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薛宸宇 | 词史之间：夏承焘学术志趣与近代新宋学-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摘要

20世纪30年代前后，各派学人群趋编纂宋史，以期建立新宋学。一代词宗夏承焘此时在宋词、宋史与宋学之间徘徊不定，新近出版的《夏承焘日记全编》较为系统且鲜活地呈现了夏承焘治学的心路历程，及其与张尔田、金松岑、黄云眉、邓广铭等学者商讨宋词、宋史与宋学研究旨趣和方法的过程。以此为线索，在近代中西新旧学术融汇的语境中勾勒夏承焘早年学术道路与学术网络，不仅能深入揭示夏承焘的学术旨趣，更能展现近代宋学与宋史研究的多重面向，进而为时下反思分科之学视野下的宋学与宋史研究提供有效的参考。

关键词：夏承焘；词学；宋史；新宋学；学术志趣

一、永嘉学脉与经史之学

二、义理与经世

三、经史转型与宋史研究

四、新宋学的路径

本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7期

参考注释请见原文

民国初年，严复曾指出赵宋一朝是古今变革之中枢，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如果研究人心风俗的变迁，“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抗战时期，陈寅恪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我国学术“将来所止之境”，“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新汉学”与“新宋学”的分歧诚为民国学术流变的主线。1955年，钱穆总结道：“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宋学之名在清代多相对汉学、考据学而言，民国新宋学作为全面抗战前后学界的新趋势，主张“应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通过编纂宋史实践新宋学成为民国众多学人的群体诉求。20世纪30年代前后，方壮猷、蒙文通、刘咸炘、傅斯年、陈寅恪、张荫麟、金毓黻等先后尝试重修宋史。一代词宗夏承焘此时在宋词、宋史与宋学之间徘徊不定，为此不断与张尔田、金松岑、黄云眉、邓广铭等学者商讨研究宋词、宋史与宋学的旨趣和路径。以新近出版的《夏承焘日记全编》为线索，在近代文化转型的语境中勾勒夏承焘早年学术道路与学术交游的多元维度，不仅可以揭示夏承焘学术的内在机理，更能展现近代新宋学的复杂面向，为时下以先因后创的方式构建中国本位的学术体系提供有效参考。

一、永嘉学脉与经史之学

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命名为“古学复兴时代”，第一期顺康年间为程朱陆王问题，第二期雍乾嘉年间为汉宋问题，第三期道咸同年间为今古文问题，第四期光绪年间为孟荀问题、孔老墨问题。清末民初，在经世应变的刺激下，作为宋学别派的永嘉学派由边缘走向中心，其承前启后的意义得以彰显。“永嘉学派”与“浙东学术”的再发现自然成为重建神州学术不可或缺的环节。温州士绅孙衣言、孙锵鸣兄弟提倡永嘉学，兼宗汉、宋之长，以期体用兼备、由内及外。孙锵鸣主张由文字训诂进而探寻性命精微；孙衣言认为宋儒之学为治经门径，“近来言经学者，专于文字训诂用心，恐非经之本意，且于立身济世，皆无致用之实，而异同攻击，徒长轻薄”，当下应效仿胡安定经义、治事两端，兼治史学时务，方能通经知古，“了然于得失成败、邪正贤奸之辨”。宋恕、陈黻宸等学人力图基于永嘉与浙东学派，整合义理学与经史之学，或可赋予纯粹客观的科学实证之学以“撰述”与“明道”之义。

孙诒让晚年创办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温师”）等新式学校，期望会通中西，传授经世之学。根据夏承焘日记所载，温师开设科目有读经、修身、国文、英文、几何、地理、教育、化学、体操、图画、农业等，新学所占比重高于旧学。夏承焘因兴趣使然而注重研读辞章和经学课程，常以温习四书、五经为业，“读罢‘四书’全部，夜间因坐温焉”，“每日读《周易》《文选》数页以为常，幸不致荒废岁月”。夏承焘认为经书为读书根本，以“读完十三经”为目标，“六经之文为我国国粹，中等学校不可不读，吾望明达之士其亟为提倡之为要也”，希望“我辈青年为学之道，当求熟四书五经”，辞章之学“虽不可轻，然究为非吾人所必要者”。1918年，夏承焘从温师毕业，业师张震轩特意临别赠诗道：“诗亡迹熄道沦胥，风雅欣君独起予。一发千钧惟教育，三年同调乐相于。空疏未许嗤欧九，奔竞由来笑子虚。听尔夏声知必大，忍弹长铗赋归欤。”张震轩以在温师任教得此学生为喜，“同学君能诗者前有李生骧，今惟生一人耳”，夏承焘自称“殷勤劝勉，洵足感也”。

