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原文刊《中国新闻发布》2023年第8期。 “何以良渚”，我特别想要讨论和强调是：这一地区自万年以来逐步形成的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和生产方式，对社会组织和文明化进程的巨大影响；良渚文明系统的用玉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明的基本模式——礼制文明。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新闻发布 ，作者方向明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东亚地区稻作文明最高成就的早期都市文明和区域性国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肯定，也意味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良渚遗址不仅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考古更为世界早期文明、早期国家和早期复杂社会的传统观念注入了新内容。

良渚所在的江南偏于祖国东南一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描述远古时代“文身断发，披草萊而邑焉”，长期以来被视为蛮荒之地。上世纪30年代，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投身探索江南古文化的行动，并指出：“如欲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播发展的情形，在固定不变的小范围中兜圈子，是不会有新的意义的。”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试掘良渚，1938年《良渚》报告出版，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59年夏鼐先生命名“良渚文化”，这也是继仰韶、龙山、红山等考古学文化命名后为数不多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学文化。

江南古文化探索的第二次重大突破是1973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它第一次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农史专家游修龄先生曾给予准确评价：“中华民族的古文化是由黄河流域以旱地作物粟为代表的西北文化和长江流域及其东南以水田作物稻为代表的东南文化共同交融发展起来的。”后来，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在《稻作农业与东方文明》一文中，更是直接提出了东方文明的发展之路：“黄河流域以粟作为主的旱地农业和长江流域以稻作为主的水田农业体系的紧密结合与充分发展，才出现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古代东方文明。”

通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江南远古文化序列已经基本建立，这一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也逐渐明晰。从万年上山文化，历经跨湖桥、河姆渡文化，汇合马家浜和崧泽、凌家滩文化，成就了良渚文明。36900平方公里的太湖流域是良渚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这一区域北依长江，南靠钱塘江，东临大海，西南为中山丘陵和盆地，地理环境独特，自然资源丰富：长江是天堑阻挡，也是文化交融的要道，太湖流域更有着适合大规模稻作农业的沼泽湿地，中山丘陵的森林和玉石资源丰富。作为良渚文化核心的良渚古城遗址，三面环山，面向广袤的杭嘉湖平原，更是得天独厚。距今5500年前后的全球降温气候事件，使原先的沼泽湿地开始变得适宜耕种，原先依托山地丘陵居住的先民开始大规模向太湖平原迁徙。距今5300年前后，在一群能识玉、辨玉、制玉的精英带领下，迁徙的队伍向良渚古城遗址所在的盆地四周汇集，他们是千年大计良渚古城、良渚水利设施等超大型工程的设计者和营建者，文明的号角被吹响了。2020—2021年，在良渚古城南部的北村遗址，一处良渚文化早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了透雕冠状器、龙首镯、玉蝉等高等级玉器，这是继瑶山、吴家埠、石马兜遗址等“早期良渚”后的重要发现，再次佐证了良渚古城遗址崛起的进程。

良渚古城遗址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早期区域城市文明和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的典范。从施昕更良渚考古第一铲到良渚古城遗址考古，历经80多年，遗址数量从1986年“良渚遗址群”提出时的30多处增加到目前的400余处，遗址面积也从最初的33.8平方公里拓展到外围水利系统发现后的100平方公里。良渚遗址群的核心良渚古城，也从原先单一的莫角山中心遗址提升为三重结构的超级大都城：最中心的莫角山、皇坟山宫殿区、反山王陵等构成的宫城区，以及外围的城墙和外郭，总体围护面积为630万平方米。良渚古城开启了后世都城宫城、王城、外郭三重结构体系的先河。古城外围还有13平方公里库区面积的庞大水利系统，库容量达4600余万立方米，约相当于现在的三个西湖，这个兼具防洪、灌溉、调节的水利系统是世界上最早最庞大的水利设施。古城、水利等超级大型工程建设所反映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被认为是文明和国家出现的本质。此外，良渚古城遗址周边的近郊和远郊，进一步共同构成了良渚古城完整的城市结构体系，而以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常州寺墩等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其他区域中心，则成为良渚文明的重要补充。良渚考古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显著成就的生动缩影。

