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学术纵横 | | | | 潘标|近代银行家的身份功能及其实现——以金润泉为例 | | 来源：民国档案杂志微信公众号 作者：潘标 日期：2023-08-21 | | ［摘 要］银行家群体是近代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以雄厚的资本要素影响诸多领域，有不可替代的身份功能，并与其社会活动形成正面的互相推动关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银行家以积极姿态将触角伸入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层面的身份功能，最典型者为通过调停军阀争斗而扩大自身影响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国家权力扩大的制约，银行家一方面借助政府的倚重，通过协助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实现了其身份功能的经济转向；另一方面，近代银行家还在诸如灾患救济、教育事业上积极介入，实现了其身份功能在多领域的延伸。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实现，实质上也是其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实现。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因时转向及其实现方式的改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的变动逻辑。 ［关键词］银行家 金润泉 身份功能 斡旋政治 灾难救济 随着近代产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银行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金融机关。1897年，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诞生。1904年，清政府筹建户部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辛亥鼎革，大清银行一变而为中国银行。此后，随着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相继设立，银行数量呈勃发之势。据统计，1897年至1934年，中国的银行总计达170家。在杭州商会会员中，银行业同业公会所占权数最大，所缴纳会费比例最高。银行业成为影响产业发展与政府财政依赖的重要力量。随着银行数量的不断扩展，银行家群体也随之产生。何为银行家？在当时人看来，所谓银行家即是“恒处心积虑于银行如何发展，经营之如何稳健之人也”。可见，银行家并非银行普通职员，而是高级管理人员，“银行家者，经营管理银行者也，银行之得失成败，其关键均系于银行家之一身”。银行家之于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银行不过是企业中的一种，银行家不过是企业家的一员，何以其职责特别重大？是因为银行家犹如乳母，产业之犹如婴儿，乳母之责任是在抚育婴儿健全的成长，银行家的天职是在辅导产业均衡的发展”。既然银行业成为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新式商业门类，银行家于是亦具有了特殊的身份功能。所谓身份功能，就本文而言，即是因其身份而拥有的开展社会活动的职业威望与隐形权力。银行家一方面以其特殊的身份功能，将触角伸入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上述社会活动，塑造了各种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实现了身份功能与社会活动的互相推动。金润泉长期担任杭州中国银行行长，是浙江地方影响巨大的银行家。中国银行又是当时几大主要银行之一，起着担纲金融界之作用，“此行在设立之初，负有两种使命，总揽金融，推行币制，盖俨然一国家银行而具有中央银行的性质的”。是以金润泉有着超越其他行业领袖的强大的身份功能，也正因此，金润泉才能在各个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介入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领域，以此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树立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学术界关于近代银行家的研究或以社会角色，或以其群体变迁及与行业发展之关系切入，本文以身份功能视角考察近代银行家与社会之间多层次的互动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中国历史之变化特质。