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稿：比较视野中的章太炎与20世纪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思潮-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近代以降，随着新思想的涌入、新学堂的建立、新学说的传播，留学生的派遣和学成归国，特别是在1906年废除科举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并发生分化，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持同一的政治制度，信仰共同的儒家思想，而是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多方探索，希望在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潮中寻找救国治世的良方。“联省自治”思潮被作为解决中央政府无力、地方政府尾大不掉，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的救世良药，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卢梭学案》一文，称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表矣”。1911年，山东要求清政府的宪法“须说明中国为联邦政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亦以联邦制为建国方略，使“联邦制”成为世人追求政治现代化的目标。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将联邦制打入冷宫，这无疑是对知识分子追求政治民主的打击，许多知识分子发表文章极力鼓吹联邦制，以期唤醒军人、政客及民众，反对袁世凯称帝。1920年北方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南方的粤桂战争的爆发，使民众迫切感到需要和平统一，但又害怕中央权力过大，联邦制思潮再次涌起，许多人认为“采用联邦制是强固中央政府的惟一办法，是求统一的惟一办法”。“联省自治”作为“联邦制”的先期目标，被视为“当今自救之良策”，一时风靡全国，各界人士均参与其中，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追求政治现代化的新高潮。

学术界围绕“联省自治”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不少的成果。但就笔者所见，以知识分子群体的立论态度为角度，通过比较章太炎与陈独秀和胡适关于“联省自治”运动的看法，来对这场“书生救国”运动，即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设计理念，目前尚未见。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探讨这场“联省自治”思潮。

章太炎是“联省自治”的主要发动者之一。1920年6月，谭延闿率湘军攻克长沙，章氏致电祝贺，盛赞其“为扬子江全域争存人格”之功。7月2日，谭廷闿发表“祃电”，谓：“民国之实际，纯在民治之实行，民治之实际，尤在各省人民组织地方政府，施行地方自治，而无权分事举，和平进步，治安乃有可期。”8月7日，谭廷闿又通电表示湖南率先自治，“以树自治之基。”对此，章太炎表示十分欢迎，立即发表《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及大量通电。1921年6月4日，浙督卢永祥发表“豪电”，提出“分权与地方”说：“俾群才各有效用之途，先以省宪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一之旧规。”对此，章太炎又立即致电卢永祥及省宪筹备处，认为“卢公宜速宣布自主，而浙人则极端主张自治，精神可以互助，名义不必尚同，庶名实相符，无所牵制”。

1921年夏，吴佩孚率军南下打败主张“联省自治”的湘川鄂军。及至1922年4月至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打出恢复法统、召集旧国会的旗号，“联省自治”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对此，章太炎着急万分，提出了“废巡阅使，撤驻防军，撤中央直辖军”的应对方案，并直接致电时任巡阅使的曹锟、吴佩孚，希望他们“毅然废巡阅使，以兵权还付各省，以自治还付省民”。此外，章太炎还提出“大改革定国本”的主张，要求改革“现行约法、现式国会、现式元首”，“先由各省制宪法，决定联省宪法，以取代现行约法”，再由省议会议员负责制联省宪法，用“设联省参议院”以取代由“趋附势力、绝无操守、大节逾闲”之类议员组成的现式国会，最后“废去大总统一职，以委员制行之”。

由此可见，章太炎是极力主张并亲身致力于联省自治运动的。在章氏看来，“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藉过高，致总统、总理二职为夸者所必争。而得此者，又率归于军阀”，致使“驻防贪横、凌民以生”。因此，章太炎认为，“自非各省治，则必论胥以尽，为此计者，内以自卫土著之人民，外以共保全国之领土。卫人民则无害于统一，保领土则且足以维持统一矣。”

那么，联省自治的途径为何呢？章太炎指出，联省自治应包括“各省自治、联省自治、层累以成联省政府”三期，否则，“未有各省自治而先有联省自治，是舍实责虚也；未有联省自治而先有联省政府，则招宠纳也”。进而，在如何实践联省自治这个问题上，章太炎认为：“自今以后，各省人民，宜自制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各省长处省城，而督军居要塞，分地而处，则军民两政，自不相牵。”关于如何解决中央权藉过高的问题，章太炎认为：“今宜虚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不得自擅。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中央不得有一兵一骑。外交条约则由各该省督军省长副署，然后有效。币制银行，则由各省委托中央而监督造币，成色审核，银行发券之权，犹在各省。联省各派参事一人，足资监察，而国会亦可不设，则内乱庶其弭矣。”