此时，新文化运动蔚为风潮，如何平衡新知与旧学成为学界的焦点。夏承焘加入由温籍学人组织的瓯社。该社旨在弘扬乡邦文献，存续国粹。薛钟斗致信梅冷生，称“朴学沦胥，国故废弛，振起宗风，责在吾辈。瓯社之建，盖心乎久矣”；学问之道不在境界之广狭与眼光之大小，“惟求真实，切忌虚浮”，以此治学必有成功之一日；时下村学究以高头讲章为学问，而新进少年又以算数、格致为学问，“稍进乎是者，亦仅以吟成五七言律诗，发挥论议记载，为尽学问之能事”；“士处今日，一国之粹固宜保存，然无大力者之提倡，终成绝膑之叹。且社以瓯名，注重乡邦，今日吾瓯学术之粹，亦几中绝矣。故吾侪保存一乡之粹，尤急于一国之粹”，瓯社之设当以此为宗旨。夏承焘赴南京参加暑期学校学习，聆听胡适、梅光迪等学人讲授国学研究方法，返乡后告知张㭎此行收获，称“胡适之在南京演说，语尚中肯，谓人必须先蓄根柢乃可言新文化也，而西国罗素先生新来中华演说，其主张则劝中国宜以保粹为主义，新文化潮流总觉太急躁也”。

从温师毕业后，夏承焘曾辗转多地教学授课，兼治辞章，著《词史》等书。但自认为“自师校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未能继续升学，苦无名师指点，才走了一段弯路，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探索时间”。而此弯路或正是研习中国传统学术的必备功课。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以义理、考据、辞章与经世为依归，夏承焘认为“我国古学之须研究者，一为通史，一为性理。史可识治乱大体，性理乃立品之基”。20世纪20年代，夏承焘的读书、修为与学术活动以十三经为“读书的根本”，将治经治史视为学术的正途，小学为治经的基础，省身为每日的功课。他在1922年1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拥被观《阳明年谱》，有会心处辄欲起舞。读书学圣人，真人间第一等学问。从前沉溺于词章，可怜，可惜！”经史与义理之学成为夏承焘研习的重心，博览群书与经学、诸子学的学术实践，使夏承焘以自修的方式熟悉清儒治群经子史之法，为其研治词学时“触处生花”奠定了基础。

1927年9月，夏承焘任教于严州中学，明确表示：“拟以四五年功夫专精学词，尽集古今各家词评，汇为一编；尽阅古今名家词集，进退引申之。自惟事功非所望，他种学问亦无能为役，惟小学及词，稍可自勉。”夏承焘似乎放弃事功，确立以词学为志业。1928年3月，夏承焘翻阅《宋史》各词人传，鉴于郑振铎《中国文学年表》漏略甚多，拟着手作《两宋词名家评传》：“上始唐季五代，下讫南渡，取《唐书》、《宋史》本传，兼罗野史增删之，无本传者，旁取他证（如姜夔，阮元曾以命题。李清照考，见《癸巳类稿》）。评则尽收历代词话、词书及文集，末附《两宋词林年表》。期以二年功夫成之，定十日作一传，不可求速。”不过，夏承焘仍有整体学术抱负，立志“尽发廿四史作《中国学术地表》，分省道系学者、学派、时代、著书、学术事件发生（如山东发鲁恭王宅，河南盗开魏安釐王冢）、迁寓、附考诸项。我国经史、文学、艺技，时以地域分派别，此书成，可推求某地域、某学派发生及盛衰之故，亦有趣味之研究”。1928年5月13日，夏承焘计划撰写《中国学术大事表》，尝试先作《词林年表》。研读廿四史，可得《中国学术地表》《廿四史著述表》《廿四史佚书考》《中国佚书考》等副产品。《中国学术大事表》的体例为：“世纪、朝代：（一）思想家，（二）学者，（三）文学家，（四）艺术家，（五）附政术家，（六）时事札要。附索引。附世界学术大事。”