金润泉1878年生于浙江省萧山县湘湖石岩乡金西村（今杭州市萧山区南门外金西桥），名百顺，字润泉，“幼习商，至二十九岁充任大清银行经理，授户部郎中花翎三品衔，辛亥改革，蒙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熊公希龄调回财政部办事。政府改迁北平，派为中国银行总行营业课长，次年派充浙江中国银行副行长。民国十年升充浙江中国银行行长。”金润泉一生以杭州中国银行为本业，得益于中国银行在金融界与商界的执牛耳地位，兼之个人努力与贡献，兼任诸多职务，荦荦大者如杭州造币厂厂长、杭州商会会长、杭州市银行公会理事长、全国商会联合会执行委员、浙江省商联会理事长、浙江省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消防组联合会主席委员等。1923年江浙和平运动开展时，金润泉45岁，已担任杭州中国银行行长并杭州银行公会理事2年，在浙江金融界与商界威望日隆，已具备足够的身份功能开展各类社会活动。1924年爆发的江浙战争，其原因从大者而言，是直系经历了直皖、直奉两次军阀战争取胜占据北方后，与依然占据东北之奉系、占据浙沪之皖系以及偏安西南之孙中山三方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且后三者组成反直三角同盟，与直系形成对峙局面；从小者而言，则是占据江苏之直系军阀齐燮元与占据浙沪之皖系旧属卢永祥之间的淞沪之争。1918年淞沪归浙江管辖，但齐燮元对此一直颇有异议，“于是苏浙之交日恶，澎湃风潮，腾涌而作欲起之势者屡”。而驻闽之臧致平与杨化昭因处于困境，率部入浙并为卢永祥收编事件，成为江浙战争最终发生之导火索。又因为江西、安徽、福建毗邻江浙，于是所谓江浙和平运动实际上演变成江浙赣皖闽五省的和平运动。为了解金润泉身份功能在此一事件中之实现特质，须对金润泉参与和平运动之过程作概略了解，也唯其如此，才可窥见北洋时期银行家等上层商人与政治之关系。江浙和平运动可分为前后两次，第一次为江浙战争将发未发之际苏浙绅商等团体发起和平运动至成功吁请双方订立和平公约为止。1923年6月，部分国会议员有迁地制宪之提议，卢永祥即于6月27日通电表示支持，“此电一出，反直派各要人咸以杭州为归宿地，大触直派之忌，拟派兵南下联合苏齐以武力相压迫”。商人最重和平，江浙绅商闻此信息，即联合各团体，开始了第一次和平运动。金润泉作为浙江主要和平代表参与和平运动最早见诸1923年7月31日《申报》：“因纷传王承斌移师入苏，希图压迫浙境，两省士民苟有事故危险万分，日前杭州商会会长金百顺、浙江省议会副议长祝绍箕特搭车赴宁向齐督探听此事真相，并述两省人民希望和平之旨。”文中金百顺即金润泉，当时作为杭州中国银行行长的金润泉已兼任杭州总商会会长，齐督即直系军阀齐燮元。从此消息即可看出，无论齐燮元出于何种心态派兵“压迫浙境”，或是否真欲立即发动战争，但能够会见并听取来自敌方商界和平代表之意见，足以说明银行家金润泉之身份功能。自此而下，报章追踪报道金润泉等发起和平运动之全过程，或谒见、通电齐燮元，或谒见、通电卢永祥，或召集团体商讨解决办法，或联络各省绅商团体一致行动，动作相当频繁，希图消弭一触即发的战争阴云。在此过程中，金润泉等绅商代表受到齐燮元、卢永祥等高规格的礼遇，时常于觥筹交错中进行交谈。8月1日，金润泉代表杭州商界与上海总商会接洽两省互保办法。2日午间，“分谒军民两长，对于时局有所建议”。3日，与杭州总商会副会长王湘泉一道到上海，出席上海、杭州、南京总商会联席会议，为“互保江浙两省治安起见”，商讨“弭兵息谣办法”，金润泉报告“与浙军事当局接洽情形”。7日，邀集杭州绅商召开临时会议，金润泉“报告在沪互保两省治安情形，并言江浙间可决无意外”。19日，经江浙沪绅商一致努力，“江浙和平公约”经江浙军民长官签字同意后由两省绅商登报向社会公布，签字人分别为齐燮元、韩国钧、卢永祥。《申报》详细记述了和平公约签订和江浙沪绅商分别向齐燮元、卢永祥集体游说并电文来往过程。江浙沪绅商组成的“江浙和平协会”认为：“此约遂告一段落，体察人民心理，以早日宣布为宜，故先行登报宣布。此皆由两省长官尊重民意及绅商各界文电呼吁，始能有此良好结果。”至此，江浙绅商第一次和平运动完成。就事实观之，自第一个和平公约即“江浙和平公约”订立起，江浙“得彼此相安者可一年”。当然，所谓“相安者可一年”，期间也有动静，只是在金润泉等苏浙沪绅商调停下才得以相安。也就是说，直到大战爆发，苏浙沪绅商一直在各军阀间进行斡旋。“江浙和平公约”签订后，金润泉等继续开展和平运动。8月25日，金润泉自杭州出发赶赴上海，计划分别与安徽、江西、福建等省旅沪绅商接洽，“探讨三省加入江浙两省和平运动，共同主张实行弭兵”。在无数次往返各省谒见军民长官与各省绅商联络会商后，10月10日，“浙皖和平公约”在两省军民长官签字后由两省绅商登报向社会公布。12月6日，“经杭州总商会金润泉与皖绅余诚格，赣绅吴绮、吴仿等人努力运动，《赣浙和平公约》得以签订”。此后，金润泉等试图继续努力推进“闽浙和平公约”。1924年1月1—3日，金润泉出席在杭州总商会举行的和平问题会议，杭州商界代表15人参加，联合致电福州总商会，商订“闽浙和平公约”。但由于孙传芳的反对而没有成功。“赣浙和平公约”签订后，传闻齐燮元向浙江边境调兵，上海和平代表电请金润泉赴上海，以便9日一起赴南京谒见齐燮元。9日，金润泉等从上海“乘特别快车同赴宁垣，晤见苏齐，磋商一切”。金润泉等到达南京后，“即晚见齐督，畅谈江苏和平问题至六小时之久。齐督所言极为诚恳，大致谓苏境并未增加或调动一兵”。回杭州后，金润泉等作为苏浙两省和平运动代表，于12日受邀出席“浙江军务善后处”公宴。