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大桥的岁月里，过钱塘江只能依靠码头船渡。清同治年间，杭州望江门是钱塘江下游的重要渡口，从萧山西兴至望江门然后进城还是过江的唯一路线。渡船分为官渡、民渡两类，无论人员过江，还是物资过江，官渡和民渡都实行付钱摆渡的制度，所以穷困旅客只能在江边望洋兴叹。即使有人悄悄混上渡船，一旦在江心被查出没有缴过钱，就会被船主抛出船外，丧生于波涛之中。

据说，在胡雪岩还没有发迹时，一天渡江，看见船手将无力纳渡资者推入江中，非常不忍，暗自发誓日后如能发达，必在钱江上设义渡以方便贫苦之人过江。

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中提到，胡雪岩是因为做钱庄店伙时渡江受辱的一段经历，才创设义渡的。书中写到1861年（咸丰十一）胡雪岩对有个叫李得隆的年轻人讲述20年前的一段经历：

二十年前的胡雪岩，还在钱庄里学生意，有一次奉命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县去收一笔账款，账款没有收到，有限的几个盘缠，却在小茶馆里掷骰子输得只剩十个摆渡所需的小钱。

“船到江心，收钱了。”胡雪岩说，“到我面前，我手一伸进衣袋里，拿不出来了。”

“怎么呢？”李得隆问。

“也叫祸不单行，衣服破了个洞，十个小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漏得光光。钱塘江的渡船，出了名的凶，听说真有付不出摆渡钱，被推到江里的事，当时我自然大窘，只好实话实说，答应上岸到钱庄拿了钱来照补，叫啥说破了嘴都无用，硬要剥我的衣服。”

“这么可恶！”李得隆大为不平，“不过，难道一船的人，都袖手旁观？”

当然不至于，有人借了十文钱给他，方得免褫衣之辱。但胡雪岩经此刺激，上岸就发誓：只要有一天得意，力所能及，一定买两只船；雇几个船夫，设置来往两岸不费分文的义渡。

后来，胡雪岩靠帮助左宗棠筹措军饷真的飞黄腾达后，果然于清同治三年（1864），着手兴办义渡，并鉴请制府中丞左宗棠批准。他出资十万两白银，在离望江门渡口五里外的南星桥三廊庙与西兴建渡船码头，建起当时浙江内河最大的码头——杭州南星桥三廊庙轮渡码头，在绅士丁松生的赞助下，购买行驶比较平稳的方头平底大木船数艘。经筹5年，置舟37艘，舟夫136人，牛16头，牛车8辆，基金15万串，于同治八年（1869）通渡，对渡客实行分文不取的“义渡”，从而取代了原有渡口的地位，“钱江义渡”因此得名。时人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记载：“胡在钱江义渡的捐簿上首写捐银十万两。”“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使受益五十至一百年。”另据《铸钱塘江义渡碑记》记载：“钱塘义渡古未之有，同治三年，粤匪初退之后杭绅胡光墉时方主善后事，垂念钱塘江中，渡船以多得钱为利，人众载重，又不论潮涨风大，黑夜贪渡，往往至倾复，虽悯之无法可拯也……”

虽然义渡的船只比原来用于渡江的渔船宽大，方头平底，行驶平稳，但那时候还是全靠人力摇、风力送，每遇风猛浪狂，木船就有倾覆的危险，所以每遇大风、大浪或大雾的天气，渡船往往停开，在南北两岸高悬白旗以作标志。清人范祖述著，民国洪如嵩补辑的《杭俗遗风》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钱塘江义渡局，为前清富绅胡雪岩所创设。渡客往来，不取分文，每日开行十余次。临江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惟苦力者过渡，须代船夫服役片时，人亦乐为之。又有救生船，遇风大时，渡船即停驶，救生船便扯红旗。江中船只，如有不测，即驰往救援，虽风浪亦不顾，诚义举也。

胡雪岩兴办义渡之后，穷人过江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钱江两岸再也没有发生覆舟死亡事件，胡雪岩这一善举可谓深得人心。后人立碑为记，也势在必行。

清同治九年（1870）1月22日，法国传教士莱昂的日记也有“乘免费的渡船来到对岸”的记述。当然，三廊庙船埠的义渡，也为胡雪岩与他的胡庆余堂带来了莫大的声誉与客源，一举超过了凭借海潮寺旧码头得益一时的叶种德堂药号，胡庆余堂也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

光绪十一年（1885），胡雪岩破产并很快死去，以至于义渡难以为继。经营浙东盐务，作为旅沪七邑同乡会常务董事的绍兴人俞宗渭创议由七邑同乡会发起，向各界募款以接办义渡。

据俞襄周的儿子俞蔼士回忆：

在二十世纪初，某日先父俞襄周，因事需过江赴杭，乘借舆赶搭义渡。将至江边，有一肩舆者草鞋脱落，起步艰难，及抵渡口，未能搭上当班渡船，无奈只能在江边等待下一班。正是开出的那一艘渡船，驶抵江心时，忽遇暴风恶浪，渡船无法控制，船沉，旅客无一幸免，造成一大惨剧，先父幸免斯难，目睹这一惨状，遂有改善渡船之志。