学界多以《天风阁学词日记》的开端“1928年7月20日”作为夏承焘学术志向确定的时间点。但在当天的日记中，夏承焘称：“再翻《宋史》一过，查词人传作《词林年谱》。日来颇复厌此，以属稿将半，勉强成之。”夏承焘晚年自述称此时反省“贪多不精”的毛病，决定依据兴趣爱好和积累，专攻词学，并在三十岁之前完成《唐宋词人年谱》以及姜白石研究资料。在攀登词学高峰的过程中，夏承焘自称先后得到龙榆生、朱祖谋、吴梅等师友的启发与指点：“二十岁前后开始进行诗词创作，三十岁以后专门从事词学研究，六十年来，我的全部心神都用在词学上。”此一自述似可作为夏承焘的晚年定论，但若回到三十岁前后夏承焘学术道路抉择的心境之中，词学尚未成为他所认定的理想追求，因此常常陷入纠结与彷徨。时局的动荡更是一直牵动着夏承焘的经世情怀。在知悉济南惨案后，他感叹“沉醉故纸十余年，蠹鱼生涯，忽忽将三十，国难方殷，无一策足纾时困，欲尽弃灰色学问，从头习拯世之术”。时隔不到一年，夏承焘便动了“思国势如此，犹孜孜为古人考行历，恐有夷甫陆沉之惧，屡欲辍之”的念头，又感慨“自恨既往之身世太平庸，不活跃，不宜于文学。若长此以往，只得自勉为学者，将无分于作家”。词学一直被其视为规模太小，故其拟着手整理《宋史》。

1929年5月，夏承焘自省研究旧学往往琐碎支离，无安身立命处，新文学或能解释现实人生，却又苦于不解西方文字。“年齿渐长，尚在旁皇求索中，愧惧交作。严州学问空气太稀薄，计划明年赴杭州任教。”此后，夏承焘致信邵祖平，自述为学经历：“早岁涂抹学诗文，客秦中数载，治小学及宋儒思想，皆无一成。近又欲宣究词学，妄拟于半唐、伯宛、彊村诸老搜讨校勘之外，勉为论世知人之事，仿江宾谷二书，为白石、萧闲、子野词集考证数种及十种词人年谱数卷，琐琐辑集，无当大雅。”夏承焘询问邵祖平能否在杭州觅得教席，也坦露专修词学与转治宋史的困惑。20世纪30年代，夏承焘执教于之江文理学院，积极向学界前辈、好友征求意见，以期解决治学纠葛。

二、义理与经世

1930年6月，夏承焘经邵祖平介绍，任教于之江文理学院。20世纪20年代，之江大学聘请钟泰主持国文系，之江大学国文系逐渐形成鲜明特质，成为杭州地区国学教育与研究的重镇。1931年向中国政府重新立案后，之江文理学院去宗教化与西洋化的办学方针促进了之江大学中国文化的教育与研究，其课程必须设置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及哲学，同时要聘请对中国固有学术颇有造诣的学者。邵祖平赞誉钟泰无愧为之江国文系中流砥柱，“使西人心目中稍知中国尚有国学，国学尚有人才，而学生固亦备承循掖，有知国学门庭之大，孜孜以扣关求通者矣。平情论之，足下实大有造于之江也”。钟泰将国学系分为义理、考据、辞章，希望李笠任考据，夏承焘任辞章，三人各任其一，以期会通。夏承焘未以辞章自限，而是希望通过之江讲席教学相长，完成《宋史》编纂，“宋元笔记小说中可辑宋元诗话、词话、荆公《字说》、宋元史学、经学、礼制、乐制、道学、语录等等，安得有十数学生共予从事”？

明清两代学界多有修订《宋史》的计划，成绩却并不理想。李慈铭曾感叹：“岂天必欲使良史之绝于世，而留此遗憾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宋为华族文化嫡裔，而无良史，实士夫之耻也。……识者早认为有改造之必要。”1915年，章太炎鉴于“诸史之中惟《宋史》最为芜杂，褒贬亦多不公”，拟着手修订《宋史》。夏承焘虽有意将学术重心置于宋史领域，但具体路径仍未有头绪，遂转益多师。1932年，为解决事功与学术、博通与专精的问题，夏承焘致信张尔田寻求解惑之道，并第一次公开表示放弃辞章转治宋史。他在信中对同乡先贤叶适甚为推崇，赞其“目光之高，气象之大”，心向往之，认为“在宋儒中实一彗星”，向张尔田表示“迩来方欲弃去读乙部之书，以数年心力钩稽宋史，并世子玄”。

张尔田学宗浙东，认为“中国学术之重要，莫历史若也”，“史也者，变动不居者也。所用之因果律，本与其他科学严格不同”。张尔田回信时首先称许夏承焘所言“实获我心”，“永嘉之学，仆最心折者，厥维水心，其次则止斋”，“北宋门户郛廓之习，至水心始一空之，学乃诣实。然后人颇有病其杂者，杂亦何害”？他说：