宴毕，苏浙两省代表与“卢督办、张省长谈话约三小时，卢张两长表示确守和平，与两省人民同一心理，各代表为息谣起见，主张由苏浙军政长官，先对于人民布告，决不用兵。一面再调取两省接壤之驻军表，详细察看，如有距离太近之处，应请各为撤防，以安民心。卢督办亦允诺”。第二次和平运动始自1924年7月，持续时间较短，起因还是卢永祥收容臧致平与杨化昭军队问题，“于是，四省攻浙之说，喧腾于外”。金润泉继续为和平积极展开活动。8月19日，因各家报纸对于“江浙和平问题”消息各异，沪杭商民人心不稳，金润泉等杭州商界领袖8人与由卢永祥邀请至杭州商讨西湖博览会事宜的数位上海商界人士齐集会议，商讨对策，“结果先联名电请卢（永祥）张（载阳）表示政见，借释两省人民之疑虑”。20日，“谒见军民两长，均表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恪守和平公约，民心稍慰”。然而，苏浙绅商的和平活动未能阻止齐燮元、卢永祥的战端，见和平无望，“不得已，乃请划出缓冲地”。25日，金润泉与代表浙江绅商的高白叔、王晓籁、虞洽卿、秦润卿等14人出席在上海交通银行举行的苏浙绅商关于江浙和平问题会议。金润泉在会上作报告，并提出“划出缓冲线问题”。会上，金润泉被推选为4名代表之一，乘当晚“夜车赴杭与卢督办接洽”。26日，与盛竹书、陈其采联名致函江苏和平运动代表沈田莘，概谓已谒见卢永祥，25日会上所提“划出缓冲线问题”已被卢永祥“容纳”。又联名致函《申报》馆史量才，转达卢永祥复电，“缓冲办法，以维大局而定人心，永祥极赞同，惟两省防地增兵兴众，肇自何方，务请注意查察，以为根本”。27日，邀请杭州“各法团领袖及绅商在商会开会”，到会者20余人。金润泉首先报告“在沪接洽情形及齐、韩、卢、张往来电文。所最切要者为苏齐复黄张两君商办缓冲地一电”。会议决定起草致卢永祥公电，商榷缓冲办法。待公电拟定后，即由盛竹书、金润泉、王竹斋等10人“面陈卢督核示”。29日，金润泉、盛竹书等10人谒见卢永祥，“吁求和平，盛伏地陈词，卢亦屈膝矢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至商榷缓冲地办法，尚在接洽中”。9月3日，金润泉与杭州绅商界头面人物十数人齐聚杭州总商会，讨论江浙和平问题，并拟进行步骤，一是查勘缓冲地线，其专员业已出发；二是确定双方退防里数；三是拟在沪上特开永久和平对等会议。17日，与杭州绅商学界在杭州总商会开紧急会议，商讨江浙军事冲突调停办法。下午，晋谒卢永祥。但是，苏浙绅商的努力调停并未能消解军阀间的利益之争，江浙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当卢永祥收容臧、杨部队时，齐燮元即以违反和平公约相诘，并以此为借口联络闽皖赣三省并以武力相威胁。“吴佩孚亦认为浙卢之收容臧、杨，含有将来窥伺苏、赣、闽三省之意味，劝浙卢自动解散臧、杨军队，遭卢拒绝后，决定实施四省伐浙。浙卢改编臧、杨军队后，知大战在即，以督办名义咨行省署，宣布边防军条例，此条例无异于对直系之最后通牒。至此，战争已是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无可否认，和平运动是近代银行家等绅商群体政治活动的巅峰，是一次自觉意义上的群体性政治活动，此后再无如此团体性质的大规模长时期政治活动。江浙和平运动主要成员多为银行家，如金润泉是杭州中国银行行长，秦润卿是中国棉业银行董事长，王晓籁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股东并为该行董事，王湘泉是杭州典业银行的创办者，王竹斋也是杭州银钱领袖。通过江浙和平运动，近代银行家群体展示了强大的身份功能。和平运动虽然失败，但是银行家群体得到了军阀的礼遇，而且有了阶段性的和平公约，显示了北京政府时期银行家群体的巨大影响力。而无论第一次和平运动获得阶段性和平公约的签订，还是第二次和平运动获得齐卢之间缓冲线的划定，都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江浙战争的爆发，或可说暂时维护了江浙和平。对此有时人评论云：“苏齐浙卢，正在那里调兵遣将，轰轰烈烈，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希望和平的声浪，却从江浙人民的口中传播出来，一化而为江浙和平运动，那一班代表江浙民意的巨公，席不暇暖的来回奔走，再化而成为江浙和平公约，那两省的军民长官，都声称保境安民签字盖印，江浙两省算是跳出战争的火坑，而免却兵灾之祸了。”就金润泉个人而言，参与发起和平运动的原因其实与银行家群体并无二致，即商业经营与发展需要和平。对此《时事新报》以“外交商业不能容此战争”为题发表评论云：“江浙战谣，近日颇为各界所注意，而金融界首先受其影响，近日各种股票公债，均见跌落。盖战事一发，商界必受损失。”金润泉参与和平运动的作用也是明显的，在整个和平运动期间，金润泉或与江浙两省军政长官交涉，或与各省绅商团体互相联络，或向社会大众及媒体通报和平运动成果，不断奔走于省内外，为维护江浙暂时和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各大报纸纷纷跟踪报道金润泉等人的行踪，这无形间增强了江浙银行家群体在社会上的活跃度，树立了其为和平奔走的良好形象。