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与宋廷营建临安行都的需要，御街北西首一带不再是北宋时以寺庙、民居邸宅为主的宽闲之地，国家最高学舍与管理机构、社稷坛、皇室贵族功臣的私宅林立。宋廷通过改占武将功臣宅邸、改增寺庙为国家或皇族服务的功能、整顿民居等手段，逐步将城北更广阔的范围纳入以御街为主线、带有皇权色彩的城市空间。南宋临安城北的皇权扩张以宋金和议为重要节点，从绍兴十三年（1143）建国子监、太学，绍兴十六年（1146）建成武学，至嘉定年间宫学改造为宗学，逐步使西北隅承担了最为核心的城市文教功能。其中，以岳飞宅改建国子监、太学为关键步骤。

太学

宋室南渡之初战争频仍，当然无暇关注教育与民生问题。绍兴八年（1138）第一次宋金和议时，就有臣僚提出重建太学的问题，“我宋以儒立国……今中兴圣祚驻跸东南……亟复盛典以昌文治”。当然真正的和议至绍兴十一年（1141）始成，重建太学也就在这时正式提上议程。

绍兴和议是南宋史上重要转折点，金宋两国停止交战，次年，太后还朝，同时高宗以各种手段收拢兵权，家军的局面基本不复存在。从某种角度来说，南宋初年的内忧外患基本解决，文治礼教的重建就成为高宗关注的要务。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岳飞宅被籍没，然后其他武将邸宅也陆续通过各种方式被收回。如绍兴十二年（1142）刘光世卒，后其家献地建景灵宫。明庆寺南原也有刘光世赐第，后可能收回了。绍兴十三年（1143），“韩世忠请以其私产，及上所赐田，统计从来未输之税，并归之官”。绍兴二十一年（1151）韩世忠卒，韩世忠家献新庄桥西赐第增筑景灵宫，献清湖桥西的赐第建左藏库。

绍兴十二年（1142）四月二十一日，高宗下诏选址兴建太学。最终秦桧以岳飞宅为太学用来培养人才，这既是迫害岳飞的特殊方式，更是以此一厢情愿地宣告宋朝重新回归到偃武修文的太平轨道上来。当然除了政治原因之外，选择此地建造太庙也有城市规划方面的合理性。以岳飞宅改建的太学，既邻近御街，又与之保持了一段距离，沿御街（今中山中路）北上，越众安桥（今凤起路与庆春路交叉口），转纯礼坊（今竹竿巷一带）再往西至兴庆坊前洋街太学、西庄桥的景灵宫，形成闹中取静的相对独立空间。因此在皇帝视学路线安排中，御街与纯礼坊的交接处是从商业、住宅区进入文化、宗教区的节点。对比之前以府学改建太学的方案，此处更为适宜，府学在凌家桥一带（今劳动路一带），紧邻府治，环境逼仄，士人犹“病其湫隘”，又兼市井喧闹，“府治前市井亦盈，铺席甚多。盖经讼之人，往来骈集，买卖耍闹处也”，这样的环境显然不适合营建国家最高官学。

太庙巷（韩侂胄宅遗址）

太学建成后，高宗为至圣文宣王庙亲笔御书“大成之殿”和“大成殿门”。太学设崇化堂，内有斋舍二十，分别为服膺、禔身、守约、习是、养正、存心、节性、持志、率履、诚意、经德、允蹈、循理、时中、惇信、果行、务本、贯道、观化和立礼。崇化堂之后东西两边为祭酒司业位，两庑为国子监、太学、武学、博士、正录、武谕之位，登科题名列于楹间，前庑“举录直学位各二，学谕位八，教谕位一”，斋舍二十。当然这是逐渐建成的规模，在绍兴十三年（1143）太学初建时斋舍数量只有后来的一半。

宋理宗题“大成之殿”石刻（杭州碑林藏）

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国子司业高闶请高宗视察太学，高宗欣然应允，下诏说：

偃革息民，恢儒建学，声明丕阐，轮奂一新。尔等摅望幸之忱，述诸儒之志，远继桥门之盛，愿观云舆之临。请既方坚，理宜从欲。将款谒于先圣，仍备举于旧章。

三月，高宗驾抵太学，行视学之礼。首先，他乘坐轿辇，止于堂前，入次更衣。在殿内，百官早已准备就绪，讲官入就堂下讲位，北向；执经官、学生皆站在堂下，东西相向。待高宗出次，登上御座时，群臣要起居如仪，三公、宰辅以下升堂就位，左右史侍立。讲书、执经官和学生此时北面起居再拜升堂，经官立在御座左右，学生则分立两庑。内侍进书案牙签，这便是要高宗选择经书，授于执经官，指定讲经内容了。当即殿下无声肃穆，静候指教。经官讲授完毕后，又是漫长烦琐的致辞与互拜。高宗待百官按次出殿后，才最后一个离开，乘辇还宫。视学结束后，高宗又按优劣赏赐了相关负责人员。

后续内容，请见《南宋都城三部曲》之《杭州城的南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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