盛 作者：周 膺 浙东运河和钱塘江出海口是重要的海外贸易通道。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辽和西夏阻断，宋代大部分对外贸易改由海路进行，乃有《宋史》卷一八六《志第一百三十六·食货下八》所谓“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宋代海外贸易兴盛与东南沿海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有关，特别是季风规律的熟练掌握、海洋潮汐研究的深化、航海图的绘制、指南针的应用、用马尾松建造坚固的大海船。1987年广东省台山市阳江海域发现“南海一号”木质古沉船，年代为南宋初期。它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国远洋贸易沉船。“南海一号”就是以马尾松为主材的。马尾松多见于南中国地区，如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而十字军东征和突厥塞尔丘克（Selcuk）人的兴起也使活跃的阿拉伯商人将视线转移到东方，促进了中国的海外贸易。舶货在流通中的征税及政府对抽买所得的经营获息十分可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载，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香药库使张逊建议“出官库香药、宝货，稍增其价，许商人入金帛买之”，当年获利30万缗。北宋中期以后，海外贸易收入一直相当高。当时的主要贸易港口自北京东路至海南岛有10多个，大致可以分为广南、福建和两浙3个相对自成体系的区域。唐代设市舶使管理贸易事务，仍只是使职差遣，没有专门的固定机构。北宋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杭州港位处海路交通和运河航运的枢纽，贸易条件十分便利，是宋代仅次于广州较早设立市舶司的贸易港。《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云：“端拱二年五月，诏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据此可知杭州设立两浙路提举市舶司至迟在端拱二年（980年）。淳化三年（992年）四月移两浙路提举市舶司于明州定海县，次年又回迁杭州。咸平二年（999年）九月为方便管理分置杭州和明州二州市舶务。熙宁九年（1076年）罢二州市舶务，崇宁元年（1102年）复置。后又增设秀州、温州、江阴军市舶务。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云，元丰五年（1082年）又规定“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过南海船舶者，以违制论”，可见此时杭州港位于全国三大港之列，地位十分重要。 
“南海一号”沉船及其遗物 相较于北宋，南宋依赖外贸、面向海洋的发展倾向表现得更为强烈，进入中国海外贸易大发展时期。这种发展倾向既是南宋朝廷的自觉决断，同时也是战时状态的必由选择。由于对立政权的阻隔，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阻滞，所以不得不加紧建造海上陶瓷之路。战争迫使南宋“头枕东南”，也逼迫南宋“面向海洋”。《宋史》卷一八五《志第一百三十八·食货下七》载，南宋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政策发展海外贸易，乃至凡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货使政府增加税收的，可以补官或转官。与南宋发展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到50多个。东起日本、高丽，西到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都有中国商船出没。南宋初曾将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并入转运司，建炎二年（1128年）又复旧制。绍兴二年（1132年）两浙路提举市舶司移至华亭，但临安作为都城置临安府市舶务。乾道二年（1166年）罢废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后为防止金兵奸细冒充商人进入临安，绍熙元年（1190年）又罢废临安府市舶场，只许外国商船停靠临安城东25里的外港海盐县澉浦镇，但临安仍设有市舶务。《西湖老人繁胜录》载，临安府市舶务设在“保安门外瓶场河下。凡海商自外至杭，受其券而考验之。又有新务，在梅家桥北”。《淳祐临安志》卷七《城府三》又载，淳祐八年（1248年）临安府市舶务“拨归户部，于浙江清水闸河岸新建，牌曰行在市舶务”。常棠《澉水志》卷上《坊场门》云，澉浦“市舶场在镇东海岸。淳祐六年创市舶官，十年置场”。王樵《方麓集》卷七《槜李记》称，澉浦镇虽只有数千人，却是“通番舶之处”。当地居民不事田产，唯招接诸货贩运诸邦。临安府、绍兴府、明州、温州、台州等地的商船云集于此，往来于日本、高丽、印度等国。当时山东半岛被金人占领，与日本、高丽等国的贸易全部移至明州。输入的货物以木材、黄金、宝刀、硫磺、人参、药材为多，其次是布匹、漆、铜器、虎皮、折扇、纸、墨和工艺品；输出的货物主要有瓷器、丝绸、腊茶、书籍、文具等。而这些商品许多发往临安，或通过临安发往内地。 贸易方式主要有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朝贡贸易具有非经济性，为政治需要。朝贡时，对贡物“估价酬值”，回偿金、银、钱、丝织品等。高丽和交趾与宋朝有较为重要的依存关系，北宋通过朝贡贸易使高丽“掎角契丹”，牵制辽及后来的金，对高丽常“赏以万缣”。《宋史》卷一五《本纪第十五·神宗（赵顼）二》载，元丰二年（1079年）神宗下诏“立高丽交易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又载，规定“高丽国王每朝贡回赐浙绢万匹，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有伤事体。