所谓身份功能的转向，是指依然有身份功能，但实现领域有了变化，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或其他领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银行家身份功能的转向主要基于两个背景，一是金融管控，二是商业衰落。1936年3月金润泉在为《杭州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季刊》年刊献词中指出：“至吾杭银行业同业公会，以银行本为我国近三十年间新兴企业，虽在各同业团体中为后起，而会员银行，则与岁俱增，会务由于群策群力，亦年有进展。”近代银行家力量消长经历了北京与南京政府两个时期。北京政府时期，银行家力量“与岁俱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银行同业组织银行公会在国民政府“同业公会法”推动之下大有增长，但银行家力量却遭到大幅压缩，主要是受南京国民政府实行金融管控政策影响，即银行的商业化特征不断被国有化特征所取代。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金润泉所在的中国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等大银行的国有化。金润泉在一次对各支行处经理、主任谈话时指出：“各行经理虽对行务多有建议，因种种须待国策决定方可施行，实可谓议而不决。”又指出：“中国银行历史悠久，深孚众望，乃是国有性质之银行。”前一句话表明中国银行施政受国民政府制约之情形，后一句话则表明中国银行为一家国有银行之性质。据统计，至1936年国有银行资产已占到全国银行总资产的约73%。在这一管控策略影响下，银行家群体在北京政府时期直接影响政治的身份功能趋于式微；然而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业的不断衰落，政府财政需要银行家的支持，因此银行家身份功能在经济领域依然有很大实现空间。具体而言，这一阶段，金润泉的身份功能主要体现在协助政府解决财政困境、农业救济以及救国公债劝募等方面，前两者主要在抗战前，后者主要在抗战时。1927年8月，金润泉以杭州中国银行行长身份，与杭州总商会主要领袖出席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周凤岐举办的“邀请省城各界代表谈话会”，周凤岐谈话主要内容为希望浙江人民“助饷”，与“革命家”合作到底。这次会议，特别是对于金润泉等银行家而言，实际上完成了从与北京政府合作向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的转变。时人吴承喜观察到中国的银行有“随着政治的变动而转移”的现象，他调查发现，1925年北平有银行23家，而1934年只有2家，与此对应，上海1925年有银行33家，1934年却增加到50家，于是他认为：“首都南迁，政局骤变，各大银行之总行，遂亦纷纷南下，移设上海，这又是中国的银行随政局转移的一个例证。”吴承喜说明的是政局鼎革数年后银行转移情形。但实际上，在政局鼎革之际，大多数银行家却纷然北上，“当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之时，上海华商银行团领袖十三名，在本月一号前北上，今浙江兴业银行之徐公寿，明华银行立伦、庄济，交通银行之周梦题，中孚银行之孙甫绶等，昨亦同往天津转赴北京”。与众多银行家不同，金润泉在此时选择留在杭州，也是其政治智慧之表现。在“邀请省城各界代表谈话会”几天后，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召开，会议主席周凤歧报告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来函，加推周凤歧、斯烈、王竹斋、金润泉、王湘泉、俞炜、俞凤韶为浙江财政委员会委员。以上委员不在政府供职者，由政府酌致夫马费。为有所贡献于浙江省政府，10月4日，金润泉以杭州中国银行行长身份到上海，拜见张寿镛等，接洽江浙财政问题。抗战前，金润泉为协助解决浙江省政府财政问题，经常陪同财政厅长往沪上拜会金融界人士，持续为借款奔走。限于篇幅，仅举数例说明。1935年1月6日，为解决省财政厅、建设厅各种欠费，财政厅长徐青甫邀请金润泉同上莫干山，会晤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磋商借款。16日晚，金润泉乘快车赴沪，协助浙财政厅长徐青甫向沪银行团借款。18日，继续在上海中国银行会商浙江省财政厅借款问题，出席者包括上海中国银行经理程慕灏以及交通银行、大陆银行、上海银行、四明银行、通商银行、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新华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各经理。经过金润泉不懈努力，会商结果尚算完美，沪上银行界允借款二百万元。此次借款问题的解决，金润泉算是圆满实现了其在金融界的身份功能。1934—1935年，全国金融形势不佳，银行银根普遍紧张，特别是“1934年下半期美国猛烈收购白银后，上海现银存底去其三分之一，致银根骤紧，金融界发生恐慌状态。而1935年份，此种恐慌状态益趋严重。故数年间大小银行，纷纷有以倒闭停业者”。在这种不利形势下，加之浙江省政府借款颇为频繁，金润泉协助借款也偶有失败。