由于俞襄周的这次经历，再加上当时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外出经商者日益增多，到杭州、上海必经义渡，为安全起见，俞襄周从上海购置新型机轮一艘，以拖引原有木质渡船，这种拖轮较之前的木船来说，行驶平稳，并且省时。在两岸试行对渡数月，既安全又迅速，深受渡客欢迎。在旅沪七邑同乡会的大力支持下，俞襄周接着又筹款续购铁壳柴油机轮四艘，取名为“义中”“义正”“义和”“义平”，并组成官督民办的义渡局，从此结束了钱江义渡帆送橹摇的历史，正式进入轮渡时代。俞宗渭为杭州钱江义渡船只从木船摆渡改为机轮拖带，保障行旅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义渡局在每艘渡船上还配备了水上救生设备，又置备木制小型救生船只数只，停在南北两岸，配有专职救护人员，一遇险情，立即出动抢救。过往渡客不仅可以免费轮渡，而且人身安全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义渡的安全可靠使渡客越来越多。那时候，萧绍一带的渔民和农民往往是渡江到杭州赶早市，把渔、农产品在杭州市场上出售后，下午又渡回南岸，因此每天渡客有成百上千。到了春节、清明时节，那就更是热闹。每逢义渡渡船不够用时，俞襄周都会从杭桐、杭诸航线上调轮船支援义渡。

1916年，第三次来杭的孙中山先生也曾来此渡船过江。1916年，孙中山交出临时大总统的权印后，以全国铁路建设“总理”的名义，巡视浙江。8月20日一大早，地方官员及各界商绅齐聚三廊庙码头，迎送孙中山先生在此坐船渡江，去绍兴视察。《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记载：“时值退潮，沙见浪静。中山先生临流四顾”，怀着对杭州美丽湖山“不胜依依之感”，挥手走上跳板，走入渡船。

1927年北伐胜利以后，军阀混战一度结束，百业待兴，杭州商贸汇聚，钱江义渡渐趋繁忙，渡客多、船只少的矛盾日渐突出。杭州绅商王竹斋、金润泉、张载阳、蒋抑卮、王芗泉等人为了将三廊庙的义渡继续维持下去，成立了“义渡管理委员会”，发起募款用作义渡局基金，添购了机轮、木驳多艘，增加对渡班次，基本解决了渡客的需求，成为钱江义渡的鼎盛时期。

原先，人们登上渡船必须先走过很宽的沙滩，沙难有积水，因此要在沙上搁置长达几十米至百米的跳板才能行走，既难走，也很容易掉下去，人和行李都要沾湿。如果遇上江潮骤涨，跳板就会被冲走，损失很大。为此，1927年，旅沪七邑同乡会集资，开始修建两岸码头。1928年，杭州三廊庙先建成了长两三百米，配有铁壳码头趸船和钢引桥，伸入航道的钢筋混凝土引桥码头。从此，三廊庙码头上下航船，再也不用从悠悠长长的跳板上下，走一段同样让人跌跌撞撞的江滩了。码头建成之日，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亲自前来主持落成典礼。在喧天的锣鼓中，张静江挥毫题写了“浙江第一码头”的横额。1931年，长六百余米的南岸码头亦告竣工。同年，俞宗渭又在三廊庙码头的长廊上添盖雨篷。从此渡江更为安全和方便，还实现了汽车过渡。1932年12月，浙赣钱路萧山西兴至金华段开通，码头渡载运输压力随之日趋加重。据统计，当时浙江第一码头年货物运量达40万吨，年渡人次约4000万，日均11000人次，最高时曾达17000人次。鉴于码头拥挤不堪的情况，曾养甫便萌发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设想，并邀请茅以升设计施工。

那时的浙江第一码头是杭州的南大门，也是全省最大的内河码头，巨大的客货运输流量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南星桥地区仅戏院就有3家，至于银行、当铺、邮局、饭店、茶楼、药铺等更是一应俱全，各种街头卖艺也处处可见，逢年过节时还有舞龙舞狮表演，吸引许多路人驻足观望。那时候，码头上恶霸团伙活动也十分猖獗。

日军侵华时，杭州市政府欲阻止日军南侵，于1937年12月，将钱江渡渡轮全部沉于富春江桐庐附近江底。12月24日杭州沦陷后，“钱江义渡局”被日伪改为“钱江轮渡局”，从日商“上海内河公司杭州支店”租用轮船，继开钱江渡，实行售票渡江，始收渡费，分布在萧绍地区的1600亩义渡基金田也先后流失，义渡被迫终止。

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江轮渡局”由浙江省交通处接收，改名为“钱江轮渡所”，继收渡费。因为钱塘江大桥尚未修复通车，轮渡除客运船只外，还有三艘专门运载汽车的平板驳船，工人在120人左右，每天运送渡客1万人以上。1947年春，钱塘江大桥修复通车，汽车渡江终止，渡客也日渐减少，轮渡濒临倒闭。杭州商会会长金润泉等人成立了“钱江轮渡所复兴委员会”，并向浙江、上海等地的商人筹集资金，准备在南岸继续兴建水泥引桥，并恢复义渡。但由于时局动荡，南岸水泥引桥直到1949年后才完工，而恢复义渡的计划终因资金不足而没有成功。

1949年后，那里的轮渡由浙江省钱江航运公司客运所经营。其后，渡运设施不断更新，渡船多次置大易小，两岸码头几经扩建。据1950年1月的统计，当时轮渡造册接受的船舶有15艘，其中拖轮6艘，驳船9艘，柴油5064加仑。改革开放后，百业待兴，轮渡再次兴起。20世纪80年代，浙江第一码头在鼎盛时期年输送旅客4000多万。那时节，每天凌晨3点开第一班渡船，江南岸的农民早早就排起了100多米的长队在等待。钱江轮渡拥有两艘多达1000客位的渡船，每天航行往复在钱江两岸。船票开始是5分，后慢慢涨至2.5角、5角，乘客一直络绎不绝，高峰时两艘船一天就要运送2万多人。这是第一码头最风光的一段时期，拥有20多艘船和十多条航线的“家业”使得它成为华东地区最为重要的交通咽喉之一。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钱塘江上陆续架起了钱江二桥、三桥等桥梁，高速公路也联网贯通，时至1998年1月8日，浙江第一码头及钱江轮渡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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