仆生平论学，不讳杂也。前书所言“四明哲理”，“哲理”二字，前人所无，当改为“心性”。慈湖提唱心之精神谓之圣。窃谓此言，真可药晚近物质之流毒。四明之学，后渐折入于史，受金华影响最大。吕成公讲中州文献之学，维与朱、陆为友，而倾重象山，则甬东史学统系，仍自一贯。季野不必论，即谢山亦不甚宗程、朱。慈湖之风，实有以默启之。亭林生当明季，目睹王学末流之空疏，故归过于横浦、象山者甚峻。今考据破碎之弊，甚于空疏，且使人之精神，日益迻外，无保聚收敛以为之基，循此以往，将有天才绝孕之患，斯又亭林之所不及料矣。古人学案如医方，须随症转手，岂可执一方以治百病哉！

张尔田指出辞章研究“至彊村，已集大成”，表示后继词学研究者“殆不能复加”，故治词者如夏承焘诸人“何如移此精力，多治有用之学，且多治古人未竟之学，叠床架屋，如涂涂附，岂是学问”？“吾人学古，当以意师，而尤贵存本生利，青取之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知此方可与言继绝学，知此方可与言开来学。”对夏承焘放弃辞章转治宋史一事，张尔田给予高度认可，视之为“邵二云有志而未逮者”，称赞夏承焘“心想缜密，诣力精勤”，鼓励其“自当突过前人无疑”。夏承焘对张尔田“欲予竟邵二云未竟之志”的期望表示受宠若惊，“何敢当哉”，并撰诗回赠张尔田，以表素志：“浙东坠绪渺难攀，绝学何人乞九还。一叹横流沧海日，虫鱼吹沫欲漂山。横塘潜室旧跻攀，绝顶迟公数往还。呼起水心祠畔月，迢迢归梦永嘉山。”

不过，此时夏承焘虽然表示放弃辞章转治宋史，但其词学研究逐渐为学界所称道，自身仍以编写《词例》《词乐考》为乐事。1933年11月1日，张尔田来函称许夏承焘所撰词人谱录颇为精当，“他日当孤行，且须栞木，不宜与牛溲马勃滥厕”。张尔田认为研究中国学术，既要“考其事”，更要“求其义”，若谨守训诂章句之学，则无法发挥微言大义。“考据者，说经家之初门，而亦诸学之所同”，“说经不能废考据，而考据必以微言大义为之归”。“治宋学不能不考据宋学，治汉学不能不考据汉学。考据宋学为性理也，考据汉学为微言大义也，未有舍义理而空谈考据者。舍义理而空谈考据，是治稼者宝守五谷之种而不收获以供祭祀、燕宾客也。”张尔田致信夏承焘，辨别考据与义理的关系，阐释治学路径，认为“考据仅足满吾人之知识欲，及知识一厌，则弃之如土苴矣。盖考据一学术工具耳，必先有义理为之标准，然后可久”。“吾人治学，凡古人所历之境，皆须重新亲历一番，尤当察其何以相异之点及其何以致此之故，再加以除其病不除其法，知其恉不任其辞，则不破坏亦不保守，由此致力深造，积久或有开明之一日云云。”夏承焘视此为“此盖竟前书未尽之义。考据之学在今日信渐可厌矣，此老语重心长，近旬屡来长书论此，殆有意奖诱，其不可负也”

梁启超称：“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传统史学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创新史学的重要资源，各派学人对宋代史学赞誉有加。傅斯年认为宋代史学的诸多特征近似欧洲近代的新史学，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北宋史学被视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源头与典范。张尔田一直推崇北宋史学和长编治史方法，将“长编”视为“修史之所凭借”，“其有稗说、野记与正史不合者，必其长编漏略，抑或别有弃取，自长编不存同异之故”。1933年11月2日，夏承焘继续致信张尔田，讨论宋史之事。时隔几日，张尔田就治宋史范围、取径再次回函夏承焘。张氏认为“《宋史》惟南渡最疏”，治宋史应“先从考异着手，或辑成长编再资参订”。同时，张尔田指出，“史部繁博，范围愈小则愈精，但须顾及他部分，方能圆满耳”，夏承焘可仿照“樊榭《辽史》为《宋史拾遗》”，治宋史从小范围着手。夏承焘对此法表示肯定，谓“整理宋史当从樊榭《辽史》遗规，以樊榭熟于宋掌固而不遑致力正史，乃出其绪余为《杂事诗》，亦如前人致慨于刘孝标之注《世说》矣”，并表示近来治诗即为此法，“由遗山上窥杜甫，又拟为《词乐考》”，但仍担心“治学不专，恐终无一成”。张尔田以劳季言由目录校勘而成一史，鼓励夏承焘仿劳季言从专精入学，“当更进以广大者”。不过张氏关于义理、考据之法，似乎并未被夏承焘采纳。在收到张尔田信函的几日后，夏承焘考虑尽弃考据、辞章之学而为有用之学，请友人“为决歧途”。