1935年5月24日，浙江省财政厅长徐青甫为筹发各机关积欠之政费，欲向杭州银钱业商借30万元，于是在财政厅宴请金润泉、王子球、马叙平、孙月楼、张旭人、谢虎臣、王湘泉、黄筱彤等杭州银钱业领袖。6月14日，浙江省建设厅秘书王国华访晤金润泉，特以地方公债票面50万元，向杭州中国银行商借30万元，金润泉“允再向沪总行请示”。6月18日，金润泉为此事专程赴沪，20日回到杭州，在接受《东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本省各项借款，在目前情况之下，沪上各银行现均婉辞拒绝，其他各省借款，亦复如是。须至银根疏解时，再行酌情办理。”此外，浙江省政府因为收购农产品资金短缺，也经常向杭州银行界求援。1935年4月12日，金润泉因公赴沪，由杭州中国银行寿毅成代为出席由浙江省建设厅在聚丰园为杭州银行界举行的宴请。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财政厅长徐青甫以及蚕丝统制委员会秘书主任等均出席，此次宴请是为解决统制收购春茧资金问题，省建设厅欲向杭州银行界商借500万元。为解决此事，16日金润泉回到杭州后，在杭州银行公会召集杭州银行界领袖讨论，出席者有中央银行张忍甫、浙江地方银行徐恩培、中国农工银行钟夏生、兴业银行徐行恭、浙江实业银行陆嗣范、大陆银行程紫麓、储蓄银行张旭人、建业银行金观贤、绸业银行傅瑞禾、储蓄银行韩志学、交通银行黄筱彤、盐业银行周锡经、中国实业银行吴龙丞、惠迪银行舒慎安等16名杭州银行家。会议讨论后认为：“值此美国再度提高银价之际，银根异常紧迫，难以照数应借，决定17日继续讨论。”17日，各银行家改在杭州中国银行会议室继续讨论此事，为表重视，财政厅长徐青甫以及建设厅代表亲自到会，金润泉被推选为会议主席。会议依旧认为，值此美国继续提高银价之际，沪上银根极度紧缩，势难如数照借，“决定借款数额减至一百七十万元，以地方公债二百四十万元作抵，月息九厘。各银行分摊，其中中国银行分摊五十万元。”会后金润泉告诉《东南日报》记者，此次借款“本月二十日左右即可正式成立”。24日，此事最终有了结果，金润泉在杭州银行公会主持浙财厅商借工振款项讨论会，浙财厅代表到会。“此次借款本经会议讨论允借一百七十万元，但会议认为，由于美国一再提高银价，银根奇缺，商定由参会九家银行借款八十万元，其中中国银行三十万元。另中央、中国农民两行六十万元。”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需款孔亟，浙江又是抗战前线，金润泉等杭州银行家的公债劝募任务异常繁重。1937年8月28日，金润泉出席在省府召开的救国公债劝募谈话会，党政委员暨各界代表二十余人出席，会议决定择日成立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浙江分会，主任委员为省政府主席朱家骅，金润泉作为杭州中国银行行长任副主任委员，杭州市长周象贤以及杭州其他银行家黄筱彤、谢虎丞等为委员。会议并决定各县市一律设支会，由省分会督促办理。杭州市支会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由总会指定周象贤、金润泉分别担任。31日，金润泉在省政府会议室主持救国公债捐募委员会浙江分会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会议决议成立经募组等内部组织，经募组主任为朱家骅，副主任为金润泉。金润泉作为浙江地方银行家领袖，在此事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同日，金润泉即收到了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长宋子文发来的聘书。当然，金润泉也深知任务之重要，9月3日即在杭州国货街7号出席由同为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副主任的杭州市长周象贤主持的浙江分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开展救国公债劝募事宜。5日，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浙江分会成立，金润泉当天表示，以个人名义认购救国公债1万元，并且表示杭州中国银行职工同人认购1万元。救国公债的劝募在杭州商界引发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对底层商人产生了极大的压力。9月11日，杭州和丰生记碾米厂陈厚生致函金润泉，道尽为认购救国公债变卖房产之辛酸：“润泉先生大鉴，久违芝颜，系念殊殷，福祉咸宁，诸事胜意，以欣以慰。兹当此暴日侵略，举国悲愤，际兹民族存亡关头，凡属国民，莫不敌忾同仇，共起御侮，厚生份属商民，义无反顾。乃以年来体弱多病，诸事均力事紧缩，即如已在经营之和丰米厂，亦呈欲罢不能之概。因此，心长力短，弥深惆怅。但为尽国民天职起见，不得不勉力以赴。只以现币筹措为难，爰拟将本市拱宸桥里马路敝有市产二十六间半，每月租金约可收取二百六七十元之代价，悉数认购救国公债，此项市屋依照现时估价约值国币二万四五千元。先生领袖群商，硕望攸归，用特专函奉恳至祈，特陈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照劝募办法第三条第八款规定，赐予作价变卖，如一时无相当购主，则拟援照诸先进售屋购债成例，由会另行设法以符规程而申鄙悃为荷。