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接到林先生的电话。

“你最近工作很忙吧？”每次他好像都是这样的开场白，“上次你们来，看过的那半块石碑，埋在桥下的……他们把它挖起来，立好了。”

“那太好了啊，我们下次一起去看。”我回答说。

“哎、哎……” 林先生的声音很含糊。

“您身体还好吧？”

“好，身体好。”

“您多保重。”

“好。”

村里的老人不会煲电话粥，一句话把事情说完，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聊下去了。我也一样，好像只有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上，才能安心地说话。

林先生是我们在建德农村的一位访谈对象。2014年的暑假，我和佐藤仁史教授一行人下乡做口述调查，第一次见到他。佐藤教授的研究小组在这里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六年，从富春江的水面，一直追踪到江两边的山里。我是在他们转做山区的时候才加入的。

在前一年的考察中，他们结识了林先生。他的村庄几乎在一条乡村公路的尽头。林先生是1938年生人，从1953年开始在互助组记账，后来是生产队的会计。我们在乡下做考察的经验之一就是找会计。他们的记忆常常清楚过很多村队的支书、主任。在给城里的学者或官员做口述时，他们的记忆似乎也很清晰，甚至在细节上都很准确。但听得出来，这些所谓口述的“记忆”在他们心头口上，甚至笔下纸间，都已经反复咀嚼、回味过很多年，很多遍。不论我怎么问，听到的都是一个个经过细心打磨的人生故事。

老乡们在闲时当然也会回忆过往，但他们的口述仍然有些不一样。在我们的聊天中，常常有类似这样的话语：“这件事，我想一下，是哪一年呢？我记得那年我大女儿刚刚出生，她今年是49岁。……那大概就是1968年吧。”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记忆被慢慢唤醒的过程，这让我觉得踏实和感动。三年来，我们和林先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一步步回到他的50年前、60年前、70年前……

“（父亲）林茂森。50多岁就去世了，现在要是在的话要118岁了。他是属猴的。……当时他们是从遂昌挑了两个小箩筐到西坞，帮人打工生存。我父亲当时劳动很勤快，所以人家帮他介绍了姑娘，之后他们就结婚了。

“（母亲）叶巧珠，她98岁了。”

当地的人在回忆已经故去的亲人时，很自然地会说他（她）今年几岁了，就好像他们还一直生活着一样。林先生的父亲是外乡来的种山人，到了西坞这个山脚下也是以帮人种山为生。一个从外面来的种山人，开始只能在山边搭一个草寮生活，所用的杉木、树皮、松枝都还要仰赖山主的恩德，而且是借用的性质，不属于种山人所有。一口灶、一只锅也都在种山契约上写得清清楚楚的。林先生就出生在这样的寮棚里。一家人过得很是贫苦。林先生的哥哥、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没有养大，最后只剩下他和小妹妹两个。但即便是这样，他8岁的时候还是上了学。

“8周岁开始上私塾。那时读《三字经》、《百家姓》、《神农诗》（林先生口述如此）、《千字文》。读了一年之后就直接读小学二年级，读了三年级之后跳级读高小一年级、二年级。后来因为家里困难就没有读初中了。”

林先生的小学教育有三年在1949年以前，有两年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说，开始时新学校和旧私塾的教育其实也差不多。辍学回家之后，很快就赶上了1953年办互助组，林先生就担任记账员。他说，这是“因为我有文化”。这句话，今天林先生说起来，仍然很自豪。前后五年的教育，让林先生在这个山村里成了一个文化人，他不仅记账，而且还会在自家堂屋的壁板上写毛笔字，写毛主席语录，字写得很高，他指给我们看，当年是要架着梯子才能写上去的。

在我们的访问中，遇到和林先生差不多年纪的人，他们回头去看自己70年、80年的人生，都会清清楚楚地摘出那些人生中的转折点，特别说给我们听。林先生觉得自己曾经最有可能跳出这个山坳但又不幸错失的机遇，发生在1959—1960年。

1959年浙江省林业厅在建德县办初级林业技术学校。林先生听说林校招生，就和附近的两个同学一起去梅城报名。学校是半工半学的，校址也迁了几次。林先生说，自己是1959年9月入学，1960年11月“下放”的。“下放”这个词，很奇怪地在我20世纪80年代初的童年记忆中有一席之地。我那时不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因此大人言语间那种无奈和遗憾的神情就更加牢固地留在了脑海里，后来就很少听见了。今天去查历史书，对“下放”这个词的解释，是指20世纪50年代末党中央要求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和基层，进行锻炼和改造。林先生愤愤不平的是，他们当时作为学生怎么也成了被下放的对象？