宜自今国王贡物不估值回赐，永为定数”。但宋朝对朝贡贸易也不是来者不拒，为了减少这种厚往薄来的贸易损失也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政策。南宋时朝贡贸易减少，但官方贸易仍十分频繁。同时，宋朝希望通过海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对民间贸易实行一系列鼓励政策，使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的积极性日增，中国海商由此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力军，打破了几乎由外国商人一统天下的局面。洪迈《夷坚丁志》卷六《泉州杨客》载：“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资二万万……（绍兴十年）举所赍沉香、龙脑、珠琲珍异纳于土库中，他香布、苏木不减十余万缗，皆委之库外。”许多官僚也经商。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老卒回易》载：“张循王之兄保尝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钱十万缗、卒五千付兄，要使钱与人流转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轻相援引也。’王尝春日游后圃，见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声喏对曰：‘无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会做甚事？’对曰：‘诸事薄晓，如回易之类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万缗付汝，何如？’对曰：‘不足为也。’王曰：‘付汝五万。’对曰：‘亦不足为也。’王曰：‘汝需几何？’对曰：‘不能百万，亦五十万乃可耳。’王壮之，予五十万，恣其所为。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音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馐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时诸将皆缺马，唯循王得此马，军容独壮。大喜，问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诸国，称大宋回易使，谒戎王，馈以绫锦奇玩。为具招其贵近，珍馐毕陈，女乐迭奏。其君臣大悦，以名马易美女。且为治舟载马，以犀珠、香药易绫锦等物，馈遗甚厚。是以获利如此。’王咨嗟褒赏，赐予优渥，问：‘能再往乎？’对曰：‘此幻戏也，再往则败矣。愿仍为退卒老园中。’”南宋时日本、高丽、交趾、占城、三佛齐、阇婆、渤泥以及大食、波斯的商旅纷至沓来，有的还侨居临安。临安城内形成各种“蕃坊”，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按信仰聚居一地，形成许多新的社区。尽管后来港口外移至澉浦，留居临安的外商特别是大食、波斯蕃商仍不少。时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二·航海外夷》云：“诸蕃国入贡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大抵蕃舶风便而行，一日千里。以遇朔风，为祸不测。幸舶吾境，犹有保甲之法；苟舶外国，则人货俱没。若夫默伽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勿斯里（今埃及）等国，其远也，不知其几万里矣。” 
宋代税收较大幅度上升，除税负有所加重外，国内外贸易发展也是重要原因。临安设有数个税务机构。《梦粱录》卷一〇《本州仓场库务》载：临安“税务凡五处，名曰都税务、浙江税务、龙山税务、北郭税务、江涨税务。但州府虽有税务之名，则朝家多有除放，以便商贾”。都税务为都商税务或都商税院的简称，在坝头市东、大和桥北，是临安府的商税征收机构，由唐代的市署令发展而来。《宋史》卷一六五《志第一百一十八·职官五》云：“掌收京城商旅之算，以输于左藏。”又卷三八五《列传第一百四十四·葛邲》载：“辇下都税务绍兴间所趋茶盐，岁以一千三百万缗为额。乾道六年后增至二千四百万缗。”浙江税务在钱塘江岸边的跨浦桥南，龙山税务在嘉会门外钱塘江岸边的龙山之东，北郭税务在余杭门外，江涨桥税务在江涨桥镇市，红亭税务在崇新门外。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景祐庆历绍兴盐酒税绢数》载，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临安府在城及诸县岁入商税102万余贯，与方勺《泊宅编》卷一〇载北宋开封地区熙宁十年（1077年）49.8511万贯、元丰八年（1085年）55.2万余贯相比，足足增加了1倍左右。据《咸淳临安志》卷五九《商税》记载，临安府“五税预原额自赵安抚与 申请减放外，一岁共收四十二万贯文为额”，是北宋熙宁十年的2.26倍。《咸淳临安志》卷五九《贡赋》载，其中“都税务一十五万五千三百一十三贯一百五十八文，浙江税务八万一千八百一十贯二文，北郭税务一十万八百九十贯四百四十三文，龙山税务三万六千九百六十八贯九百一文，江涨税务四万五千一十七贯六百四十七文”。从记载来看，商税比过去有了惊人增长。仅浙江场的税额就十分接近熙宁十年杭州在城的税额，而北关（郭）镇则以10万余贯的巨额税远超之。按行商过税2%和坐贾住税3%的平均值即2.5%计，临安府在城及诸县年贸易总额约为4080万贯。其中临安府级贸易总额约1680万贯。又王应麟《玉海》一八六《唐市舶使》载：“海舶岁入……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以后岁入二百万缗。”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