与章太炎极力主张“虚置中央，分权地方”，并积极参与联省自治不同，胡适对“联省自治”的认识则主要是基于文人过问政治的冲动。

胡氏反对陈独秀关于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于封建军阀说，认为“他所举的只是纠纷的现状，并不是纠纷的根源，只是乱，并不是乱源”。胡适认为，造成目前中国政治现状的原因，是“为强求统一而封建军阀，然而封建军阀却使各省格外分裂”。据此，胡适得出两点结论：一、“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二、“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胡氏说：“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这是省自治的意义，这是联邦制的作用。”

在胡适看来，中国不适合单一形式的国家组织，因为第一，今日中国的现状是军阀割据；第二，就地方权力而言，权大的只是军阀，而军阀之所以权大，源自地方无权，中央无力。因此，胡适认为解决这样一种困惑的方法，最好的途径即是扩大地方权限，增加中央实力，实行省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胡适建议，“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个各省会议”，商讨“裁兵与军队的安插、财政、国宪制定后统一事宜，省自治的进行计划，交通事业的发展计划。”

由此可见，胡适所谓的“联省自治”，其核心在于学习美国的联邦制，在省先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及在中央制宪的基础上实行省自治的统一，即“明定中央与各省的权限，使将来的中央政府确为各省公认为不可少的总机关，使将来的各省确为一个统一的自治省份而不至侵犯中央的权限，不致居服从中央之名而实引割据以分裂”。这种统一，以制宪为核心，使其符合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而决非相同于一般武人所谓的“联省自治”。对此，胡适曾明确地予以说明：“‘联省自治’这个名词虽然不免有语病，但他的内容实在不过是一种联邦或联省的国家。”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相比较于章太炎坚决认为联省自治是包治中国军阀割据顽症的良药从而参与到联省自治运动中的立场，胡适虽然亦相信实行联省自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医治中国的时疾，但他对联省自治的功效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保留。胡适说：“我们不信政治上有什么包除百病的良药”，如果有的话，“我们的答案是从速召集一个各省会议。”因为在胡适看来，“只有省自治可以作为收回各省军队的代价。只有省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的割据局面。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现今的时局。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那失败的武力统一。”

与章太炎及胡适赞成“联省自治”不同，陈独秀极力反对“联省自治”，但其思想略微有个转变。

在1920年时，陈独秀并不反对地方自治。他曾批评大家“不去努力创造地方自治，不去努力监督选举，不去努力要求宪法上的自由权利，妄想改了共和就会自然有一步登天的幸福”。因为在此时，陈独秀完全将地方自治放入制宪以追求政治民主、学习联邦制以成政治自由的范畴中。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打出恢复法统及召集旧国会的幌子，使一度热闹的“联省自治”名存实亡，陈独秀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他指出：“现在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的办法，这种主张是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在哪里。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并不是因为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因此，陈独秀断言，这样的联省论，“完全建立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与其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

陈独秀反对军阀割据状态下的联省自治的态度，异常坚决，他反复强调：“我对于联省自治即联邦制这个东西本身，本来不反对，这种合乎民治主义的进步制度，决不是武人割据的退步制度可以冒牌的。”“地方自治是重在城镇乡的自治，地方自治团体扩大到中国各省这样大的范围，已经决不是简单的地方自治问题，采用联邦制，属于国家组织问题了。”

那么，如何解决目前政局的困境呢？陈独秀指出：“在交通一时不易充分发达和语言一时不易统一的中国，主张适当的地方自治权，这是无人能够反对的。但中央和地方之军权，财政如何划分权限，地方的立法权，行政权扩大至何程度，这就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宪法上的问题，决不是旧统治阶级（即前清遗留之北洋军阀）之武装还未解除，中华民国还未成立时所应决的问题。”因此，他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惟一方法。”否则，在军阀割据的基础上实行联省自治决非民主的政治表现，只能是“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结果导致“上不能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的不利局面。