因为“下放”，在林校读了一年书之后，林先生只能又回到了农村。这一年的林校学习，没有改变林先生的命运，也没有改变他们传统的种山技艺。林先生和他的同学们说起林校都很激动，那一年有很多的回忆：同学的情谊，老师的风采，劳作的辛苦……他们也还记得在林校学习造林学、土壤学、森林学，等等。但这些新知识回到山里用上了吗？他们会异口同声、斩钉截铁地说：“没有用，没有用。还是用老方法。”

“学校里面教整地，播种秧苗，盖黄泥。看苗情，施肥。我们这里的山苗没有苗木的，都是扦插的。都是把老树上的两尺多高的新芽砍下来做扦插。扦插的时候是一尺五。那个新芽长得很快的，我们一般都是在泥土里面埋七寸，上面留八寸……”

林先生说起种山来，驾轻就熟，漫不经心——“这有什么好说的？”“好说的”，是那本来寄望可以借以走出山村，却不得不回转来的林校一年；是一辈子萦绕于心的遗憾，而不是后来数十年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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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的村庄叫西坞，林先生的父亲是外来人，他的母亲姓叶，他的太太姓方。

“她们一直住在这里，太平天国的时候他们就在西坞这边了。我们西坞本地最早只有叶姓和方姓两姓的人家。其他都是后来从外面过来的。”

今天的建德市，在明清的时候属于严州府，往前宋代属于睦州，再往前，早在孙吴的时候就已经设县了。但是，在我们考察时已经快80岁的林先生能够追溯的历史，最早也只是太平天国。其实，“太平天国”之于他也只是传说。我们本应该接着问一句“太平天国是什么？”，可惜当时没有问，是一个遗憾。

太平天国之前，这里就有村庄了。林先生口中本地最早的方姓，是西坞村唯一留有族谱的人家。这部族谱记载，元代至元庚辰（1340），一位名叫方清臣的商人经商来到建德，这一年他38岁，在西坞定居下来。他的后代在这片大山底下世代相守。转眼间，族谱的记载就跳到了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一个本地的秀才受托为西坞方氏撰写谱序。他说，这户方姓人家“历经数百年烟火不甚稠密，能人达士亦少，概要惟族尚敦庞，恪守勤俭而已。间有泰浩、泰然二子，胞兄弟也，幼尝从读于余。厥考兆公，亦曾从读余先大父。虽俱免目不识丁之诮，而于圣贤书旨终未彻焉”。秀才对学生的学业并不满意，但方姓兄弟出去跟着秀才读书，最大的成果大概就是他们在清中期修起了族谱。这部族谱的威力，即便到了21世纪，我们这些偶然走进村庄的外人，还能真真切切地看到。

2015年春节前的几天，我们去林先生家拜早年。吃完午饭后，就到村子里转一转，一转就转到了方先生家。他家开了一席家宴，热热闹闹的，宾主都正是酒酣耳热的时节，在冬日午后的暖阳中，谈兴就特别好。贵客陈先生是方先生的准亲家。对的，这是一席定亲的酒。陈先生拉着我们先开口：

“我原来也是这个村的，后来搬出去了。因为他们欺负我。

“山上的树，他们不分给我们。”

陈先生指着他的准亲家方先生说。这是醉话，但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让我们大吃一惊。

“为什么不分给你们呢？”

“因为我们没有族谱。他们有族谱。”

陈先生好像突然就泄了气。他当时大约50多岁的年纪。他说这是他小时候的事情，也就是说，这段往事最早也是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

这时候，一直坐在一边默默抽烟的方先生说话了。我以为他要辩白两句，但他只是吐口烟，气定神闲地说：

“是啊，他们没有谱嘛。”

尽管在有关宗族的各种研究中，我们已经熟悉了“来自祖先的权利”等说法，但所有这些学术文字和分析，都不如那天方先生带着坦然和骄傲的神情，悠悠说出的这句话。

那个下午的闲聊，以陈先生的忆苦和控诉开场，这让我们颇有些焦虑，生怕会因此坏了一门亲事。当然，并没有。被迫离开西坞这几十年，陈先生的生意做得很成功。

“后来我们就搬到别的村去住，做了九姓渔户。我姓陈，九姓渔户，你们知道吧？”