赞同即祈电告小儿志川，恭趋平泉面聆教益，所有前项市屋图照等件均由小儿保管。厚生不克亲自趋谒，至深歉仄，肃此奉达。顺颂筹安。弟陈厚生。”这一事件实际上体现了金润泉身份功能的两大特质，即向上得到省政府之倚重，向下得到广大商人之景仰与支持。金润泉财政身份功能的实现回报丰厚。在政治上，抗战期间金润泉即是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得以经常出席会议，与省政府主席等要员会商大事，借机使下情上达并了解政情。如1939年4月28日，金润泉在永康临时参议会议场出席第一届常会开会典礼，议长徐青甫以及徐恩培、张忍甫、余丹屏、黄人望等28名议员，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民政厅长阮毅成、财政厅长黄祖培、教育厅长许绍棣、建设厅长伍廷飏等出席会议。5月1日，出席浙江省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参议员28人、省政府主席及以下各厅长出席会议。金润泉作为发问参议员之一进行发问，黄祖培厅长再逐一答复。2日，出席浙江省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金润泉作为省商联会主席委员向大会呈议案，“为据各会员函请转呈修正商人积谷及自治户捐征收办法，以恤商情等由，推派代表，面呈鉴核，迅予提付大会转请分别裁撤修正”。在私人利益上，金润泉得到了金融界特别是政府要员的支持。1935年4月18日，以金润泉为主要创办者的两浙商业银行举行开幕典礼，杭州党政商学各界道贺者有徐青甫、曾养甫、周象贤、王廷扬、姜卿云、张忍甫、朱孔阳、朱惠清、魏颂唐、张旭人、胡熙伯、黄筱彤等数百人，京沪甬绍等地贺电纷至，其中有马寅初、骆清华、陈其采等。金润泉还经常成为政府大员私人宴请的座上宾。如1937年3月16日，军政部次长陈诚、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同日到杭，晚间，省府主席朱家骅在楼外楼宴请，省府人员、杭州市长周象贤、金润泉等三十余人作陪。17日，杭州市长周象贤在其私宅宴请宋子文一行，省政府主席朱家骅、财政厅长程远帆、建设厅长王征、杭州中央银行张忍甫、杭州中国银行金润泉受邀作陪。在个人形象上，金润泉也因为各种活动而备受关注，如1935年因为春茧借款问题，金润泉接受《东南日报》记者采访，答关于浙江省建设厅今年春茧借款办法事。显然，金润泉通过协助政府解决财政问题，实现了其身份功能，由此建立起了贯通政商各界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其进一步发展银行本业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力量支持。随着金润泉广泛参与社会各项事务，其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向学界、教育界等领域延伸。有学者认为，近代银行家代表人物的轨迹概可分为三类，一是由银行家转为政治家，二是银行家兼为政治家，三是由政治家转为银行家，而“导致形成近代中国银行家的人生跌宕起伏、丰富多彩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但更多地取决于银行家自身的主观意图，甚至可以说，这是绝大多数银行家刻意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在本文看来，上述人生三类轨迹仅是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在政治上的实现，比如上文所述金润泉等发起的江浙和平运动即是。但是，近代银行家群体所“刻意追求”的不仅是政治，也在于经济领域，比如上文所述金润泉协助政府解决财政问题即是。也在于社会领域，比如灾患救济、资助教育以及发展公用事业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金润泉从事赈灾为例进行阐述。灾患救济是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向社会领域延伸的一个主要标志，因其直接面向受灾民众，且历时较长，是一项需要一以贯之的长期善举。近代中国，灾患频仍，地方政府有救灾之责却缺乏足够的财力，需要商界的积极支持，这与有意投身施救的银行家形成共振。在此过程中，金润泉与政界、新闻界有着广泛的联络，既实现了身份功能，救济了灾黎，又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1928年，浙江风雨成灾，“蔓延数十县，损失无以复加”。浙江省政府为此组织浙江水灾筹赈会，主席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9月26日，复通过浙江水灾筹赈委员会规程，函聘杭州地方银行家金润泉、王竹斋、项兰生等64人为筹赈委员，蒋介石、张静江等政界要人，王晓籁、虞洽卿、穆藕初、黄金荣等沪上闻人名列其中。按照规程规定，省政府委员为该会当然委员，另聘请若干社会贤达为委员，委员会下设总务股、赈济股、捐募股，其中总务股主要掌理赈款之出纳保管审核事宜。10月1日，金润泉、王竹斋、项兰生等出席浙江省政府召集的水灾筹赈委员会成立大会，金润泉被推举为2名总务股主任之一。