1932年，金松岑、陈衍等发起成立中国国学会。夏承焘加入中国国学会后，便向金松岑等国学会学人寻求治宋史之帮助。金松岑批评考证学业已盛极而衰，中国学术今后的趋向有研究历史与复兴理学两条路径。研究历史分为知人与论世两层，从“修养和建立的方法”与“改革和救济的方案”着手。复兴理学要破除门户之见，贯彻涵养用敬与进学致知。简而言之，今后为学的途径，“一方要求智识，一方要能涵养”。夏承焘收到金松岑寄来《中国学术之升降及今后之趋向》一文后，非常赞赏金氏所言国学的趋势为研究历史与复兴理学，这与其在西安任教时的想法不谋而合。1934年1月，夏承焘致信金松岑，“告将弃词学治宋史”，并向其寻求陈黄中《宋史稿》。金松岑表示“宋史难治，世无樊榭、竹汀、西庄其人。比较熟者，有常州吕诚之（思勉）可以介绍”。为了表达自己治宋史的决心，夏承焘再次复函金松岑，向金氏阐释具体治宋史的想法，“告十年来喜读宋人集及其短书小记，为数几及五六百种。每念弇州讥杨用修博于稗史而疏于正史之语，嗒然自丧。近颇思于南宋一代中画一小范围，以自致力，期以十年，不求急就，问其何以见教”。金松岑晚年意欲以儒家义理为价值导向，读史书通观世变，文学宏其用，以诗文提振士气，传承心史，重内质而轻外美，“以史为文”。史书编纂非金松岑所长，金氏仍未表示具体的治宋史方法，只告知其太仓人藏明人王惟俭《宋史》可为一览。1934年2月18日，夏承焘建议：“此书最好由国学会担任筹资付印，或由有力者先印而派各会员，每人至少推销一部，暂用铅印，以求易举。太炎近倡治史，此亦国学会史学部之责，较之印无聊之诗文作品，价值悬殊也。”

此前张尔田认为历来南宋史的编纂较为疏漏，夏承焘表示以治南宋史为中心，后来更劝童书业治宋史当治南宋一代，“以北宋已有李焘《长编》、《东都事略》，且毕沅之事，亦备于北宋，而疏于南宋也”。1934年2月20日，夏承焘读戴名世《史论》篇对野史的看法，表示“欲本此以整理宋野史，以为后之改治宋史者一助。各作野史者之著述皆须搜罗，其行事、游迹、交游皆须考证，不可只限于野史本身一书而已”，同时，也认识到“《宋史》改作必非一人所能为功，此著实大重要”。历代学者均因《宋史》繁重难治，视编修宋史为畏途，夏承焘认为应当“先将全部分剖，作人物索引及史实索引、地域索引等，如秦桧事实见于他传者必不少，有索引乃可考其一生全史。《宋史》之外，若《系年要录》，若《宋史翼》，若宋人文集、笔记，皆须作索引。《史姓韵编》只列传名，《纪事本末》只取大事，且不能考一人之本末，有此索引则足弥此缺陷。能集学生十人，一年功夫便可蒇事，是为治《宋史》第一步功夫。若扩之作《廿四史索引》，则尤不朽之业矣”，并“发松岑函，附去《征刊宋史记启事》及《宋史记凡例》”。此时，夏承焘已经认识到以一己之力治宋史太难，但仍决定“今秋前当结束词学各稿，改治宋史，以十年精力赴之”。1934年7月9日，又致函顾颉刚询问燕京是否有治宋史者，并将与张尔田论宋史信函一并附去，只是未见到顾颉刚就此事的回应。1934年8月8日，夏承焘接到张尔田回信，张尔田表示“治史勿先有定例，《宋史》浩繁，不易着手”，而“宋与辽、金、元交涉大事尤非表不明也”，可从表入手，“先成《补宋史表》亦不恶”。

张尔田阐释治宋史的路径侧重于辨别义理与考据的关系。张尔田一再强调：“我辈中国人也，国学真精神、真面目，我辈自当发挥之，以贡饷于世界，而断不可以远西思想先入之说进。有先入之见，则吾之国学非吾之国学矣。”1934年3月13日，夏承焘发愿继承永嘉学脉，“思吾乡自籀庼后未有继起，为学当大处落墨，勿贪一曲易成，安得以十年力成《宋史》，以与《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同集此学最后之大成哉”。然而，夏承焘虽有以清儒治经史子之法治词的经历，但对于是否继承传统经史之学的路径以研治宋史与宋学，仍犹豫不定，难以抉择。

