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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的南宋史丨庆元党禁下的宗室外戚之争
来源:浙大文史出版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23-07-26

宋宁宗赵扩即位以后,赵汝愚因有策立赵扩之功不断升迁,拜右相。赵汝愚重用信奉理学的官员,请朱熹出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韩侂胄期望获授节度使,结果只有枢密都承旨的兼官,这使他对赵汝愚十分怨恨,又利用赵扩对侍讲朱熹的厌烦心理,鼓动赵扩罢免朱熹。朱熹在入朝46天后黯然而去,赵汝愚被贬死于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途中。朝廷又下诏道学党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这就是“庆元党禁”。开禧三年(1207),史弥远与赵扩皇后杨氏联手在玉津园伏杀韩侂胄,并函送其首级向金乞和。

宋宁宗赵扩即位以后,赵汝愚因有策立赵扩之功不断升迁,拜右相。赵汝愚重用信奉理学的官员,请朱熹出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韩侂胄期望获授节度使,结果只有枢密都承旨的兼官,这使他对赵汝愚十分怨恨,又利用赵扩对侍讲朱熹的厌烦心理,鼓动赵扩罢免朱熹。朱熹在入朝46天后黯然而去,赵汝愚被贬死于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途中。朝廷又下诏道学党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这就是“庆元党禁”。开禧三年(1207),史弥远与赵扩皇后杨氏联手在玉津园伏杀韩侂胄,并函送其首级向金乞和。

六和塔山雨欲来

高宗早已离去,孝宗忧愤而亡,光宗在疯癫中被人赶下了台,宁宗如傀儡般被人提上了位。这一场贯穿几十年的皇家大戏,足以令临安城人在过去的岁月里从头追到尾,去嚼舌与咂摸那第一手的流言与风波。宁宗继位后,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

绍熙五年(1194)十月,秋高气爽,木樨花盛,香气满城,是个登高望远的好时节。临安城人可能会选择去城南的六和塔,经过智昙禅师的翻修,如今它已成为一座可登的七层砖塔。自下而上,塔身层层收缩,铁铃挂在明暗分明的微翘檐角上,缀在澄澈碧蓝的天空上。虽说它取“六和敬”与“天地四方”之意,力求方正端庄,但去过的人都知道,塔内部的有关奇珍异兽、飞天伎乐、迦陵频伽等的雕花纹饰亦是十分精巧,若细细观摩是足够打发时间了的。况且透过每层所开的三个小窗,游人还能俯瞰临安,眺远见着钱塘江浪潮接天的一线雪色。正所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年过去,潮水依旧,六和塔仍伫立在之江路畔——不过这就不再为当时人所知了。他们只需要尽情俯瞰这临安的秋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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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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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像


这天,朝中有些臣僚在六和塔迎接某位似乎十分重要的人物。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是身患足疾的憔悴老人朱熹,这一年他已经64岁了。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建炎四年(1130)出生于南剑州尤溪县(今属福建),父亲朱松曾因反对和议忤秦桧。朱熹18岁中举,绍兴二十三年(1153)赴同安主簿任,后来长期授徒讲学,逐渐成为道学领袖。孝宗即位时诏求直言,朱熹即上封事,要求熟讲帝王之学,早定修攘之计。隆兴元年(1163)复召入对,奏事垂拱殿,除武学博士。乾道元年(1165)朱熹请辞,淳熙五年(1178)除知南康军,任上复建白鹿洞书院。淳熙八年(1181)朱熹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因浙东发生饥荒改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任上因弹劾唐仲友而得罪辅臣王淮。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除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次年奏事延和殿,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力辞。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除知漳州,绍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

绍熙政变发生在朱熹知潭州时,宁宗继位后,赵汝愚极力推荐道学家入朝,说宁宗如果想“进德修业,追踪古先哲王”,只要得到“天下第一人”就可以了。绍熙五年(1194)七月十一日宁宗即召朱熹入都奏事。八月五日宁宗除朱熹为焕章阁待制。朱熹在上了一次辞免状之后,于八月六日东归赴朝。这是朱熹唯一一次入朝任职,开始还是满心得君行道的狂热,不久发现新君亲近的是外戚、近习韩侂胄,而不是前朝的宰相留正、赵汝愚。由富春江进入杭州,在花山与灵山之间的津渡上岸,首先会看到花山南还有一处更低矮的昙山。绍熙五年九月朱熹被召入临安,在富阳舍舟登岸,由陆路赴临安,并在昙山游览了郑涛(次山)的园亭,不知为什么心情相当黯淡,在一方棋枰石上题了首诗:“颓然见此山,一一皆天作。信手铭岩墙,所愿君不凿。”然后朱熹从昙山行至城外的六和塔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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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白鹿洞书院


道学领袖抵达临安,在政治上与道学集团立场一致的永嘉名士陈傅良、叶适、薛叔似、许及之、蔡幼学、陈谦等,纷纷前来六和塔与朱熹聚会商议。这时的朝臣都在为新君惯出内批、信用近习而苦恼,他们向朱熹请教对策。朱熹却说:“彼方为几,我方为肉,哪里谈得上让我等参与国家大事啊。”他对朝廷险恶的局势似乎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只是从未有一丝妥协与暧昧的打算。

皇位更迭顺利解决后,就到了论功行赏的环节。据说在政变之前,赵汝愚曾许诺让韩侂胄担任节度使,但是在政变成功之后,赵汝愚自己两月三迁,终至右相,并大力拔擢同党道学人士,使之掌握了从朝堂到经筵的要职,却并没有给韩侂胄相应的回报。赵汝愚说:“吾宗臣,汝外戚也,岂可言功。”便仅仅任韩侂胄为汝州防御使。这就不能不令后者失望而记恨了。在当时,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赵汝愚这一不当的举措,如刘弼、叶适、徐谊等人都曾有所劝谏,就连朱熹也写信说:“侂胄怨望殊甚,应该厚赏其劳,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韩侂胄就是一介建州乳母:孩童断奶,礼送出门便完事了,何苦如此严苛,反倒招惹祸处呢?然而,赵汝愚却一直不为所动,他坚信自己真正地在践行着“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的原则,岂可屈心从之!不过,他可能将一切想得太好了。对很多士大夫而言,他们所见到的就是赵汝愚团体的急速扩张与党同伐异,而那些如陈骙、京镗等本就与道学派有隙的官员,其心情就更是如鲠在喉了。于是,在赵汝愚的眼皮子底下,一股其实并不遮遮掩掩的“暗流”汇聚、壮大起来。他们共同拥护韩侂胄向赵汝愚等发动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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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山朱熹雕像

后续内容,请见《南宋都城三部曲》之《杭州城的南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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