可见，金润泉在此机构中负有重大之使命。1929年1月18日，浙江水灾筹赈会改组为赈务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推定金润泉为事务处主任。金润泉是银行家，省政府吸收其成为赈务会重要成员，自然是因为其具有特殊的身份功能，即能够协助解决赈灾中的经费问题。3月14日，金润泉出席赈务会第五次常务会议，提议该会经费自迁移至城头巷以后，所有房租、工役、厨房、电灯种种办公费，原有预算不敷开支，请自三月起追加预算。会议议决由事务处拟定追加预算，另呈省政府核准。4月15日，金润泉出席赈务会第七次常务会议，提议赈灾公债票三十万元已由上海中国银行代领，拟请仍由财政厅支配认额，即由会呈请省政府转令办理。1934年9月23日，由于浙省连续两月余干旱，灾情十分严重，浙江赈务会委员金润泉、钱文选等“以本省灾区既广，灾情又重，而冬令转瞬即届，若不速筹赈济，灾民因生计顿绝，老弱将成饿殍，壮者铤而走险，其影响地方治安甚巨，并鉴于全浙救灾会同人，大都为浙赈会委员，故曾以私人致函上海闻人王晓籁、张啸林等，拟对本省今夏旱灾，合作进行”。上海方面回应称：“一切待杭大会商决。”10月15日，金润泉出席赈务会第二十六次常务会议，提议三项，一是请核议该会全体大会交办拟与沪上义赈团体合作赈灾以厚实力一案；二是请核议该会全体大会交办拟组织该会驻沪办事处一案；三是本年各县旱灾惨重，需款甚急，所有前次留充实属工赈公债六万元拟移缓就急，向银行抵借现款充振请核议。对金润泉提出的前两项提案，会议公推金润泉等2人赴沪接洽办法，并组织办事处。对第三项提案，会议决议由赈务会函商中国银行抵借银五万元就灾情特重各县酌量支配。通过此次会议，可见金润泉在经费筹措与开支及扩展赈务会组织以广筹资金方面所作的努力。10月26日，由于浙江灾情严重，需要大量救灾物资，金润泉与吴申如委员乘早车赴沪，与沪方接洽不敷之款，及订购该项赈粮诸问题。11月3日，金润泉作为常务委员出席浙江赈务会第二十九次常务会议，报告苞米每包斤数及价目约数。21日，金润泉出席浙江赈务会第三十次常务会议，报告赴沪接洽赈款情形。面对汹涌灾情，赈款总显得捉襟见肘，如何合理使用赈款，如何进一步拓宽赈款来源渠道，都是紧迫的问题。12月4日，为解决浙江救灾赈款严重不足，赈务会召开临时会议，金润泉出席会议，报告相关赈灾情形，会议并决定“电呈蒋委员长”，请迅速“饬省府立拨巨款，以拯灾黎”。5日，金润泉呈文省政府，称“浙省入夏以来，旱情奇重，请准照民国二十年水灾成案，分别筹募捐款，以资救济”，省政府对此呈文开会讨论，令浙江省商联会转函各会员，“切实劝募”，省商联会并要求杭州市商会致函各业同业公会、各商店会员“一体遵照”。21日，因待拯救之灾民过多过急，金润泉到浙江省财政厅谒见厅长徐青甫，“陈述灾情惨重，请求迅即代为设法，以拯救灾民，并提请将地方公债内应拨赈款，拨交赈会散放” 。25日，为迅速赈灾，金润泉与浙赈会常委王晓籁、褚辅成等人面谒在杭州的蒋介石，“面恳迅饬省府拨发一百万元”。赈务会活动持续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935年1月，金润泉出席浙江赈务会第八次临时会议，此时浙江省政府主席已为黄绍竑，会上金润泉提出尽速发放粮食、棉衣计划。1936年，赈务会举办浙南灾情严重县份赈灾，“至灾情较重各县决举办农赈、施赈两种，所需赈款，决以赈灾公债三十万，向中国银行抵借现款十万元，俟分配确定后下月初即开始”。金润泉为杭州中国银行行长，所谓“向中国银行抵借现款十万元”自然是得益于金润泉所助。1937年，“浙省赈务会救济边区泰顺、顺昌两县匪灾，特拨赈款各四千元交县查收”。值得注意的是，金润泉之赈灾范围不仅局限于浙江省内，还触及省外，如1935年10月25日，金润泉作为会议主席出席杭州市商会各省水灾急赈会第二次委员会会议，讨论、审查赈灾款使用等问题，决议汇款一万五千元往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赈衣亦同时运出，余款均划存中国银行。可见这一时期金润泉身份功能在社会救济领域的充分实现。作为地方银行家群体领袖，金润泉对救济灾民有着独特的认识。1935年10月10日《浙江商报》国庆特刊登载金润泉《国庆与赈灾》一文，其中有云：“原夫纪念国庆，含有奋发踔厉继往开来之意义，吾人自绝对不能因今日国难严重，而遂谓国家之诞生，不遑纪念，特是应如何继承先绪，排除万难，以维持民族光荣的生存，斯不可念兹在兹，继之以群策群力，庶符纪念之意义。今吾民族中有数千万同胞，其田畴庐舍，悉已荡然，居无所，食无粮，正颠沛流离，悲呼哀号，欲求度最低生活而不可得。以言国民经济，承农村破产之后，固已由是愈趋绝境；即国民健康与国民道德，亦在在有退化之虞，其影响整个民族前途之兴替，何等重大！吾人纪念国庆，苟推其爱护国家爱护民族之热忱，则已饥已溺，挽救此数千万同胞，要亦不可不谓吾人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应尽之义务也。迩者本市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为协助政府救济灾民，以种种方式，举行募赈，承各界踊跃输将，仁心实深足钦佩；而当此一般社会经济不景气之际，筹募犹能获得相当成绩，尤可觇国人爱国思想民族意识之进步，非仅仅基于乐善好施之观念也。”金润泉有如此高度的救济灾难观念，很难说与其银行家的身份没有关系。