松子在1922年撰文指出：“所谓联省自治者，原来具有两层作用。就一个作用来看，联省自治是解决时局之一个方法；而就他一个作用言，联省自治，又为建设民国政治之制度。”20世纪20年代这场声势浩大的“联省自治”思潮和运动，其实质为何？在时人眼中，这场思潮和运动，不过是争权夺利的凭借罢了！祝平评论说：“民国初年之联邦论，其主张者不过权藉以为夺取政权之工具，而反对者亦不过为保持一系势力之故”，或曰“民初之联邦制仅供作政争之工具，民九以后之联省自治，又不过为各省当道借作闭关自主之招牌。”因此，所谓知识分子群体的联省自治观，只不过为“书生救国”的理念和情愫罢了！即便如此，对于这场运动和思潮，如果采用比较的视野分析知识分子的救国观念，我们将能发现章太炎、胡适、陈独秀三位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对“联省自治”的看法是有很大差异的：

章太炎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不仅鼓吹联省自治，而且投身于“联省自治”的实践。但是，由于章太炎所主张的“联省自治”是以依靠地方上貌似开明的军阀为实践手段，是旧式的追求政治现代化的路子，因此不可避免地沦落为军阀利用的工具。胡适作为“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极力主张用美国联邦式的联省自治来救治混乱的中国时局。陈独秀作为“共产主义”思潮的代表者，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反对基于军阀割据的“联省自治”，主张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在集权的基础上实行民主。

三人对于“联省自治”的不同看法，恰恰代表了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的三条道路：

章太炎认为当时中国致乱的根源在于军阀控制了权藉过大的中央，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虚置中央，分权地方”，其实施的具体方法则仍是旧式的依靠地方开明军阀的武装以夺取地方政权，在这些开明军阀统治的地区首先实行宪政，建立一个地方性的民主政府，进而对其他地区施加影响，甚至通过战争将之改造或直接成立中央政府，推行自下而上的宪政，最终实现政治现代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代革命者正是这种现代化道路的尝试者。实践证明，这种革命建立的政府，只是军阀互相争权的工具罢了。

胡适认为当时中国致乱的原因是中央有权而无力，地方有力而无权，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扩大地方的权力，一方面使地方可以抵制外省军阀对本省的侵犯或抵消本省军阀对己省事务的专断，另一方面，又可为实现地方联邦而形成统一国家的民主进程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也要增加中央实力，既能使中央有能力防止地方作乱，又能在民政、军政、财政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实行民主政治，从而容纳地方立宪基础上的自治政府，最终实现联邦式的民主政治。但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对美国式联邦制的机械模仿，其基础是对军阀愿意放弃统治的幻想。从蒋介石政府的政治实践看，根据联邦式宪法分权原则建立的中央政府，是个人或集团独裁的工具；地方立宪政府，亦是个人或集团专权的玩偶。遇到非常情况，军政大于一切的集权幌子便使宪法徒具空文，政治民主根本无从谈起。

陈氏认为中国致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军阀割据，因此，实行“联省自治”只会给军阀的地方割据披上合法外衣。他主张用武装革命的方法先取得政权，消除内忧外患，建设民主政府以发展经济。这条道路正是此后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取得政权，完成政治现代化模式转变的行之有效的道路。

在这场论争中，陈独秀的观点属于少数派，当时参与这场讨论的大多数人赞成联省自治，把“联省自治”当作追求政治民主的主要途径。但是，以“联省自治”作为解决时局问题的良方，并非明智之举；以联省自治作为建国后的立宪原则，亦无可取之处。在“联省自治”由社会思潮转变为社会运动时，不但未解决中国动荡不安的现实问题，反而成为军阀加强权力的工具。

在一个外遭帝国主义侵压、内受军阀混战蹂躏的中国，面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的权威失落、地方割据、社会失序的局面，若要重建国家以形成强大的中央政府，不是靠在地方立宪的基础上加以联和所能完成的，必须依靠武力才能完成统一，当然这种武力统一的前提是要有一个代表社会发展方向、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政党的领导。不过，由“联省自治”思潮引发的对于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的探索，则是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政治民主的积极成果，应该给予它相应的历史地位，不因为出现了与其追求的政治民主化的目标不相符合的军阀联省割据的后果，就将这一思潮及其尝试全盘否定。因此，在评价“联省自治”时，对其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意义，对其作为一场运动给中国现代化带来的借鉴作用，应当予以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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