文明起源的基础是农业的出现，文明的铸就是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系统的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农业社会的先行者万年上山，到五千年良渚，这一地区湿地稻作农业社会的发生和文明的形成，成为早期中国文明模式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代表。稻作农耕遗迹考古是稻作农业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继2008年浙江临平茅山遗址发现良渚至广富林文化时期5万多平方米古稻田后，2020—2021年浙江余姚施岙又发现从河姆渡文化延续到良渚文化时期的8万平方米的大规模古稻田。古稻田由纵横交错的凸起田埂组成“井”字形结构，有铺垫木头的田埂、灌排渠、灌溉口等稻田必备遗迹，稻田系统已经与近现代的没有什么两样。根据施岙古稻田考古的突破，通过钻探发现这一区域普遍有稻田层，总面积近90万平方米，植物考古专家郑云飞先生通过稻田土壤里的水稻植硅体密度估测，良渚时期平均亩产量约为141公斤。在良渚古城池中寺，储量达20万公斤的大粮仓被发现，据稳定同位素初步研究稻谷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良渚文明湿地稻作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浙江桐乡姚家山良渚文化高等级墓地中还随葬多件玉镰刀，说明了当时社会权力阶层对于稻作农业生产管理领域的控制。在良渚古城钟家港河道的两侧，布列了玉器、石器、漆木器、骨角器等“百工”作坊。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为手工业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成为社会复杂化的一项重要表征。

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影响到观念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其他领域。稻作从育种、播种、水管理到收割、分配等一系列的作业流程，不仅培育了先民勤劳奋斗、顽强进取的精神和积累财富的观念，也大大地加强了先民对自然的依赖，诸如太阳崇拜、地母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和信仰活动很快发展起来，如《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天地人相互关系的宇宙观体系逐步形成。随着生产力水平的突飞猛进，财富积累和社会分层加剧，到了良渚文化时期，以琮为代表的宇宙观越来越系统，与之伴生的全社会广泛认同和膜拜的“祖先神”出现，良渚文明水到渠成。

反映良渚人宇宙观的玉琮从良渚文化一开始就出现了。良渚琮以中间穿孔的圆柱体为主体，外壁等分雕琢神人兽面纹的四角并形成直槽。以良渚古城反山王陵12号墓出土的大琮王为例：上大下小的圆柱形琮主体表示天地，琮外壁等分的四角和四直槽反映空间的四面八方，琮中心的圆形贯穿孔既是沟通天地的通道，也是动态旋转的宇宙中轴“天柱”，还可以安插“神树”性质的豪华权杖。直槽上可以复制的神像和四角同样可以复制的图案化神像，昭示着祖先神的无边无际和无处不在。良渚琮是中国古代宇宙观的最早模型，与商代四方—中心的三维时空结构宇宙观，与先秦两汉时期天穹作圆形覆碗、大地作“二绳四维”向四面八方延伸盖天说，共同奠定了古代中国宇宙观的基本模式。

良渚文明是崇玉、用玉的玉文明。良渚玉礼器在中国史前玉器中独树一帜，无论是辨玉识玉、雕琢工艺，还是成组配伍，都是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良渚社会有着以琮为代表的宇宙观、以神人兽面像为代表的祖先神的普遍认同。以琮、璧、钺和复杂玉头饰为代表的成组玉礼器，既是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的标识，也是聚落等级和规模、中心和周边的反映，成为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和“礼制”、“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器以藏礼”的礼制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先声，这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处都邑性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项目，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提供了重要实证。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文明所取得的各项物质文化成就和开启的玉礼制文明，为文明定义和认定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更为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提供了典型实例。

作者：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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