银行业在近代的势力显然高于其他行业，多产富甲一方之人，如金润泉就曾经被评为杭州第二豪富。以其个人之富有加上背后银行之势力，其独特的身份功能自不待言，而作为公众人物，在媒体上发表体现高度救济自觉的言论也是可以想见的。实际上，金润泉确也在实践层面验证了其言行之一致，上文所述长达近十年的赈务会活动即是典型明证。除此之外，金润泉的身份功能还在教育方面多有体现，颇多学校请求金润泉襄助，金润泉也担任一些学校校董。如杭州光华中学，金润泉等杭州银行家出钱出力甚多，本人也担任该校校董，经常出资为该校添购各种仪器设备。再如1935年3月28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浙江分会致函金润泉，谓该会为奖励本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贫寒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特设置科学奖励金，并拟就是项“奖励金暂行办法”，本年度奖励金，请金润泉“鼎力协助，广为劝募”，并“率先慨捐若干名，躬为提倡”。所有此类社会活动，均是金润泉作为银行家身份功能之体现。近代银行家之所以拥有强大的身份功能，是因为其强大的行业力量。无论民国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离开金融的支持，这是近代银行家在不同时期各领域得以实现其身份功能的共同逻辑。银行家的力量似乎得到时人的共同肯定，有人在评论江浙商界发起和平运动时曾言：“现在运动和平者，大都是有财有势的士绅，即如江浙和平运动中人物，谁不是赫赫有名的。……一般人认为士绅最有力，士绅自己也作如此想，以致平民运动竟难得表示。”银行家为代表的近代商人，因为其掌握相当的金融权力，在社会上的身份功能是明显的，北洋时期尤其如此。1923年，一份上海东北城商业联合会致上海总商会函明确表达了这一特点，其函略云：“上海总商会，虽然政府不良固为政治不良所致，而我人民亦不能辞其咎也。议员作恶，我辈假以名义也；官僚作恶，我辈假以利权也；武人作恶，我辈假以兵力也。现今无论为国家计为自己生命财产计，只有自决一途，或可挽回于万一。自决之法，一，撤销议员与官吏代表资格；二，不供给彼作恶金钱，而绝其作恶之能力。我商人操金融界之总枢纽，如欲罢税，商人宜为先导。”显然，所谓“士绅最有力”，其实银行家“最有力”。“最有力”的近代银行家，因为拥有附带隐性权力的身份功能，得以高姿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在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同时，建立起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又强化了其身份功能。身份功能强化的结果，便是银行家对政府而言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如上文所述，金润泉等人时常成为政府要员宴席座上客自是情理之中。这种身份功能强化对银行家解决私人困难也能起到相当大的帮助，如1945年金润泉受人所托，致函杭州市长周象贤，帮人请求在市政府安插职务。在金润泉为期数十年的银行行长职业生涯中，类似致函政府官员解决私人问题并不鲜见。然而，银行家所谓的“最有力”，可能仅限于北京时期。进入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社会权力急剧下降，银行家的身份功能随之由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转向，并进一步向灾患救济等领域延伸。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实现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方式。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虽然政府的国家权力处于弱势，加之银行业处于重要地位，使得银行家的势力冉冉上升，能够在政治领域充分发挥他们的身份功能。但即便如此，银行家依然不得不假集体力量，借以缩小与政府间巨大的权力落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权力急剧上升，银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控制，银行家此时虽依然重要，但势力急剧下降，因此其身份功能实现方式转为受政府主导或私人向灾患救济等领域延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政府与社会力量消长的关系，以及在此关系下，商人与政治关系之变迁。即就终极意义而言，近代银行家只是时代的跟随者，而非时代的创造者或革新者，是时代赋予他们特色而非相反。（责编：廖利明）
本文为浙江省文化工程重大项目“近代杭嘉湖名商年谱”（项目号：20WH60070ZD）之子项目“金润泉年谱”（项目号：20WH60070ZD-8Z）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 | 相关内容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