三、经史转型与宋史研究

20世纪30年代，治国学者群趋史学一途，经史易位几成定局。中国史学界群雄并峙，百家争鸣，各种旗帜鲜明、自成一派的学会组织、学术刊物层出不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创新史学的旗帜下，借用西法整理国史成为学界共识。周予同极力宣扬“六经皆史料”，建设新史学：“清末章学诚所叫出的‘六经皆史’说，在我们现在研究的阶级上，也仍然感到不够；因为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级是在不循情地消灭经学，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

1934年3月19日，夏承焘与顾敦鍒商讨“有意治宋史而怵于时变，又思为拯世之学，旁治永嘉学术”。顾敦鍒劝告“勿移心于功利，专治学问为是”。此后一段时间，夏承焘颇为踌躇地思考治学路径，曾计划一治宋史；一专治韵文，《诗例》《词例》《曲例》，总名为《中国韵文例》；一则治永嘉学术。“治宋史须十年，《韵文例》五年，永学三四年可矣，但须终身习行。”不久，又打算专治词学、扩充《词例》，治南宋史，“三者皆须以十年之力赴之，必不能兼顾，不知何舍何从较有贡献于学人也”。其中，研究宋史最为之神往：“余今年三十五矣，平日为学镂冰雕朽，无大规摹，今秋前当结束词学各稿，改治宋史，以十年精力赴之。”“早枕上思年来治学，不能大处着手，拟弃词章，专意宋史。”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可谓近代学术经史转型的标志。1934年12月29日，夏承焘阅读《章实斋年谱》，留意到章学诚曾表示：“史欲文省事明，非复人表不可，人表为治经业史之要册，专门之学，不可同于比类征事之书。”夏承焘借鉴章学诚的方法，认为“治宋史，先从表着手；成《宋史表》一书，先从文学、理学着手。文学先从词人着手，作《词人系年表》；理学先从永嘉着手，作《永嘉学系年考》。则年来辛勤搜辑之词人遗事，不致废弃”。以表治宋史成为夏承焘调和词学与宋史、宋学张力的选择。1934年末，夏承焘向黄云眉表达修宋史的想法，并仿照章学诚做人表的方法，且将“治《宋史表》，作《词林系年考》《永嘉学系年考》”的想法一并附去。

黄云眉曾批评老辈学人研读古籍的方法：“古书浩如烟海，吾人在今日万不能耗精力之全部以穷老钻研于其间，而古代社会政治学术等之演变动态，吾人又亟待有甚酌群籍厘订严密之新史，为重映于吾人眼前，予吾人以确切之明瞭。”我们对待古史记载，“假令漫无所别，谓古人之文，皆可依凭，冥采盲摭，以成所谓吾人合读之新史，则此新史所重映之古代，错杂模糊，吾人对之必仍如堕五里雾中而绝无所见，此岂吾人所期于今日学者努力之事邪”？1935年8月5日，黄云眉回信，对夏承焘“于宋史先治南都，于南都又从人表入手”表示肯定，认为此法“盖先其所难，则易者自迎刃而解”，只是“吾辈生晚，似不必复为此书赘讨论润色之勤”，只需要“以史料视之，要亦《事略》《长编》之比”。对于其所做理学家、文学家年表，表示“此与改修《宋史》可分两事，固不必附庸《宋史》为也”。他说：

《宋史》东都芜杂，南都荒略，笔削之功，后难于前。钱抑之之《南宋书》，直是钞《宋史》而节去奏疏及官阶而已。彼不知南都之当增补而但芟削，可谓妄作。吾兄于宋史先治南都，于南都又从人表人手，盖先其所难，则易者自迎刃而解。弟意吾兄即但成南宋一史，亦当远过钱书无疑。然吾辈生晚，似不必复为此书赘讨论润色之勤。此书卷帙繁富，吾辈但以史料视之，要亦《事略》《长编》之比。必如诸贤之瑕疵此书，图为帝王别成较善之家乘，今固非其时矣。若夫人表乃专门之学，万季野所以迥绝千古者。吾兄于此致深沉之力，不朽盛业，自可预卜。宋代人表，除宋人所撰之《中兴三公年表》外，季野有《宋大臣年表》，近人吴廷燮有《北宋经抚》及《南宋制抚年表》各二卷。吾兄又为南宋之理学文学立表，则其事更切，其用弥宏；仰企之殷，幸快先睹。此与改修《宋史》可分两事，固不必附庸《宋史》为也。