我们知道明清时代的“九姓渔户”。但陈先生这个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去做“九姓渔户”的故事，我们是第一次听说。他说搬去了一个“九姓渔户”的村庄，那么这就是水上人已经上岸之后的事了。“九姓渔户”大概早就变成了他们记忆里的故事，而现在则是“农家乐”和乡村旅游的招牌。陈先生一再地欢迎我们去他“九姓渔户”的村庄玩。“比这里好玩多了。”他说。

被有族谱的人从山边赶去到水边的陈先生，他自己儿时的记忆、父祖辈的诉说、“九姓渔户”的历史，以及在陆地上的村庄里重新构造出来的“九姓渔户”的新生活，这些东西层层叠加在他的脑海中，借着一点黄酒的微醺，娓娓道来。

他的准亲家方先生酒喝得少，话也少一些。方家的故事，都编在了族谱里。三百年前，方先生的祖先做着本地的山主。山中的树成了材，砍下来，等春天涨水的时候，就沿着溪水放排到大涯镇上，再到富春江，一路运到杭州去卖。卖木头有了一点钱，就送儿孙去秀才先生那里学《三字经》，念《论语》。虽然功名没有考上，但这些儿孙知道了要修族谱。

族谱修得很勤，嘉庆年间修一次，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修一次，光绪七年（1881）年又修一次。其间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整个严州府都受到了影响。知府戴槃在乱后发布了一系列的告示，招揽周边山上的棚民下山开垦无主的荒地。族谱上说，方先生的祖先很顽强，在乱后回到西坞，重振家业。

陆陆续续地，村子里开始有来自各地不同的人。这些人很多来自处州的山区，一开始是单个人或两个人来，他们没有族谱，只能向方姓租种荒山，种玉米、种桐子、养杉木，搭一个寮棚在山上或村边住。他们，就是林先生和陈先生的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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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在一个小三线兵工厂里度过了童年。那里的山区，就是林先生的父亲出走去往建德的起点。

工厂的整个宿舍区都建在山前的坡地上，屋后是一层层的青山。奶奶时常上山扒松针，拾柴火。记得有一次，奶奶从山上下来，她说遇到另一个也去拾柴火的老太太，她们俩就暗自较劲，“她动作不如我快，比不过我”。那时候奶奶差不多有70岁了，如今距她去世也过去了15年，我一直记得她说这话时天真又得意的神情。我们小孩子到山上春天摘映山红，秋天打栗子，也似乎从来没有人出来阻止。在我依山而居的儿时记忆里，山，似乎是没有主人的。

但这些记忆大概也经过了“美化”，只是以山为游乐场的野孩子一厢情愿的念想。现在，我知道了那么多关于山场的故事。林先生、方先生、陈先生以及他们的祖先，在山中迁徙、定居，靠山吃山，发明、利用了各种制度和习俗，以便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这些故事在东南山区反复上演，就像本书的引言中那个民国年间的案子一样。当然，如果我们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和采取的行动，仅仅是讲故事可能就远远不够了。

我们要明白人们开始占用山场的源起，追溯与山场资源争夺有关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影响他们构建山场权利秩序的各种制度设计（包括制度本身以及人们对制度的解读和利用），人们将“山”变成产业并对权利作出宣示的办法，等等。最终，本书所涉的只是其中一个很小很小的方面，那就是关于山“界”的历史。“界（址）”是人们对山（及其中某些部分）的命名。命名赋予了山在自然之外的属性，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权利的宣示。明清以后，志书、契约、鱼鳞图册、族谱、诉讼案卷……史料中留下无数山名、界名，以及围绕着界址所展开的竞争和确权事例，它们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故事，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历史。

当我写完了这本小书，从这些史料中收回眼光，望向远处的重重青山时，忽然就想起了在《永恒的终结》的尾声，阿西莫夫让主人公诺伊说出的那句话：当人类走入群星时，听到的是“这里已经占领了，这里已经占领了！不准进入，不准进入！将对方赶走，将对方赶走！”。

（本文系《以山为业：东南山场的界址争讼与确权》一书“后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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