张尔田从编纂正史角度建议夏承焘补《宋史表》。黄云眉则建议从专题入手，“举凡户口、种族、土地、道路、泉货、畜产、语言、风习之要，类事命题，钩稽贯串”，以使“览者有以见其源流、沿变、升降、异同之概，亦庶几别面目于陈编，表指归于新录。否则究心积岁，总不离君臣庙廷之间，岂不可以已乎”？同时，黄云眉梳理历代修宋史过程，表示“出之官修，则翰苑摇笔，聊充钞胥，宰臣领衔，但禀虚命，限日程功，无异反掌”，“出之私家则採摭必广，裁削必精，殚神疲虑，穷老不休”，甚至“一篑未施，含恨入地”，以此劝告夏承焘在授课之余，做专题研究，或许能成“荒谷之足音”。黄云眉强调重修《宋史》未必能成良史，将《宋史》视为史料，按照条目，分别研究。

夏承焘在未收到黄云眉信函前，即认同章学诚《史学别录例议》“以事为纲，而纪表纪传之与事相贯各注于别录”的取法，计划“札《宋史》及宋人文集笔记为一书，曰《宋史别录》。并札其相牴牾者另为一编，曰《宋史考异》。其关系风俗制度者亦为一编，曰《宋史别志》。阅宋人文集之便，可札一《宋人碑传集》，可为史传参考”。若“欲文省事明，非复人表不可”，可成《宋史人表》。黄云眉的建议正与其想法暗合，夏承焘表示“得黄君此言，益坚予志”。此后，夏承焘几乎按照黄云眉所示路径思考研治宋史的方法：“有三书可为：一、《两宋社会志》，近在摭拾中。二、札笔记、文集中记大事者，仿纪事本末例。三、札人物行实足补史传者。”

夏承焘效仿章学诚所言治史以纪传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的方法，根据“一人而牵涉数大事者，即难归类”的复杂情况，决定“以本末为主，参以纪传”，即：“今本末之体，每事详其年月，本同本纪，若分散列传，以为之注，详其人之历籍平生，又增辑图表，以纳本末、纪传所不可容之史料，又仿实斋之说为别录附后（即索引），则史之能事毕矣。”治宋史“或先为《宋史表》数种试之，若《名人生卒表》《盗贼表》《进士表》《文苑表》皆可令学生为之。若先着手改造《文苑传》，则须遍参宋人集为之，或可先为《词人传》也”；“汇本末、纪传、编年三体为一书，外加图表。本末不限于政治，文化艺术皆不可遗”。夏承焘起初计划以辛弃疾为切入点。1937年2月，夏承焘在《国闻周报》看到邓广铭评价时人有关《稼轩年谱》《辛词疏证》一文，称赞其“钩稽甚密”，在得知邓广铭已有稼轩年谱及词注一类著作，断定“此君用力至勤，所成必甚可观”，便放弃辛弃疾年谱的撰著和辛词的笺注，并将业已搜集的文献寄给邓广铭，助其研究，成就一段学林佳话。

通过向前辈、好友问学，加上自己的治学经验，夏承焘已有一套治宋史的方法，只是仍时常徘徊不定。有时“自嫌治学能深而不能大”，害怕“贪多骛远，断无是处”，故“曩年欲治宋史，近又欲弃置此念矣”；有时认为“经此浩劫，于鲰生他无所获，异日治宋史，较易领略耳”，对宋代产生了解之同情。直至1940年，他仍一方面感慨研究宋史等事业“皆大车冥尘，非二十年不能卒业者。甚恐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另一方面“颇思回向宋学，最好返雁山，尽发宋儒书读之”。最终，夏承焘并未全力投入宋史与宋学研究，而是“以史治词”，以词人谱牒学为中心建立现代词学体系。

四、新宋学的路径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分科之学以科学实证之名跃居学术主流。夏承焘的纠结、徘徊与疑虑恰恰体现此类学人出入古今的纠结与挣扎。以后来的眼光而言，夏承焘开创了词学这一学科。而夏承焘晚年自述学术道路称：“我的设想很多，计划十分庞大。我一度曾发愿研究《宋史》，妄想重新写一部宋代历史，并且花了五六年工夫，看了许多有关资料，后来知道这个巨大工程决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方才放弃。但是，我又想编撰《宋史别录》《宋史考异》，想著《中国学术大事表》等等。”夏承焘以贪多不精的毛病评述此时走过一段弯路，但恰恰是这段弯路给予其学术别样的特质。程千帆评述夏承焘词学“有不可及者三”：“用力专且久，自少至老，数十年如一日。平生旁搜博考，悉资以治词”；“以清儒治群经子史之法治词，举凡校勘、目录、版本、笺注、考证之术，无不采用”，“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当世学林，殆无与抗手者”；“考订词章，每难兼擅，而翁独能兼之”。有研究者认为“夏氏是从旧学营垒中走过来的，中国传统的治学，向来不划定区域，兼综群学”，其长期博涉经史子集，词学对其来讲只是极小一隅。早年的经史诸子之学的治学实践，是其后来词学研究的基础。夏氏曾评述道：“碧篁谓好后山、白石，予谓宋诗好处在能畅达，人情事理较唐诗能深入，此其长处，而后人学宋诗专摹其拗体字句，则不免流弊矣。”

实际上，在经史、义理与经世之间的纠结造就了夏承焘宋词研究的宽广视野和深邃学理，也展现了近代新宋学的多重面向。童书业曾一度与夏承焘商议编纂宋史，后将学界“应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的趋势视为新宋学运动。陈寅恪将宋代学术的复兴或者建立新宋学视为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步。陈寅恪、童书业所讲新宋学立意颇有差别，但均有意以“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方式融汇价值与事实，宋代儒学复兴的重要因素即是践行这一文化道路。陈寅恪主张建立新宋学在方法上注重以实证精神讲道理，在研究对象上侧重复兴宋代学术与研究宋史，这既不同于汉宋之争意义上的“宋学”，又不仅是囿于现代学术分科与科学实证的断代史研究。在现代学术与社会的语境下，“子之史学当多传，道不可空讲，必以史学为躯体，当今非此不能正邪说”，文化精神的弘扬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史学为依托。若要避免沦为考据饾饤之学，研究国史“必通知本国文化精意，而此事必于研精学术思想入门”，治宋史不能不精通宋学。夏承焘在词、史之间的纠结恰恰揭示其沟通义理与事实以期经世致用的学术抱负。

国难日亟，如何阐发义理拯救世道人心成为研究宋学的当务之急。1933年6月，夏承焘看到朱芸圃教学遗稿，叹服朱氏治学规模之大，感叹“年来汩没词章，体日弱，气日靡，无益于人而大损于己”，“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吾人今日责任之大无加于此者”，因而计划编订国文教科书《中华元气集》，弘扬“守法负责之操”“临大节不夺之勇”“治学拯物之怀”。为了弘扬文化，学以致用，开展有意义之学问，夏承焘潜心思索义理与史事相贯通的方式。正因如此，张尔田才一再引导夏承焘“提阐永嘉学派”，夏承焘也一再发愿继承、发扬永嘉经世之学。同时，研究宋代应当有整体与贯通的视野，通专结合。柳诒徵评价明人王洙著《宋史质》“自意其书直接《春秋》，与徒述事迹、漫无宗旨之史不同也”，其实“昧于达道义、新法式，非所谓知言也”。1934年11月，夏承焘向柳诒徵问治宋史方法，柳诒徵“谓明人书记书法，治宋史当搜宋以来关于宋代史事”。研究宋史不仅仅是考察宋代，更关注宋代及后世的看法。夏承焘前已有放弃考据的打算，此时对柳诒徵所示之法表示“此正予之夙志也”。1935年，夏承焘阅览瞿宣颖所著《汉代风俗制度史》，认为其章节体裁“与柳翼谋之《文化史》无殊”，表示治宋史“正可依其体为之，名曰《宋代文化志》”。夏承焘在与各家之往来的过程中，参考章学诚的治史方法，逐渐形成一套拟修宋史计划，即以本末为主、纪传为辅，图表附注的体裁，进行专题研究。

夏承焘以研究词学著称，可其一生陷于词学和转修宋史的纠葛之中，为此与学界前辈和同仁就是否要转修宋史以及如何重修宋史等问题致信讨论。老辈学者如张尔田不仅对其积极肯定，同时从义理与考据的辩证关系出发，示以由长编入手、由小到大修治宋史的取径。柳诒徵以“达道义功勋”为目标，建议其“搜宋以来关于宋代史事”。黄云眉则建议由专题入手，不必做附庸宋史之工作。学界老辈旨在以宋史弘扬文化，以有意义之学经世致用。新式学人则希望以现代专题式的研究揭示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实情。近代新宋学正应当突破既有学术分科，充分融汇中西新旧，以义理为指引，以现代文史之学为骨干，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虽然由于各种因素，夏承焘最终未能修成宋史，但诚如吴熊和所总结的：“夏先生对经学、小学具有深厚的根底，早年研究过宋明理学，继而致力于宋史……之后才转而专攻词学。因此，夏先生能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研究词学，并以他的通博和明识，大大开拓和革新了传统词学。”夏承焘将词学扩展到“对词乐、词律、词史和词的体性的全面研究，成为兼涉史学、文学和声学三个领域的一个独特的学科”。通过考察夏承焘早年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系统梳理夏承焘与各学人之间的交往，当能进一步理解夏承焘的学术旨趣，并充分展现民国新宋学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为时下反思分科之学视野下的宋学与宋史研究提供有效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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